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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石主任,您好!前不久,中共中央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党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求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宣传党史。在您看来,怎样才是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宣传党史呢?
石仲泉: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讲话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宣传党史。他讲的很全面。我曾经对党的历史概括为“波澜壮阔、艰难曲折”八个字。这里解读这八个字,着重讲如何全面地看待党的历史。
首先,要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这是党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什么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呢?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而进行的不懈奋斗。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将党近90年的历史,按照党的历史发展划分为三个“30年”的话,那么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就是在这三个“30年”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就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丰富、发展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伟大成果;就是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而发展壮大的基本经验。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宣传党史,要把握好上述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
其次,要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任何时候,历史的发展都是曲曲折折的,不可能笔直又笔直。历史的进步总要以付出代价而取得。这是社会运动的正常现象。当然,人们总是希望曲折少一点,代价小一点。但是在中国这个有着异常特殊国情的国家,无论闹革命还是搞建设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而必须独立自主地进行艰难探索。这样,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代价,一个时期甚至是“惨烈的代价”。 新中国成立后,探索社会主义无疑付出了代价,一个时期也是“惨烈的代价”。这样才有了今天辉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们说,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文革”之路不行,是歧途,不能再走了,拐个弯,拨乱反正,就是历史转折,就有了改革开放。这样,失误、失败就转化成了成功、胜利之母。所以,毛泽东、邓小平都说,失败、犯错误的教训都是宝贵的财富。这就是辩证思维。研究党史,完全可以实事求是地直面党经历的曲折、失误的历史,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将它变成宝贵的精神财富。
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宣传党史,这两个方面都要处理好,前者是重点,后者要正视。
记者:新中国成立后,一些高校开设了党史课,党史也逐渐形成了一门学科,但是在学科性质和定位上,似乎还不是很明确,还存在历史学和政治学之争。那么,党史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研究党史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
石仲泉:恕我直言,我不赞成主管部门为了“国际接轨”,将中共党史确定为属于法学·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毫无疑问,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参照外国的学科分类不会发生大的问题。但是中共党史简单地按照外国的学科来分类值得探讨。再则,也不能采取“非此即彼”的绝对化分类法。因为中共党史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只有中国才有这门学问和学科建设,外国尽管也研究和教学中共党史,但是作为学科建设言,这也是地地道道的“国学”。不是讲要体现中国特色吗?这是绝对的中国特色。因此,学科分类要体现这一点。即使作学科建设的国际交流,不仅要以中国为主导,而且应具有决定权和否决权。作为意识形态,它具有政治学属性,但是作为社会科学,它不能不属于历史学的范畴。或者说,它是两者兼而有之的一门特殊科学。既然如此,就应当单独列为与法学和历史学平行的一级学科。说得不客气点,将中共党史列为“二级学科”是自我矮化,如毛泽东讲的有点像站惯了的贾桂,不敢平起平坐。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研究它的历史的中共党史居然在它执政的国家属于“二级学科”,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使然。
