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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内参是一种具有参考性质的内部信息传播载体及其工作机制。由毛泽东一手创立并提倡的内参及其机制既是毛泽东治党治国治军的重要抓手，也是他了解各地情况、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毛泽东创立的内参及其机制所形成的传播思想、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已被实践有力地证明它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是行之有效的。通过研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搜索毛泽东在相关内参的批示，进一步厘清内参及其机制的发展演变，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毛泽东在其中发挥的独特而重大的作用。
关键词：毛泽东；内参；建设机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1—0142—07
众所周知，内参及其机制是我党创建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曾在《论中国独创特色的内部参考信息传播工作及其机制》一文中，对我国内参及其机制的诞生、萌芽、成长和发展，作了简洁而明快的宏观描述。①虽然其中也提到了毛泽东不可低估的重大作用，然而，由于论述的重心偏于整体和全局，故无法对毛泽东的内参思想和内参作法作出更多的阐释。从已经公开的大量党史国史资料来看，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毛泽东对内参及其机制创建所付出的心血毫无疑问是最多的，做出的努力也毫无疑问是最大的。
厚达13册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公开发表了毛泽东从1949年9月至1976年9月这27年里许多过去未曾公开的电文、讲话、信件、批示、改稿等等。毋庸置疑，这些文稿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而且是毛泽东某个领域具体思想研究的重要资料。更为难得的是，以编年形态出现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可以使我们获得这样一个特别宝贵的视角：不是用静态的、固化的、直线的，而是用动态的、变化的、曲线式的眼光来认识和看待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过程，从而有利于我们能够做到更加客观、更加准确、更加全面、更加系统地理解和把握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及其构成。本文将基于13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搜索，依据相关史料，着力探讨和阐发毛泽东为内参及其机制的形成和成熟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和历史功绩，并提供一些毛泽东运用内参作为治国理政重要抓手的典型例证。
一
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统计，毛泽东批示过的内参近240件。这肯定不是最终的精确数字，因为已经发现一些回忆文章提到的毛泽东批示过的内参，并没有归拢搜集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况且毛泽东本人是一个工作狂，他批示过的内参估计还有不少因诸种原因而未曾公开。毛泽东兴趣极广，知识面极广，阅读范围从来没有边界，他的知识深度、厚度和广度都是世间所罕见的。这个性格特点决定了毛泽东阅读过的内参品种也是相当多的。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统计，毛泽东看过的内参品种多达30多种，如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和《参考资料》，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教动态》，中共中央办公厅及其下属秘书局、机要室的《情况简报》和《来信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国际时事资料》和《新情况》，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内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工作通讯》，中共中央调查部的《调查通报》，光明日报社的《简报》，中国科学院的《科学简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哲学社会科学动态》，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的《简报》，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的《思想动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计划工作简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农村简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外事简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团的情况》等等。其中，毛泽东批示最多的内参品种是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教动态》、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情况简报》等3种，批示份数占总量的60%以上。
毋庸置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可靠信史。它提供的丰富文献，为我们厘清内参及其机制的发展演变，尤其是毛泽东其中发挥的独特而重大的作用，展示了一幅清晰的图景。
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发现，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批示的第一封群众来信是一封反映中共浙江省宁波地委在农村工作中出现的一些违法乱纪情况的检举信。这封信是参加南下工作团的鲍洁如所写，由清华大学张景鑫转交给中共北京市委，并由中共北京市委摘报。毛泽东见信后，于1950年5月11日提笔写下这样一段措辞严厉的批语：“华东局，并转浙江省委，并告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委、区党委、地委：接北京市委送来浙江工作同志张景鑫一信，特转给你们。这种违反政策及命令主义的工作作风，是不能忍耐的，必须实事求是，彻底检查，切实纠正，并以结果报告中央。各省各县有同样情形的，必须检查纠正，并例行整党整干，彻底纠偏。”②
可以看出，进城初期的毛泽东显得异常谨慎，对伤害群众的命令主义作风甚至有点反应过度。同时，毛泽东也非常善于举一反三，抓住典型，教育一大批。通过宁波的错误，要求全党纠偏。
毛泽东收到的第一封直接写给他的群众来信，是1950年清华大学机械系几位应届毕业生寄给他的。这几位学生向毛泽东反映分配工作中存在学用不一致的问题，毛泽东于8月8日在来信中批语：“周：此事是谁人负责，请加处理，将此信发交处理机关的负责同志重加审查，并将结果告我为盼。”③
这里的“周”，是指周恩来，毛泽东将查处此事的工作，交给了周恩来办理。对于执政党而言，人民群众来信就是下情上达的信息传播渠道，人民群众来信反映的许多情况，也是执政党进行正确执政的真实依据。同时，执政者阅读人民群众来信也是执政者密切联系群众、听取群众呼声的有效途径。人民群众来信愈多，表明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信任度愈高。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鉴于人民群众寄给中央、毛主席本人的来信日益增多，为此专门报告，提出各中央局、省委、地委设立处理群众来信的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并建立起登记、研究、转办、检查、档案等必要的制度。毛泽东收到这个报告后，于1950年11月30日写下批语：“各中央局，分局，并转所属大市委，省委，区党委：兹将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1月29日给毛主席关于处理群众来信问题的报告发给你们。我们同意报告中所提意见，请你们对群众来信认真负责，加以处理，满足群众的要求。对此问题采取忽视态度的机关和个人应改正此种不正确态度。望加检讨，并盼电复。”④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连同这个报告，标志着我国人民群众来信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从此走上了坦途，在共和国的群众来信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的办事风格向来是雷厉风行，不抓则已，一抓就要抓到底。195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曾将当年1—3月份的近2万封群众来信进行了分类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再次写下批语：“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县委；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区，各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党组，并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下面是专门处理人民给我来信的秘书室关于处理今年头三个月信件工作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我认为这个报告的观点是正确的。”⑤
