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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民族地区发展的成败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以及党和政府执政兴国的成败，也是民族地区和谐发展、民族团结的基础。特别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在飞速发展的互联网基础上，如何有效的对民族地区舆情进行管控，民族政策进行优化，减少外来势力干预，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关键词】：互联网舆情;民族;舆情
引言
民族地区政策变革能否有效进行，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以及党和政府执政兴国的成败，也事关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以及民族团结。建国后，我国各类公共危机不断，面对各种各样难以预测的公共危机，如领土边界、资源开发、民族认同等等。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及科技的进步，我国的公共危机也发生了转变，如经济失稳、贫富差距加大、贪腐等等。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这种新的传媒方式，以公开、透明、快速、便捷等特点，不断推动着部分公共危机事件的快速传播并成为社会的热点，给政府管理部门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面对互联网舆情仍因循守旧必然会表现出不足，这就促使政府对旧的民族政策进行调整，制定新的政策，以应对原有政策的不足。如何在全球风险语境和我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进行政策变革，事关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否最终实现，同时还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是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一、互联网舆情视域下民族地区政策优化现状
通过近年来中国民族地区的一些重大政策变革典型案例和大量的实例分析，不难看出我国民族地区的政策变革是一种公共危机、互联网舆情驱动型的模式。政策变革是公共政策过程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之一，是特定的政策主体为了一定的目的而对原有政策所进行的终结、变动、调整、创新的活动。由于路径依赖、利益刚性、理性局限、沉淀成本等因素制约，政策变革十分艰难。在社会转型期，公共危机发生的频次、规模、领域、破坏性等增大增强，并且公共危机的发生必然伴随着浦涌的互联网舆论，民族地区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还须应对互联网危机，对互联网舆情作出有效回应。互联网舆情是公众通过互联网对自己关心的或关涉自身利益的社会公共事务所表达的意见、态度的总和，反映了公众的情绪和社会政治态度。由此，在公共危机、群体性事件、互联网舆情的多重压力下，民族地区政府为了有效应对公共危机和互联网舆情，往往对与公共危机相关和互联网舆情关注的政策进行及时相应的变革。纵观近几年来民族地区的政策变革经历，从经验观察和大量公共危机实例中可以看出，有相当一部分是源于公共危机及其相伴随的互联网舆情的外在压力，公共危机和互联网舆情成为政策变革的触发机制和发酵机制，是一种公共危机、互联网舆情共同驱动的政策变革模式。这种政策变革模式的形成与存在与当前新的社会转型、互联网信息社会和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联，公共危机的爆发产生强大的互联网舆论，对政府、媒体、公众、社会精英等产生刺激，使它们围绕着公共危机、互联网舆情而形成连续互动关系，由此对政策主体产生压力，在政府回应下促成公共政策的变革。
2008年，我国民族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的突发性事件，引发了一系列公共危机，这些公共危机事件在互联网上也被传得沸沸扬扬。而在现代“风险社会”的大背景下，公共危机发生之后，其传播就伴随着强大的互联网舆情。由于不断推进的全球化、变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蓬勃兴起的媒介技术及迅速发展的媒介產业，使得公共危机发生之后，政府、媒体与公众在其传播过程中就有了互动，互联网舆情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现行的制度设计并没有跟上这种变化，不能适应其发展。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所带来的危机给政府提出一个重要的课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在公共危机发生之后，变革相关政策措施应对公共危机，这直接关系到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效果，也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
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的政策变革是在社会大背景下进行的，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不能只考虑公共危机和互联网舆情，同时还要考虑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以及社会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各方面的因素。在研究中必须把公共危机、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的政策变革与整个社会大背景联系起来，这就需要考虑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当代中国社会特殊的制度环境，这样才能理解它们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互联网视域下民族地区政策优化的不足
