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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教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局限,教育在实践中所沉积的弊病也越发严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征求意见稿)出台,无疑是开出了系统性的药方。蓝图初步绘就,绩效亟待检验。围绕教育的现实弊端和教改的诸多难题,代表们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强国必先强教。”“只有一流的教育,才能培养一流的人才,建设一流的国家。”“教育不普及不提高,国家不可能强盛。这个道理我们要永远铭记。”《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教育的论述振聋发聩。
人代会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国家教改纲要》)第二阶段公开征求意见稿的出炉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自然地成为了人大代表热议的话题。如何推进教育均等化,如何改革应试教育的现状,如何明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发展教育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如何推进教育理念的转变……会场内外,代表们积极讨论,为教改把脉开方。
“会诊”应试教育之弊
中国恢复高考的年轮已经走过了30多圈。客观而言,在过去我国高等教育资源严重短缺的情况下,高考为国家集中选拔、培养人才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时至今日,从精英教育跨入到大众教育后,作为高考制度之核心的应试教育,暴露出了诸多弊端。2010年3月7日上午,记者在参加浙江代表团第二组讨论时,各位人大代表对应试教育问题讨论得异常激烈,到了中午吃饭时间还“欲罢不能”。
临近午饭时间,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省长吕祖善还特意和大家约定:“下午继续谈教育改革,不要说空话,多说点实话。”
“应试教育是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之一,高考成绩几乎是高校招生的唯一依据。”下午,一开场,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市政协副主席范谊就先“放了一炮”。2009年他在出席人代会时便提出,应试教育是“恶性肿瘤”,积弊多年。
“我们现在说教育必须改革,不是在否定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所取得成绩,而是因为目前的教育体制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了。”范谊是教育部考试中心的命题员,曾经参加过三次命题。他说,我们的高考是以高中三年的教学大纲为蓝本,设置一个高考考纲。“以英语为例,词汇量只有2000多个。这么多人考试,必然要在2000多个单词里给你搞花样,出难题、出怪题。”他说,有些题目,连外国人也做不出。“为什么,因为我们考的是常用词的不常规用法。”
他还透露,他们的命题要先经过测试,只有不到25%的人能答对,题目才算合格。“这样层层加码,难度越来越大,老师和学生就要绞尽脑汁去破解这些怪题。而实际上,考70分或许容易,而要到75—80分,为了这5分10分,将付出巨大的努力,可以说是几乎挤占了学生本应有的娱乐和休闲时间。”
“按一次考试成绩排序,让机器根据学生志愿投档,高校和高校教师几乎完全没有选择学生的权力,这样合理吗?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而不是选拔人,是为了让每个人的潜质得到发展和发挥。高校招生制度要善于发现和鼓励特长,而不是用综合分数线抹杀学生的个性。”范谊声音高了八度。
谈起高考制度的积弊,几乎每个代表都深有体会。绍兴文理学院党委书记王建华代表接过话题说:“对高考制度应该辩证地看,至少目前是老百姓比较认可的,也比较公正的一种选拔人才方式,但是它也形成了单一的分数评价和升学率导向,致使基础教育应试弊端严重,造成对学生身体健康、道德品质、个性发展和创造力的伤害,不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高考改革,怎么改?”近些年来,这个被无数遍提及的难题,再一次摆在了代表们的面前。
杭州高级中学校长缪水娟代表建议,首先要改变学生“被选择”的情况,尊重保护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学生可自由选择多个学校,参加多次考试,学校应采取多种方式,综合择优录取。
对于缪水娟的建议,范谊深表认同:“考核录取要多元化,入学方式也要多元化。有考试录取的,也应该有推荐录取的。”他同时提醒说,尽管现在已经出现了校长推荐的新方式,但“校长推荐不要走样了”。
据悉,目前推荐出来的学生,基本都是学校综合素质前三名,即使是参加高考也能考上的。“推荐录取的学生,和高考录取的学生一样,那不就浪费了吗?应该是有特长特色的学生。可以是钱钟书式的,特长学科很强,或者是动手能力很强的,甚至可以是很有道德感的人,让这些人也能上大学。”范谊说。
理念和模式之辩
“我在國外考察时,曾经遇到一个导游,他的女儿在上小学三年级,一次老师布置了‘如何保护鸟类’的作业,同学们用一个星期时间分头观察鸟类、到图书馆查资料、分组讨论,最后大家再各自演讲,没有什么标准答案。而我们的教育方式很可能就是:教给学生保护鸟类的5种方法,考试时写出全部5种的得100分,写出4种的80分……”在小组审议会上,省长吕祖善代表认为,目前亟须要转变教育理念,“学校教育关键要让孩子们学会动脑筋,而不是死记硬背。人家考的是学习能力,考的是未来,我们则是考死知识,考过去。”
“我看现在的许多小学生都没有了他们年龄段本应有的活泼。”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郑杰民代表举例说,他有个邻居,3岁时,又唱又跳很活泼;而一到小学,戴上眼镜,像个老夫子了。“到底是学习前人知识为主,还是培养创新能力为主?”