这个报告提到“还有九千多封，是地方组织动员群众写的成批致敬信，有的现在还继续向这里寄。这种情形，无法一一回信，准备给该地以总的回信”。毛泽东对此加写以下批语：“组织群众成批地写致敬信是不好的，以后不要这样做。”⑥
从这个批语我们再次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极其重视群众来信的。在前信中，毛泽东认为省委以上党的机构应认真对待和处理人民群众来信；而在半年以后的那封信中，毛泽东则进一步认为不仅在县委以上党的机构中，而且在县政府以上的政府机构中，还有在中央党政部门中，都要建立“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来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换句话说，毛泽东要求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都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来信处理工作，并要求以此设立专门机构应对。毛泽东的第二个批语标志着我国人民群众来信处理的全面体制建设，已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初步创成。总之，毛泽东的这两个批语为以后的信访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我国信访史和内参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不仅倾力促成和推动人民群众来信工作的制度建设，而且对轻视群众来信的领导机关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严厉批评，并责令整改。在1953年初的“三反”运动中，当他发现山东省人民政府积压了7万多件群众来信没有处理后，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省以下各级党政组织积压了多少人民来信，则我们还不知道，可以想象是不少的”，并认为“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是“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然后作出指示，要求全国各级党政部门要“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⑦
如果说，广泛建立人民群众来信制度是我国内参机制的一大支柱的话，那么，在新闻单位普遍创办《内部参考》之类的刊物，则是我国内参机制的又一大支柱。我党内参史最早可追溯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11月成立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就创办了以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和其他电台播发消息为主的《无线电材料》，这份内部刊物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以刊登国外通讯社消息为主的著名内参即《参考消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英明地预见到：随着我党即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换，来自全国各地和各方面的信息需求量必将大增，故此党中央于1948年6月5日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新华社应供给多种资料的指示》，强调说：“为了帮助中央了解各地情况，各新华总分社和分社除了供给各种准备发表的新闻稿外，并须担负供给各种参考资料的任务。此种资料，包括各解放区所发的地方性的文件（如条例、命令、指示信、社论等或其摘要），各解放区的某些不公开发表的重要情况，及其他中央指定调查、搜集的资料而为机密电台和陆上交通所不能担负者。”⑧在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我党第一份关于内参工作的中央文件精神的鼓舞下，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于1949年9月22日正式创刊。一个文件的发布，一个内刊的诞生，这两大重要举措有力地表明：我党独创的具有中国特色新闻传播体制的内参及其机制已经初步创成。
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得知，毛泽东批示的第一份《内部参考》是1950年9月14日出版的第222号，该期刊载的《各地公家采购人员在津乱抓物资破坏统一采购》一文，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随即批给周恩来阅，要他与薄一波商量，由各大区派人在天津设联合办事处。此后，毛泽东多次在《内部参考》上批示，说明这种内参已经越来越受到毛泽东的关注。1953年1月16日，毛泽东在收到新华社向中央高层和中央各部门发送的“《内部参考》征求意见表”后，写下了这样一个意义深远的批语：“我认为此种内部参考材料甚为有益。凡重要者，应发到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的负责同志，引起他们注意。各大区和各省市最好都有此种《内部参考》，收集和刊印本区本省本市的内部参考材料。”⑨
作为一种鲜明的态度表达，毛泽东的上述批语释放出了这样几个强烈的信号：一是毛泽东首次对内参刊物表示肯定和赞赏；二是毛泽东首次要求各省市都创办内部参考材料；三是毛泽东首次为推动内参及其机制建立的全面化和系统化而做出的重要指示。从我国内参史的纵向发展来看，毛泽东的这个批语，毫无疑问地是一个耀眼夺目的标志性事件。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显示的史实看，自此以后，毛泽东阅读的内参品种明显增多，毛泽东批示的内参也明显增多。由此可见，毛泽东为我国内参及其机制的创立和形成乃至成长做出的重大而独特的历史性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与以反映国外动态为主的《参考消息》不同的是，群众来信、各部门和各地区内参、媒体内参等共同构建了以反映国内问题为主的内参及其机制之框架。这三条长长的粗粗的内部信息渠道，保证了中央政府和最高领导层能够基本掌握全盘，知晓主要情况，保证了不敢说百分之百、但可以肯定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底层信息能够自下而上地源源不断地直达决策顶层，从而使这些有用的有价值的丰富信息成为中央最高决策层治国理政的重要依据。 除上述体制性内部信息渠道外，毛泽东还创造了一个了解真实情况的个人信息渠道。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了更多地直接了解农村基层动向，毛泽东要求身边的警卫人员返乡探亲期间，调查农村情况，回部队后写成书面调查材料，报告给他。对警卫战士的调查报告，毛泽东看得非常认真，连错别字和用错了标点符号，他都一一改正过来。只要见到文通字顺、内容实在的报告，毛泽东就会顺手写下“很好”或“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之类的批语。读到反映负面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则会写下诸如“此地缺粮，农民不满，值得注意”、“此乡粮食有些问题，不大。合作社有些问题”、“人民有意见”之类的批语。毛泽东有时还会把警卫战士的调查报告批给有关省委书记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以促使反映出来的问题能得到尽快解决。⑩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种利用个人信息渠道的做法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似乎就很少见到了。
二
作为我国内参及其机制的创建者和推动者，作为我党领导核心集体中的核心人物，毛泽东居于中枢，立足顶端，掌控全局，号令天下。毛泽东曾经对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说过：“《参考资料》和《内部参考》我每天必看。”毛泽东办公除了阅读各省市、各部门的工作报告外，阅读内参也成为每天的规定动作。他阅读过的内参肯定要多于甚至远远多于他批示过的内参，因为他看过的往往不一定批示，做了批示的肯定是他细读过的。毛泽东的内参批示是毛泽东思想的十分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意义上讲，可能是更接近毛泽东的思想部分，更容易摸准毛泽东的思路和想法。毛泽东的重要论著大多要修改好几个月或几年，而内参批示内容则是直接地及时地反映了毛泽东在某个时空节点上对某个事件的明确看法和鲜明判断。毛泽东的内参批示有长有短有详有略，但有一点丝毫不用怀疑：毛泽东的每一件内参批示都是在体制内晴空响起的惊雷，甚至还可以形成规制大政方针的磅礴力量。毛泽东日理万机，工作繁重，每天源源不断送上案桌的各种内参信息，则是他治党治国治军不可或缺的重要抓手。纵观毛泽东的内参批示内容，大致有以下这样几个突出特征：
