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6月5日，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发表了一篇惊人的文章：《中美即将进入百年冲突》（The looming 100-year US-China conflict），透露因为“美国的经济、外交和安全政策统统开始把与中国全面敌对竞争作为核心原则”，“目标是确保美国的主宰地位”。
沃尔夫说，这是美国的“新思潮”，“将中美关系限定在零和冲突的框架里”，把中美关系“指向了长期冲突”，“有可能莫名其妙地演变为一场全盘冲突”。
沃尔夫说，美国只占全球人口的4%，却试图“统治全人类”，包括“对中国的掌控或者与中国脱钩”。他说这是非法的。
沃尔夫警告美国，“任何企图阻拦中国经济和技术崛起的尝试几乎肯定会遭遇失败。更糟糕的是，它会引起中国人民深深的敌意”。
关于“百年冲突”的前景以及沃尔夫的尖锐评论有必要引起高度重视。
“百年冲突”是否将通过美国等的国内政治过程（如提前到来的2020年总统大选）及其同盟体系的支持而持续下去？
“百年冲突”与中美双方曾经提出的“大国合作”（如“G2”）、“新型大国关系”、“和平共处2.0”等治理中美关系的良性方案是相反的，甚至，这一论调与“竞合”（竞争加合作）等解决方案也有本质差别。
“百年冲突”告诉我们，包括全球自由贸易体制在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维持、改革、重建起来的一整套预防或者阻止世界大战的全球制度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牢靠，而是脆弱的；进攻性的经济民族主义即使在为当代世界秩序的创建和保全做出重大贡献的美国，也是根深蒂固的。
沃尔夫的文章并没有详细描述“百年冲突”的构建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他还是提到了“百年冲突”的一些当前情况。这些情况也许就是“百年冲突”在其开始阶段的一些严峻特征：
关于中美之间可能的“文明冲突”和另类“冷战”，世界舆论已有很多评论。沃尔夫说，除了“文明和种族，还有许多人将中美冲突描述为一场围绕着意识形态和权力展开的斗争”。
更重要的一个特征是，沃尔夫指出，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的“这场冲突过程中，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秩序、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关系的和谐都将成为牺牲品”。沃尔夫显然已经接近于提出一个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深刻悖论：为了打击美国认定的对其“世界主导权”的竞争对手，美国不惜对现有多边体制有选择地解构和攻击。而这种解构、打击等于放弃了现有世界和平的多边体制保证。2017年以来，1945年后的国际秩序以及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这一国际秩序的扩大和加强（以WTO为代表的包容性大大加强的全球的自由秩序）受到了大大的弱化，甚至现存的一些自由的多边体制（如WTO这一自由贸易多边体制）遭到攻击而陷入了危机。
如同笔者多次强调的，多边体制以及支持多边体制的多边主义并不是人们的“理想主义”的世界秩序，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历代国际先贤（如康德）主张的“世界政府”的化身，而是退而求其次、主权之间的合作的国际组织及其实践中的全球治理。全球治理，首先是为了世界和平的。如果，全球治理进一步成为沃尔夫说的“牺牲品”，就等于拆除了走向世界和平的国际制度安排。由此可见，“百年冲突”是对现有的和未来的世界和平的根本挑战。
不过，我们要乐观，世界毕竟发生了巨大的积极变化，多边主义和多边合作是多数方的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对付、制约“百年冲突”的力量还是强大的。
在地区层次，经历世代更替，维护“二战”后出现的地区一体化的力量仍在。这些力量已经意识到地区一体化的危机，意识到必须为地区合作注入新活力以确保地区一体化仍然能够继续维持和平。
在欧洲，包括法德领导人，都在呼吁不要忘记90年前（20世纪30年代）的贸易战是如何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战100年（2018年）、纪念诺曼底登陆75周年（2019年）等告诉欧洲和世界，昨天的战争是残酷的，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明天不要重蹈大战的覆辙，“更新欧盟”是防止战争之幽灵重回欧洲之本道。
2019年5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进程表明，确有大的逆流，以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为理由，试图拆散欧盟。长达70年的欧洲一体化过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解决欧洲范围内的和平问题上，欧盟是成功的（2012年，因“60多年来为欧洲和平、和谐、民主和人权等方面的进步做出的贡献”，欧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欧盟的成就容易被忽略，而其问题（包括其原初的“设计缺陷”）则容易被放大、被利用。
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是依靠全球治理体系的，放弃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是灾难性的。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要靠对其的改革或者完善来解决，这也是大多数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共识。目前，许多国家领导人，在各种国际论坛（如今年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和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都在重申支持具有包容性、开放性、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多边体制。在谁来制定国际规则、要不要接受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在制定国际规则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谁是制定和执行国际规则的领导等问题上确实存在分歧，但是，这些问题都应该通过国际协调、国际谈判而不应通过地缘竞争、大国冲突来解决。
假如真的将有“百年冲突”的趋势（即大国冲突的长期化，不管特朗普是否连任），中国将如何应对？
中国需要更加坚定地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安全秩序、以WTO为中心的自由贸易体制、以G20等“主要的国际合作平台”为代表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需要与世界上一切坚持开放的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的国家力量和非国家力量有力有效协调，建立和推进21世纪的全球协和体制。
世界和平、进步、新兴的力量必须明确拒绝“百年冲突”的可怕前景。“百年冲突”并不是解决我们这个全球化世界存在的问题的方案，它將导致世界文明、世界经济倒退甚至毁灭。我们必须通过国际合作治理“百年冲突”，赢得“百年和平”。争取世界的“百年和平”应是中国外交奋斗的长期目标。
