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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原市文瀛公园(即儿童公园),矗立着一座庄严的人民烈士纪念塔。这是太原市解放后建造的第一座革命烈士纪念塔。纪念塔由纪念碑和铜铸的群雕所组成。石碑高约7米,上方刻有共和国的国徽,下有毛泽东的题词:“死难烈士万岁!”左右两旁分别是徐向前、薄一波的题词:“浩壮高恒吕,泽惠过汾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碑顶有高约3米的一组铜铸5人群雕像:中央为一工人造型,右手高举火炬,似高声呼喊;前方有解放军战士左手持枪,右手持手榴弹,正拟迎战前方的敌人;工人右边有一民兵,手持长矛协同作战;左边一妇女怀抱地雷;妇女前方有一地下工作者,右手抱传单准备散发……这组群雕静中寓动,场面极其壮观。它以战斗的姿态,向人们昭示:切莫忘记在争取自由解放斗争中的无数革命先烈,要居安思危,永远以战斗的姿态迎接那些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战火,保卫和平事业……那么,这组群雕是何人设计和创作?又是怎样建造成的?
设计者的功勋
1950年7月,山西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在当时的人民公园(今儿童公园)修建一座人民革命烈士纪念塔。该塔由纪念碑和群雕所组成,而群雕则要铸铜像,从设计到竣工要求八九个月内完成。整个纪念塔的建造任务由当时刚组建的太原市建设局负责实施。其中最重要的碑身和群雕的设计和承制任务,交给了当时的山西省美术工作者协会负责,具体由雕塑工作者张怀信、段联奎合作(其中由段联奎设计碑身)完成。
雕塑技师张怀信时年不到30岁,却是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同志”了。出身贫苦的他,从小就爱好画画、捏泥人,八九岁时就给邻居捏土地爷、小人小马。然而这一爱好并未给他带来好运,越过越坏的光景,使得他妈妈常与他呕气,不让他在房子里抓泥弄土,甚至生着气说:“干这个能顶饭吃吗?”15岁时,张怀信被迫到一家地主兼办的小盐店里当伙计,整天忙着卖盐、点火、看小孩,一点也不能干他最想干的事情。16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在老解放区,他的雕塑才干有了用武之地。他取材于火热革命斗争生活,做过雕塑,积累了一些经验,逐步成为了土生土长的美术工作者。解放后,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美术工作者。 特别是党和人民政府把创作革命烈士纪念像的重大任务交给他,这是他所没有想到的,只感到一种沉甸甸的责任。
而另一位作者段联奎,则是刚从大都市里的艺术学校毕业。他在校专修雕塑,具备了一些雕塑工作的经验和技术。对于多人群雕铜像,他们二人都没有做过,是全新的课题;且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不允许“交学费”、不允许有半点闪失,虽有满腔的热情,但并无十分的把握。为此,他们只能在干中学。关于革命烈士群像的稿样,当初有关领导要求由段、张两人各做一个,然后再加以比较、筛选或合并。
张怀信拿起笔,凭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打开了头脑中的资料库,许多耳闻目睹的难忘经历和故事在他脑海中过电影……张曾在撰文中回顾说,记得敌后的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组织起来和敌人进行斗争:他们最初没有枪,拿古老的武器长矛、大刀,站在祖国美丽、庄严的山岗上,监视着敌人的行动,守卫着自已的家乡;尤其是解放军,他们是人民的保护神,在战火和硝烟中穿行,赴汤蹈火、前赴后继。想起无数革命先烈,他时常难以入眠,有时梦见了战斗场面和牺牲的战友们。就无形中给他增添了力量,一丝不苟地干到深夜。
