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19日消息，经搜狐公司公关部证实，该公司无线事业部一位年轻男性工作人员意外死亡。搜狐公司正在处理这一事件。死者在搜狐无线事业部从事技术工作，做wap手机游戏开发，同时还负责服务器运行维护，互联网和IT领域“过劳死”现象也由此再度引发关注。不久前，江民公司董事长王江民因心脏病突发辞世。去年底，酷6网一位员工也突然死亡。
　　据北京一家调查机构对北京市的知识分子长达10年的健康状况追踪调查显示：北京市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58.52岁降至53.34岁，比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北京市平均寿命75.73岁低了22.39岁，
　　在深圳，伴随着特区多年的快速发展，当初的创业精英已有近3000人逝去，其平均年龄为51.2岁，比北京知识分子平均寿命还低2.14岁，比全国第二次普查广东省的平均寿命76.52岁低25.32岁。
　　警钟一再敲响。实在令人揪心。
　　当今，许多中青年知识分子，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职场地位，为了创业，也为了多挣些钱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生活愿望，不得不拿拼命加班、身体耗竭、权益流失来进行置换，公司经济效益有了提高，员工口袋里的钱也多了，而自己的休息权、健康权却被无情剥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也被严重透支了。在人本意识成为普适性社会原则的今天。这种做法不能不受到严厉批评和质问，
　　尤其令人担心的是，我国目前对过劳死还缺乏规范细致的法律制度，2004年1月开始实施的《工伤保险条例》对工伤表述更多强调显性因素，比如“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患职业病的”等。而对于员工因为加班造成的隐形健康伤害，比如过劳，就缺乏具体条文规定。《职业病防治法》对“职业病”的定义是：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等而引起的疾病”，未把现代职业病列为保障范围。劳动法专家、华东政法学院经济教研室主任董保华副教授确认：中国在立法上没有“过劳死”一说。
　　法律不管“过劳死”，无形会加重过劳文化的破窗效应，更多公司和老板对过劳死根本无动无衰。富士康的加班机制，以及深圳华为的“床垫文化”，“累了就在办公室休息，醒了就继续工作”即是例证。所以，才会造成此类悲剧的前仆后继，
　　而看看西方国家的做法：美国痰病控制中心已经将“过劳死”命名为慢性疲劳综合征，并拟定了相应的诊断标准；日本法律承认“过劳死”，日本人也称之为“劳灾”，这有点接近于我国的工伤。日本还将“过劳死”纳入职业病范围，员工如果发生了“过劳死”，老板将受到重罚，2002年，日本广岛高级法院就曾判决川崎制铁公司必须支付1.135亿己日元赔偿金给“过劳死”的死者家属。由此说明，在善待劳动者权益方面。在注重对员工的隐性保护和健康保护方面，在履行社会责任和精神效应方面，日本法律体现出的人文性和细节性，的确比我们要完善。
　　《中国人才发展报告》指出，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七成知识分子面临“过劳死”威胁。“在许多行业，中国员工的劳动时间几乎已经赶超日韩了。“这已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了。为适应劳动形势的需要。修订《工伤保险条例》势在必行，应早日将“过劳死”列入工伤范围，或者将“过劳死”列入职业病范围，在法律条款中予以认可。同时，还要加大对违规加班的重罚，就像日本一样，毫不手软。只有这样，有增无减、肆无忌惮的“过劳死”现象才有望得到减缓、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