无论在社会上还是某些学科领域,有一种轻蔑党史的倾向。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在过去“左”的思想指导下,党史遭到很大的扭曲,缺乏客观性和科学性,影响了党史的形象和声誉。拨乱反正之后,党史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发展规律,尽管在某些方面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有的党史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它的科学性不应当受到质疑。正如有的自然科学还没有完全揭示自然界的发展规律,有的问题还不能完全说清楚,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怀疑它的科学性一样。
中共党史既然是一门科学,那么研究党史当然有它的意义。这个意义在于:研究党史的发展规律以后,要以史为鉴,资政育人。自古以来,中国历史学就有这个功能,所以司马光将他编的历朝历代的大事记叫《资治通鉴》。研究中国历史有这个功能,并不影响它是历史科学。同样地,对于中共党史也应这样认识。就“资政”言,党的近90年历史内涵非常丰富,在当前,最重要的是总结以下三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一是总结推进社会进步的五大建设经验。二是总结党的建设特别是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经验。三是总结发展国际交往和国外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国际交往中发展壮大的。一方面需要总结党在不同时期把握时代主题,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方针,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也需要总结上个世纪以来包括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在内的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从而为制定和坚持正确的国际战略方针,在外部环境上确保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
就“育人”言,党的近90年历史的“育人”资源也极其丰富。这就是坚持用党的伟大成就鼓舞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而要做好这一点,就需要努力改进党史的宣传教育的方法和手段,让极其丰富的“育人”内容入脑入耳入心,对引导舆论、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挥作用。
记者:党史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学科。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出:要反对任何歪曲党的历史的做法。这有何现实针对性?当前的党史领域存在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石仲泉:习近平同志讲的要反对任何歪曲党的历史的做法的针对性是明显的。不仅在一些著述中存在,在有的课堂教学中也有。在网上,这方面的内容就更多了。前些时我答《北京党史》记者问,在肯定了党史研究的主流是好的之后,讲了五种倾向问题。涉及歪曲党的历史和以不严肃态度对待党的历史的主要为这样三种:
首先是党史的虚无主义倾向,即对党的历史和毛泽东只讲错误一方面,将一个个错误串糖葫芦似的连贯起来,从而使党丑陋化、妖魔化。这种“扬恶隐善”、“夸大恶缩小善”的现象不是个别的。
其次是党史研究的客观主义或自然主义倾向。强调实事求是地写党史,并不是采取自然主义的手笔,什么都写。比如对党的曲折和挫折要实事求是地讲,对领导人的错误也要如实反映,但并不等于要绘声绘色地去描写和渲染某些细节。我赞成邓小平讲的应“宜粗不宜细”。所谓“粗”,不是不讲。怎样“粗”讲?简单地说,就是分量要讲够,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不要遮遮掩掩;“不宜细”,就是不必如数家珍似的、津津有味的细细道来。打个比方,用画画来说,就是“写意画”,而不是“工笔画”。如果说这不实事求是,我可回答,难道“写意画”是不实事求是的画派吗?!因此,这与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并不矛盾。
再次是写党史的纪实虚构主义倾向。现在的党史刊物和著作一般分为党史研究和党史纪实两大类。在党史纪实刊物中这种倾向还不突出。但在党史纪实性著作中,这种倾向特别明显。个别著作胡编乱侃的戏说,将党史完全演义化了。作者虚构许多细节,引述大段大段的人物对话,似乎作者本人在场笔录的,以吸引读者眼球。如果明确地广而告之,此乃文学作品,非党史著作,这也罢了。但目前存在的这种倾向则是蓄意混淆创作与历史,以假乱真。这种倾向丧失了党史研究的以事实为依据的底线。我赞成有的学者提出的,历史著作要拒绝“戏说”,同样的党史著作也要拒绝“戏说”。这种倾向遗患无穷,我们的子孙后代将很难辨别历史真伪。如果蔓延下去,将是中华民族的极大不幸。
为了党的长远利益,为了中华民族的史脉传承,党史研究应当拒绝上述倾向。
记者:“文革”期间,党史被弄得黑白颠倒、面目全非。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我国史学界开始了对党史进行正本清源的研究工作。那么,30多年来党史研究取得了哪些重大突破和进展?