政策变革问题的认定是公共危机、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政策变革的前提，要想使公共危机、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的政策变革具有前瞻性就需要准确界定政策变革问题。政策变革问题的认定的内容包括很多方面，如政策变革问题的有怎样的性质、其范围有多大等。当前，在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政策变革的过程中，政府和相关部门危机变革意识比较淡漠、危机管理意识不强，并没有树立起足够的危机变革管理意识。而意识上的淡漠必然会导致对危机问题的紧急性和威胁性认识不到位，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破坏性还存在烧幸心理。由于对危机问题的不甚了解，一旦危机爆发和恶化，就会影响政策变革的效果。
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的政策变革是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进行的，那么就会面对各种利益主体，这些利益主体的是分散和多元的，既有各级地方政府，也有各种所有制和隶属关系的经济组织，同时还包括个人，所以牵涉到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损益关系。同时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的政策优化，其本身就是一个利益表达、分配、协调的过程，利益整合功能是公共政策的一项重要功能。特别是在危机发生之后，民族地区政策在变革过程中要是没有注意吸收采纳各方面利益主体的意见和建议，就会受到各层次的执行主体的阻碍，这样就很难得到有效执行，但是民族地区政策变革主体对政策进行变革的时候，只考虑整体的、全局的利益，而不考虑地方和部门的局部利益。
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进行政策变革之后，由于缺乏完善的监督机制和顺畅的沟通机制，就得不到有效的执行，其政策变革的效果就非常低下。我国责任追究机制还不完善，没有行之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对政策执行情况不能及时地跟踪评估，对由于政策执行失败而造成损失的执行者，不能及时追究其责任，使一些部门不认真对待，这就使得政策得不到有效执行。沟通机制也不完善，不能积极回应社会群体的利益要求，缺乏互动式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和多中心的利益表达机制。 由于民族地区缺乏专门的公共政策评估组织，不能对优化后的政策做出合理公正的评估，造成了不能及时了解政策效果。在互联网舆情下我国民族地区政策变革之后，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公共问题，初步达到了政策目标，但是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往往涉及多个方面，一部分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会出现新的问题。我们在评估结论中要对这些新出现的政策问题进行原因分析，通过对各项指标的考察论证，找到导致政策不能顺利实施的原因，以便于及时调整政策方案，进而决定是否延续原定政策或是终止政策实施。但是民族地区缺乏专门的政策评估组织，当地政府及其公务员的政策评估能力也都比较薄弱。
公共危机爆发后通过互联网舆情的传播，首先会对政府形成压力，从而影响其判断以及决策能力。其次是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政策变革过程中的专业技术人员缺乏。像洪水、疾病引发的公共危机是需要专业人才来解决的，这就需要政府在政策变革过程中对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要有所了解，否则进行政策变革之后的政策就可能无效或者违背常理。
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的政策优化离不开人才，进行政策变革人员素质的高低成为制约政策变革后政策质量好坏的关键因素。对于公共危机、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政策变革来说更是如此，由于公共危机、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政策变革没有充足的决策时间和丰富的政策资源，特别是危机下的政策变革没有经验可循，因而对公共危机、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进行政策变革的政府人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当前情况来看，民族地区进行政策变革人员的能力还表现出很大的不足：首先是缺乏高素质人员，民族地区政府大多数人员还习惯于传统的方式，进行常规性的政策变革，而对危机下的政策变革还缺乏经验和了解;其次是公共危机、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政策变革缺乏专业的人才，公共危机往往发生在某一个领域，并扩散到其他领域，因此要提高政策变革后政策的质量就需要各个领域的专门人才，而在当前公共危机、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政策变革系统运行不畅的情况下，各领域专门人才参与政策变革发挥的作用还不明显。
三、互联网舆情视域下民族地区政策变革的优化策略
互联网舆情下我国民族地区的政策优化，就是为了更好的体现民族地区广大民众的意志和利益，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公共危机、互联网舆情下族地区政策变革的目的，正是为了在危机发生之后，让民族地区人民群众能够克服危机带来的困难，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利益。因此，在公共危机、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政策变革的过程中，我们应破除各种不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旧的观念，树立现代科学民主的观念，摆正广大人民群众政策主体的位置，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民族地区政策优化的真正目的。
