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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媒体背景下，各类媒介在技术上、应用上甚至产权上的融合，一改公民表达通道缺失的困境，公众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发表意见，充当“公民记者”。然而，由于信息传播失去了传统意义的把关环节，而公民对负面新闻具有天生兴趣，媒体也热衷于“除暴祛恶”，以致极化舆论不绝于耳，社会分歧被放大，社会和谐受到影响。因此，在转型关键时期，做好极化舆论的防范工作至关重要。防范极化舆论有多种选择，但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准确把握舆论诉求走向，有针对性地做好舆论平抑工作，花气力培养公民媒介素养，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的社会协调作用，电视媒体要主动进行舆论“中和”。
关键词：新媒体；舆论极化；防范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8—0172—05
随着多种新媒体应用的迅速普及和各类媒体的不断融合，网络群体舆论激化甚至极化已成常态。不仅网络人肉和网上群殴现象此起彼伏，而且蔓延到对于公共事务、环保事件、突发事件等的直接干预和深刻影响上来。如厦门PX事件、南通启东王子造纸厂排污事件以及徐州新沂宝马碾压孩童致死事件，都是由网络披露后迅速形成极化舆论，强有力地左右着公众对这些事件的真相认知和价值判断，给事件处理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有的甚至将是非曲直完全颠倒，产生翻转效应。最为典型的网络舆论极化案例要数2011年的一场有关“8毛与10万元的战争”①。“8毛门”等网络群狼现象启示我们，媒介融合引发群体极化舆论已成社会管理难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不可掉以轻心。
一、新媒体与极化舆论
新媒体是在新的技术体系支撑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数字报纸、数字杂志、数字电视、数字广播、移动电视、手机短信、桌面视窗、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它是相对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意义上的媒体而言的，它们的出现标志着公共媒体的实际主控权发生了从精英阶层向平民阶层的根本性改变，故被一些学者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和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有其鲜明的特色，如意见表达的自由度大、信息传播的时效性强、与用户的互动性强、表现形式丰富多样等，从而为公共信息、敏感信息甚至私密信息的快速传播和相互激荡提供了物质基础，几乎为所有社会公众提供了一种扮演信息传播主人公角色的表达平台。它既拥有人际媒体和大众媒体的优点：即完全个性化的信息可以同时送达几乎所有的人，每个参与者，不论是出版者、传播者，还是消费者，对内容拥有对等的、相互的控制能力；它又去掉了人际媒体和大众媒体的缺点：即传播者在传播信息时，不再受限于一次只能针对一个人进行的技术障碍，而且还能针对每个接受者提供个性化内容。
新媒体能够将各种传统媒体的功能与优点“融合”起来，让公众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使用，用户会感到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的体验，从而对新媒体难舍难分，甚至出现依赖症候，不再有媒体形态边界限制的感觉，这就是学界所称的“媒介融合”。其实，“媒介融合”就是指多种媒介通过国际互联网络呈现出功能一体化的趋势，是将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在内容上、技术上、功能上、应用上甚至产权上融合在一起，公众可以更为便利地获得公共信息和表达各自的意见，相互讨论并形成共识，传统意义上的把关已经很难再发挥作用。新媒体的这种特性大大激发了公众“当家做主”的热情和冲动，一个人人做记者、做时评家、做政治家的时代就此开启，网络舆论的风起云涌、相互激荡和汇聚极化之势已是不可阻挡。
媒介融合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令人担忧的直接后果，就是大规模地催生极化舆论。极化舆论是一种情绪型舆论，其舆论主体也往往表现出一种“群体极化”的特征。“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是美国当代法哲学家、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凯斯·桑斯坦提出的。他认为：“团体成员一开始即具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②他注意到在互联网络和新的传播技术领域里，志同道合的团体会彼此间进行沟通讨论，互通信息，到最后，他们的想法还是和原先一样，只是形式上变得更为极端了。桑斯坦指出，在现代社会，人们更容易通过网络获得自己喜欢的信息，而拒绝接受自己不喜欢的信息，信息窄化不可避免。信息窄化的结果使社会趋于分裂，各种对现实怀有不满甚至仇恨心理的群体更容易在网上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也更容易对异己意见甚至社会发动攻击，网络舆论极化与现实社会的暴戾之气相互传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激励，致使社会变得危机四伏，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随时可能发生，对此应该有所警惕。
