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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22日，是一个悲痛的日子。这一天，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共山西省委原第一书记、跨越了95个春夏秋冬的世纪革命老人陶鲁笳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不幸与世长辞。尊敬的老书记陶鲁笳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从这位由太行山走出来的历经血与火斗争锤炼的老八路、老干部和老共产党人身上所表现的革命风范、高尚品格、领导才干、创新精神、廉洁作风、学习毅力和他主政山西长达13年之久的光辉历程，将永远留在山西人民的心里，成为激励和鞭策三晋儿女不断前进的美好记忆，活的动力。陶鲁笳原籍江苏，但他生前多次说过自己的第二故乡是山西，他是山西人。在这里，本文所追述的毛泽东主席首次亲自接见这位来自太行山的山西人的鼓舞人心的历史事件，正是这美好记忆的开篇杰作，也是我们对陶鲁笳书记的最好的深切的怀念。
欣喜若狂的特大喜讯
陶鲁笳是中共太行区党委的最后一任书记。1949年夏秋之交，山西省建制恢复，新的中共山西省委成立，他先后出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书记、省委第一书记。很显然，他是新山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就在陶鲁笳将要从太行山区移驻山西省会太原履行新职的前夕，即1949年4月中旬的一天，迎来了他一生中永远忘不了的最激动、最幸福的时刻：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了他。这是陶鲁笳第一次面见并聆听毛主席的教诲，当时他年仅32岁。后来在中共山西省委任第一书记期间，他“有幸直接接触毛主席不下40次，参加毛主席主持的小型会议就有20多次，同桌进餐也有八九次”。
4月的北平，春寒料峭，可获得解放已有两个多月的人民群众，“仍然沉浸在欢庆胜利的巨大喜悦之中”。此时此刻，中共太行区党委书记陶鲁笳，正在这里出席旨在传达、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中共中央华北局高干会议。
七届二中全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召开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在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全会制定了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全国胜利的方针，绘制了革命胜利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蓝图，确定了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提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着重讨论了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实行战略转移，和城市工作要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的问题。尽管陶鲁笳没有能够亲自参加这次会议，但通过学习座谈会，仿佛身临其境，听到了毛泽东在报告中那一段段气吞山河的豪迈话语：
“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
“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为了这一点，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报告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缜密透辟的理论分析和无与伦比的震撼力、吸引力和号召力，使陶鲁笳陷入极大的欣喜和激奋之中。于是，他以无限景仰革命领袖的崇敬之情热切企盼能见到毛主席。陶鲁笳把自己的愿望悄悄告诉了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薄一波告他说毛泽东主席同意接见他和同他一道来的即将率领干部南下开辟新区的太行区前党委书记冷楚、宣传部长周壁。毛泽东的这一特许和肯准，想必是和从太行来的山西人密切相关。因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一直非常关注山西。抗日战争一开始，他首先部署和发动了山西抗战，尔后又由山西抗战推展为华北抗战，山西成了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而太行区是以晋东南为依托和腹心的闻名中外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倍受刘伯承、邓小平称赞的“出粮、出兵、出干部”的好地方，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就以这里为中心，领导与指挥着胜利开展的华北抗日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以山西为中心的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成为极其重要的战略后方基地，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又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于这一切，毛泽东当是十分清楚的。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了，山西怎么个建设法，毛泽东不会不想到这一点。这，大概就是毛泽东同意接见从太行来的山西人的初衷和动因吧！
毛泽东畅谈“四面八方”