“现在戴眼镜的孩子太多了,中小学生有没有必要学这么多的东西?”副省长郑继伟代表提出,教育改革不但要崇文,还要尚武。
事实上,“崇文”而不“尚武”,只专注于书本知识,而少了动手能力、创新思考能力,也是目前毕业生就业难、创业难的原因之一。
“现在大学生眼高手低纸上谈兵的比较多,很多在大学里比较听话的好学生,真到了创业的时候,又不大敢去拼杀创业,害怕失败,缺乏开拓精神。”王建华说。
学生动手能力差,增强实践是条出路。王建华建议,学校要加强创业技能培训,广泛建立学生校外实践基地。
很多代表在讨论中提出,要解决现在教育的问题,政府部门必须先放权。
“现在的问题就是政府对教育的管理统得太多,管得太死。教育行政部门怎么管得了那么多呢?政府官员又不在教育的一线,再说,学校之间千差万别。” 吕祖善提出,政府部门应该像当年发展个体私营经济那样,“先看一看,不要管太多。”
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代表指出,政校分开应该是教育体制“去行政化”重要的方向性内容,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扩大学校办学的自主权。“教育的改革必须统筹、分步实施,教育涉及到千家万户,教育要改革,决心要有,但是一定要慎重,教育改革,不能变成新的折腾。”
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发展教育中的角色定位问题,宁波市市长毛光烈代表认为,教育部要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招生、考试都可以由地方自己定,这个省可以招这个,也可以不招这个。教育部可以总结典型经验,为其他地方提供模板。”
浙江大学校长杨卫代表表示,当前,国家对高等学校干预过多。他说,浙大最近想取得自己确定研究生招生比例的自主权,即浙大想在本校招多少、多少人通过考试进来,都由浙大自己来决定。目前国内只有北大、清华有这个自主权。
杨卫接着说,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如果沿用现行研究生考试模式的话,“大学生的大三、大四学年就变成了研究生备考时间了,专业教育都被打乱了。”
“现在教育部有很多不适合教育发展的规定,不符合地方的实际,应该要清理。”作为分管省内教育工作的副省长,郑继伟代表对浙江省教育领域内的事情相当熟悉,“无论公办还是民办,设立独立学院,都要求有500亩土地,而且要有产权,对土地的规定太严格了。”郑继伟说,浙江人多地少,这样的规定对浙江来说过于苛刻。能不能设独立学院,“应该将教学质量作为最重要的条件,而不是将500亩土地作为前置条件”。
教育均衡化的理想与现实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是这些年最流行的口号之一,然而问题不在孩子,而在“起跑线”。现实中,教育不公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过于集中,从而造成“择校热”高烧不退;二是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
“我们都希望把孩子送到好的学校去,而好的学校是怎么产生的呢?说实话不是它自己产生的,而是我们把区域内的优质教育资源过于集中在几所学校,包括资金、师资、生源,这本身就不公平。”解决“择校热”,范谊开出的药方是,政府须“冻结”对所谓名校的投入,转而把资金投入到那些条件差的学校,通过政策倾斜,让学校之间资源慢慢趋于平衡。
据悉,2010年3月1日,浙江省新的义务教育条例正式颁布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应就近入学。公办学校不得跨学区、区域组织招生。“这个规定是我们处理择校问题必须遵循的法律规章。换句话说,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不能招收择校生。”刘希平代表说。
作为一位基层学校的校长,方青代表认为,在政府对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基本均衡的前提下,应该坦然面对学校之间存在的客观差异,而且应该鼓励和倡导学校之间开展正常的办学水平竞争,创建办学特色,不断提升办学水平。
“随着教育的发展,农村的教育不能以考取重点学校的多少来论英雄。”方青坦言,“教育具有差异性,因为城乡学生之间有差异性,城乡家长之间有差异性,城乡教育资源之间有差异性,所以真正的农村教育应该立足农村本土,做精做实,就像‘农家乐菜馆’一样,凸显‘土’的原生态特色。”
“说到底就是一句话,农村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让农家孩子走向社会,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方青说。
除此之外,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也引起了代表们的关注。
有调查显示,目前,我国进城农民工子女有300万人左右。在这些流动的孩子中,小学入学率为85%,初中入学率为40%,高中入学率尚不足30%。很多农民工子女不能完成義务教育阶段的学习,过早地流向社会。