（摘自6月11日《华夏时报》。作者为著名国际政治学者，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沃尔夫说，这是美国的“新思潮”，“将中美关系限定在零和冲突的框架里”，把中美关系“指向了长期冲突”，“有可能莫名其妙地演变为一场全盘冲突”。
沃尔夫说，美国只占全球人口的4%，却试图“统治全人类”，包括“对中国的掌控或者与中国脱钩”。他说这是非法的。
沃尔夫警告美国，“任何企图阻拦中国经济和技术崛起的尝试几乎肯定会遭遇失败。更糟糕的是，它会引起中国人民深深的敌意”。
关于“百年冲突”的前景以及沃尔夫的尖锐评论有必要引起高度重视。
“百年冲突”是否将通过美国等的国内政治过程（如提前到来的2020年总统大选）及其同盟体系的支持而持续下去？
“百年冲突”与中美双方曾经提出的“大国合作”（如“G2”）、“新型大国关系”、“和平共处2.0”等治理中美关系的良性方案是相反的，甚至，这一论调与“竞合”（竞争加合作）等解决方案也有本质差别。
“百年冲突”告诉我们，包括全球自由贸易体制在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维持、改革、重建起来的一整套预防或者阻止世界大战的全球制度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牢靠，而是脆弱的；进攻性的经济民族主义即使在为当代世界秩序的创建和保全做出重大贡献的美国，也是根深蒂固的。
沃尔夫的文章并没有详细描述“百年冲突”的构建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他还是提到了“百年冲突”的一些当前情况。这些情况也许就是“百年冲突”在其开始阶段的一些严峻特征：
关于中美之间可能的“文明冲突”和另类“冷战”，世界舆论已有很多评论。沃尔夫说，除了“文明和种族，还有许多人将中美冲突描述为一场围绕着意识形态和权力展开的斗争”。
更重要的一个特征是，沃尔夫指出，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的“这场冲突过程中，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秩序、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关系的和谐都将成为牺牲品”。沃尔夫显然已经接近于提出一个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深刻悖论：为了打击美国认定的对其“世界主导权”的竞争对手，美国不惜对现有多边体制有选择地解构和攻击。而这种解构、打击等于放弃了现有世界和平的多边体制保证。2017年以来，1945年后的国际秩序以及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这一国际秩序的扩大和加强（以WTO为代表的包容性大大加强的全球的自由秩序）受到了大大的弱化，甚至现存的一些自由的多边体制（如WTO这一自由贸易多边体制）遭到攻击而陷入了危机。
如同笔者多次强调的，多边体制以及支持多边体制的多边主义并不是人们的“理想主义”的世界秩序，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历代国际先贤（如康德）主张的“世界政府”的化身，而是退而求其次、主权之间的合作的国际组织及其实践中的全球治理。全球治理，首先是为了世界和平的。如果，全球治理进一步成为沃尔夫说的“牺牲品”，就等于拆除了走向世界和平的国际制度安排。由此可见，“百年冲突”是对现有的和未来的世界和平的根本挑战。
不过，我们要乐观，世界毕竟发生了巨大的积极变化，多边主义和多边合作是多数方的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对付、制约“百年冲突”的力量还是强大的。
在地区层次，经历世代更替，维护“二战”后出现的地区一体化的力量仍在。这些力量已经意识到地区一体化的危机，意识到必须为地区合作注入新活力以确保地区一体化仍然能够继续维持和平。
在欧洲，包括法德领导人，都在呼吁不要忘记90年前（20世纪30年代）的贸易战是如何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战100年（2018年）、纪念诺曼底登陆75周年（2019年）等告诉欧洲和世界，昨天的战争是残酷的，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明天不要重蹈大战的覆辙，“更新欧盟”是防止战争之幽灵重回欧洲之本道。
2019年5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进程表明，确有大的逆流，以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为理由，试图拆散欧盟。长达70年的欧洲一体化过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解决欧洲范围内的和平问题上，欧盟是成功的（2012年，因“60多年来为欧洲和平、和谐、民主和人权等方面的进步做出的贡献”，欧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欧盟的成就容易被忽略，而其问题（包括其原初的“设计缺陷”）则容易被放大、被利用。
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是依靠全球治理体系的，放弃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是灾难性的。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要靠对其的改革或者完善来解决，这也是大多数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共识。目前，许多国家领导人，在各种国际论坛（如今年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和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都在重申支持具有包容性、开放性、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多边体制。在谁来制定国际规则、要不要接受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在制定国际规则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谁是制定和执行国际规则的领导等问题上确实存在分歧，但是，这些问题都应该通过国际协调、国际谈判而不应通过地缘竞争、大国冲突来解决。
假如真的将有“百年冲突”的趋势（即大国冲突的长期化，不管特朗普是否连任），中国将如何应对？
中国需要更加坚定地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安全秩序、以WTO为中心的自由贸易体制、以G20等“主要的国际合作平台”为代表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需要与世界上一切坚持开放的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的国家力量和非国家力量有力有效协调，建立和推进21世纪的全球协和体制。
世界和平、进步、新兴的力量必须明确拒绝“百年冲突”的可怕前景。“百年冲突”并不是解决我们这个全球化世界存在的问题的方案，它將导致世界文明、世界经济倒退甚至毁灭。我们必须通过国际合作治理“百年冲突”，赢得“百年和平”。争取世界的“百年和平”应是中国外交奋斗的长期目标。
（摘自6月11日《华夏时报》。作者为著名国际政治学者，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