石仲泉:这30多年来党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和进展,是党史研究的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从宏观言,最重要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破除“路线斗争史”框架,中共党史开始成为一门科学。党的领导人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延安整风,就是在党的高级干部范围研讨党的历史。第一个历史决议可视为那个时代党的领导人研究党史的最高成就。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以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主要代表。该书一方面深刻地阐发了第一个历史决议,另一方面又强化了以路线斗争来论述党史的思路。“文革”时期,这种倾向愈益严重,中共党史完全演变成了“路线斗争史”。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逐渐破除“路线斗争史”框架,使党史从唯上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指导思想的转变,实事求是地叙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而,中共党史开始成为一门科学,尽管其政治性很强。不仅“中共党史学”作为新的学科着手建设,而且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每年都有中共党史的学科项目申报。
中共党史既然是门科学,在破除“路线斗争史”框架后,就需要找到一个能够说明党的历史曲折发展过程的“纲”。这就产生了由胡乔木最初提出、由胡绳加以阐发的“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的新观点。即当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占主导地位时,党的事业就比较顺利,发展比较健康,取得的成就比较大。在错误的发展趋向占主导地位时,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失误就比较多,比如“文化大革命”、“大跃进”运动和反右倾斗争,还有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等,就是这种错误趋向占据主导地位造成的。“两个发展趋向”论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在于,这两者不是截然分开的,它既可以在同一时期对待不同的事情同时存在,也可以在同一个人的思想中表现为两个侧面存在,或此消彼长,或同时发展,最后一个趋向压倒另一个趋向,党的事业就出现不同的前途。这个新理念的又一个优点在于,它排除了一贯正确和一切正确论,也排除了一贯错误和一切错误论,强调对人对事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简单化和绝对化。这为中共党史作为一门科学增添了科学成分。
(二)以两个历史决议精神为指针,对党的近90年历史作了比较科学的梳理,厘清了许多重大的党史是非,有了比较权威的从总体上把握党的历史的读本。两个历史决议特别是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推进中共党史的研究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研究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中共党史既然波澜壮阔、艰难曲折,写这样的历史就必须有一个遵循。两个历史决议就起了这样的作用。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29年的历史,见仁见智,认识很不一致,更需要统一思想。第二个历史决议也发挥了这个作用。根据这两个历史决议,中央主管党史研究的工作部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1991年推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两本书。前者先后印刷800多万册,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发行量最大的党史本子。后者经过修订,在2002年以《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新面目重新出版,进一步破除了“路线斗争史”框架,获得了广大读者好评。这两本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努力将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因而对许多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都有新的说法。不久,中央党史研究室在经过16年的编修之后,还将推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比较实事求是地反映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29年的党的历史。这第三本书,吸取了改革开放以来对那段党史研究的新成果,也会具有权威性。
(三)对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特别是领袖人物的研究开拓了一片新天地。中央文献研究室是专职研究党的领导人的工作单位。30多年来,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不仅编辑出版了毛、周、刘、朱、任、邓、陈等领导人的长编年谱,而且还出版了毛、周、刘、朱、任、陈等领导人的传记。其中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年谱和邓小平传还在编写中。党的其他领导人的年谱和传记,如张闻天、董必武、王稼祥、李先念等也面世了。元帅传记,除林彪外也都由有关部门出版了。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的研究著述也出版不少。这些年出版的许多回忆录,不是简单地凭传主的记忆作的口述,许多都是查阅了大量资料,经过精心研究的结晶。影响较大的在20世纪80年代有《聂荣臻回忆录》和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等。在90年代有薄一波的《关于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和《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等。此外,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还出版了大批有影响的人物传记。一大批党史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的年谱和传记的出版,既是30多年来党史研究的重大突破,也为今后的党史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史料,因而将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四)各种专史的研究,特别是一些有重大影响的专史研究,有突破性进展。30多年来,出版的各种专史琳琅满目。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是毛泽东在1938年正式提出的,上个世纪40年代曾宣传过一阵子,建国以后讲的不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领导人著作的不断出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研究渐渐火热。到新世纪后,该课题成为一门显学。