第一，善于归纳概括，善于举一反三，善于抓出普遍意义的东西。毛泽东的政治敏感力绝对一流，他常常从个别的内参信息抓住其潜藏的普遍意义，并把它拎出来展现，从而显示出毛泽东高超的领导艺术和领导方法。譬如，毛泽东看到新华社的一篇内参后，于1953年2月2日批示新华社：“一月三十日《内部参考》载《河北省农村基层干部违法乱纪情况严重》一稿，很有用处。请将此稿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和市委的同志们阅看，作为参考。并请令知各省市新华分社仿照河北分社的办法，从各省市方面采访此类消息刊入《内部参考》。河北省委负责同志林铁、薛迅等集中地揭露了该省基层组织中发生的许多违法乱纪事件，证明中央一月五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指示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但大多数省市还无这样的反映，故请你们注意在各省市采访这同一主题的消息，并将其中最典型的消息通报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和市委，以促起他们的注意。”毛泽东敏锐地看出这篇内参的价值所在：报道的虽然是具体个案，反映的却是普遍现象，完全可以将其树为典型，推动一般。毛泽东这种高明的工作方法，在他的主政生涯中尤其是解放以后经常使用。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婚姻法试点时，毛泽东看到中共中央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编印的内参《贯彻婚姻法运动情况简报》第11号后，写下批语：“简报上的许多材料，都应当公开报道，并发文字广播，三五天一次，方能影响运动的正确进行。如本号凤城县的好事例及各地的不好事例，凡典型性的，都应当公开报道。请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同志商酌处理。”类似以上抓住典型，推动工作的内参批示，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毛泽东的执政特点。
第二，善于发现问题，善于抓住问题，善于应对问题。毫无疑问，毛泽东每天接到的信息是海量的，如何从海量信息中发现和抓住问题，又如何应对和处理问题，这也彰显出毛泽东作为大政治家的超凡能力。譬如，新华社《内部参考》1957年2月27日第2139期刊登了《大公报》反映的《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肉食供应工作浪费情况甚为严重》的消息，毛泽东3月4日阅后批示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内有对中央负责同志肉食供应严重浪费一文，请据此检查，分清责任，予以处罚。并将情形告我为盼。”新华社记者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对此事作了调查，刊登在《内部参考》1957年4月4日第2170期的调查报告说：《大公报》反映的情况有些属实，但也有夸大之处。北京市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肉食供应，几年来和特种供应（对象是各国使馆、大饭店、外宾、专家、高级医院等）的标准相同，并没有其他特殊的要求和规定。全市每天特种供应的猪60头，占全市每天供应量的5%，其中只有3头左右是供应部分中央负责同志的（目前约160户），不足全市特殊供应量的5%。至于要求严格，是因为此类供应如质量不好或不卫生，极易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毛泽东于4月6日看后，再次批示给杨尚昆：“160户每天三头猪，如以每头150斤计算，共有450斤，每户每天得肉约三斤弱，仍太多，有一斤或一斤半就够了，可减少一半，请你研究是否可行，我以为是可行的，似应减半执行，以示同甘共苦。现在供应油肉到户，实际上有很大浪费，至少有三分之一浪费掉了。请酌办。”不可想象的是，作为管理六亿人口大国的最高领导人对这么一个微小问题，给予的关注竟然是如此之细！
又如，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2月26日第2429期上报道山东灾情日趋发展，灾民断粮、要饭、外逃等现象相当严重。毛泽东于3月5日阅后批示给邓小平：“此件所载山东灾情问题，请用电话向舒同询问一下，问他们是否注意了此事，救济办法如何？”同年4月1日，广东省潮安县有人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写信，反映中共潮安县委书记在整风反右斗争中自杀的情况，希望中共中央从速派人彻查。毛泽东于4月27日阅后，批示给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此件所提问题，请派一个政治上强的同志去彻查一次。宗派主义可能是有的，但死者有无因而致死的特殊情况，也值妥善详查。去的人不要带任何预定估计，完全从寻找真理出发。情况弄清，群疑可释。闻你病了，要静心养病，好了再工作，不急忙。潮汕这件事情，可用几句话交付一位书记去办就行了。”同年9月5日，安徽省灵璧县无署名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该县灾情严重，已饿死不下500余人，请求中共中央派人调查处理。毛泽东于10月2日阅后，批示给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是否属实，请派人去那里查一下，酌量处理。”依照毛泽东的批示，中共安徽省委立即派出检查组下去检查，并将调查结果于12月23日报告了毛泽东，说信中反映情况基本属实，省委对此作了自我批评，并采取了相应的纠正措施。同年11月14日，毛泽东看到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11月11日刊登的《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一文，说今年入秋以来，河北省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患病人数之多、蔓延速度之快是历年来所未有的，其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群众生活，卫生工作搞得不好等等。时正值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批示道：“此件印发到会各同志。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同年12月1日，毛泽东批语道：“最近几期新华通讯社的《内部参考》，载了许多件各地（一部分人民公社）发生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材料，很值得看一下，请各同志予以注意。”毛泽东的这个批语还有一个背景：当年9月，中共湖北随县县委发现该县金屯乡所谓“亩产六万斤中稻”的信息是“假卫星”后，即对乡社干部作了处理。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将此事的调查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指示邓小平：将他的批语和王任重的报告一并作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在会上印发，其目的是要全党一起来纠正错误风气。 以上选择的史料均是出自同一年头即1958年，几乎均为同一信息来源即新华社《内部参考》。据此可以看出：一是毛泽东并不缺信息来源；二是内参机制尤其是新华社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毛泽东具有超强的选择和判断能力；四是毛泽东不仅头脑清醒冷静，而且处置正确到位。
第三，风起青萍，纵横捭阖，山河壮色，历史起伏。毛泽东是历史巨人，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核心，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国家走势的神经。显而易见，他的内参批示也反映着他治国思路的新想法和新方向。历史上的一些重大转折，往往源自于一些不起眼事件的开头。毛泽东的内参批示，就是有力的证明。譬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1964年6月2日编印的《工作通讯》第131期上，刊登了林彪在同年5月9日听取关于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情况汇报后对部队文艺工作发表的谈话。毛泽东于6月4日阅后，批示给江青：“江青阅。并于六月五日去找林彪同志谈一下，说我完全赞同他的意见，他的意见是很好的，并且很及时。”实际上，这个批示为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埋下了伏笔。前后对照，因果了然。又如，毛泽东于1963年12月12日看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同年12月9日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后，即写批语：“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影、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似乎意犹未尽，毛泽东又在后面加写了一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个批示为半年后的另一个批示相互呼应，相互印证。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看了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后写道：“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那样的团体。”后来有的国史学家认为，毛泽东的以上几个内参批示均成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事实上，类似这般引发重大事件的内参批示，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还有一些。历史的确令人玩味不已！