二、极化舆论的成因
新媒体催生的媒介融合为舆论极化趋势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公众表达渠道大大拓宽，人们可以就他们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各种社会问题随心所欲地发表看法，做出分析，提出质疑；社会意见特别是观点相同、主张一致、情投意合的意见能够方便、迅速地汇聚与合流，不同声音之间的碰撞与对抗也容易随时随地不断发生；各种社会情绪的网络扩散促使一个又一个舆论波的形成，极化舆论被大规模地催生，不断引发意见冲突和社会震荡。言论自由程度的空前提高，一方面促进了社会民主化进程，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一些不理智、情绪化的言论可以大范围、立体式传播，形成众声喧哗甚至以势压人的局面，使得常态舆论被不断激化和极化，直接威胁到政治民主进程与和谐社会建设。
一般而言，网络舆论总是伴随着突发事件井喷式出现，事先并无征兆，却迅速扩散极化，很快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形成网络舆论风暴。网络媒体本来就是社会情绪和公共舆论的发泄场、扩散地和放大器，网络舆论的表达、扩散与极化不可避免，而且总是呈现出多形态、多层次、多向度的复杂状态。它可以由一个论坛、一个组群向其他论坛、其他组群扩散，也可以由境内网站向境外网站扩散，还可以由网络媒体向传统媒体扩散。这种扩散使得个别议题社会化、地方议题全国化、国内议题全球化，常常会出现由小到大、由点到面、由议题领域向其他领域迅速蔓延的不可控局面，使得对个别现象、个别案例的关注，变成对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讨论，直至上升到对整个社会和国家制度层面的质疑。 群体性极化舆论的形成，除了舆论事件本身的争议性大成为主因之外，舆论主体、介体及外部环境也成为舆论群体极化的重要原因，而直接催生网络激化舆论的，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的动力。
1.舆论主体倾向于关注负面事件
说明：表中选取央视《新闻周刊》9个月中每月的第一期节目和最后一期节目为研究样本，除去抗震特刊节目、国庆特别节目、新闻年鉴、年度视点、年度人物及春节特别节目和2012年7—8月空缺的3期节目外，对其余42期节目中所涉及到的新闻事件进行了关注度评价。
表1中的数据显示，在所有的新闻事件中，网民对负面事件关注的数量是对正面事件关注数量的2倍。公众对负面事件的关注度普遍大于对正面事件关注度，且明显对不公、暴力、腐败等负面新闻表现出更大的关注。在媒体报道后，公众会迅速在各大网络平台的贴吧、论坛上发表意见，形成话题讨论，并通过人人网、天涯论坛、微博、微信、QQ等社交网络分享。猎奇心理是人们接触媒体的重要心理倾向，而社会反常事件如灾难、车祸、凶杀、暴力等，往往更吸引人们的眼球，更易形成极化舆论。
2.少数贪污腐败现象导致整体政治信任流失
政治信任是“公民对政府或政治系统运作产生出与他们的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念或信心”③。政治信任具有不同层次的内容，且各层次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即信任或不信任会呈多普勒光谱式的过渡、扩散和传递。一项有关贪污腐败引发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流失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农民上访的级别每上升一个层次，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就减少一个档次，即农民上访、走访过的政府层级越高，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就越低。另一方面，虽然到市级（地级市）以下政府的上访没有对高层政府的信任产生直接影响，但随着上访层级的提高，对高层政府的信任也产生了显著的负面评价。④
近年来，有关政府机关的负面报道和公职人员的贪污腐败报道明显增多，小到城管人员简单粗暴、交通警察乱开罚单，大到重点工程出现巨额问题资金、暴力拆迁以及公权私用、贪污腐败、官商勾结等等。这样的信息难免会让公众失望，安全感降低，同时公众也慢慢习惯了将掌握公权力的官员和掌握财富的商人视为威胁自己利益的群体。于是，当某一事件发生时，公众就会一致攻击权钱掌握者，极化舆论也就可能出现。
3.媒体由“权力代言人”向“黑幕揭露者”转身
一般而言，传统媒体具有某种天然的政治属性，常常会被统治阶级用来作为维护现存制度的工具和实行社会控制的手段。然而，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和媒介融合的提速，再加上生存竞争的加剧，今天的媒体似乎更乐于充当“公众利益的守门狗”和“黑幕的揭露者”，公众舆论的极化与媒体营造的氛围关系密切。首先，在选题上，媒体更倾向于选择负面事件，尤其是社会影响大的媒体，无论是从报道篇幅还是版面安排上都明显向负面事件倾斜。由于媒体的示范效应，社会情绪也变得浅薄、浮躁和戾气。一个健康的媒介系统，应当以超脱的眼光去报道世界，分析世界，因为过多的负面恶性事件经过传统媒体、网络舆论的立体式传播后，会将公众对负面事件的接受尺度不断加大，甚至可能会麻痹公众的神经。其次，在媒体的报道中，当“事故实施者”A为强势群体即“官二代”或“富二代”时，媒体的报道会形成图1模式（FA表示A的父辈，B表示受害者）。
说明：此图由韩灵丽制作。
