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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家风波的喜剧色彩应该是明快而驳杂的,又蕴含了八卦精神,所以动静不小。一杯免费咖啡,居然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与凝聚力,嬉笑怒骂中还有读者拍案而起:“真是坍足了上海人的台!”
不错,上海人历来精明,天上掉馅饼,岂有不争之理?现在还有“会虫”呢,比如房产展上拎马夹袋,再比如在画展开幕式上不请自来,为的就是喝喝饮料吃吃小点心,展厅里的写实或抽象连瞄一眼的兴趣也没有。
而这一次在宜家风波中,我看到了更理直气壮的诉求。有些阿姨认为宜家的环境有格调,免费咖啡倒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找人说说话。有人透露,这个“夕阳红爱情角”在四年前就形成了。当初,宜家提供免费咖啡以照顾客人,或许有提升企业文化与品牌知名度的意图,设在外省的分店也将此作为亮点来宣传。因此,宜家现在打算用划分区域的办法来清理门户,老伯伯老阿姨们就有理由认定你不厚道,是侮辱、歧视老年人,过河拆桥。
微博上有一张照片点击率很高,一个老阿姨对着镜头翘兰花指翩翩起舞作芙蓉姐姐状,据说她希望在宜家找到一个可以说说话的老伴,还请记者帮她做个广告。电视里的相亲节目,很自然就成为不少市民的行为模式。
喝免费咖啡、相亲以及四处奔波的“会虫”,其实都不应该成为新闻报道中承接口水的对象,生活中的几多艰难与酸涩应该同情。说他们精明,其实也是城市历史与文化的体现。要批评,就要全方位批评一座城市,这是个大题目。
宜家风波其实以一种八卦方式在警告我们,日新月异的上海,留给市民的空间越来越小了。茶馆没有了,书场没有了,澡堂也少了,弄堂口过街楼下谈山海经的场景模糊了。地方政府在这些年也确实投入大量资金造起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我看过几处,条件相当完备,与西方福利国家可有一比。但是,若有人集结,多为精心组织,为了配合某个任务而载歌载舞。其实在多元需求的当下,民众不希望被组织被安排,他们默默抵制外来力量的调动或摆弄,那个活动中心就可能成为一件精美的摆设。市中心的绿化着实也多了,但留出的空间不大。广场——似乎有意让位给绿化与广场鸽,真正需要小憩的人们在那里很难找到屁股大小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路边人行道上,倘若有几百平方米的空地,马上就成为市民早间练拳,晚间跳舞的场子。我家附近有一处在建楼盘,街角刚刚平整出一片空间,人们就从四面八方聚集拢来,夜色降临后红歌大放送,一百多号人在那里潮汐般地蓬嚓嚓。
人是“群居动物”,随着居住环境的大幅度改变,生活方式也主动或被动地改变,但处于各种利益博弈的夹缝之中,在私权维护与人际矛盾日益复杂的多重困境中,人们的社交渴求与日俱增,动机不断叠加,那么比较私密的社交空间在哪里呢?这肯定是城市管理者必须考量的课题。
西方国家的社区能够保证社交的和谐开展,基本上靠两个方面,一是传统,他们历来尊重个人隐私,不像中国人那样津津有味地打听人家的收入、信仰、政治倾向,但聚在一起可以谈艺术、文学、时尚、时局等话题。二是宗教,教友间亲如一家,相濡以沫。教堂前大多有广场,这是早期城市留下来的公共空间,可聚会、可做生意、更可休闲,是城市的出气孔。这些年我们身边的教徒多了,有些人就是为了寻找一个可信赖的群体,抱团取暖。
我曾在香港看到每到周末,中环附近的广场热闹非凡,数万名菲佣趁放假出门透气,浩浩荡荡,喧腾震天,也有结队游行要求涨工资,要求享受同等国民待遇,但更多时候是扎堆聊天、数落东家,抖开一张塑料布野餐,酒足饭饱后就抱着吉他吼一嗓子。警察不但不加干涉,反而划出地方供她们占用,时间一长倒成了香港的一道风景。