第四，既有大动作也有小举止，既眺望风云变化也关心民间百姓，扫视一切，洞察入微。面对国内形势和全球震荡，毛泽东用大智慧，展大手笔，写大文章；面对普通百姓和弱势群体的诉求，毛泽东则耐心倾听，积极解决。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962年2月23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13期上刊载了上海工人金祥根同年2月12日给毛泽东的信，反映当时由于物价不断上涨导致工人省吃俭用积蓄的一些钱一天天在贬值，心里比刀割还难受，甚至很多人不想再储蓄了。为此，金祥根提出两项建议：一是政府尽最大努力稳住物价，使人民对币值有充分的信心；二是每月公布物价总指数，存款采取保本保值的办法。毛泽东于同年3月4日阅后，将来信批示给主管财经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先念同志：请你找几个内行同志在一起，研究一下，看这个文内所提两项办法是否可能做到，怎样做到，何时做到。如有结果，请告我。”
“文革”期间，一批老干部被迫害致死，其家属遭受精神上、物质上双重打击，甚至基本生活都难以为继，他们不得不向中央申诉。这里试选几例：一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1972年5月编印的《要信摘报》第100号上刊登了原一机部副部长白坚之子白克功给毛泽东的信，信中陈述了白坚革命简历和死因，恳请中央早日为他作出政治结论。毛泽东阅后，于同年5月31日作出批示：“送总理阅处。白坚在我的印象里不错，应为他作出政治结论。”二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1972年7月2日编印的《来信摘要》第465号上刊登了原国防部副部长廖汉生子女同年7月1日写给毛泽东的申诉信，毛泽东阅后即批道：“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一年多以后，廖汉生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三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1972年8月10日编印的《来信摘要》第545号上刊登了原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林枫子女写给毛泽东的信，说林枫身患多种疾病，请求让林枫从秦城监狱放出，治疗休养。毛泽东于同年8月11日阅后批示：“连原信一起，请汪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1973年7月7日，林枫给毛泽东写信说：“在您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我到阜外医院治病已经十个多月了。”信中请求恢复组织生活，还揭发了林彪在东北的几个问题。7月10日，毛泽东阅后批示：“纪、汪酌处。”毛泽东要纪登奎、汪东兴酌情处理。类似这样的批示尚有不少，不可能在此一一列出。
每年向毛泽东反映各地信息的群众来信数量很多，毛泽东批示的群众来信也不少。然而，毛泽东对群众来信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即只对反映信息做出判断，而不对来信者本人表明态度。在毛泽东一生中，只有一次例外，即对群众来信既对事也对人，这就是著名的“李庆霖来信”。李庆霖系福建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员，他于1972年12月20日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他孩子在下乡插队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及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招工、招生、招干工作中存在的拉关系、走后门等情况。毛泽东接信后“留中不发”，其间多次翻出阅读，沉思良久。4个月后，毛泽东毅然决然地直接给他回了一封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的复信犹如雷霆万钧之力，推动此事迅速解决。同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作出《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同年6—7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拟定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一封普通平常的群众来信，经过中央高层“点化”，便可形成决策，产生巨大效应，这就是内参的威力。 由于内参具有一定的神秘性，所以有些其中的惊心动魄情节，外人难以知悉，一旦解密，世人方恍然大悟。譬如陈景润的经历。作为数学家，陈景润的科研成果非常突出，但当时很多人并不清楚。1973年4月，新华社女记者顾迈南通过实地深入采访，写了两篇内参。一篇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景润作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另一篇是《助理研究员陈景润近况》，着重介绍了陈景润狭窄的住房和多病的身躯。这两篇内参引起了高层重视，江青在内参上写道：“主席，此事还是请你过问一下为好，至少要先把他的病治好。”毛泽东阅后批示：“请文元同志办。”姚文元跟着批写：“陈景润同志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在作为最高权威的毛泽东的强力干预下，陈景润的工作、生活环境才迅速得到改观，不仅身体逐渐好转，而且经周恩来提名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从某种角度讲，陈景润也算是内参曾经创造出千万个奇迹中的一个。
不可否认，内参是党内不同观点、不同看法的交流平台。“文革”期间，党内健康力量同“四人帮”之间曾在这个平台上进行过殊死交锋。毛泽东曾经利用这个平台鲜明地表达过他的政治情绪、政治立场、政治倾向及其斗争技艺，不过个中缘由与是非判断，恐怕只能付与历史和后人加以评判罢了。
三
综上所述，毛泽东不仅是内参及其机制的创办者和建设者，而且还是内参及其机制的推动者和践行者。内参及其机制是毛泽东治党治国治军的重要抓手，也是毛泽东掌控八方信息，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毛泽东曾经深刻指出：“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内参及其机制的作用发挥得越好，这种执政的危险性程度也就愈低；反之，就会愈高。毛泽东创立的内参及其机制所形成的传播思想、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已被实践有力地证明它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是行之有效的。它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以后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历届班子及其所作所为，而且也被历届班子所认可和接受，至今在中国社会的高层管理中仍然无处不在地显示着它那强大无比的生命力。
注释
①尹韵公：《论中国独创特色的内部参考信息传播工作及其机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1期。②③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335、463、691页。⑤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10、311页。⑦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9、28、120页。⑧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新华社文件资料选编》第1辑，新华社新闻研究所，1980年，第148页。⑩武健华：《毛主席怎样培育8341部队》，《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175页。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14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64、365页。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05、189、436、530、61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81、9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36、6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99、302、307、349页。刘利民：《陈景润：正直的人，政治的人》，《先锋国家历史》2009年第3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67页。