中共中央华北局高干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4月15日，陶鲁笳、冷楚、周壁在北京香山脚下的双清别墅终于见到了毛泽东，并且聆听了毛主席的谆谆教诲。毛泽东这次接见，是在朱德的陪同下进行的。当毛泽东、朱德走进陶鲁笳、冷楚、周壁等候接见的客厅时，他们三人急忙站起身来，迎上前去同毛泽东、朱总司令握手。对于陶鲁笳来说，“总司令是熟人，早在1937年底到1938年开始创建太行山根据地时，我曾有幸几次和总司令见过面，听过他的讲话。前几天，即4月13日，在华北局会议上还听过他的讲话。而和毛泽东见面握手却是第一次。在握手的瞬间，毛主席他那高大魁伟的身躯、雄姿英发的面容和睿智潇洒的神态，即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灵里了。”可“回忆在逝去的十多年战斗岁月里，我们只能在文件、文章中领略毛主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雄才大略，而眼前正当国共两党在北平进行和平谈判、人民解放军准备一旦谈判破裂即将渡江作战的重要时刻，我们能如愿以偿面见毛主席，亲自聆听伟大领袖的教导，领略一代伟人的风采，这实在是莫大的幸运，不由得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接见一开头，毛泽东依旧按他同干部和群众初次接触时一贯特有的谈话方式，拉家常似的一一询问了陶鲁笳等三人各自的姓名、籍贯、年龄、学历、职务等等。紧接着，他又询问了太行区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情况。当听完三人分别作的简要汇报后，毛泽东又询问到他们在北平开会的事情。于是，主客双方便进入了一阵亲切而热烈的交谈中。
“你们来北平开的什么会呀？”毛泽东问。
陶鲁笳回答：“主要是学习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
“有什么看法吗？”毛泽东进一步问，“说说有什么体会也好嘛！”
陶鲁笳说：“我体会，党的工作重心已由农村转向城市了，转向了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了，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学习新的知识。”
冷楚、周壁也说：“需要我们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主席所说的与不拿枪的敌人作斗争将更复杂更不容易，我们印象最深啦。”“敌人的枪炮换成了‘糖衣炮弹’，我们要警惕被它击中。”
毛泽东听了满意地说：“你们的体会都很不错嘛！”当毛泽东看看从太行来的这三位山西客人说得差不多了，他才开始娓娓道来。
本来，陶鲁笳他们期望毛泽东能给他们讲讲当前的政治、军事形势，讲讲关于渡江作战的一些想法。但出乎他们的预料，毛泽东没有讲这方面的问题，而是从路线和原则的高度，兴致勃勃、别开生面地给他们畅谈起关于“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来了。
毛泽东说：“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这里所说的内外，不仅包括中国与外国，在目前，解放区与上海（当时，上海还未解放——引者）也应包括在内。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
毛泽东接着说：“关于劳资两利 ，许多同志只注意到其中的一方面，而不注意另一方面。你们看二中全会决议中讲到我们同自由资产阶级之间有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目前的侧重点，不在于限制而在于联合自由资产阶级。那种怕和资本家来往的思想是不对的。如果劳资双方不是两利而是一利，那就是不利。为什么呢？只有劳利而资不利，工厂就要关门；如果只有资利而劳不利，就不能发展生产。公私兼顾也是如此，只能兼顾，不能偏顾，偏顾的结果就是不顾，不顾的结果就要垮台。四个方面的关系中，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是最基本的。二中全会决议中提出要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不这样就不行。新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现在他们要求发展生产，是适合我们需要的。”
毛泽东又说：“‘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的错误。世界上除了‘四面八方’之外再没有什么五面十方。照顾到‘四面八方’，这就叫全面领导。在工厂开展生产运动，不但要召集工人开会，把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也要召集资本家开会，和他们说通，把他们也发动起来。合作社也要公私兼顾，只顾公的方面，不顾私的方面，就要垮台。”
毛泽东还说：“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要注意到，我们现在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这四个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代表。全国胜利以后，还要集中力量对付帝国主义。”
毛泽东最后说：“当然，在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时，对投机商业不加限制是不对的。应当在政策上加以限制，但限制不是打击，而是慢慢引导他们走上正当的途径。我们要团结资本家，许多同志都不敢讲这个话。要了解，现在没有资本家是不行的。”
毛主席高屋建瓴的热烈谈话，循循善诱的亲切教导，使周身流淌着无限幸福感的陶鲁笳等，顿时沉浸在深深的思考之中。
“一篇精辟的经济辩证法论述”