一般来说，媒体对普通新闻事件本身只会做出粗线条叙述，不会反复报道；但对涉及权钱交易的内容却总是习惯性地“深入挖掘”，千方百计地要弄出点“新闻背后的新闻”，这些转载率极高的报道往往把被报道者置于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无助位置。如“药家鑫事件”的报道中，新华网在报道中使用的小标题就表现出鲜明的态度，“肇事者22岁，家境富裕，开的是私家车；受害人26岁，长安区村民，留下一个两岁的儿子”。单从新闻写作角度，这样的写法的确精炼，概括得也很合意；但是，新闻除了传递信息外也影响公众对社会的认知。媒体这样的报道模式无疑使社会中的“强者”成为了网络舆论中的“众矢之的”，极有可能造成报道的不公正，甚至影响某些事件的司法审判。中国自古就有“仇富”和“同情弱者”的文化心理，而这些报道恰恰暗合了很多受众的潜在期待，成为形成极化舆论的催化剂。
三、对舆论极化的防范
在现今的中国，贫富差距拉大，权力运行信息不够透明，一些强势群体也确实存在无所顾忌、我行我素、横行乡里的现象，使得普通公众很容易产生群体极化，从而形成极化舆论。国内已有媒体反思认为，从杭州“七十码事件”以来，虽近年频发汽车肇事、恶性刑事案件，可理性的讨论氛围却仍未形成。⑤如果缺乏理性精神，就不会对社会的民主进程产生推进作用，更谈不上和谐推进民主进程。
要有效地消除极化舆论产生的社会条件，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把准舆论诉求脉搏，提高网络舆论调控的针对性
防范网络舆论激化，最关键的是要把准网络舆论的风向标，把准网络舆论的脉搏，在第一时间有针对性地做好防范工作。分析近年来催生网络舆论风暴的若干典型案例可以发现，容易造成网络舆论极化的舆论诉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经济利益。经济利益诉求成为网民最为热心讨论的话题，社会财富的分配是网民极为关注的焦点。从社会财富的结构，到商品交换的形态，再到官员财富的来源及其合法性，是网民最为津津乐道、百谈不厌的话题。网络舆论正是现阶段以利益诉求为中心的公众意见的集合体。但凡直接关涉到公众利益特别是有损于公众利益的话题，如涉及收费收税、土地征用、暴力拆迁、破产改制、民事纠纷、官员财产、公共财富的处置等问题，就很容易形成网络舆论，也很容易出现舆论的极化；不仅舆论数量始终处于第一的位置，网络跟帖言辞激烈，而且利益相关度与网络舆论的炽热度正向相关。
（2）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的“安全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但是，在我国，无论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社会福利还是社会求助，都还很不尽人意，如何保障弱势群体的最低生活需要，如何救助失业者、帮助不幸者，如何实施有效的扶贫，国家及社会团体甚至民间组织在其中如何发挥作用等等，都尚未找到理想的路径。然而，公众的需求层次却总是在不断提升，希望政府能不断增进群众福利，改善国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把社会保障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把公共福利推上更高阶段，始终是社会成员的核心诉求，也是舆论反复表达的焦点，这种诉求不可避免一波又一波地引发网络舆论风潮。 （3）政治参与。社会主义政治参与的目标之一，是要通过建构一个以公共利益、公共事务、公共意志为基础，以公平的法律制度体系为保障，以公民自主表达与自我约束为特征的参与模式，政府公开、透明、包容，公共机构和公共人物与网络社会、网民平等协商交流，从而实现网络政治生活的健康发展，实现公民政治的全方位参与。目前，我国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政治文化认识多元化，主流政治文化遭遇解构、面临严峻挑战。二是网络政治参与同现实政治文化脱节，它通常不考虑现实政治的世俗规则和利害关系，带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从而对现实政治结构和政治进程形成冲击。三是对网络政治参与缺乏有效的引导、规范和管理。
（4）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然允许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个人的利益存在，要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摆脱、超越既得利益的束缚，以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为神圣职责。公民也要通过自助和自治的方式来参与社会管理，寻求公平正义。法律是保证社会公正的底线，人类正义的理想在法律中被简化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它不仅包括“对同等条件给予相同的待遇”，而且包括“反对特权”（针对强者）和“禁止歧视”（针对弱者）。在现代社会，社会公平首先意味着社会权利上的公平，要求社会给予每个成员生存、发展的机会是平等的，做到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效率公平和分配公平，但事实上这些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存在的不同程度的不公现象已经影响到了社会不同阶层的和谐相处，成为引发网络舆论的主要源泉。
另外，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住房、教育、卫生等问题也容易催生极化舆论产生，需要给予关注。
2.下大气力提高全民媒介素养
