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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戴维·杜巴尔与我面对面坐着时，我被他那张雕塑般的脸谱所吸引，线条凝固，目光如炬、外表冷峻。像“中世纪骑士”，又像前苏联电影中的“牛虻”。这位美国曼哈顿音乐学院多才多艺的钢琴教授，除了每天“与琴对话”外，他还用笔延伸了一个艺术世界。没有哪个作家，比他更能解读金字塔顶端的那些天才钢琴家的精神世界。
作为钢琴家、作家以及音乐评论家，戴维·杜巴尔在世界上声誉卓著。他所写的《钢琴艺术》、《键盘上的反国》、《梅纽因谈话录》等著作，被翻译成中文、日文、德文等多种语言，在世界上广为传播；他的DVD《钢琴的黄金时代》，用四种语言发行，他是美国《纽约时报》和许多媒体、重要音乐杂志的音乐评论专栏作家，并出任国际许多重大钢琴比赛的评委。中国的听众，虽然没能在音乐厅里欣赏到戴维·杜巴尔的演奏，但是对他的几本专著，却爱不释手。
戴维·杜巴尔以钢琴家的职业敏感，在采访了霍洛维茨、阿芳、拉扎·贝尔曼、巴杜拉·斯可达、格伦·古尔德、彼德·塞尔金、阿色肯纳吉以及莱昂·佛莱舍等43位当代成功的钢琴家后，他找到了于才与世界本体之间的沟通。《键盘上的反思》一书，揭开了这个谜，并并向世人展了那些钢琴家走向音乐殿堂最高台阶的无限艰辛。告诉读者，艺术创作活动中不存在“奇迹”，天才都是伟大的工作者。
他认为，钢琴家像探险家，没有几个人能走出丛林。尽管成功的机会渺茫，许多人还是接受挑战，以此为天职，但是能够成为一番长期事业者寥寥无几。原因在于，钢琴家的生涯是艰苦的，必须从小就开始。如果六七岁不开始学钢琴，成功的可能性几乎消失。练琴必须无情地占掉你所有时间，每天像修道士那样独处一室，练上数不清的小时，还未必能收到一丁点报酬。
戴维·杜巴尔还认为：“钢琴家必须具有非凡的智慧、修养、热情、想象力和诗情画意，最后还要具有个性的魅力，能使几千个不约而同走到一起的陌生人产生同一种感情的那种磁力。……上述品质中有哪一项不足，就会暴露在每一个乐句的演奏中。”
钢琴是高贵的，对许多人来说，可望不可及；钢琴又是“魔鬼”，有着绝对的“排斥性”，但许多人还是愿意接受它的“折磨”，这就是戴维·杜巴尔讲述的钢琴艺术!
我们的长谈从《键盘上的反思》一书开始。
施雪钧(以下简称施)：我读过你的《键盘上的反思》一书，很受启发，我看到了在金字塔顶端的那些钢琴家们的无比艰辛，写了一篇音乐散文名叫《钢琴家这职业》。
戴维·杜巴尔(以下简称戴)：太好了!
施：你长得很像中世纪骑士，也像俄罗斯书中的“牛虻”，我在已经发表的文章中就是这么描述你的。
戴：(哈哈大笑)谢谢!太棒了!我很高兴你这么说。你写的东西能不能拷贝一份给我，我让我在纽约的中国学生翻译给我听。
施：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在弹钢琴吗?
戴：有四千万。
施：这个数字也许并不准确，但是钢琴正在改变着中国人是事实，你眼中的中国学生是什么样的?