毛泽东这席谈话，时间虽然不长，但言简意赅，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意义重大，一下子就把陶鲁笳、冷楚、周壁给吸引住了，从而使他们第一次领略到了领袖“那特有的思想、感情、气质、行为所折射出来的无穷魅力”。正如陶鲁笳指出的：毛主席关于“四面八方”的谈话，篇幅不过千字，却是在经济政策问题上，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锐利思想武器。“我们三人在乘车离开双清别墅返回的路上，议论风生，大家都感到听了毛主席的谈话，思想上顿开茅塞，虽然我们刚刚学习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但思想上片面地记住了在全国胜利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因而有一种怕犯右倾错误的精神状态，实质上这就为左倾错误开了方便之门。二中全会结束后一个多月的时间，毛主席以非凡敏锐而深邃的洞察力，就发现在长江以北新解放区城市的经济工作中，有盲目性、片面性的思想认识和左的错误倾向。所以，他以‘四面八方’为题，尖锐地针对这种实际情况，贯穿着要警惕右，但主要是反左的精神，全面地辩证地揭示了‘四面八方’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从而对全国胜利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作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四句话的科学概括和深入浅出的生动表述。这是二中全会制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经济政策结合实际、实事求是的具体体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直到44年以后，即1993年，陶鲁笳还感慨万端地这样说：“现在我还深深地体会到，‘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不仅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最通俗、最准确的表述，而且也是对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最生动、最准确的说明。完全可以说，毛主席‘四面八方’的谈话，是一篇精辟的经济辩证法论述。它的一个特点是既可防左又可防右。以劳资两利为例，如果只有资利而劳不利，那就右了；反之，如果只有劳利而资不利，那就左了。而既反右又反左，正是二中全会路线的基本精神。它的另一个特点是，易懂易记，又有极强的逻辑性、说服力，所以很快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并迅速转化为推动国民经济恢复发展的强大物质力量。”
精神变物质。心领神会、精明能干的陶鲁笳，运用毛泽东关于“四面八方”的策略思想，富有成效地指导了太行区党委的工作和山西省委的宣传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新山西的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从1950年到1952年的三年间，全省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全面复兴。工业生产总值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由原来的5%奇迹般地提高到了36%;全省粮食总产量，1952年比1949年增长了50%。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后来，陶鲁笳在忆及这段历史时，站在全国的高度，又深刻地揭示了毛泽东关于“四面八方”的策略思想在指导整个国民经济恢复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指出：“1952年8月4日，毛主席在全国政协的一次会议上说：‘过去我们想，国民经济是否三年可以恢复。经过二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地建设了。’现在回头来看，当时国民经济破烂不堪、民不聊生，何等严重！建国后恢复得如此之快，确实是了不起的！毫无疑问，这个伟大成就的取得，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路线和‘四面八方’经济政策的胜利。”
谨以此文深切缅怀陶鲁笳同志！
（责编 肖黎）
欣喜若狂的特大喜讯
陶鲁笳是中共太行区党委的最后一任书记。1949年夏秋之交，山西省建制恢复，新的中共山西省委成立，他先后出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书记、省委第一书记。很显然，他是新山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就在陶鲁笳将要从太行山区移驻山西省会太原履行新职的前夕，即1949年4月中旬的一天，迎来了他一生中永远忘不了的最激动、最幸福的时刻：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了他。这是陶鲁笳第一次面见并聆听毛主席的教诲，当时他年仅32岁。后来在中共山西省委任第一书记期间，他“有幸直接接触毛主席不下40次，参加毛主席主持的小型会议就有20多次，同桌进餐也有八九次”。
4月的北平，春寒料峭，可获得解放已有两个多月的人民群众，“仍然沉浸在欢庆胜利的巨大喜悦之中”。此时此刻，中共太行区党委书记陶鲁笳，正在这里出席旨在传达、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中共中央华北局高干会议。
七届二中全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召开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在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全会制定了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全国胜利的方针，绘制了革命胜利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蓝图，确定了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提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着重讨论了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实行战略转移，和城市工作要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的问题。尽管陶鲁笳没有能够亲自参加这次会议，但通过学习座谈会，仿佛身临其境，听到了毛泽东在报告中那一段段气吞山河的豪迈话语：
“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
