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于1960年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国外局（中国银行）从事国际金融调研工作。1963年，中国银行从事研究的人员都并入新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1969年，我下放到中国人民银行河南淮滨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我又回到中国银行，仍然从事调研工作。1979年，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并成立了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1981年，我被评为副研究员，担任研究所西欧处副处长，并有机会去西德商业银行实习半年，这一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成立，我作为第一批指导教师开始招收国际金融方向的研究生。1984年，我担任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1986年任所长，被评为研究员，并担任中国银行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国际金融研究》主编。1989年，我又以访问学者身份到瑞士圣加仑经济学院和瑞士银行进修。1992年，我被任命为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总经理。1993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我为经济学的博士生导师，同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从1994年起，我开始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招收博士生。1998年，我从行政岗位退下后至今，专职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中央财经大学从事学术研究、教学、指导博士研究生的工作。从1982年至今，共指导研究生80余人，其中博士生50余人。
　　从1960年以来，我在金融领域已工作了半个世纪，主要从事研究、实务、教学三方面工作。记得刚进入这个领域时，我感到很陌生，因为我在大学学的是外国语言文学，没有系统学习过经济金融学知识和理论，专业基础很差。这就迫使自己在工作中边干边学，从资料工作做起，向书本学习，向老同志学习，向实际学习。在实干中，我对国际金融研究工作越来越有兴趣，越来越喜爱这项工作和这个行业。在组织培养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下，虽然在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如何探索和揭示金融的奥秘，如何认清和把握金融发展运行的规律，我感到仍有差距。五十年来，我的工作范围和从事的重要工作大致如下：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作重点是跟踪西德经济金融情况，分析、预测西方外汇市场汇率变化趋势，研究通货膨胀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研究西方跨国银行发展动向、欧洲美元与欧洲货币市场动向，参与人民币实行贸易内部结算价可行性研究和准备工作以及实施后的利弊调查。这就为日后我撰写专著《西德的货币与银行》、《国际支付中的货币与汇价》、《欧洲美元与欧洲货币市场》、《人民币汇率研究》打下了基础。
　　80年代，1985年我开始主持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国际金融研究》杂志工作。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实施，我的业务活动范围和视野也逐渐扩大，加之有机会参与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委关于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相关会议；经常有机会与国外金融机构研究人员，就国际金融领域有关问题进行探讨和交流；代表中国银行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的年度磋商；作为政府代表团成员多次出席联合国贸发大会及属下的资金委员会等活动；并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问题研究规划小组组员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的理事、常务理事，参加他们组织的一些活动。通过对中国银行总行以及全辖研究工作的组织和推动，有助于中国银行提升金融研究水平，促进中国银行业务特别是国际业务的开拓与发展；通过对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工作的组织和活动开展，以及编辑出版《国际金融研究》杂志，有助于我国国际金融领域的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及人才的培养，一定程度上全面提升了我国国际金融领域的学术研究水平。
　　1981年1月，在利用外资座谈会上，我提交了《利用外资与国际收支平衡》的论文。当时，我意识到为了更好地利用外资，有必要改革和从新编制我国新的外汇收支平衡表，于是我把意见呈送给国家计委，计委领导作了批示，国家统计局约我就改编工作进行了多次讨论。后来为这建议，国家统计局与外汇管理局共同召开会议，从此编制了我国第一张国际收支平衡表。1984年6月4日，我在《经济日报》头版周末论坛上，发表《从西方黄金用途谈我国黄金销售》，此文首次公开提出扩大黄金首饰、工艺品、金币销售的主张。当时反响很大，后来商业部正式做出国内扩大金制品销售的决定。1985年第19期《红旗》约我撰写了《汇率变动对经济的影响》以及1989年第22期撰写了《谈西方股市风暴》，文章指出：必须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汇率、股市、利率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为了适应和促进改革开放和外贸体制改革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必将涉及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该文的分析和观点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1987年第1期《国际金融研究》首次全文发表了陈云同志在1973年6月7日听取银行工作汇报时的讲话。这是反映陈云同志经济思想的重要文献。我与另一位同志以特约评论员名义撰写了《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的评论，指出陈云同志早在1973年就明确告诫我们，“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领我们应占的地位。”该文献和我们的评论次日就被《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报刊转载。这在当时反响很大，《国际金融研究》的影响力也大大提升。