公共危机、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的政策变革要重视民众参与的民主观念，专家咨询观念，集体决策观念，决策权力分散、下放观念，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观念，重视政策变革跟踪评价观念等，在全社会中造成一种民主、平等和协商气氛的公共政策环境，形成一种人人能畅所欲言，充分表达自己观点，并积极提出政策建议的局面，从而优化政策变革。民族地区要提高政策变革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就得重视政策变革过程中的民主性，按照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首先相信每个普通党员和党员干部，先民主后集中，保证每个政策问题在进行政策变革之前都能尽可能充分征求党内意见，使不同的意见都能得到充分的表达和阐述，这样的民主基础上进行政策变革不仅其科学性可以得到保障，而且贯彻执行的效果也会大为增强，同时党内民主的实现还能促进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人民群众是政策变革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物质承担者。在民族地区政策变革的过程中，要通过对社会各种关系的调整，调动和发挥各社会关系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在我国各种社会关系本质上就是人民群众中各阶层、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发展变化，决定着我国民族地区的政策走向;在政策变革过程中，就要对这些关系进行调整和处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样才能有效地进行政策变革。同时民族地区政策优化过程中，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保障人民群众的权利，同时规定权利的享受者承担相应的义务。在权利享受者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过程中，政策就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
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政策变革之后，就需要实施，在实施过程中就要对政策进行评估，要充分发挥政策评估功能就必须建设相应的政策評估组织，总的来说，公共政策评估组织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官方的政策评估组织，另一类是非官方的政策评估组织。首先是建立专门的官方评估组织。这个评估组织的人员必须与政策制定无关，防止影响评估的客观性。其次是完善和建立非官方的政策评估组织，而且让其成为政策评估的主要力量。这样在有助于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保证公共危机、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政策变革后政策评估的客观真实性。
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的政策变革的有效进行，还要严格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尤其是要规范干部的行为，要让干部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坚决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和腐败行为。公共危机发生之后，一些政策已经不能解决政策问题，这就需要民族地区政府对相关政策进行变革，为了有效地进行变革就要规范政策变革，同时建立健全政策变革中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对公共权力的运行进行严密和有效的监督，并用法律法规来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要让民族地区政策变革公开透明，加快推进民主化进程，完善各种机制，充分对权力进行监督，不断加强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保障并扩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和参与权，还要充分保证民众的知情权，促使各级干部依法做事，同时为了保证公众的利益，还要有效的规范公共权力，防范其越轨而造成损害。完善民主监督机制，保证公众对权力监督的有效性，真正使政务活动公开透明，实现群众监督。
贵州省“6.28瓮安”事件之后，在互联网舆情的驱使下，当地政府就制定和变革了相关政策，瓮安县委为了恢复和发展当地经济，变革原来的政策，出台相关政策，如《瓮安县人民政府关于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若干规定》出台，其是在原有招商引资政策的基础上进行变革和创新而制定出来的，并在原有政策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变革之后能不能执行到位，是否会出现负面影响，由于制定的时候比较仓促，就不能确定这些问题。因此，公共危机、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的政策变革总是机会与困境并存，具有不确定性。
结语
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的政策变革必须适应和面对复杂的互联网环境，民族地区政府还要进行组织体制创新，尤其要改变传统官僚制组织，建立灵活、适应性强的互联网组织模式。政策社群、政策互联网的形成，已对公共政策组织的运作体制产生重要影响，开放性、互动性、相互依赖性的互联网形态已比较成熟，这就要求危机下民族地区的政策变革必须加强互联网管理和建设。随着市场和社会的成熟，以及公民参与程度的提高，我国的公共政策互联网也终将形成。因此，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为了更好地进行政策变革，有效地解决政策问题，就要适时推进互联网模式的组织体制的构建。
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的政策变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是民族地区政策内容的变革，而且包括整个政策运行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变革;不仅在技术手段要进行变革，而且在思想观念和思维方法上也要进行变革。民族地区政策变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政策利害相关人的妥协、宽容和理解，同时更需要民族地区政府对危机下政策变革的时机、策略和行为的适度把握和合理运用。为此，要实现公共危机、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政策优化过程中的“以旧换新”以达到有效处理危机，首先要求政策变革需要细致周延、思维慎密，避免草率和仓促，一定要严格制定积极实施;其次，政策变革方案必须顾及政策利害相关人，全面统筹、有序规划并寻找政策的关键点，在上述案例中尤其重要的是落实这些政策，切实保障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的利益;再次，降低政策优化成本，减缓政策优化压力。
参考文献：