从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在社会、学校中广泛开设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大众的媒介素养水平，使他们能够独立思考，自主判断，不轻易跟风起哄，是应对群体极化舆论的治本之策。1933年，英国文学批评家列维斯和汤普生首次提出将媒介素养教育引入学校课堂的主张。在他们看来，媒介及其传播的内容完全是一种商业性、机械性的文化，这种文化非但不能与传统的精英文化相提并论，相反，它还会解构精英文化，冲击精英文化的有效传播，只能为社会提供一种“低水平的满足”，从而破坏了原有的社会道德和生活秩序，消解了传统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这种观点虽然有失偏颇甚至后来基本上被主流理论否定，但这一观点依然可以启示人们，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媒介为保证其经营利润，在报道负面新闻方面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扒粪”。目前，在大众传媒比较发达的国家普遍都在学校开设了媒介素养课程。
所谓媒介素养，是人们通过教育过程而获得的一种体验媒介、理解媒介、分析媒介讯息和制作媒介产品的技能和素养。人们对媒介了解得越多，通过媒介学到的知识越多，人们的媒介素养水平就越高。媒介素养教育是传授和学习媒介相关知识的一个具体过程，它以培养人的素质为核心，使人们获得正确理解媒介和有效利用媒介的能力，并建立获得正确媒介信息、独立判断信息价值的知识结构。通过媒介素养教育，可以培养公民辨别媒介传播内容的能力和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使其能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同时监察和改善传媒，做既有责任意识又有批判能力的公民。媒介素养教育能帮助公民分清什么是媒介真实，什么是现实真实，对媒介信息不盲从，提高对负面信息的免疫力，最后有效地利用大众传播满足自己的需求，避免随波逐流，跟风赶浪，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网络的众声喧哗，降低网络舆论极化的风险。
在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已经在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然而，当下我国青年人接触网络越来越早，因此，不仅要在高校开设专门的媒介素养课程，更有必要在对青年价值观、判断力形成起着关键作用的中学阶段普遍开设这一课程。
3.传统媒介要当好社会的协调者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贫富悬殊、官员腐败等新问题和新矛盾不断涌现，网络上各种热点事件都是现实中矛盾问题的映射。追问极化舆论的根源，收入分配严重失衡，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甚至官商勾结、徇私舞弊和中饱私囊难辞其咎。媒介融合的趋势恰好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也立体化地放大了这些问题，迎合并强化了社会逆反心理。因此，媒介融合对于处于敏感时期的中国来说更是一把双刃剑。
在当前，要特别强调媒介应客观报道事实，忠于新闻事实，要明白新闻报道不是因为有批判才有深度，而是要看其还原事实真相的程度，对于事实真相还原的程度越高，则报道就越有价值。传统媒体由于特殊的地位和长期积累起来的公信力资源，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决不能一味地追求批判效应，随意发表导致迎合群体极化的偏激言论，火上浇油。警惕偏激舆论，并非说舆论不能关注焦点事件，只是不能异化为“消费式狂欢”，媒体应以审慎态度关注世界，随时注意剔除外界“魔力”的干扰。⑥
4.电视媒介应发挥对极化舆论的“中和”作用
面对极化舆论可能带来的威胁，大众传媒可以起到“中和”作用，特别是电视媒体，其现场感强、形象生动、老少皆宜的独特优势可以有效地为中和极化舆论、缓冲极化舆论提供可能。
首先，从技术层面来说，媒介融合带来的言论自由需要公众自身会上网交流，会加入网络社区，会用电子键盘打字，因此，真正因为媒介融合而享受言论自由的人是那些青年或知识水平较高的人，对于广大的农民、老年人、儿童和多数家庭妇女来说，电视仍然是他们最常接触的媒介。
其次，我国互联网虽然发展迅速，但是，其普及率远不及电视。据统计，中国4亿家庭中，几乎每个家庭都拥有一台或多台电视，入户率达90%以上。另外，媒介融合依赖互联网，而用互联网交流表面上看是交友范围广了，实际上却是个体与现实更加隔离了；而一台电视虽然只会有几个人一起看，但他们却可以面对面相互交流，这是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有机结合，也是电视无可替代的优势。
最后，电视媒体还是故事媒体和跟进媒体，特别是它在重大事件尤其是负面事件的报道上，可以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不断“跟进”，逐一还原现场，逼近事实真相，探析前因后果，从而对社会舆论产生影响。如果电视能够真正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在内容、形式等方面以观众兴趣为转移进行实质性改革，电视就可以在纾解和平抑群体极化舆论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如果电视传播能够做到既注重满足公众兴趣而又能够大量报道生动有趣、正面健康、观众喜闻乐见的信息，那么，公众的媒介素养会不断提高，极化舆论的负面影响也会大大减少。
注释
①赵涵漠、武欣中：《一场八毛与十万元的战争》，《中国青年报》2011年9月21日。
②[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6页。