怎样办好农民工子女教育?据介绍,这些年来,浙江省全面贯彻“两为主”方针,以公办学校为主,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真正保障这些孩子的教育权利。
“虽然有些地方也办起了农民工子女学校,但是这些学校仍然不规范。”刘希平对存在的问题也并不讳言。他指出,“农民工子女随农民工流动激增,现有教育资源难以从根本上满足;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来源不一,水平不一,教学缺乏规范,教育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同时,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兴起,许多80后农民工的子女已进入学校读书,这些孩子从小就生长在城市,他们不再是外乡人,但要真正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仍有很多难题。”
对此,刘希平建议实施义务教育登记证制度,印发全国通用的义务教育登记证。农民工子女到流入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读时,可以凭此证注册入学,学校将收集的义务教育登记证按学生流出地分类统计、汇总、造册,通过教育、财政部门逐步上报,中央财政按照各地报送的流入学生人数、补助标准和分担比例向各地核拨转移支付经费。
为体现公共财政的公平公正,鼓励流入地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子女入学工作,临海市外国语学校副校长任美琴代表建议实施流动人口义务教育“钱随人走”制度。同时,她还建议国家建立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经费补偿机制,加大对接受农民工子女较多地区的经费补助力度。
教育涉及千家万户,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其改革自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期待《国家教改纲要》能开启教育改革之门,为子孙后代建造更为宽阔的教育之路。
“强国必先强教。”“只有一流的教育,才能培养一流的人才,建设一流的国家。”“教育不普及不提高,国家不可能强盛。这个道理我们要永远铭记。”《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教育的论述振聋发聩。
人代会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国家教改纲要》)第二阶段公开征求意见稿的出炉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自然地成为了人大代表热议的话题。如何推进教育均等化,如何改革应试教育的现状,如何明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发展教育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如何推进教育理念的转变……会场内外,代表们积极讨论,为教改把脉开方。
“会诊”应试教育之弊
中国恢复高考的年轮已经走过了30多圈。客观而言,在过去我国高等教育资源严重短缺的情况下,高考为国家集中选拔、培养人才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时至今日,从精英教育跨入到大众教育后,作为高考制度之核心的应试教育,暴露出了诸多弊端。2010年3月7日上午,记者在参加浙江代表团第二组讨论时,各位人大代表对应试教育问题讨论得异常激烈,到了中午吃饭时间还“欲罢不能”。
临近午饭时间,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省长吕祖善还特意和大家约定:“下午继续谈教育改革,不要说空话,多说点实话。”
“应试教育是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之一,高考成绩几乎是高校招生的唯一依据。”下午,一开场,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市政协副主席范谊就先“放了一炮”。2009年他在出席人代会时便提出,应试教育是“恶性肿瘤”,积弊多年。
“我们现在说教育必须改革,不是在否定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所取得成绩,而是因为目前的教育体制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了。”范谊是教育部考试中心的命题员,曾经参加过三次命题。他说,我们的高考是以高中三年的教学大纲为蓝本,设置一个高考考纲。“以英语为例,词汇量只有2000多个。这么多人考试,必然要在2000多个单词里给你搞花样,出难题、出怪题。”他说,有些题目,连外国人也做不出。“为什么,因为我们考的是常用词的不常规用法。”