戴：我曾经带学生去伟大的钢琴家霍洛维茨家中弹给他听，他对我说，带给我中国学生，他们是最有才华的。
施：可是霍洛维茨也曾说过“中国人像猴子，只会模仿”这样并不友好的话。
戴：不，一开始可能他不了解中国人，他年纪又非常大，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他可能说过类似这样的话。相信我，他的思想改变了，是中国人改变了他的看法。
施：我很想听听你对上海音乐学院“李斯特国际钢琴大师班”的评价。
戴：这形式很好。我喜欢很好的听众，也喜欢很好的学生。今天是我上第四个大师班课，我看见了年轻钢琴家们对音乐有一种本能的渴求，有对新概念的渴求。大师像一颗星星一样，照亮了他们的迷茫。我相信，听众一样重要。听众希望听到是不光是老师对学生的教导，大师也应该与听众有彻底的思想沟通，因为听众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年轻钢琴家从中自然而然会受到感染，学到东西。
我讲课时站在听众前直接与他们沟通，我要将每个学生的神奇印象、感觉、灵感挖掘出来。我们听到了学生们弹的《热情奏鸣曲》、《但丁奏鸣曲》等，有了质的变化。有一个学生对我说，戴维先生，你将我的生命观改变了。作为钢琴家，我很自豪。
大师班从第一分钟开始，音乐的动感就没有停止过，直到最后一分钟。大师班应该是个未来。我要确定，它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非常有人性的活动。
现在的中国，有很好的机会，能够制造出很美很美丽的艺术品来。就像中国的钢琴作品，已经进入每一个人的生活中。美国现在已经失去了这样的可能性。唯有例外的是朱丽亚音乐学院，还保留了这样的传统。亚洲学生与钢琴大师在一起时，不可能在模仿，这是过去一种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偏见，我不认可。
施：你的回答好像在演说，很有吸引力，所以你的演讲总是很具煽情性。
戴：我非常惊奇，30年前，你无法想象，中国的才华和水准会像现在那么高。20多年前，我在朱丽亚音乐学院教学时就对学生说，你必须在成就之后，回到你的祖国，你的国家需要你。不管你是德国人， 日本人、韩国人，还是中国人，别留在纽约!把你的才能还给你的祖国。
施：作为一个钢琴教授，你认为对一个天才的培养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形式比较好?
戴：作为一个教师，最重要的是给学生鼓舞和激励，没有鼓舞，那些教学时间会很受折磨。为什么一些很有才能的学生会半途而废，这恐怕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们不能让有才华的学生半途而废。我觉得，有很多人用错误的手段在工作，他们的事业与他们的个性不相符。
我还要说的是，音乐家、教师，不应该是为金钱，演奏和教育是出于热爱。当然，他们应该享受到其他人一样生活上好的待遇。我从未碰到过一个真正的音乐家在金钱面前做出牺牲和妥协。音乐，使他们非常执著。老师是一个指导者，老师应该去帮助他们成材。
我在朱丽亚音乐学院上课时，连续三个晚上，请15位钢琴家来演奏。我一旦知道演奏家有好作品，我就鼓励他们来学院演奏，不存在金钱问题。我热爱教育，有时候会免费教授。如果我有经济能力的话，我会的。
李斯特有句经典名言：“天才对这个世界有他的责任!”所以，那时的李斯特，教学是免费的，他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
施：我认为，这次钢琴大师班不仅带来了李斯特作品的伟大演绎，更重要的是把李斯特的音乐精神带到了中国，你认为呢?
戴：是的，这种音乐精神影响了三个世纪的钢琴家，那些伟大的钢琴家都说，李斯特是最优秀、最杰出的人!
施：但是，李斯特也是个非常不幸的人，世人充满着对他的误解，在中国，老师和学生中同样有人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误解。
戴：他总是一个最容易被误解的人，对李斯特存在着很多争议。他是一个多元化的人。如果你想弹奏他的作品，你必须非常准确地确定你要弹他的哪一部分，即使他 的那些不伟大的作品中，也有一些非常有意义和有趣的东西在里面。
施：你在上海发现有特别天才的学生吗?
戴：是有些非常与众不同的学生。不同年龄人之中，有些人可能更好。更重要的是，我发现中国年轻人的内心中，都有一颗种子，这种子会发芽，会成长，他们的才能是真正的，会发展下去。
施：我们曾经算过一笔账，中国有几千万学琴者，因此每个家庭就有两个人关心古典音乐，加起来就不得了，也就是说，古典音乐已经影响了中国一亿多听众。
戴：这真是件好事!这是我们的机会啊!