样稿设计出来后,领导批准基本上用张怀信的稿子。从此他们二人就根据这个稿子共同创作,更加丰富完善了初稿的内涵。原稿中当初只有解放军、民兵、妇女、地下工作者4人的形象,中间是一面红旗;后来在领导的提示指导下,将红旗去掉,加上了右手持火炬、左手指前方呐喊的工人形象,象征着革命斗争是由工人阶级领导。
美协领导力群曾将缩小的雕塑照片带到北京给著名雕塑家王朝闻看过。王认为雕塑造型虽还有缺点,但基本上是成功的。他特别指出这5个烈士的形象是富有革命斗争生活气息的,是有情感的。在某些方面虽还需改进,但已具有感染力。专家的首肯,给予两位美术工作者极大的鼓舞。在吸取专家意见后,他们的创作很快要进入1∶1的雕塑阶段。即使外国,雕塑家做如此群雕的造型,至少要有相当面积的雕塑室、转动台,起码也得两三年才能完成。而在当时,不仅给他们的时间只有几个月,而且只能在临时找的一间小小的低矮房子里工作,群雕无法转动,连人员走动空间都很狭窄,其他设备更是非常简陋。二人克服重重困难,夜以继日奋战,有时兴奋了,不由得唱起了战争年代的歌曲;想起那些牺牲的革命烈士,又不由得悲痛万分,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常自言自语地说:“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安息吧!咱们胜利了!”一滴滴热泪流到冰凉的泥巴上。
承制者的创举
两位雕塑工作者边做泥塑边忙着打听铸铜像的厂家,后来终于和某修造厂交涉成功。为不影响铸造工作进度,他们采取边雕塑边送厂“流水作业”的方法,即做成一个石膏人像就送一个去工厂铸铜。在整个工作过程中,起先还比较从容,可以用一个月的时间塑一个民兵或妇女;但到后来,随着时间愈来愈紧,两人即使加了夜工,一天工作十几个钟点,那个地下工作者的像也仅仅用了7天的工夫!加上铸铜时又打了折扣,因而现在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实际上是凭着勇气和热情突击做出来的,个别铜像造型虽不十分精致,但也大体有韵味。
烈士群像对雕塑工作者说来固然是大胆的尝试,但对这家修造厂来说,接受铸铜像也是冒险的行动。因为他们只有一个翻砂工人秦善庆(时年31岁)曾在北京学过几天铸造小铜佛、铜人的工作,如此大的群雕工程还从未见过。厂方对这个工程也完全没有把握,因此,当他们和太原市建设局签订合同时,就附加这样一个特殊的条款:铸成功了费用实报实销,铸不成功一切材料损失要建设局负责赔偿。
秦善庆大胆接受了工作任务后,一方面自己动手铸造,一方面还必须把20多个助手教会,否则这个工作无法按期完成。在铸造时,需要把一个石膏人像锯成数段,然后逐段翻砂,最后又把各段铸在一起。在铸造时,铸得不准确了,就又得锯开来重新铸。总之,铸铜工作本身是尝试,正如雕塑工作一样,他们的工作过程就是研究和学习的过程。经过4个月的时间,由20多个工人积极工作,5个烈士铜像群雕终于胜利出厂了。
但接着而来的又是安装的困难。当时还没有适当的起重机为沉重的铜像吊装,而要把每个将近2000斤重的铜像举到纪念碑顶上也相当困难。于是,安装工人杨兆瑞创造了独木杆起重机,并经过他们20多个工人在寒冷的下雪天里站在高空紧张地工作,终于在7天之内安装成功了。
1951年3月7日,新更名的人民公园举行了人民烈士纪念碑揭幕典礼。从此,这里成为每年清明节人们缅怀先烈、教育青少年儿童的庄严的地方。
永垂不朽的丰碑
太原市历史上第一座人民烈士纪念塔,迎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共和国的国歌声中矗立起来了。
这是一座不朽的丰碑,它是为解放事业献身的无数革命先烈的丰碑,也是雕塑艺术工作者和工人阶级的果敢和智慧的结晶!张怀信、段联奎两位纪念碑设计制作者因作品立功受奖,报章杂志也纷纷评价,说这件作品是“新中国诞生后创作的一件示范性的群雕”,还说烈士纪念碑是不朽的,回顾了过去,体现了现在,也预示了未来的真理和正义。