他还透露,他们的命题要先经过测试,只有不到25%的人能答对,题目才算合格。“这样层层加码,难度越来越大,老师和学生就要绞尽脑汁去破解这些怪题。而实际上,考70分或许容易,而要到75—80分,为了这5分10分,将付出巨大的努力,可以说是几乎挤占了学生本应有的娱乐和休闲时间。”
“按一次考试成绩排序,让机器根据学生志愿投档,高校和高校教师几乎完全没有选择学生的权力,这样合理吗?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而不是选拔人,是为了让每个人的潜质得到发展和发挥。高校招生制度要善于发现和鼓励特长,而不是用综合分数线抹杀学生的个性。”范谊声音高了八度。
谈起高考制度的积弊,几乎每个代表都深有体会。绍兴文理学院党委书记王建华代表接过话题说:“对高考制度应该辩证地看,至少目前是老百姓比较认可的,也比较公正的一种选拔人才方式,但是它也形成了单一的分数评价和升学率导向,致使基础教育应试弊端严重,造成对学生身体健康、道德品质、个性发展和创造力的伤害,不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高考改革,怎么改?”近些年来,这个被无数遍提及的难题,再一次摆在了代表们的面前。
杭州高级中学校长缪水娟代表建议,首先要改变学生“被选择”的情况,尊重保护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学生可自由选择多个学校,参加多次考试,学校应采取多种方式,综合择优录取。
对于缪水娟的建议,范谊深表认同:“考核录取要多元化,入学方式也要多元化。有考试录取的,也应该有推荐录取的。”他同时提醒说,尽管现在已经出现了校长推荐的新方式,但“校长推荐不要走样了”。
据悉,目前推荐出来的学生,基本都是学校综合素质前三名,即使是参加高考也能考上的。“推荐录取的学生,和高考录取的学生一样,那不就浪费了吗?应该是有特长特色的学生。可以是钱钟书式的,特长学科很强,或者是动手能力很强的,甚至可以是很有道德感的人,让这些人也能上大学。”范谊说。
理念和模式之辩
“我在國外考察时,曾经遇到一个导游,他的女儿在上小学三年级,一次老师布置了‘如何保护鸟类’的作业,同学们用一个星期时间分头观察鸟类、到图书馆查资料、分组讨论,最后大家再各自演讲,没有什么标准答案。而我们的教育方式很可能就是:教给学生保护鸟类的5种方法,考试时写出全部5种的得100分,写出4种的80分……”在小组审议会上,省长吕祖善代表认为,目前亟须要转变教育理念,“学校教育关键要让孩子们学会动脑筋,而不是死记硬背。人家考的是学习能力,考的是未来,我们则是考死知识,考过去。”
“我看现在的许多小学生都没有了他们年龄段本应有的活泼。”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郑杰民代表举例说,他有个邻居,3岁时,又唱又跳很活泼;而一到小学,戴上眼镜,像个老夫子了。“到底是学习前人知识为主,还是培养创新能力为主?”
“现在戴眼镜的孩子太多了,中小学生有没有必要学这么多的东西?”副省长郑继伟代表提出,教育改革不但要崇文,还要尚武。
事实上,“崇文”而不“尚武”,只专注于书本知识,而少了动手能力、创新思考能力,也是目前毕业生就业难、创业难的原因之一。
“现在大学生眼高手低纸上谈兵的比较多,很多在大学里比较听话的好学生,真到了创业的时候,又不大敢去拼杀创业,害怕失败,缺乏开拓精神。”王建华说。
学生动手能力差,增强实践是条出路。王建华建议,学校要加强创业技能培训,广泛建立学生校外实践基地。
很多代表在讨论中提出,要解决现在教育的问题,政府部门必须先放权。
“现在的问题就是政府对教育的管理统得太多,管得太死。教育行政部门怎么管得了那么多呢?政府官员又不在教育的一线,再说,学校之间千差万别。” 吕祖善提出,政府部门应该像当年发展个体私营经济那样,“先看一看,不要管太多。”
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代表指出,政校分开应该是教育体制“去行政化”重要的方向性内容,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扩大学校办学的自主权。“教育的改革必须统筹、分步实施,教育涉及到千家万户,教育要改革,决心要有,但是一定要慎重,教育改革,不能变成新的折腾。”
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发展教育中的角色定位问题,宁波市市长毛光烈代表认为,教育部要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招生、考试都可以由地方自己定,这个省可以招这个,也可以不招这个。教育部可以总结典型经验,为其他地方提供模板。”
浙江大学校长杨卫代表表示,当前,国家对高等学校干预过多。他说,浙大最近想取得自己确定研究生招生比例的自主权,即浙大想在本校招多少、多少人通过考试进来,都由浙大自己来决定。目前国内只有北大、清华有这个自主权。
杨卫接着说,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如果沿用现行研究生考试模式的话,“大学生的大三、大四学年就变成了研究生备考时间了,专业教育都被打乱了。”
“现在教育部有很多不适合教育发展的规定,不符合地方的实际,应该要清理。”作为分管省内教育工作的副省长,郑继伟代表对浙江省教育领域内的事情相当熟悉,“无论公办还是民办,设立独立学院,都要求有500亩土地,而且要有产权,对土地的规定太严格了。”郑继伟说,浙江人多地少,这样的规定对浙江来说过于苛刻。能不能设独立学院,“应该将教学质量作为最重要的条件,而不是将500亩土地作为前置条件”。