2009年出版的作为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课题的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一书,既可谓集这些年研究成果之大成,又将这方面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二是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以及中苏关系的研究。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资料就在陆续翻译出版。特别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从90年代陆续编辑出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丛书以来,这一系列档案的解密,使研究者了解到许多过去不知道的情况,因而使有关涉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研究进入了“深水区”,改变了过去的许多看法。在苏联剧变之后,随着苏联档案的大量被解密,对中苏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涉及中共党史的一些问题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视点,从而也使这方面的研究有不少突破。这两方面的研究以杨奎松和沈志华的若干著述为代表。三是关于抗战史和国共关系史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随着研究党史的实事求是的指导原则的不断加强;另一方面也随着两岸关系的不断改善和国民党部分档案的解密,对涉及国共关系的许多历史问题,特别是关于全民族抗战如何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的问题,有了很大突破。对于党派利益和民族利益两者关系的把握,越来越趋于理性。因而研究国民党和蒋介石的著述逐渐去掉了长期的“脸谱化”特征。对于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也给予了比过去更为积极的评价。对于国共两党关系的认识也愈趋客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何理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出版后,获得了好评。
(五)地方党史研究不仅取得了零的突破,而且遍地开花,使党史研究有了深厚根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搜索、整理地方党史资料,各省市地县先后成立了地方党史资料征集机构,以后改为地方党史研究室。目前全国从中央到省市地县已形成比较完整的党史系统。经过多年的艰辛努力,许多省市地县陆续出版了各级地方党史本子,有的写至新中国成立前,有的写到建国以后,有的甚至写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这不仅填补了过去党史研究的空白,而且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党史研究人才。这次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以后,随着各级党委不断加强对党史机构的领导,地方党史研究干部将成为繁荣党史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六)作为党史研究基础的党史资料的编辑出版(包括翻译出版的国外研究著作),盛况空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党史资料就是党史研究的“米”。这些年党史研究所以有重大的突破性进展,有关部门陆续整理、编纂和出版的各种党史资料,特别是公开的档案文献功不可没。影响较大的有这样几个系列:一是中共中央文献系列。这主要是由中央档案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整理出版的大量文件和文献。属于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有中央档案馆编辑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8册);属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有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20册);还有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当代文献”系列。它包括《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和《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从《十二大以来》一直到《十七大以来》的历次党代表大会以来的重要文献选辑。二是党的领导人的著作系列。这主要是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周、刘、朱、任、邓、陈等的选集、文选,以及其他文集、文稿和专题论集等。三是教学参考资料系列。这主要有两种:即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8册),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辑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7册)。后者收录了党从1921年建党到1976年“文革”结束的重要文件和文献,是迄今为止关于这个时段最为翔实的资料。四是地方专题史料系列。既有一些地方编辑整理的关于革命时期的各个根据地、解放区的史料丛书;也有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辑的新中国成立后的专题资料丛书。它以各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编辑各地的专题文献资料。五是被视为反面教材的另类参考资料系列。这主要有张国焘的《我的回忆》、李德的《中国纪事》、郑超麟的回忆录等。既有20世纪80年代初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的“灰皮书”,也有21世纪初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黑皮书”,经过去伪存真、剔芜取菁之后,对研究党史也有一定史料价值。六是国外研究译著系列。这主要有三种:一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剑桥中国史》多卷本,二为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多卷本,三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多卷本。上述文献资料编辑、翻译出版,推进了中共党史研究繁荣局面。
■ 责任编辑:袁志平
石仲泉: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讲话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宣传党史。他讲的很全面。我曾经对党的历史概括为“波澜壮阔、艰难曲折”八个字。这里解读这八个字,着重讲如何全面地看待党的历史。