　　90年代，1991年夏，我参加了中央政策室在中南海召开的会议，江泽民总书记和宋平同志就世界经济形势以及对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听取意见，当时参会者共七人，金融界的代表就我一人，我详细地汇报了国际金融形势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受到了领导们的首肯。江总书记说，中国银行利用外资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会后，宋平同志把我留下，专门询问了我国外汇储备中国家外汇库存与中国银行外汇结存的关系，我一一作了回答，他很满意。同年秋，联合国贸发会秘书长邀请了全球十位专家，就9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在日内瓦贸发会资金委员会上作主旨发言，我作为中国唯一的专家邀请与会，我把90年代全球经济发展态势归纳为“依存、合作、竞争、发展”。也就是说，无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它们之间的经济发展关系都离不开这八个字，这一观点受到与会代表的认同。
　　1990年秋，按照国务院和国家教委的要求，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在上海召开全国高校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大纲审定会，会议确定由我担任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金融类专业“八五”期间统编教材《国际金融学概论》的主编，负责组织该书的编写工作。该书共11章，我撰写了5章，并审定了全稿。该书于1993年出版，1995年加印，共印12000册。该书是当时第一本全国高校金融专业国际金融的统编教材，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 　　1992～1997年，我主持了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业务运营，使自己进一步加深了对西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了解，积累了这方面的经验，树立了自己经营管理商业银行的全新理念。该行取得了年人均利润50万美元、资本和资产回报率分别高达130%和1.3%、综合效益在卢森堡国际中心220家银行中名列前10名的好业绩，在中国银行海外行中也名列前茅。我把积累的经营理念和经验编著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教材，于2004年出版，该教材被评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进入21世纪以来，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研究、教学和指导博士生工作上。在此期间，我加深了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研究，提出了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时间最好不迟于2016年，并对人民币国际化利弊、路径提出了具体的可行性建议。在对我国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的原因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研究后，提出加强管理经营以及规避风险的对策主张。针对我国资本市场出现的种种问题，提出了加强和完善资本市场的建议，指出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有助于资产价格的重估，有助于资产价格的发现，必须把资产的定价权和溢价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对我国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研究中，针对大型商业银行上市前，必须把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作为必要条件和只按净资产作为入股定价的依据提出了质疑。此外，对中国银行业海外发展战略、对如何应对世界经济金融挑战和金融安全问题的研究，以及有关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都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措施和政策主张。上述研究和主张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在国内外也有一定的影响。
　　当今，在经济金融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全球金融领域出现了许多新动向、新事物、新问题，都需要人们去探索、去研究。但是要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并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和看法，是有相当难度的。这就需要不断提高分析能力和专业水平。对此，我的体会是：首先要掌握扎实的学科基础理论和知识；第二要善于借鉴本学科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第三头脑中要经常有问号，要学会独立思考；第四要善于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第五，理论与实际必须紧密结合。也就是说，有了扎实的金融学理论基础，必须不断观察思考，强调理论要为现实服务，应以各个时期国家经济建设中心为研究重点，不能闭门造车。我始终认为，“金融研究必须关注现实问题，要对社会经济变化作超前研究，不仅要研究热点，而且要研究潜在的热点和问题，对具体问题提出针对性建议并作可行性研究，对政治、经济、金融领域的变化和已执行的政策措施作比较性、规律性和总结性研究。”这也是我本人长期从事金融研究工作遵循的原则。
　　五十年来，我撰写、主编的专著、教材、书籍有20部，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约有450多篇。近年来，我的学生、亲友都建议我出一套文集，对研究和教学工作做一个全面总结。但仔细考虑后，觉得专著、教材、书籍大都有了单行本，而文章则散见在诸多报刊中，我决定从发表在报刊中的文章里，选出101篇结集文选，分为上下册出版。文选的主要内容是：对世界经济金融形势与国际货币关系的研究；对人民币汇率改革与防范汇率风险的研究；利用外资与国际收支平衡的研究；对我国外汇储备问题的研究；对金融危机的研究；我国如何应对世界经济金融挑战对策的研究；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研究；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和股改上市的研究；以及做学问、做人、教学工作中的心得体会。这些文章基本上代表和反映了我在不同时期，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对所涉及金融现实问题的观点和看法，凝聚了自己几十年来研究工作的心血和汗水，以及做人、做学问的原则。需要指出的是，文选收集了曾康霖教授、刘锡良教授、缪明杨教授主编的《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第一卷第四十五章“吴念鲁金融思想学说概要”一文，此文集中突出阐述了我所研究的金融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主张。我把此文放在文选的前面。我期望此文和文选所收集的这些文章可能会对读者有所启迪和帮助，也可能有的值得进一步商榷和探讨。我将以“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精神，把“学习、学习、再学习，研究、探索、再研究”作为座右铭，愿与读者们、朋友们、教师们、同学们一起，共同去探索和揭示金融的奥秘，在学习和研究中得到愉悦和收获。
　　2011年8月于北京
　　（注：吴念鲁金融文选（上下册）已于2012年3月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