“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为了这一点，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报告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缜密透辟的理论分析和无与伦比的震撼力、吸引力和号召力，使陶鲁笳陷入极大的欣喜和激奋之中。于是，他以无限景仰革命领袖的崇敬之情热切企盼能见到毛主席。陶鲁笳把自己的愿望悄悄告诉了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薄一波告他说毛泽东主席同意接见他和同他一道来的即将率领干部南下开辟新区的太行区前党委书记冷楚、宣传部长周壁。毛泽东的这一特许和肯准，想必是和从太行来的山西人密切相关。因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一直非常关注山西。抗日战争一开始，他首先部署和发动了山西抗战，尔后又由山西抗战推展为华北抗战，山西成了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而太行区是以晋东南为依托和腹心的闻名中外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倍受刘伯承、邓小平称赞的“出粮、出兵、出干部”的好地方，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就以这里为中心，领导与指挥着胜利开展的华北抗日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以山西为中心的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成为极其重要的战略后方基地，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又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于这一切，毛泽东当是十分清楚的。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了，山西怎么个建设法，毛泽东不会不想到这一点。这，大概就是毛泽东同意接见从太行来的山西人的初衷和动因吧！
毛泽东畅谈“四面八方”
中共中央华北局高干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4月15日，陶鲁笳、冷楚、周壁在北京香山脚下的双清别墅终于见到了毛泽东，并且聆听了毛主席的谆谆教诲。毛泽东这次接见，是在朱德的陪同下进行的。当毛泽东、朱德走进陶鲁笳、冷楚、周壁等候接见的客厅时，他们三人急忙站起身来，迎上前去同毛泽东、朱总司令握手。对于陶鲁笳来说，“总司令是熟人，早在1937年底到1938年开始创建太行山根据地时，我曾有幸几次和总司令见过面，听过他的讲话。前几天，即4月13日，在华北局会议上还听过他的讲话。而和毛泽东见面握手却是第一次。在握手的瞬间，毛主席他那高大魁伟的身躯、雄姿英发的面容和睿智潇洒的神态，即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灵里了。”可“回忆在逝去的十多年战斗岁月里，我们只能在文件、文章中领略毛主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雄才大略，而眼前正当国共两党在北平进行和平谈判、人民解放军准备一旦谈判破裂即将渡江作战的重要时刻，我们能如愿以偿面见毛主席，亲自聆听伟大领袖的教导，领略一代伟人的风采，这实在是莫大的幸运，不由得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接见一开头，毛泽东依旧按他同干部和群众初次接触时一贯特有的谈话方式，拉家常似的一一询问了陶鲁笳等三人各自的姓名、籍贯、年龄、学历、职务等等。紧接着，他又询问了太行区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情况。当听完三人分别作的简要汇报后，毛泽东又询问到他们在北平开会的事情。于是，主客双方便进入了一阵亲切而热烈的交谈中。
“你们来北平开的什么会呀？”毛泽东问。
陶鲁笳回答：“主要是学习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
“有什么看法吗？”毛泽东进一步问，“说说有什么体会也好嘛！”
陶鲁笳说：“我体会，党的工作重心已由农村转向城市了，转向了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了，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学习新的知识。”
冷楚、周壁也说：“需要我们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主席所说的与不拿枪的敌人作斗争将更复杂更不容易，我们印象最深啦。”“敌人的枪炮换成了‘糖衣炮弹’，我们要警惕被它击中。”
毛泽东听了满意地说：“你们的体会都很不错嘛！”当毛泽东看看从太行来的这三位山西客人说得差不多了，他才开始娓娓道来。
本来，陶鲁笳他们期望毛泽东能给他们讲讲当前的政治、军事形势，讲讲关于渡江作战的一些想法。但出乎他们的预料，毛泽东没有讲这方面的问题，而是从路线和原则的高度，兴致勃勃、别开生面地给他们畅谈起关于“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来了。
毛泽东说：“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这里所说的内外，不仅包括中国与外国，在目前，解放区与上海（当时，上海还未解放——引者）也应包括在内。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
毛泽东接着说：“关于劳资两利 ，许多同志只注意到其中的一方面，而不注意另一方面。你们看二中全会决议中讲到我们同自由资产阶级之间有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目前的侧重点，不在于限制而在于联合自由资产阶级。那种怕和资本家来往的思想是不对的。如果劳资双方不是两利而是一利，那就是不利。为什么呢？只有劳利而资不利，工厂就要关门；如果只有资利而劳不利，就不能发展生产。公私兼顾也是如此，只能兼顾，不能偏顾，偏顾的结果就是不顾，不顾的结果就要垮台。四个方面的关系中，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是最基本的。二中全会决议中提出要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不这样就不行。新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现在他们要求发展生产，是适合我们需要的。”