施：从上世纪80年代初，立体声进入中国后，仅20多年时间，就穿越了时间隧道进入了DVD时代，过去在书中或者唱片中看到的那些伟大的音乐家，一个个走进了中国普通百姓的音乐生活中，我亲眼见证了中国的这段音乐历史。
当然，从你的书中，我也看到世界音乐的发展趋势，其中，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有些话很经典，比如你说的，“现在这个时代，当钢琴家就像在热带丛林中探险那样难，只有少数人能达到目的……”
戴：是的，音乐需要你我这样的人，将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们，去影响他们。这是我们的职责。世界上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任何人，不可能一样，不可能有成千上万的天才。我认为，钢琴教会了孩子们对世界上美好的东西的尊敬。学钢琴，不是为了一种荣耀，而是为自己创造一种更好的生活。这个观点，我们要不断地对孩子们说。音乐这东西，像一棵大的樟树，对你一生有影响力。
施：你是怎么看待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以及西方文化对一个国家冲击的?
戴：我认为，中国的艺术家有职责将自己国家的传统艺术发扬光大，比如民族戏剧和民族音乐。我第一次看京剧时，我不了解中国文化。慢慢听多了后，觉得很有艺术价值。有一天，我在纽约的公共汽车上，碰到伟大的贝多芬演绎者钢琴家利普肯先生，我问他，你去哪?他告诉我说，去林肯艺术中心去看中国传统戏剧的表演。
所以，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有这样担忧，不要让自己国家的传统艺术，遭受西方文化的侵略、主宰而逐步消亡。其实，西方文化在一些国家并未受到真正的尊敬。被人接受的只是一些非常肤浅的流行的东西，因为那能赚钱。我认为这些都是垃圾。西方有很多垃圾，孩子从小躲都躲不掉。比如电视中那些污七八糟的东西以及快餐食物等等。
对伟大的中国来说，自身有着很细腻的文化，因此，即便你尊重西方文化，千万要注意辨别好坏。
施：这些天你除了授课外，有没有去参观过有文化内涵的地方?
戴：我喜欢城市，更喜欢有文化内涵的城市。遗憾的是，工业革命后，英国、西班牙、匈牙利、美国等一些国家出现了令人担心的事，那就是有些文化的永远消失。现在，小村庄一个个被摧毁，当年，巴托克等一些音乐家就曾拿着留声机，在小村庄中录了9000多首民歌。
施：是的，有些地方，你去过一次就不想再去第二次，但有的地方，虽然贫穷，你一辈子想去，因为那里文化底蕴深厚，它会深深地吸引着你。
戴：其实，贫穷并不是一件坏事。只要那里有人性，有自己的传统，生活就是美好的，捷克音乐家亚内·切克看到自己院子里有棵400多年的树，他流着眼泪说这是自己国家的传统。
我相信，在世界上很重要的中国，必须继续保持着自己伟大的传统和文化固有的特征。
施：据我所知，你除了访问了很多钢琴家外，还接触了很多著名艺术家?
戴：是的，很多!在美国的大学里，有我完整的资料，名叫“杜巴尔的收藏”，是我很多年来的，几乎所有访谈的资料，现在已经录成影像资料作了收藏。
施：这次大师系列音乐会上，法国钢琴家卡萨利斯演奏了中国钢琴曲《彩云追月》，你认为中国钢琴作品意境怎么样?许多类似的中国优秀钢琴作品，为什么不能成为世界音乐和音乐会常演曲目?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戴：当然有意境。在西方，钢琴作品太多了，一个人穷其一生都弹不完。其实，钢琴家都很懒惰，老师更懒惰。