③胡荣：《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3期。
④周汝江、高钏翔《话语的张力：政治信任流失》，《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⑤《媒体应该追求的世界》，《长江商报》2011年4月10日。
⑥《药家鑫案：是否存在“民众的狂欢”》，《华西都市报》2011年4月12日。
责任编辑：沐紫
关键词：新媒体；舆论极化；防范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8—0172—05
随着多种新媒体应用的迅速普及和各类媒体的不断融合，网络群体舆论激化甚至极化已成常态。不仅网络人肉和网上群殴现象此起彼伏，而且蔓延到对于公共事务、环保事件、突发事件等的直接干预和深刻影响上来。如厦门PX事件、南通启东王子造纸厂排污事件以及徐州新沂宝马碾压孩童致死事件，都是由网络披露后迅速形成极化舆论，强有力地左右着公众对这些事件的真相认知和价值判断，给事件处理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有的甚至将是非曲直完全颠倒，产生翻转效应。最为典型的网络舆论极化案例要数2011年的一场有关“8毛与10万元的战争”①。“8毛门”等网络群狼现象启示我们，媒介融合引发群体极化舆论已成社会管理难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不可掉以轻心。
一、新媒体与极化舆论
新媒体是在新的技术体系支撑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数字报纸、数字杂志、数字电视、数字广播、移动电视、手机短信、桌面视窗、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它是相对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意义上的媒体而言的，它们的出现标志着公共媒体的实际主控权发生了从精英阶层向平民阶层的根本性改变，故被一些学者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和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有其鲜明的特色，如意见表达的自由度大、信息传播的时效性强、与用户的互动性强、表现形式丰富多样等，从而为公共信息、敏感信息甚至私密信息的快速传播和相互激荡提供了物质基础，几乎为所有社会公众提供了一种扮演信息传播主人公角色的表达平台。它既拥有人际媒体和大众媒体的优点：即完全个性化的信息可以同时送达几乎所有的人，每个参与者，不论是出版者、传播者，还是消费者，对内容拥有对等的、相互的控制能力；它又去掉了人际媒体和大众媒体的缺点：即传播者在传播信息时，不再受限于一次只能针对一个人进行的技术障碍，而且还能针对每个接受者提供个性化内容。
新媒体能够将各种传统媒体的功能与优点“融合”起来，让公众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使用，用户会感到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的体验，从而对新媒体难舍难分，甚至出现依赖症候，不再有媒体形态边界限制的感觉，这就是学界所称的“媒介融合”。其实，“媒介融合”就是指多种媒介通过国际互联网络呈现出功能一体化的趋势，是将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在内容上、技术上、功能上、应用上甚至产权上融合在一起，公众可以更为便利地获得公共信息和表达各自的意见，相互讨论并形成共识，传统意义上的把关已经很难再发挥作用。新媒体的这种特性大大激发了公众“当家做主”的热情和冲动，一个人人做记者、做时评家、做政治家的时代就此开启，网络舆论的风起云涌、相互激荡和汇聚极化之势已是不可阻挡。
媒介融合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令人担忧的直接后果，就是大规模地催生极化舆论。极化舆论是一种情绪型舆论，其舆论主体也往往表现出一种“群体极化”的特征。“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是美国当代法哲学家、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凯斯·桑斯坦提出的。他认为：“团体成员一开始即具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②他注意到在互联网络和新的传播技术领域里，志同道合的团体会彼此间进行沟通讨论，互通信息，到最后，他们的想法还是和原先一样，只是形式上变得更为极端了。桑斯坦指出，在现代社会，人们更容易通过网络获得自己喜欢的信息，而拒绝接受自己不喜欢的信息，信息窄化不可避免。信息窄化的结果使社会趋于分裂，各种对现实怀有不满甚至仇恨心理的群体更容易在网上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也更容易对异己意见甚至社会发动攻击，网络舆论极化与现实社会的暴戾之气相互传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激励，致使社会变得危机四伏，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随时可能发生，对此应该有所警惕。
二、极化舆论的成因