不幸的是1957年反“右派”政治运动中,一夜之间,风云突变,他们两人先后“中箭落马”,一个被错划为“右派”,一个被错定为“坏分子”。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两位备受磨难的雕塑艺术家才得到平反昭雪。如今两人都已去世,但他们的事迹和作品,包括他们那种崇高的工作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将永为后人所学习和传诵。
(责编 孟红)
设计者的功勋
1950年7月,山西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在当时的人民公园(今儿童公园)修建一座人民革命烈士纪念塔。该塔由纪念碑和群雕所组成,而群雕则要铸铜像,从设计到竣工要求八九个月内完成。整个纪念塔的建造任务由当时刚组建的太原市建设局负责实施。其中最重要的碑身和群雕的设计和承制任务,交给了当时的山西省美术工作者协会负责,具体由雕塑工作者张怀信、段联奎合作(其中由段联奎设计碑身)完成。
雕塑技师张怀信时年不到30岁,却是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同志”了。出身贫苦的他,从小就爱好画画、捏泥人,八九岁时就给邻居捏土地爷、小人小马。然而这一爱好并未给他带来好运,越过越坏的光景,使得他妈妈常与他呕气,不让他在房子里抓泥弄土,甚至生着气说:“干这个能顶饭吃吗?”15岁时,张怀信被迫到一家地主兼办的小盐店里当伙计,整天忙着卖盐、点火、看小孩,一点也不能干他最想干的事情。16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在老解放区,他的雕塑才干有了用武之地。他取材于火热革命斗争生活,做过雕塑,积累了一些经验,逐步成为了土生土长的美术工作者。解放后,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美术工作者。 特别是党和人民政府把创作革命烈士纪念像的重大任务交给他,这是他所没有想到的,只感到一种沉甸甸的责任。
而另一位作者段联奎,则是刚从大都市里的艺术学校毕业。他在校专修雕塑,具备了一些雕塑工作的经验和技术。对于多人群雕铜像,他们二人都没有做过,是全新的课题;且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不允许“交学费”、不允许有半点闪失,虽有满腔的热情,但并无十分的把握。为此,他们只能在干中学。关于革命烈士群像的稿样,当初有关领导要求由段、张两人各做一个,然后再加以比较、筛选或合并。
张怀信拿起笔,凭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打开了头脑中的资料库,许多耳闻目睹的难忘经历和故事在他脑海中过电影……张曾在撰文中回顾说,记得敌后的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组织起来和敌人进行斗争:他们最初没有枪,拿古老的武器长矛、大刀,站在祖国美丽、庄严的山岗上,监视着敌人的行动,守卫着自已的家乡;尤其是解放军,他们是人民的保护神,在战火和硝烟中穿行,赴汤蹈火、前赴后继。想起无数革命先烈,他时常难以入眠,有时梦见了战斗场面和牺牲的战友们。就无形中给他增添了力量,一丝不苟地干到深夜。
样稿设计出来后,领导批准基本上用张怀信的稿子。从此他们二人就根据这个稿子共同创作,更加丰富完善了初稿的内涵。原稿中当初只有解放军、民兵、妇女、地下工作者4人的形象,中间是一面红旗;后来在领导的提示指导下,将红旗去掉,加上了右手持火炬、左手指前方呐喊的工人形象,象征着革命斗争是由工人阶级领导。