在进入任何钢琴家的保留曲目时，必须是钢琴家自己对这些作品真正热爱。我认为，每个钢琴家，都应该将本国优秀的作品进入自己的保留曲目库中并演奏，这是他们的职责。中国钢琴家也应该如此，这样才能将本国最优秀的作品推销到国际上去。日本为什么这样成功?因为小泽征尔不断地在指挥他的作品，现在，西方不少演奏家开始演奏日本音乐。我相信，作为一个国家性音乐的历史阶段结束了。每一个国家，哪怕再小，都有自己的文化和音乐的创造者。
当然，有很多作品至今还不为人了解。因此，要把一个国家的音乐真正变成世界音乐，确实还有不少问题。
我最近新出一本书叫《世界音乐》，有800多页，就是谈世界音乐的。我以为，一些重要的作品之所以能留下来，是经过时间认证的。
施：那你有没有打算让你的几本新书在中国出版，一定会影响很大，中国的音乐大众一定会喜欢。
戴：有这想法，但是我希望是比较正规的出版社，而不是像我听说的盗版。我想让我最大的一本著作《钢琴艺术》在中国出版，书中有一张CD，是30多位钢琴演奏家演奏的，这张CD的价值，已经接近书的价钱了，如果能出版，那是我送给中国的一份礼物。
作为钢琴家、作家以及音乐评论家，戴维·杜巴尔在世界上声誉卓著。他所写的《钢琴艺术》、《键盘上的反国》、《梅纽因谈话录》等著作，被翻译成中文、日文、德文等多种语言，在世界上广为传播；他的DVD《钢琴的黄金时代》，用四种语言发行，他是美国《纽约时报》和许多媒体、重要音乐杂志的音乐评论专栏作家，并出任国际许多重大钢琴比赛的评委。中国的听众，虽然没能在音乐厅里欣赏到戴维·杜巴尔的演奏，但是对他的几本专著，却爱不释手。
戴维·杜巴尔以钢琴家的职业敏感，在采访了霍洛维茨、阿芳、拉扎·贝尔曼、巴杜拉·斯可达、格伦·古尔德、彼德·塞尔金、阿色肯纳吉以及莱昂·佛莱舍等43位当代成功的钢琴家后，他找到了于才与世界本体之间的沟通。《键盘上的反思》一书，揭开了这个谜，并并向世人展了那些钢琴家走向音乐殿堂最高台阶的无限艰辛。告诉读者，艺术创作活动中不存在“奇迹”，天才都是伟大的工作者。
他认为，钢琴家像探险家，没有几个人能走出丛林。尽管成功的机会渺茫，许多人还是接受挑战，以此为天职，但是能够成为一番长期事业者寥寥无几。原因在于，钢琴家的生涯是艰苦的，必须从小就开始。如果六七岁不开始学钢琴，成功的可能性几乎消失。练琴必须无情地占掉你所有时间，每天像修道士那样独处一室，练上数不清的小时，还未必能收到一丁点报酬。
戴维·杜巴尔还认为：“钢琴家必须具有非凡的智慧、修养、热情、想象力和诗情画意，最后还要具有个性的魅力，能使几千个不约而同走到一起的陌生人产生同一种感情的那种磁力。……上述品质中有哪一项不足，就会暴露在每一个乐句的演奏中。”
钢琴是高贵的，对许多人来说，可望不可及；钢琴又是“魔鬼”，有着绝对的“排斥性”，但许多人还是愿意接受它的“折磨”，这就是戴维·杜巴尔讲述的钢琴艺术!
我们的长谈从《键盘上的反思》一书开始。
施雪钧(以下简称施)：我读过你的《键盘上的反思》一书，很受启发，我看到了在金字塔顶端的那些钢琴家们的无比艰辛，写了一篇音乐散文名叫《钢琴家这职业》。
戴维·杜巴尔(以下简称戴)：太好了!
施：你长得很像中世纪骑士，也像俄罗斯书中的“牛虻”，我在已经发表的文章中就是这么描述你的。
戴：(哈哈大笑)谢谢!太棒了!我很高兴你这么说。你写的东西能不能拷贝一份给我，我让我在纽约的中国学生翻译给我听。
施：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在弹钢琴吗?
戴：有四千万。
施：这个数字也许并不准确，但是钢琴正在改变着中国人是事实，你眼中的中国学生是什么样的?