责任编辑：南武
关键词：毛泽东；内参；建设机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1—0142—07
众所周知，内参及其机制是我党创建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曾在《论中国独创特色的内部参考信息传播工作及其机制》一文中，对我国内参及其机制的诞生、萌芽、成长和发展，作了简洁而明快的宏观描述。①虽然其中也提到了毛泽东不可低估的重大作用，然而，由于论述的重心偏于整体和全局，故无法对毛泽东的内参思想和内参作法作出更多的阐释。从已经公开的大量党史国史资料来看，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毛泽东对内参及其机制创建所付出的心血毫无疑问是最多的，做出的努力也毫无疑问是最大的。
厚达13册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公开发表了毛泽东从1949年9月至1976年9月这27年里许多过去未曾公开的电文、讲话、信件、批示、改稿等等。毋庸置疑，这些文稿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而且是毛泽东某个领域具体思想研究的重要资料。更为难得的是，以编年形态出现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可以使我们获得这样一个特别宝贵的视角：不是用静态的、固化的、直线的，而是用动态的、变化的、曲线式的眼光来认识和看待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过程，从而有利于我们能够做到更加客观、更加准确、更加全面、更加系统地理解和把握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及其构成。本文将基于13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搜索，依据相关史料，着力探讨和阐发毛泽东为内参及其机制的形成和成熟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和历史功绩，并提供一些毛泽东运用内参作为治国理政重要抓手的典型例证。
一
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统计，毛泽东批示过的内参近240件。这肯定不是最终的精确数字，因为已经发现一些回忆文章提到的毛泽东批示过的内参，并没有归拢搜集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况且毛泽东本人是一个工作狂，他批示过的内参估计还有不少因诸种原因而未曾公开。毛泽东兴趣极广，知识面极广，阅读范围从来没有边界，他的知识深度、厚度和广度都是世间所罕见的。这个性格特点决定了毛泽东阅读过的内参品种也是相当多的。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统计，毛泽东看过的内参品种多达30多种，如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和《参考资料》，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教动态》，中共中央办公厅及其下属秘书局、机要室的《情况简报》和《来信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国际时事资料》和《新情况》，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内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工作通讯》，中共中央调查部的《调查通报》，光明日报社的《简报》，中国科学院的《科学简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哲学社会科学动态》，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的《简报》，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的《思想动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计划工作简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农村简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外事简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团的情况》等等。其中，毛泽东批示最多的内参品种是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教动态》、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情况简报》等3种，批示份数占总量的60%以上。
毋庸置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可靠信史。它提供的丰富文献，为我们厘清内参及其机制的发展演变，尤其是毛泽东其中发挥的独特而重大的作用，展示了一幅清晰的图景。
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发现，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批示的第一封群众来信是一封反映中共浙江省宁波地委在农村工作中出现的一些违法乱纪情况的检举信。这封信是参加南下工作团的鲍洁如所写，由清华大学张景鑫转交给中共北京市委，并由中共北京市委摘报。毛泽东见信后，于1950年5月11日提笔写下这样一段措辞严厉的批语：“华东局，并转浙江省委，并告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委、区党委、地委：接北京市委送来浙江工作同志张景鑫一信，特转给你们。这种违反政策及命令主义的工作作风，是不能忍耐的，必须实事求是，彻底检查，切实纠正，并以结果报告中央。各省各县有同样情形的，必须检查纠正，并例行整党整干，彻底纠偏。”②
可以看出，进城初期的毛泽东显得异常谨慎，对伤害群众的命令主义作风甚至有点反应过度。同时，毛泽东也非常善于举一反三，抓住典型，教育一大批。通过宁波的错误，要求全党纠偏。
毛泽东收到的第一封直接写给他的群众来信，是1950年清华大学机械系几位应届毕业生寄给他的。这几位学生向毛泽东反映分配工作中存在学用不一致的问题，毛泽东于8月8日在来信中批语：“周：此事是谁人负责，请加处理，将此信发交处理机关的负责同志重加审查，并将结果告我为盼。”③
这里的“周”，是指周恩来，毛泽东将查处此事的工作，交给了周恩来办理。对于执政党而言，人民群众来信就是下情上达的信息传播渠道，人民群众来信反映的许多情况，也是执政党进行正确执政的真实依据。同时，执政者阅读人民群众来信也是执政者密切联系群众、听取群众呼声的有效途径。人民群众来信愈多，表明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信任度愈高。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鉴于人民群众寄给中央、毛主席本人的来信日益增多，为此专门报告，提出各中央局、省委、地委设立处理群众来信的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并建立起登记、研究、转办、检查、档案等必要的制度。毛泽东收到这个报告后，于1950年11月30日写下批语：“各中央局，分局，并转所属大市委，省委，区党委：兹将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1月29日给毛主席关于处理群众来信问题的报告发给你们。我们同意报告中所提意见，请你们对群众来信认真负责，加以处理，满足群众的要求。对此问题采取忽视态度的机关和个人应改正此种不正确态度。望加检讨，并盼电复。”④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连同这个报告，标志着我国人民群众来信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从此走上了坦途，在共和国的群众来信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的办事风格向来是雷厉风行，不抓则已，一抓就要抓到底。195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曾将当年1—3月份的近2万封群众来信进行了分类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再次写下批语：“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县委；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区，各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党组，并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下面是专门处理人民给我来信的秘书室关于处理今年头三个月信件工作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我认为这个报告的观点是正确的。”⑤