[1]黄璞.公共危机、网络舆情下我国民族地区政策变革的优化策略研究[D].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2]韩丽丽.我国突发事件应对与社会政策制定模式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3]李俊清.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关键词】：互联网舆情;民族;舆情
引言
民族地区政策变革能否有效进行，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以及党和政府执政兴国的成败，也事关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以及民族团结。建国后，我国各类公共危机不断，面对各种各样难以预测的公共危机，如领土边界、资源开发、民族认同等等。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及科技的进步，我国的公共危机也发生了转变，如经济失稳、贫富差距加大、贪腐等等。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这种新的传媒方式，以公开、透明、快速、便捷等特点，不断推动着部分公共危机事件的快速传播并成为社会的热点，给政府管理部门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面对互联网舆情仍因循守旧必然会表现出不足，这就促使政府对旧的民族政策进行调整，制定新的政策，以应对原有政策的不足。如何在全球风险语境和我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进行政策变革，事关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否最终实现，同时还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是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一、互联网舆情视域下民族地区政策优化现状
通过近年来中国民族地区的一些重大政策变革典型案例和大量的实例分析，不难看出我国民族地区的政策变革是一种公共危机、互联网舆情驱动型的模式。政策变革是公共政策过程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之一，是特定的政策主体为了一定的目的而对原有政策所进行的终结、变动、调整、创新的活动。由于路径依赖、利益刚性、理性局限、沉淀成本等因素制约，政策变革十分艰难。在社会转型期，公共危机发生的频次、规模、领域、破坏性等增大增强，并且公共危机的发生必然伴随着浦涌的互联网舆论，民族地区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还须应对互联网危机，对互联网舆情作出有效回应。互联网舆情是公众通过互联网对自己关心的或关涉自身利益的社会公共事务所表达的意见、态度的总和，反映了公众的情绪和社会政治态度。由此，在公共危机、群体性事件、互联网舆情的多重压力下，民族地区政府为了有效应对公共危机和互联网舆情，往往对与公共危机相关和互联网舆情关注的政策进行及时相应的变革。纵观近几年来民族地区的政策变革经历，从经验观察和大量公共危机实例中可以看出，有相当一部分是源于公共危机及其相伴随的互联网舆情的外在压力，公共危机和互联网舆情成为政策变革的触发机制和发酵机制，是一种公共危机、互联网舆情共同驱动的政策变革模式。这种政策变革模式的形成与存在与当前新的社会转型、互联网信息社会和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联，公共危机的爆发产生强大的互联网舆论，对政府、媒体、公众、社会精英等产生刺激，使它们围绕着公共危机、互联网舆情而形成连续互动关系，由此对政策主体产生压力，在政府回应下促成公共政策的变革。
2008年，我国民族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的突发性事件，引发了一系列公共危机，这些公共危机事件在互联网上也被传得沸沸扬扬。而在现代“风险社会”的大背景下，公共危机发生之后，其传播就伴随着强大的互联网舆情。由于不断推进的全球化、变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蓬勃兴起的媒介技术及迅速发展的媒介產业，使得公共危机发生之后，政府、媒体与公众在其传播过程中就有了互动，互联网舆情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现行的制度设计并没有跟上这种变化，不能适应其发展。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所带来的危机给政府提出一个重要的课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在公共危机发生之后，变革相关政策措施应对公共危机，这直接关系到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效果，也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
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的政策变革是在社会大背景下进行的，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不能只考虑公共危机和互联网舆情，同时还要考虑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以及社会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各方面的因素。在研究中必须把公共危机、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的政策变革与整个社会大背景联系起来，这就需要考虑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当代中国社会特殊的制度环境，这样才能理解它们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互联网视域下民族地区政策优化的不足
政策变革问题的认定是公共危机、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政策变革的前提，要想使公共危机、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的政策变革具有前瞻性就需要准确界定政策变革问题。政策变革问题的认定的内容包括很多方面，如政策变革问题的有怎样的性质、其范围有多大等。当前，在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政策变革的过程中，政府和相关部门危机变革意识比较淡漠、危机管理意识不强，并没有树立起足够的危机变革管理意识。而意识上的淡漠必然会导致对危机问题的紧急性和威胁性认识不到位，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破坏性还存在烧幸心理。由于对危机问题的不甚了解，一旦危机爆发和恶化，就会影响政策变革的效果。