戴：我曾经带学生去伟大的钢琴家霍洛维茨家中弹给他听，他对我说，带给我中国学生，他们是最有才华的。
施：可是霍洛维茨也曾说过“中国人像猴子，只会模仿”这样并不友好的话。
戴：不，一开始可能他不了解中国人，他年纪又非常大，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他可能说过类似这样的话。相信我，他的思想改变了，是中国人改变了他的看法。
施：我很想听听你对上海音乐学院“李斯特国际钢琴大师班”的评价。
戴：这形式很好。我喜欢很好的听众，也喜欢很好的学生。今天是我上第四个大师班课，我看见了年轻钢琴家们对音乐有一种本能的渴求，有对新概念的渴求。大师像一颗星星一样，照亮了他们的迷茫。我相信，听众一样重要。听众希望听到是不光是老师对学生的教导，大师也应该与听众有彻底的思想沟通，因为听众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年轻钢琴家从中自然而然会受到感染，学到东西。
我讲课时站在听众前直接与他们沟通，我要将每个学生的神奇印象、感觉、灵感挖掘出来。我们听到了学生们弹的《热情奏鸣曲》、《但丁奏鸣曲》等，有了质的变化。有一个学生对我说，戴维先生，你将我的生命观改变了。作为钢琴家，我很自豪。
大师班从第一分钟开始，音乐的动感就没有停止过，直到最后一分钟。大师班应该是个未来。我要确定，它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非常有人性的活动。
现在的中国，有很好的机会，能够制造出很美很美丽的艺术品来。就像中国的钢琴作品，已经进入每一个人的生活中。美国现在已经失去了这样的可能性。唯有例外的是朱丽亚音乐学院，还保留了这样的传统。亚洲学生与钢琴大师在一起时，不可能在模仿，这是过去一种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偏见，我不认可。
施：你的回答好像在演说，很有吸引力，所以你的演讲总是很具煽情性。
戴：我非常惊奇，30年前，你无法想象，中国的才华和水准会像现在那么高。20多年前，我在朱丽亚音乐学院教学时就对学生说，你必须在成就之后，回到你的祖国，你的国家需要你。不管你是德国人， 日本人、韩国人，还是中国人，别留在纽约!把你的才能还给你的祖国。
施：作为一个钢琴教授，你认为对一个天才的培养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形式比较好?
戴：作为一个教师，最重要的是给学生鼓舞和激励，没有鼓舞，那些教学时间会很受折磨。为什么一些很有才能的学生会半途而废，这恐怕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们不能让有才华的学生半途而废。我觉得，有很多人用错误的手段在工作，他们的事业与他们的个性不相符。
我还要说的是，音乐家、教师，不应该是为金钱，演奏和教育是出于热爱。当然，他们应该享受到其他人一样生活上好的待遇。我从未碰到过一个真正的音乐家在金钱面前做出牺牲和妥协。音乐，使他们非常执著。老师是一个指导者，老师应该去帮助他们成材。
我在朱丽亚音乐学院上课时，连续三个晚上，请15位钢琴家来演奏。我一旦知道演奏家有好作品，我就鼓励他们来学院演奏，不存在金钱问题。我热爱教育，有时候会免费教授。如果我有经济能力的话，我会的。
李斯特有句经典名言：“天才对这个世界有他的责任!”所以，那时的李斯特，教学是免费的，他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
施：我认为，这次钢琴大师班不仅带来了李斯特作品的伟大演绎，更重要的是把李斯特的音乐精神带到了中国，你认为呢?
戴：是的，这种音乐精神影响了三个世纪的钢琴家，那些伟大的钢琴家都说，李斯特是最优秀、最杰出的人!
施：但是，李斯特也是个非常不幸的人，世人充满着对他的误解，在中国，老师和学生中同样有人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误解。
戴：他总是一个最容易被误解的人，对李斯特存在着很多争议。他是一个多元化的人。如果你想弹奏他的作品，你必须非常准确地确定你要弹他的哪一部分，即使他 的那些不伟大的作品中，也有一些非常有意义和有趣的东西在里面。
施：你在上海发现有特别天才的学生吗?
戴：是有些非常与众不同的学生。不同年龄人之中，有些人可能更好。更重要的是，我发现中国年轻人的内心中，都有一颗种子，这种子会发芽，会成长，他们的才能是真正的，会发展下去。
施：我们曾经算过一笔账，中国有几千万学琴者，因此每个家庭就有两个人关心古典音乐，加起来就不得了，也就是说，古典音乐已经影响了中国一亿多听众。
戴：这真是件好事!这是我们的机会啊!
施：从上世纪80年代初，立体声进入中国后，仅20多年时间，就穿越了时间隧道进入了DVD时代，过去在书中或者唱片中看到的那些伟大的音乐家，一个个走进了中国普通百姓的音乐生活中，我亲眼见证了中国的这段音乐历史。
当然，从你的书中，我也看到世界音乐的发展趋势，其中，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有些话很经典，比如你说的，“现在这个时代，当钢琴家就像在热带丛林中探险那样难，只有少数人能达到目的……”
戴：是的，音乐需要你我这样的人，将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们，去影响他们。这是我们的职责。世界上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任何人，不可能一样，不可能有成千上万的天才。我认为，钢琴教会了孩子们对世界上美好的东西的尊敬。学钢琴，不是为了一种荣耀，而是为自己创造一种更好的生活。这个观点，我们要不断地对孩子们说。音乐这东西，像一棵大的樟树，对你一生有影响力。
施：你是怎么看待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以及西方文化对一个国家冲击的?