这个报告提到“还有九千多封，是地方组织动员群众写的成批致敬信，有的现在还继续向这里寄。这种情形，无法一一回信，准备给该地以总的回信”。毛泽东对此加写以下批语：“组织群众成批地写致敬信是不好的，以后不要这样做。”⑥
从这个批语我们再次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极其重视群众来信的。在前信中，毛泽东认为省委以上党的机构应认真对待和处理人民群众来信；而在半年以后的那封信中，毛泽东则进一步认为不仅在县委以上党的机构中，而且在县政府以上的政府机构中，还有在中央党政部门中，都要建立“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来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换句话说，毛泽东要求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都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来信处理工作，并要求以此设立专门机构应对。毛泽东的第二个批语标志着我国人民群众来信处理的全面体制建设，已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初步创成。总之，毛泽东的这两个批语为以后的信访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我国信访史和内参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不仅倾力促成和推动人民群众来信工作的制度建设，而且对轻视群众来信的领导机关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严厉批评，并责令整改。在1953年初的“三反”运动中，当他发现山东省人民政府积压了7万多件群众来信没有处理后，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省以下各级党政组织积压了多少人民来信，则我们还不知道，可以想象是不少的”，并认为“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是“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然后作出指示，要求全国各级党政部门要“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⑦
如果说，广泛建立人民群众来信制度是我国内参机制的一大支柱的话，那么，在新闻单位普遍创办《内部参考》之类的刊物，则是我国内参机制的又一大支柱。我党内参史最早可追溯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11月成立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就创办了以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和其他电台播发消息为主的《无线电材料》，这份内部刊物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以刊登国外通讯社消息为主的著名内参即《参考消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英明地预见到：随着我党即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换，来自全国各地和各方面的信息需求量必将大增，故此党中央于1948年6月5日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新华社应供给多种资料的指示》，强调说：“为了帮助中央了解各地情况，各新华总分社和分社除了供给各种准备发表的新闻稿外，并须担负供给各种参考资料的任务。此种资料，包括各解放区所发的地方性的文件（如条例、命令、指示信、社论等或其摘要），各解放区的某些不公开发表的重要情况，及其他中央指定调查、搜集的资料而为机密电台和陆上交通所不能担负者。”⑧在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我党第一份关于内参工作的中央文件精神的鼓舞下，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于1949年9月22日正式创刊。一个文件的发布，一个内刊的诞生，这两大重要举措有力地表明：我党独创的具有中国特色新闻传播体制的内参及其机制已经初步创成。
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得知，毛泽东批示的第一份《内部参考》是1950年9月14日出版的第222号，该期刊载的《各地公家采购人员在津乱抓物资破坏统一采购》一文，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随即批给周恩来阅，要他与薄一波商量，由各大区派人在天津设联合办事处。此后，毛泽东多次在《内部参考》上批示，说明这种内参已经越来越受到毛泽东的关注。1953年1月16日，毛泽东在收到新华社向中央高层和中央各部门发送的“《内部参考》征求意见表”后，写下了这样一个意义深远的批语：“我认为此种内部参考材料甚为有益。凡重要者，应发到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的负责同志，引起他们注意。各大区和各省市最好都有此种《内部参考》，收集和刊印本区本省本市的内部参考材料。”⑨
作为一种鲜明的态度表达，毛泽东的上述批语释放出了这样几个强烈的信号：一是毛泽东首次对内参刊物表示肯定和赞赏；二是毛泽东首次要求各省市都创办内部参考材料；三是毛泽东首次为推动内参及其机制建立的全面化和系统化而做出的重要指示。从我国内参史的纵向发展来看，毛泽东的这个批语，毫无疑问地是一个耀眼夺目的标志性事件。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显示的史实看，自此以后，毛泽东阅读的内参品种明显增多，毛泽东批示的内参也明显增多。由此可见，毛泽东为我国内参及其机制的创立和形成乃至成长做出的重大而独特的历史性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与以反映国外动态为主的《参考消息》不同的是，群众来信、各部门和各地区内参、媒体内参等共同构建了以反映国内问题为主的内参及其机制之框架。这三条长长的粗粗的内部信息渠道，保证了中央政府和最高领导层能够基本掌握全盘，知晓主要情况，保证了不敢说百分之百、但可以肯定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底层信息能够自下而上地源源不断地直达决策顶层，从而使这些有用的有价值的丰富信息成为中央最高决策层治国理政的重要依据。 除上述体制性内部信息渠道外，毛泽东还创造了一个了解真实情况的个人信息渠道。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了更多地直接了解农村基层动向，毛泽东要求身边的警卫人员返乡探亲期间，调查农村情况，回部队后写成书面调查材料，报告给他。对警卫战士的调查报告，毛泽东看得非常认真，连错别字和用错了标点符号，他都一一改正过来。只要见到文通字顺、内容实在的报告，毛泽东就会顺手写下“很好”或“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之类的批语。读到反映负面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则会写下诸如“此地缺粮，农民不满，值得注意”、“此乡粮食有些问题，不大。合作社有些问题”、“人民有意见”之类的批语。毛泽东有时还会把警卫战士的调查报告批给有关省委书记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以促使反映出来的问题能得到尽快解决。⑩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种利用个人信息渠道的做法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似乎就很少见到了。
二
作为我国内参及其机制的创建者和推动者，作为我党领导核心集体中的核心人物，毛泽东居于中枢，立足顶端，掌控全局，号令天下。毛泽东曾经对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说过：“《参考资料》和《内部参考》我每天必看。”毛泽东办公除了阅读各省市、各部门的工作报告外，阅读内参也成为每天的规定动作。他阅读过的内参肯定要多于甚至远远多于他批示过的内参，因为他看过的往往不一定批示，做了批示的肯定是他细读过的。毛泽东的内参批示是毛泽东思想的十分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意义上讲，可能是更接近毛泽东的思想部分，更容易摸准毛泽东的思路和想法。毛泽东的重要论著大多要修改好几个月或几年，而内参批示内容则是直接地及时地反映了毛泽东在某个时空节点上对某个事件的明确看法和鲜明判断。毛泽东的内参批示有长有短有详有略，但有一点丝毫不用怀疑：毛泽东的每一件内参批示都是在体制内晴空响起的惊雷，甚至还可以形成规制大政方针的磅礴力量。毛泽东日理万机，工作繁重，每天源源不断送上案桌的各种内参信息，则是他治党治国治军不可或缺的重要抓手。纵观毛泽东的内参批示内容，大致有以下这样几个突出特征：