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的政策变革是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进行的，那么就会面对各种利益主体，这些利益主体的是分散和多元的，既有各级地方政府，也有各种所有制和隶属关系的经济组织，同时还包括个人，所以牵涉到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损益关系。同时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的政策优化，其本身就是一个利益表达、分配、协调的过程，利益整合功能是公共政策的一项重要功能。特别是在危机发生之后，民族地区政策在变革过程中要是没有注意吸收采纳各方面利益主体的意见和建议，就会受到各层次的执行主体的阻碍，这样就很难得到有效执行，但是民族地区政策变革主体对政策进行变革的时候，只考虑整体的、全局的利益，而不考虑地方和部门的局部利益。
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进行政策变革之后，由于缺乏完善的监督机制和顺畅的沟通机制，就得不到有效的执行，其政策变革的效果就非常低下。我国责任追究机制还不完善，没有行之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对政策执行情况不能及时地跟踪评估，对由于政策执行失败而造成损失的执行者，不能及时追究其责任，使一些部门不认真对待，这就使得政策得不到有效执行。沟通机制也不完善，不能积极回应社会群体的利益要求，缺乏互动式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和多中心的利益表达机制。 由于民族地区缺乏专门的公共政策评估组织，不能对优化后的政策做出合理公正的评估，造成了不能及时了解政策效果。在互联网舆情下我国民族地区政策变革之后，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公共问题，初步达到了政策目标，但是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往往涉及多个方面，一部分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会出现新的问题。我们在评估结论中要对这些新出现的政策问题进行原因分析，通过对各项指标的考察论证，找到导致政策不能顺利实施的原因，以便于及时调整政策方案，进而决定是否延续原定政策或是终止政策实施。但是民族地区缺乏专门的政策评估组织，当地政府及其公务员的政策评估能力也都比较薄弱。
公共危机爆发后通过互联网舆情的传播，首先会对政府形成压力，从而影响其判断以及决策能力。其次是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政策变革过程中的专业技术人员缺乏。像洪水、疾病引发的公共危机是需要专业人才来解决的，这就需要政府在政策变革过程中对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要有所了解，否则进行政策变革之后的政策就可能无效或者违背常理。
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的政策优化离不开人才，进行政策变革人员素质的高低成为制约政策变革后政策质量好坏的关键因素。对于公共危机、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政策变革来说更是如此，由于公共危机、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政策变革没有充足的决策时间和丰富的政策资源，特别是危机下的政策变革没有经验可循，因而对公共危机、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进行政策变革的政府人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当前情况来看，民族地区进行政策变革人员的能力还表现出很大的不足：首先是缺乏高素质人员，民族地区政府大多数人员还习惯于传统的方式，进行常规性的政策变革，而对危机下的政策变革还缺乏经验和了解;其次是公共危机、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政策变革缺乏专业的人才，公共危机往往发生在某一个领域，并扩散到其他领域，因此要提高政策变革后政策的质量就需要各个领域的专门人才，而在当前公共危机、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政策变革系统运行不畅的情况下，各领域专门人才参与政策变革发挥的作用还不明显。
三、互联网舆情视域下民族地区政策变革的优化策略
互联网舆情下我国民族地区的政策优化，就是为了更好的体现民族地区广大民众的意志和利益，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公共危机、互联网舆情下族地区政策变革的目的，正是为了在危机发生之后，让民族地区人民群众能够克服危机带来的困难，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利益。因此，在公共危机、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政策变革的过程中，我们应破除各种不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旧的观念，树立现代科学民主的观念，摆正广大人民群众政策主体的位置，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民族地区政策优化的真正目的。
公共危机、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的政策变革要重视民众参与的民主观念，专家咨询观念，集体决策观念，决策权力分散、下放观念，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观念，重视政策变革跟踪评价观念等，在全社会中造成一种民主、平等和协商气氛的公共政策环境，形成一种人人能畅所欲言，充分表达自己观点，并积极提出政策建议的局面，从而优化政策变革。民族地区要提高政策变革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就得重视政策变革过程中的民主性，按照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首先相信每个普通党员和党员干部，先民主后集中，保证每个政策问题在进行政策变革之前都能尽可能充分征求党内意见，使不同的意见都能得到充分的表达和阐述，这样的民主基础上进行政策变革不仅其科学性可以得到保障，而且贯彻执行的效果也会大为增强，同时党内民主的实现还能促进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人民群众是政策变革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物质承担者。