新媒体催生的媒介融合为舆论极化趋势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公众表达渠道大大拓宽，人们可以就他们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各种社会问题随心所欲地发表看法，做出分析，提出质疑；社会意见特别是观点相同、主张一致、情投意合的意见能够方便、迅速地汇聚与合流，不同声音之间的碰撞与对抗也容易随时随地不断发生；各种社会情绪的网络扩散促使一个又一个舆论波的形成，极化舆论被大规模地催生，不断引发意见冲突和社会震荡。言论自由程度的空前提高，一方面促进了社会民主化进程，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一些不理智、情绪化的言论可以大范围、立体式传播，形成众声喧哗甚至以势压人的局面，使得常态舆论被不断激化和极化，直接威胁到政治民主进程与和谐社会建设。
一般而言，网络舆论总是伴随着突发事件井喷式出现，事先并无征兆，却迅速扩散极化，很快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形成网络舆论风暴。网络媒体本来就是社会情绪和公共舆论的发泄场、扩散地和放大器，网络舆论的表达、扩散与极化不可避免，而且总是呈现出多形态、多层次、多向度的复杂状态。它可以由一个论坛、一个组群向其他论坛、其他组群扩散，也可以由境内网站向境外网站扩散，还可以由网络媒体向传统媒体扩散。这种扩散使得个别议题社会化、地方议题全国化、国内议题全球化，常常会出现由小到大、由点到面、由议题领域向其他领域迅速蔓延的不可控局面，使得对个别现象、个别案例的关注，变成对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讨论，直至上升到对整个社会和国家制度层面的质疑。 群体性极化舆论的形成，除了舆论事件本身的争议性大成为主因之外，舆论主体、介体及外部环境也成为舆论群体极化的重要原因，而直接催生网络激化舆论的，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的动力。
1.舆论主体倾向于关注负面事件
说明：表中选取央视《新闻周刊》9个月中每月的第一期节目和最后一期节目为研究样本，除去抗震特刊节目、国庆特别节目、新闻年鉴、年度视点、年度人物及春节特别节目和2012年7—8月空缺的3期节目外，对其余42期节目中所涉及到的新闻事件进行了关注度评价。
表1中的数据显示，在所有的新闻事件中，网民对负面事件关注的数量是对正面事件关注数量的2倍。公众对负面事件的关注度普遍大于对正面事件关注度，且明显对不公、暴力、腐败等负面新闻表现出更大的关注。在媒体报道后，公众会迅速在各大网络平台的贴吧、论坛上发表意见，形成话题讨论，并通过人人网、天涯论坛、微博、微信、QQ等社交网络分享。猎奇心理是人们接触媒体的重要心理倾向，而社会反常事件如灾难、车祸、凶杀、暴力等，往往更吸引人们的眼球，更易形成极化舆论。
2.少数贪污腐败现象导致整体政治信任流失
政治信任是“公民对政府或政治系统运作产生出与他们的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念或信心”③。政治信任具有不同层次的内容，且各层次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即信任或不信任会呈多普勒光谱式的过渡、扩散和传递。一项有关贪污腐败引发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流失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农民上访的级别每上升一个层次，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就减少一个档次，即农民上访、走访过的政府层级越高，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就越低。另一方面，虽然到市级（地级市）以下政府的上访没有对高层政府的信任产生直接影响，但随着上访层级的提高，对高层政府的信任也产生了显著的负面评价。④
近年来，有关政府机关的负面报道和公职人员的贪污腐败报道明显增多，小到城管人员简单粗暴、交通警察乱开罚单，大到重点工程出现巨额问题资金、暴力拆迁以及公权私用、贪污腐败、官商勾结等等。这样的信息难免会让公众失望，安全感降低，同时公众也慢慢习惯了将掌握公权力的官员和掌握财富的商人视为威胁自己利益的群体。于是，当某一事件发生时，公众就会一致攻击权钱掌握者，极化舆论也就可能出现。
3.媒体由“权力代言人”向“黑幕揭露者”转身
一般而言，传统媒体具有某种天然的政治属性，常常会被统治阶级用来作为维护现存制度的工具和实行社会控制的手段。然而，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和媒介融合的提速，再加上生存竞争的加剧，今天的媒体似乎更乐于充当“公众利益的守门狗”和“黑幕的揭露者”，公众舆论的极化与媒体营造的氛围关系密切。首先，在选题上，媒体更倾向于选择负面事件，尤其是社会影响大的媒体，无论是从报道篇幅还是版面安排上都明显向负面事件倾斜。由于媒体的示范效应，社会情绪也变得浅薄、浮躁和戾气。一个健康的媒介系统，应当以超脱的眼光去报道世界，分析世界，因为过多的负面恶性事件经过传统媒体、网络舆论的立体式传播后，会将公众对负面事件的接受尺度不断加大，甚至可能会麻痹公众的神经。其次，在媒体的报道中，当“事故实施者”A为强势群体即“官二代”或“富二代”时，媒体的报道会形成图1模式（FA表示A的父辈，B表示受害者）。
说明：此图由韩灵丽制作。
一般来说，媒体对普通新闻事件本身只会做出粗线条叙述，不会反复报道；但对涉及权钱交易的内容却总是习惯性地“深入挖掘”，千方百计地要弄出点“新闻背后的新闻”，这些转载率极高的报道往往把被报道者置于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无助位置。如“药家鑫事件”的报道中，新华网在报道中使用的小标题就表现出鲜明的态度，“肇事者22岁，家境富裕，开的是私家车；受害人26岁，长安区村民，留下一个两岁的儿子”。单从新闻写作角度，这样的写法的确精炼，概括得也很合意；但是，新闻除了传递信息外也影响公众对社会的认知。媒体这样的报道模式无疑使社会中的“强者”成为了网络舆论中的“众矢之的”，极有可能造成报道的不公正，甚至影响某些事件的司法审判。中国自古就有“仇富”和“同情弱者”的文化心理，而这些报道恰恰暗合了很多受众的潜在期待，成为形成极化舆论的催化剂。