美协领导力群曾将缩小的雕塑照片带到北京给著名雕塑家王朝闻看过。王认为雕塑造型虽还有缺点,但基本上是成功的。他特别指出这5个烈士的形象是富有革命斗争生活气息的,是有情感的。在某些方面虽还需改进,但已具有感染力。专家的首肯,给予两位美术工作者极大的鼓舞。在吸取专家意见后,他们的创作很快要进入1∶1的雕塑阶段。即使外国,雕塑家做如此群雕的造型,至少要有相当面积的雕塑室、转动台,起码也得两三年才能完成。而在当时,不仅给他们的时间只有几个月,而且只能在临时找的一间小小的低矮房子里工作,群雕无法转动,连人员走动空间都很狭窄,其他设备更是非常简陋。二人克服重重困难,夜以继日奋战,有时兴奋了,不由得唱起了战争年代的歌曲;想起那些牺牲的革命烈士,又不由得悲痛万分,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常自言自语地说:“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安息吧!咱们胜利了!”一滴滴热泪流到冰凉的泥巴上。
承制者的创举
两位雕塑工作者边做泥塑边忙着打听铸铜像的厂家,后来终于和某修造厂交涉成功。为不影响铸造工作进度,他们采取边雕塑边送厂“流水作业”的方法,即做成一个石膏人像就送一个去工厂铸铜。在整个工作过程中,起先还比较从容,可以用一个月的时间塑一个民兵或妇女;但到后来,随着时间愈来愈紧,两人即使加了夜工,一天工作十几个钟点,那个地下工作者的像也仅仅用了7天的工夫!加上铸铜时又打了折扣,因而现在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实际上是凭着勇气和热情突击做出来的,个别铜像造型虽不十分精致,但也大体有韵味。
烈士群像对雕塑工作者说来固然是大胆的尝试,但对这家修造厂来说,接受铸铜像也是冒险的行动。因为他们只有一个翻砂工人秦善庆(时年31岁)曾在北京学过几天铸造小铜佛、铜人的工作,如此大的群雕工程还从未见过。厂方对这个工程也完全没有把握,因此,当他们和太原市建设局签订合同时,就附加这样一个特殊的条款:铸成功了费用实报实销,铸不成功一切材料损失要建设局负责赔偿。
秦善庆大胆接受了工作任务后,一方面自己动手铸造,一方面还必须把20多个助手教会,否则这个工作无法按期完成。在铸造时,需要把一个石膏人像锯成数段,然后逐段翻砂,最后又把各段铸在一起。在铸造时,铸得不准确了,就又得锯开来重新铸。总之,铸铜工作本身是尝试,正如雕塑工作一样,他们的工作过程就是研究和学习的过程。经过4个月的时间,由20多个工人积极工作,5个烈士铜像群雕终于胜利出厂了。
但接着而来的又是安装的困难。当时还没有适当的起重机为沉重的铜像吊装,而要把每个将近2000斤重的铜像举到纪念碑顶上也相当困难。于是,安装工人杨兆瑞创造了独木杆起重机,并经过他们20多个工人在寒冷的下雪天里站在高空紧张地工作,终于在7天之内安装成功了。
1951年3月7日,新更名的人民公园举行了人民烈士纪念碑揭幕典礼。从此,这里成为每年清明节人们缅怀先烈、教育青少年儿童的庄严的地方。
永垂不朽的丰碑
太原市历史上第一座人民烈士纪念塔,迎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共和国的国歌声中矗立起来了。
这是一座不朽的丰碑,它是为解放事业献身的无数革命先烈的丰碑,也是雕塑艺术工作者和工人阶级的果敢和智慧的结晶!张怀信、段联奎两位纪念碑设计制作者因作品立功受奖,报章杂志也纷纷评价,说这件作品是“新中国诞生后创作的一件示范性的群雕”,还说烈士纪念碑是不朽的,回顾了过去,体现了现在,也预示了未来的真理和正义。
不幸的是1957年反“右派”政治运动中,一夜之间,风云突变,他们两人先后“中箭落马”,一个被错划为“右派”,一个被错定为“坏分子”。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两位备受磨难的雕塑艺术家才得到平反昭雪。如今两人都已去世,但他们的事迹和作品,包括他们那种崇高的工作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将永为后人所学习和传诵。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