在民族地区政策变革的过程中，要通过对社会各种关系的调整，调动和发挥各社会关系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在我国各种社会关系本质上就是人民群众中各阶层、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发展变化，决定着我国民族地区的政策走向;在政策变革过程中，就要对这些关系进行调整和处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样才能有效地进行政策变革。同时民族地区政策优化过程中，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保障人民群众的权利，同时规定权利的享受者承担相应的义务。在权利享受者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过程中，政策就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
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政策变革之后，就需要实施，在实施过程中就要对政策进行评估，要充分发挥政策评估功能就必须建设相应的政策評估组织，总的来说，公共政策评估组织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官方的政策评估组织，另一类是非官方的政策评估组织。首先是建立专门的官方评估组织。这个评估组织的人员必须与政策制定无关，防止影响评估的客观性。其次是完善和建立非官方的政策评估组织，而且让其成为政策评估的主要力量。这样在有助于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保证公共危机、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政策变革后政策评估的客观真实性。
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的政策变革的有效进行，还要严格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尤其是要规范干部的行为，要让干部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坚决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和腐败行为。公共危机发生之后，一些政策已经不能解决政策问题，这就需要民族地区政府对相关政策进行变革，为了有效地进行变革就要规范政策变革，同时建立健全政策变革中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对公共权力的运行进行严密和有效的监督，并用法律法规来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要让民族地区政策变革公开透明，加快推进民主化进程，完善各种机制，充分对权力进行监督，不断加强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保障并扩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和参与权，还要充分保证民众的知情权，促使各级干部依法做事，同时为了保证公众的利益，还要有效的规范公共权力，防范其越轨而造成损害。完善民主监督机制，保证公众对权力监督的有效性，真正使政务活动公开透明，实现群众监督。
贵州省“6.28瓮安”事件之后，在互联网舆情的驱使下，当地政府就制定和变革了相关政策，瓮安县委为了恢复和发展当地经济，变革原来的政策，出台相关政策，如《瓮安县人民政府关于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若干规定》出台，其是在原有招商引资政策的基础上进行变革和创新而制定出来的，并在原有政策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变革之后能不能执行到位，是否会出现负面影响，由于制定的时候比较仓促，就不能确定这些问题。因此，公共危机、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的政策变革总是机会与困境并存，具有不确定性。
结语
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的政策变革必须适应和面对复杂的互联网环境，民族地区政府还要进行组织体制创新，尤其要改变传统官僚制组织，建立灵活、适应性强的互联网组织模式。政策社群、政策互联网的形成，已对公共政策组织的运作体制产生重要影响，开放性、互动性、相互依赖性的互联网形态已比较成熟，这就要求危机下民族地区的政策变革必须加强互联网管理和建设。随着市场和社会的成熟，以及公民参与程度的提高，我国的公共政策互联网也终将形成。因此，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为了更好地进行政策变革，有效地解决政策问题，就要适时推进互联网模式的组织体制的构建。
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的政策变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是民族地区政策内容的变革，而且包括整个政策运行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变革;不仅在技术手段要进行变革，而且在思想观念和思维方法上也要进行变革。民族地区政策变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政策利害相关人的妥协、宽容和理解，同时更需要民族地区政府对危机下政策变革的时机、策略和行为的适度把握和合理运用。为此，要实现公共危机、互联网舆情下民族地区政策优化过程中的“以旧换新”以达到有效处理危机，首先要求政策变革需要细致周延、思维慎密，避免草率和仓促，一定要严格制定积极实施;其次，政策变革方案必须顾及政策利害相关人，全面统筹、有序规划并寻找政策的关键点，在上述案例中尤其重要的是落实这些政策，切实保障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的利益;再次，降低政策优化成本，减缓政策优化压力。
参考文献：
[1]黄璞.公共危机、网络舆情下我国民族地区政策变革的优化策略研究[D].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2]韩丽丽.我国突发事件应对与社会政策制定模式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3]李俊清.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