第一，善于归纳概括，善于举一反三，善于抓出普遍意义的东西。毛泽东的政治敏感力绝对一流，他常常从个别的内参信息抓住其潜藏的普遍意义，并把它拎出来展现，从而显示出毛泽东高超的领导艺术和领导方法。譬如，毛泽东看到新华社的一篇内参后，于1953年2月2日批示新华社：“一月三十日《内部参考》载《河北省农村基层干部违法乱纪情况严重》一稿，很有用处。请将此稿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和市委的同志们阅看，作为参考。并请令知各省市新华分社仿照河北分社的办法，从各省市方面采访此类消息刊入《内部参考》。河北省委负责同志林铁、薛迅等集中地揭露了该省基层组织中发生的许多违法乱纪事件，证明中央一月五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指示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但大多数省市还无这样的反映，故请你们注意在各省市采访这同一主题的消息，并将其中最典型的消息通报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和市委，以促起他们的注意。”毛泽东敏锐地看出这篇内参的价值所在：报道的虽然是具体个案，反映的却是普遍现象，完全可以将其树为典型，推动一般。毛泽东这种高明的工作方法，在他的主政生涯中尤其是解放以后经常使用。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婚姻法试点时，毛泽东看到中共中央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编印的内参《贯彻婚姻法运动情况简报》第11号后，写下批语：“简报上的许多材料，都应当公开报道，并发文字广播，三五天一次，方能影响运动的正确进行。如本号凤城县的好事例及各地的不好事例，凡典型性的，都应当公开报道。请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同志商酌处理。”类似以上抓住典型，推动工作的内参批示，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毛泽东的执政特点。
第二，善于发现问题，善于抓住问题，善于应对问题。毫无疑问，毛泽东每天接到的信息是海量的，如何从海量信息中发现和抓住问题，又如何应对和处理问题，这也彰显出毛泽东作为大政治家的超凡能力。譬如，新华社《内部参考》1957年2月27日第2139期刊登了《大公报》反映的《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肉食供应工作浪费情况甚为严重》的消息，毛泽东3月4日阅后批示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内有对中央负责同志肉食供应严重浪费一文，请据此检查，分清责任，予以处罚。并将情形告我为盼。”新华社记者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对此事作了调查，刊登在《内部参考》1957年4月4日第2170期的调查报告说：《大公报》反映的情况有些属实，但也有夸大之处。北京市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肉食供应，几年来和特种供应（对象是各国使馆、大饭店、外宾、专家、高级医院等）的标准相同，并没有其他特殊的要求和规定。全市每天特种供应的猪60头，占全市每天供应量的5%，其中只有3头左右是供应部分中央负责同志的（目前约160户），不足全市特殊供应量的5%。至于要求严格，是因为此类供应如质量不好或不卫生，极易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毛泽东于4月6日看后，再次批示给杨尚昆：“160户每天三头猪，如以每头150斤计算，共有450斤，每户每天得肉约三斤弱，仍太多，有一斤或一斤半就够了，可减少一半，请你研究是否可行，我以为是可行的，似应减半执行，以示同甘共苦。现在供应油肉到户，实际上有很大浪费，至少有三分之一浪费掉了。请酌办。”不可想象的是，作为管理六亿人口大国的最高领导人对这么一个微小问题，给予的关注竟然是如此之细！
又如，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2月26日第2429期上报道山东灾情日趋发展，灾民断粮、要饭、外逃等现象相当严重。毛泽东于3月5日阅后批示给邓小平：“此件所载山东灾情问题，请用电话向舒同询问一下，问他们是否注意了此事，救济办法如何？”同年4月1日，广东省潮安县有人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写信，反映中共潮安县委书记在整风反右斗争中自杀的情况，希望中共中央从速派人彻查。毛泽东于4月27日阅后，批示给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此件所提问题，请派一个政治上强的同志去彻查一次。宗派主义可能是有的，但死者有无因而致死的特殊情况，也值妥善详查。去的人不要带任何预定估计，完全从寻找真理出发。情况弄清，群疑可释。闻你病了，要静心养病，好了再工作，不急忙。潮汕这件事情，可用几句话交付一位书记去办就行了。”同年9月5日，安徽省灵璧县无署名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该县灾情严重，已饿死不下500余人，请求中共中央派人调查处理。毛泽东于10月2日阅后，批示给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是否属实，请派人去那里查一下，酌量处理。”依照毛泽东的批示，中共安徽省委立即派出检查组下去检查，并将调查结果于12月23日报告了毛泽东，说信中反映情况基本属实，省委对此作了自我批评，并采取了相应的纠正措施。同年11月14日，毛泽东看到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11月11日刊登的《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一文，说今年入秋以来，河北省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患病人数之多、蔓延速度之快是历年来所未有的，其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群众生活，卫生工作搞得不好等等。时正值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批示道：“此件印发到会各同志。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同年12月1日，毛泽东批语道：“最近几期新华通讯社的《内部参考》，载了许多件各地（一部分人民公社）发生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材料，很值得看一下，请各同志予以注意。”毛泽东的这个批语还有一个背景：当年9月，中共湖北随县县委发现该县金屯乡所谓“亩产六万斤中稻”的信息是“假卫星”后，即对乡社干部作了处理。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将此事的调查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指示邓小平：将他的批语和王任重的报告一并作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在会上印发，其目的是要全党一起来纠正错误风气。 以上选择的史料均是出自同一年头即1958年，几乎均为同一信息来源即新华社《内部参考》。据此可以看出：一是毛泽东并不缺信息来源；二是内参机制尤其是新华社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毛泽东具有超强的选择和判断能力；四是毛泽东不仅头脑清醒冷静，而且处置正确到位。
第三，风起青萍，纵横捭阖，山河壮色，历史起伏。毛泽东是历史巨人，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核心，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国家走势的神经。显而易见，他的内参批示也反映着他治国思路的新想法和新方向。历史上的一些重大转折，往往源自于一些不起眼事件的开头。毛泽东的内参批示，就是有力的证明。譬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1964年6月2日编印的《工作通讯》第131期上，刊登了林彪在同年5月9日听取关于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情况汇报后对部队文艺工作发表的谈话。毛泽东于6月4日阅后，批示给江青：“江青阅。并于六月五日去找林彪同志谈一下，说我完全赞同他的意见，他的意见是很好的，并且很及时。”实际上，这个批示为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埋下了伏笔。前后对照，因果了然。又如，毛泽东于1963年12月12日看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同年12月9日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后，即写批语：“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影、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似乎意犹未尽，毛泽东又在后面加写了一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个批示为半年后的另一个批示相互呼应，相互印证。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看了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后写道：“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那样的团体。”后来有的国史学家认为，毛泽东的以上几个内参批示均成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事实上，类似这般引发重大事件的内参批示，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还有一些。历史的确令人玩味不已！