毛泽东又说：“‘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的错误。世界上除了‘四面八方’之外再没有什么五面十方。照顾到‘四面八方’，这就叫全面领导。在工厂开展生产运动，不但要召集工人开会，把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也要召集资本家开会，和他们说通，把他们也发动起来。合作社也要公私兼顾，只顾公的方面，不顾私的方面，就要垮台。”
毛泽东还说：“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要注意到，我们现在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这四个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代表。全国胜利以后，还要集中力量对付帝国主义。”
毛泽东最后说：“当然，在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时，对投机商业不加限制是不对的。应当在政策上加以限制，但限制不是打击，而是慢慢引导他们走上正当的途径。我们要团结资本家，许多同志都不敢讲这个话。要了解，现在没有资本家是不行的。”
毛主席高屋建瓴的热烈谈话，循循善诱的亲切教导，使周身流淌着无限幸福感的陶鲁笳等，顿时沉浸在深深的思考之中。
“一篇精辟的经济辩证法论述”
毛泽东这席谈话，时间虽然不长，但言简意赅，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意义重大，一下子就把陶鲁笳、冷楚、周壁给吸引住了，从而使他们第一次领略到了领袖“那特有的思想、感情、气质、行为所折射出来的无穷魅力”。正如陶鲁笳指出的：毛主席关于“四面八方”的谈话，篇幅不过千字，却是在经济政策问题上，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锐利思想武器。“我们三人在乘车离开双清别墅返回的路上，议论风生，大家都感到听了毛主席的谈话，思想上顿开茅塞，虽然我们刚刚学习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但思想上片面地记住了在全国胜利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因而有一种怕犯右倾错误的精神状态，实质上这就为左倾错误开了方便之门。二中全会结束后一个多月的时间，毛主席以非凡敏锐而深邃的洞察力，就发现在长江以北新解放区城市的经济工作中，有盲目性、片面性的思想认识和左的错误倾向。所以，他以‘四面八方’为题，尖锐地针对这种实际情况，贯穿着要警惕右，但主要是反左的精神，全面地辩证地揭示了‘四面八方’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从而对全国胜利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作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四句话的科学概括和深入浅出的生动表述。这是二中全会制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经济政策结合实际、实事求是的具体体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直到44年以后，即1993年，陶鲁笳还感慨万端地这样说：“现在我还深深地体会到，‘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不仅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最通俗、最准确的表述，而且也是对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最生动、最准确的说明。完全可以说，毛主席‘四面八方’的谈话，是一篇精辟的经济辩证法论述。它的一个特点是既可防左又可防右。以劳资两利为例，如果只有资利而劳不利，那就右了；反之，如果只有劳利而资不利，那就左了。而既反右又反左，正是二中全会路线的基本精神。它的另一个特点是，易懂易记，又有极强的逻辑性、说服力，所以很快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并迅速转化为推动国民经济恢复发展的强大物质力量。”
精神变物质。心领神会、精明能干的陶鲁笳，运用毛泽东关于“四面八方”的策略思想，富有成效地指导了太行区党委的工作和山西省委的宣传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新山西的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从1950年到1952年的三年间，全省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全面复兴。工业生产总值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由原来的5%奇迹般地提高到了36%;全省粮食总产量，1952年比1949年增长了50%。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后来，陶鲁笳在忆及这段历史时，站在全国的高度，又深刻地揭示了毛泽东关于“四面八方”的策略思想在指导整个国民经济恢复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指出：“1952年8月4日，毛主席在全国政协的一次会议上说：‘过去我们想，国民经济是否三年可以恢复。经过二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地建设了。’现在回头来看，当时国民经济破烂不堪、民不聊生，何等严重！建国后恢复得如此之快，确实是了不起的！毫无疑问，这个伟大成就的取得，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路线和‘四面八方’经济政策的胜利。”
谨以此文深切缅怀陶鲁笳同志！
（责编 肖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