教育均衡化的理想与现实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是这些年最流行的口号之一,然而问题不在孩子,而在“起跑线”。现实中,教育不公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过于集中,从而造成“择校热”高烧不退;二是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
“我们都希望把孩子送到好的学校去,而好的学校是怎么产生的呢?说实话不是它自己产生的,而是我们把区域内的优质教育资源过于集中在几所学校,包括资金、师资、生源,这本身就不公平。”解决“择校热”,范谊开出的药方是,政府须“冻结”对所谓名校的投入,转而把资金投入到那些条件差的学校,通过政策倾斜,让学校之间资源慢慢趋于平衡。
据悉,2010年3月1日,浙江省新的义务教育条例正式颁布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应就近入学。公办学校不得跨学区、区域组织招生。“这个规定是我们处理择校问题必须遵循的法律规章。换句话说,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不能招收择校生。”刘希平代表说。
作为一位基层学校的校长,方青代表认为,在政府对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基本均衡的前提下,应该坦然面对学校之间存在的客观差异,而且应该鼓励和倡导学校之间开展正常的办学水平竞争,创建办学特色,不断提升办学水平。
“随着教育的发展,农村的教育不能以考取重点学校的多少来论英雄。”方青坦言,“教育具有差异性,因为城乡学生之间有差异性,城乡家长之间有差异性,城乡教育资源之间有差异性,所以真正的农村教育应该立足农村本土,做精做实,就像‘农家乐菜馆’一样,凸显‘土’的原生态特色。”
“说到底就是一句话,农村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让农家孩子走向社会,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方青说。
除此之外,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也引起了代表们的关注。
有调查显示,目前,我国进城农民工子女有300万人左右。在这些流动的孩子中,小学入学率为85%,初中入学率为40%,高中入学率尚不足30%。很多农民工子女不能完成義务教育阶段的学习,过早地流向社会。
怎样办好农民工子女教育?据介绍,这些年来,浙江省全面贯彻“两为主”方针,以公办学校为主,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真正保障这些孩子的教育权利。
“虽然有些地方也办起了农民工子女学校,但是这些学校仍然不规范。”刘希平对存在的问题也并不讳言。他指出,“农民工子女随农民工流动激增,现有教育资源难以从根本上满足;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来源不一,水平不一,教学缺乏规范,教育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同时,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兴起,许多80后农民工的子女已进入学校读书,这些孩子从小就生长在城市,他们不再是外乡人,但要真正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仍有很多难题。”
对此,刘希平建议实施义务教育登记证制度,印发全国通用的义务教育登记证。农民工子女到流入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读时,可以凭此证注册入学,学校将收集的义务教育登记证按学生流出地分类统计、汇总、造册,通过教育、财政部门逐步上报,中央财政按照各地报送的流入学生人数、补助标准和分担比例向各地核拨转移支付经费。
为体现公共财政的公平公正,鼓励流入地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子女入学工作,临海市外国语学校副校长任美琴代表建议实施流动人口义务教育“钱随人走”制度。同时,她还建议国家建立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经费补偿机制,加大对接受农民工子女较多地区的经费补助力度。
教育涉及千家万户,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其改革自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期待《国家教改纲要》能开启教育改革之门,为子孙后代建造更为宽阔的教育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