第四，既有大动作也有小举止，既眺望风云变化也关心民间百姓，扫视一切，洞察入微。面对国内形势和全球震荡，毛泽东用大智慧，展大手笔，写大文章；面对普通百姓和弱势群体的诉求，毛泽东则耐心倾听，积极解决。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962年2月23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13期上刊载了上海工人金祥根同年2月12日给毛泽东的信，反映当时由于物价不断上涨导致工人省吃俭用积蓄的一些钱一天天在贬值，心里比刀割还难受，甚至很多人不想再储蓄了。为此，金祥根提出两项建议：一是政府尽最大努力稳住物价，使人民对币值有充分的信心；二是每月公布物价总指数，存款采取保本保值的办法。毛泽东于同年3月4日阅后，将来信批示给主管财经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先念同志：请你找几个内行同志在一起，研究一下，看这个文内所提两项办法是否可能做到，怎样做到，何时做到。如有结果，请告我。”
“文革”期间，一批老干部被迫害致死，其家属遭受精神上、物质上双重打击，甚至基本生活都难以为继，他们不得不向中央申诉。这里试选几例：一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1972年5月编印的《要信摘报》第100号上刊登了原一机部副部长白坚之子白克功给毛泽东的信，信中陈述了白坚革命简历和死因，恳请中央早日为他作出政治结论。毛泽东阅后，于同年5月31日作出批示：“送总理阅处。白坚在我的印象里不错，应为他作出政治结论。”二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1972年7月2日编印的《来信摘要》第465号上刊登了原国防部副部长廖汉生子女同年7月1日写给毛泽东的申诉信，毛泽东阅后即批道：“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一年多以后，廖汉生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三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1972年8月10日编印的《来信摘要》第545号上刊登了原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林枫子女写给毛泽东的信，说林枫身患多种疾病，请求让林枫从秦城监狱放出，治疗休养。毛泽东于同年8月11日阅后批示：“连原信一起，请汪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1973年7月7日，林枫给毛泽东写信说：“在您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我到阜外医院治病已经十个多月了。”信中请求恢复组织生活，还揭发了林彪在东北的几个问题。7月10日，毛泽东阅后批示：“纪、汪酌处。”毛泽东要纪登奎、汪东兴酌情处理。类似这样的批示尚有不少，不可能在此一一列出。
每年向毛泽东反映各地信息的群众来信数量很多，毛泽东批示的群众来信也不少。然而，毛泽东对群众来信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即只对反映信息做出判断，而不对来信者本人表明态度。在毛泽东一生中，只有一次例外，即对群众来信既对事也对人，这就是著名的“李庆霖来信”。李庆霖系福建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员，他于1972年12月20日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他孩子在下乡插队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及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招工、招生、招干工作中存在的拉关系、走后门等情况。毛泽东接信后“留中不发”，其间多次翻出阅读，沉思良久。4个月后，毛泽东毅然决然地直接给他回了一封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的复信犹如雷霆万钧之力，推动此事迅速解决。同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作出《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同年6—7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拟定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一封普通平常的群众来信，经过中央高层“点化”，便可形成决策，产生巨大效应，这就是内参的威力。 由于内参具有一定的神秘性，所以有些其中的惊心动魄情节，外人难以知悉，一旦解密，世人方恍然大悟。譬如陈景润的经历。作为数学家，陈景润的科研成果非常突出，但当时很多人并不清楚。1973年4月，新华社女记者顾迈南通过实地深入采访，写了两篇内参。一篇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景润作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另一篇是《助理研究员陈景润近况》，着重介绍了陈景润狭窄的住房和多病的身躯。这两篇内参引起了高层重视，江青在内参上写道：“主席，此事还是请你过问一下为好，至少要先把他的病治好。”毛泽东阅后批示：“请文元同志办。”姚文元跟着批写：“陈景润同志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在作为最高权威的毛泽东的强力干预下，陈景润的工作、生活环境才迅速得到改观，不仅身体逐渐好转，而且经周恩来提名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从某种角度讲，陈景润也算是内参曾经创造出千万个奇迹中的一个。
不可否认，内参是党内不同观点、不同看法的交流平台。“文革”期间，党内健康力量同“四人帮”之间曾在这个平台上进行过殊死交锋。毛泽东曾经利用这个平台鲜明地表达过他的政治情绪、政治立场、政治倾向及其斗争技艺，不过个中缘由与是非判断，恐怕只能付与历史和后人加以评判罢了。
三
综上所述，毛泽东不仅是内参及其机制的创办者和建设者，而且还是内参及其机制的推动者和践行者。内参及其机制是毛泽东治党治国治军的重要抓手，也是毛泽东掌控八方信息，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毛泽东曾经深刻指出：“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内参及其机制的作用发挥得越好，这种执政的危险性程度也就愈低；反之，就会愈高。毛泽东创立的内参及其机制所形成的传播思想、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已被实践有力地证明它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是行之有效的。它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以后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历届班子及其所作所为，而且也被历届班子所认可和接受，至今在中国社会的高层管理中仍然无处不在地显示着它那强大无比的生命力。
注释
①尹韵公：《论中国独创特色的内部参考信息传播工作及其机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1期。②③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335、463、691页。⑤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10、311页。⑦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9、28、120页。⑧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新华社文件资料选编》第1辑，新华社新闻研究所，1980年，第148页。⑩武健华：《毛主席怎样培育8341部队》，《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175页。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14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64、365页。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05、189、436、530、61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81、9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36、6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99、302、307、349页。刘利民：《陈景润：正直的人，政治的人》，《先锋国家历史》2009年第3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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