三、对舆论极化的防范
在现今的中国，贫富差距拉大，权力运行信息不够透明，一些强势群体也确实存在无所顾忌、我行我素、横行乡里的现象，使得普通公众很容易产生群体极化，从而形成极化舆论。国内已有媒体反思认为，从杭州“七十码事件”以来，虽近年频发汽车肇事、恶性刑事案件，可理性的讨论氛围却仍未形成。⑤如果缺乏理性精神，就不会对社会的民主进程产生推进作用，更谈不上和谐推进民主进程。
要有效地消除极化舆论产生的社会条件，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把准舆论诉求脉搏，提高网络舆论调控的针对性
防范网络舆论激化，最关键的是要把准网络舆论的风向标，把准网络舆论的脉搏，在第一时间有针对性地做好防范工作。分析近年来催生网络舆论风暴的若干典型案例可以发现，容易造成网络舆论极化的舆论诉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经济利益。经济利益诉求成为网民最为热心讨论的话题，社会财富的分配是网民极为关注的焦点。从社会财富的结构，到商品交换的形态，再到官员财富的来源及其合法性，是网民最为津津乐道、百谈不厌的话题。网络舆论正是现阶段以利益诉求为中心的公众意见的集合体。但凡直接关涉到公众利益特别是有损于公众利益的话题，如涉及收费收税、土地征用、暴力拆迁、破产改制、民事纠纷、官员财产、公共财富的处置等问题，就很容易形成网络舆论，也很容易出现舆论的极化；不仅舆论数量始终处于第一的位置，网络跟帖言辞激烈，而且利益相关度与网络舆论的炽热度正向相关。
（2）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的“安全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但是，在我国，无论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社会福利还是社会求助，都还很不尽人意，如何保障弱势群体的最低生活需要，如何救助失业者、帮助不幸者，如何实施有效的扶贫，国家及社会团体甚至民间组织在其中如何发挥作用等等，都尚未找到理想的路径。然而，公众的需求层次却总是在不断提升，希望政府能不断增进群众福利，改善国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把社会保障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把公共福利推上更高阶段，始终是社会成员的核心诉求，也是舆论反复表达的焦点，这种诉求不可避免一波又一波地引发网络舆论风潮。 （3）政治参与。社会主义政治参与的目标之一，是要通过建构一个以公共利益、公共事务、公共意志为基础，以公平的法律制度体系为保障，以公民自主表达与自我约束为特征的参与模式，政府公开、透明、包容，公共机构和公共人物与网络社会、网民平等协商交流，从而实现网络政治生活的健康发展，实现公民政治的全方位参与。目前，我国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政治文化认识多元化，主流政治文化遭遇解构、面临严峻挑战。二是网络政治参与同现实政治文化脱节，它通常不考虑现实政治的世俗规则和利害关系，带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从而对现实政治结构和政治进程形成冲击。三是对网络政治参与缺乏有效的引导、规范和管理。
（4）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然允许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个人的利益存在，要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摆脱、超越既得利益的束缚，以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为神圣职责。公民也要通过自助和自治的方式来参与社会管理，寻求公平正义。法律是保证社会公正的底线，人类正义的理想在法律中被简化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它不仅包括“对同等条件给予相同的待遇”，而且包括“反对特权”（针对强者）和“禁止歧视”（针对弱者）。在现代社会，社会公平首先意味着社会权利上的公平，要求社会给予每个成员生存、发展的机会是平等的，做到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效率公平和分配公平，但事实上这些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存在的不同程度的不公现象已经影响到了社会不同阶层的和谐相处，成为引发网络舆论的主要源泉。
另外，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住房、教育、卫生等问题也容易催生极化舆论产生，需要给予关注。
2.下大气力提高全民媒介素养
从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在社会、学校中广泛开设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大众的媒介素养水平，使他们能够独立思考，自主判断，不轻易跟风起哄，是应对群体极化舆论的治本之策。1933年，英国文学批评家列维斯和汤普生首次提出将媒介素养教育引入学校课堂的主张。在他们看来，媒介及其传播的内容完全是一种商业性、机械性的文化，这种文化非但不能与传统的精英文化相提并论，相反，它还会解构精英文化，冲击精英文化的有效传播，只能为社会提供一种“低水平的满足”，从而破坏了原有的社会道德和生活秩序，消解了传统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这种观点虽然有失偏颇甚至后来基本上被主流理论否定，但这一观点依然可以启示人们，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媒介为保证其经营利润，在报道负面新闻方面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扒粪”。目前，在大众传媒比较发达的国家普遍都在学校开设了媒介素养课程。