社会要稳定,经济要发展,股市要健康,文化要繁榮,上海要成为“中心”,年轻人要莫干山路的涂鸦墙,老年人要“宜家的格调”,这些都不应该成为相互冲突的矛盾。
不错,上海人历来精明,天上掉馅饼,岂有不争之理?现在还有“会虫”呢,比如房产展上拎马夹袋,再比如在画展开幕式上不请自来,为的就是喝喝饮料吃吃小点心,展厅里的写实或抽象连瞄一眼的兴趣也没有。
而这一次在宜家风波中,我看到了更理直气壮的诉求。有些阿姨认为宜家的环境有格调,免费咖啡倒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找人说说话。有人透露,这个“夕阳红爱情角”在四年前就形成了。当初,宜家提供免费咖啡以照顾客人,或许有提升企业文化与品牌知名度的意图,设在外省的分店也将此作为亮点来宣传。因此,宜家现在打算用划分区域的办法来清理门户,老伯伯老阿姨们就有理由认定你不厚道,是侮辱、歧视老年人,过河拆桥。
微博上有一张照片点击率很高,一个老阿姨对着镜头翘兰花指翩翩起舞作芙蓉姐姐状,据说她希望在宜家找到一个可以说说话的老伴,还请记者帮她做个广告。电视里的相亲节目,很自然就成为不少市民的行为模式。
喝免费咖啡、相亲以及四处奔波的“会虫”,其实都不应该成为新闻报道中承接口水的对象,生活中的几多艰难与酸涩应该同情。说他们精明,其实也是城市历史与文化的体现。要批评,就要全方位批评一座城市,这是个大题目。
宜家风波其实以一种八卦方式在警告我们,日新月异的上海,留给市民的空间越来越小了。茶馆没有了,书场没有了,澡堂也少了,弄堂口过街楼下谈山海经的场景模糊了。地方政府在这些年也确实投入大量资金造起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我看过几处,条件相当完备,与西方福利国家可有一比。但是,若有人集结,多为精心组织,为了配合某个任务而载歌载舞。其实在多元需求的当下,民众不希望被组织被安排,他们默默抵制外来力量的调动或摆弄,那个活动中心就可能成为一件精美的摆设。市中心的绿化着实也多了,但留出的空间不大。广场——似乎有意让位给绿化与广场鸽,真正需要小憩的人们在那里很难找到屁股大小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路边人行道上,倘若有几百平方米的空地,马上就成为市民早间练拳,晚间跳舞的场子。我家附近有一处在建楼盘,街角刚刚平整出一片空间,人们就从四面八方聚集拢来,夜色降临后红歌大放送,一百多号人在那里潮汐般地蓬嚓嚓。
人是“群居动物”,随着居住环境的大幅度改变,生活方式也主动或被动地改变,但处于各种利益博弈的夹缝之中,在私权维护与人际矛盾日益复杂的多重困境中,人们的社交渴求与日俱增,动机不断叠加,那么比较私密的社交空间在哪里呢?这肯定是城市管理者必须考量的课题。
西方国家的社区能够保证社交的和谐开展,基本上靠两个方面,一是传统,他们历来尊重个人隐私,不像中国人那样津津有味地打听人家的收入、信仰、政治倾向,但聚在一起可以谈艺术、文学、时尚、时局等话题。二是宗教,教友间亲如一家,相濡以沫。教堂前大多有广场,这是早期城市留下来的公共空间,可聚会、可做生意、更可休闲,是城市的出气孔。这些年我们身边的教徒多了,有些人就是为了寻找一个可信赖的群体,抱团取暖。
我曾在香港看到每到周末,中环附近的广场热闹非凡,数万名菲佣趁放假出门透气,浩浩荡荡,喧腾震天,也有结队游行要求涨工资,要求享受同等国民待遇,但更多时候是扎堆聊天、数落东家,抖开一张塑料布野餐,酒足饭饱后就抱着吉他吼一嗓子。警察不但不加干涉,反而划出地方供她们占用,时间一长倒成了香港的一道风景。
社会要稳定,经济要发展,股市要健康,文化要繁榮,上海要成为“中心”,年轻人要莫干山路的涂鸦墙,老年人要“宜家的格调”,这些都不应该成为相互冲突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