戴：我认为，中国的艺术家有职责将自己国家的传统艺术发扬光大，比如民族戏剧和民族音乐。我第一次看京剧时，我不了解中国文化。慢慢听多了后，觉得很有艺术价值。有一天，我在纽约的公共汽车上，碰到伟大的贝多芬演绎者钢琴家利普肯先生，我问他，你去哪?他告诉我说，去林肯艺术中心去看中国传统戏剧的表演。
所以，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有这样担忧，不要让自己国家的传统艺术，遭受西方文化的侵略、主宰而逐步消亡。其实，西方文化在一些国家并未受到真正的尊敬。被人接受的只是一些非常肤浅的流行的东西，因为那能赚钱。我认为这些都是垃圾。西方有很多垃圾，孩子从小躲都躲不掉。比如电视中那些污七八糟的东西以及快餐食物等等。
对伟大的中国来说，自身有着很细腻的文化，因此，即便你尊重西方文化，千万要注意辨别好坏。
施：这些天你除了授课外，有没有去参观过有文化内涵的地方?
戴：我喜欢城市，更喜欢有文化内涵的城市。遗憾的是，工业革命后，英国、西班牙、匈牙利、美国等一些国家出现了令人担心的事，那就是有些文化的永远消失。现在，小村庄一个个被摧毁，当年，巴托克等一些音乐家就曾拿着留声机，在小村庄中录了9000多首民歌。
施：是的，有些地方，你去过一次就不想再去第二次，但有的地方，虽然贫穷，你一辈子想去，因为那里文化底蕴深厚，它会深深地吸引着你。
戴：其实，贫穷并不是一件坏事。只要那里有人性，有自己的传统，生活就是美好的，捷克音乐家亚内·切克看到自己院子里有棵400多年的树，他流着眼泪说这是自己国家的传统。
我相信，在世界上很重要的中国，必须继续保持着自己伟大的传统和文化固有的特征。
施：据我所知，你除了访问了很多钢琴家外，还接触了很多著名艺术家?
戴：是的，很多!在美国的大学里，有我完整的资料，名叫“杜巴尔的收藏”，是我很多年来的，几乎所有访谈的资料，现在已经录成影像资料作了收藏。
施：这次大师系列音乐会上，法国钢琴家卡萨利斯演奏了中国钢琴曲《彩云追月》，你认为中国钢琴作品意境怎么样?许多类似的中国优秀钢琴作品，为什么不能成为世界音乐和音乐会常演曲目?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戴：当然有意境。在西方，钢琴作品太多了，一个人穷其一生都弹不完。其实，钢琴家都很懒惰，老师更懒惰。
在进入任何钢琴家的保留曲目时，必须是钢琴家自己对这些作品真正热爱。我认为，每个钢琴家，都应该将本国优秀的作品进入自己的保留曲目库中并演奏，这是他们的职责。中国钢琴家也应该如此，这样才能将本国最优秀的作品推销到国际上去。日本为什么这样成功?因为小泽征尔不断地在指挥他的作品，现在，西方不少演奏家开始演奏日本音乐。我相信，作为一个国家性音乐的历史阶段结束了。每一个国家，哪怕再小，都有自己的文化和音乐的创造者。
当然，有很多作品至今还不为人了解。因此，要把一个国家的音乐真正变成世界音乐，确实还有不少问题。
我最近新出一本书叫《世界音乐》，有800多页，就是谈世界音乐的。我以为，一些重要的作品之所以能留下来，是经过时间认证的。
施：那你有没有打算让你的几本新书在中国出版，一定会影响很大，中国的音乐大众一定会喜欢。
戴：有这想法，但是我希望是比较正规的出版社，而不是像我听说的盗版。我想让我最大的一本著作《钢琴艺术》在中国出版，书中有一张CD，是30多位钢琴演奏家演奏的，这张CD的价值，已经接近书的价钱了，如果能出版，那是我送给中国的一份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