所谓媒介素养，是人们通过教育过程而获得的一种体验媒介、理解媒介、分析媒介讯息和制作媒介产品的技能和素养。人们对媒介了解得越多，通过媒介学到的知识越多，人们的媒介素养水平就越高。媒介素养教育是传授和学习媒介相关知识的一个具体过程，它以培养人的素质为核心，使人们获得正确理解媒介和有效利用媒介的能力，并建立获得正确媒介信息、独立判断信息价值的知识结构。通过媒介素养教育，可以培养公民辨别媒介传播内容的能力和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使其能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同时监察和改善传媒，做既有责任意识又有批判能力的公民。媒介素养教育能帮助公民分清什么是媒介真实，什么是现实真实，对媒介信息不盲从，提高对负面信息的免疫力，最后有效地利用大众传播满足自己的需求，避免随波逐流，跟风赶浪，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网络的众声喧哗，降低网络舆论极化的风险。
在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已经在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然而，当下我国青年人接触网络越来越早，因此，不仅要在高校开设专门的媒介素养课程，更有必要在对青年价值观、判断力形成起着关键作用的中学阶段普遍开设这一课程。
3.传统媒介要当好社会的协调者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贫富悬殊、官员腐败等新问题和新矛盾不断涌现，网络上各种热点事件都是现实中矛盾问题的映射。追问极化舆论的根源，收入分配严重失衡，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甚至官商勾结、徇私舞弊和中饱私囊难辞其咎。媒介融合的趋势恰好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也立体化地放大了这些问题，迎合并强化了社会逆反心理。因此，媒介融合对于处于敏感时期的中国来说更是一把双刃剑。
在当前，要特别强调媒介应客观报道事实，忠于新闻事实，要明白新闻报道不是因为有批判才有深度，而是要看其还原事实真相的程度，对于事实真相还原的程度越高，则报道就越有价值。传统媒体由于特殊的地位和长期积累起来的公信力资源，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决不能一味地追求批判效应，随意发表导致迎合群体极化的偏激言论，火上浇油。警惕偏激舆论，并非说舆论不能关注焦点事件，只是不能异化为“消费式狂欢”，媒体应以审慎态度关注世界，随时注意剔除外界“魔力”的干扰。⑥
4.电视媒介应发挥对极化舆论的“中和”作用
面对极化舆论可能带来的威胁，大众传媒可以起到“中和”作用，特别是电视媒体，其现场感强、形象生动、老少皆宜的独特优势可以有效地为中和极化舆论、缓冲极化舆论提供可能。
首先，从技术层面来说，媒介融合带来的言论自由需要公众自身会上网交流，会加入网络社区，会用电子键盘打字，因此，真正因为媒介融合而享受言论自由的人是那些青年或知识水平较高的人，对于广大的农民、老年人、儿童和多数家庭妇女来说，电视仍然是他们最常接触的媒介。
其次，我国互联网虽然发展迅速，但是，其普及率远不及电视。据统计，中国4亿家庭中，几乎每个家庭都拥有一台或多台电视，入户率达90%以上。另外，媒介融合依赖互联网，而用互联网交流表面上看是交友范围广了，实际上却是个体与现实更加隔离了；而一台电视虽然只会有几个人一起看，但他们却可以面对面相互交流，这是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有机结合，也是电视无可替代的优势。
最后，电视媒体还是故事媒体和跟进媒体，特别是它在重大事件尤其是负面事件的报道上，可以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不断“跟进”，逐一还原现场，逼近事实真相，探析前因后果，从而对社会舆论产生影响。如果电视能够真正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在内容、形式等方面以观众兴趣为转移进行实质性改革，电视就可以在纾解和平抑群体极化舆论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如果电视传播能够做到既注重满足公众兴趣而又能够大量报道生动有趣、正面健康、观众喜闻乐见的信息，那么，公众的媒介素养会不断提高，极化舆论的负面影响也会大大减少。
注释
①赵涵漠、武欣中：《一场八毛与十万元的战争》，《中国青年报》2011年9月21日。
②[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6页。
③胡荣：《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3期。
④周汝江、高钏翔《话语的张力：政治信任流失》，《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⑤《媒体应该追求的世界》，《长江商报》2011年4月10日。
⑥《药家鑫案：是否存在“民众的狂欢”》，《华西都市报》2011年4月12日。
责任编辑：沐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