首先,要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这是党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什么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呢?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而进行的不懈奋斗。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将党近90年的历史,按照党的历史发展划分为三个“30年”的话,那么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就是在这三个“30年”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就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丰富、发展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伟大成果;就是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而发展壮大的基本经验。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宣传党史,要把握好上述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
其次,要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任何时候,历史的发展都是曲曲折折的,不可能笔直又笔直。历史的进步总要以付出代价而取得。这是社会运动的正常现象。当然,人们总是希望曲折少一点,代价小一点。但是在中国这个有着异常特殊国情的国家,无论闹革命还是搞建设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而必须独立自主地进行艰难探索。这样,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代价,一个时期甚至是“惨烈的代价”。 新中国成立后,探索社会主义无疑付出了代价,一个时期也是“惨烈的代价”。这样才有了今天辉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们说,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文革”之路不行,是歧途,不能再走了,拐个弯,拨乱反正,就是历史转折,就有了改革开放。这样,失误、失败就转化成了成功、胜利之母。所以,毛泽东、邓小平都说,失败、犯错误的教训都是宝贵的财富。这就是辩证思维。研究党史,完全可以实事求是地直面党经历的曲折、失误的历史,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将它变成宝贵的精神财富。
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宣传党史,这两个方面都要处理好,前者是重点,后者要正视。
记者:新中国成立后,一些高校开设了党史课,党史也逐渐形成了一门学科,但是在学科性质和定位上,似乎还不是很明确,还存在历史学和政治学之争。那么,党史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研究党史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
石仲泉:恕我直言,我不赞成主管部门为了“国际接轨”,将中共党史确定为属于法学·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毫无疑问,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参照外国的学科分类不会发生大的问题。但是中共党史简单地按照外国的学科来分类值得探讨。再则,也不能采取“非此即彼”的绝对化分类法。因为中共党史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只有中国才有这门学问和学科建设,外国尽管也研究和教学中共党史,但是作为学科建设言,这也是地地道道的“国学”。不是讲要体现中国特色吗?这是绝对的中国特色。因此,学科分类要体现这一点。即使作学科建设的国际交流,不仅要以中国为主导,而且应具有决定权和否决权。作为意识形态,它具有政治学属性,但是作为社会科学,它不能不属于历史学的范畴。或者说,它是两者兼而有之的一门特殊科学。既然如此,就应当单独列为与法学和历史学平行的一级学科。说得不客气点,将中共党史列为“二级学科”是自我矮化,如毛泽东讲的有点像站惯了的贾桂,不敢平起平坐。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研究它的历史的中共党史居然在它执政的国家属于“二级学科”,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使然。
无论在社会上还是某些学科领域,有一种轻蔑党史的倾向。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在过去“左”的思想指导下,党史遭到很大的扭曲,缺乏客观性和科学性,影响了党史的形象和声誉。拨乱反正之后,党史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发展规律,尽管在某些方面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有的党史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它的科学性不应当受到质疑。正如有的自然科学还没有完全揭示自然界的发展规律,有的问题还不能完全说清楚,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怀疑它的科学性一样。
中共党史既然是一门科学,那么研究党史当然有它的意义。这个意义在于:研究党史的发展规律以后,要以史为鉴,资政育人。自古以来,中国历史学就有这个功能,所以司马光将他编的历朝历代的大事记叫《资治通鉴》。研究中国历史有这个功能,并不影响它是历史科学。同样地,对于中共党史也应这样认识。就“资政”言,党的近90年历史内涵非常丰富,在当前,最重要的是总结以下三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一是总结推进社会进步的五大建设经验。二是总结党的建设特别是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经验。三是总结发展国际交往和国外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国际交往中发展壮大的。一方面需要总结党在不同时期把握时代主题,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方针,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也需要总结上个世纪以来包括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在内的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从而为制定和坚持正确的国际战略方针,在外部环境上确保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
就“育人”言,党的近90年历史的“育人”资源也极其丰富。这就是坚持用党的伟大成就鼓舞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而要做好这一点,就需要努力改进党史的宣传教育的方法和手段,让极其丰富的“育人”内容入脑入耳入心,对引导舆论、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挥作用。
记者:党史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学科。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出:要反对任何歪曲党的历史的做法。这有何现实针对性?当前的党史领域存在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石仲泉:习近平同志讲的要反对任何歪曲党的历史的做法的针对性是明显的。不仅在一些著述中存在,在有的课堂教学中也有。在网上,这方面的内容就更多了。前些时我答《北京党史》记者问,在肯定了党史研究的主流是好的之后,讲了五种倾向问题。涉及歪曲党的历史和以不严肃态度对待党的历史的主要为这样三种:
首先是党史的虚无主义倾向,即对党的历史和毛泽东只讲错误一方面,将一个个错误串糖葫芦似的连贯起来,从而使党丑陋化、妖魔化。这种“扬恶隐善”、“夸大恶缩小善”的现象不是个别的。
其次是党史研究的客观主义或自然主义倾向。强调实事求是地写党史,并不是采取自然主义的手笔,什么都写。比如对党的曲折和挫折要实事求是地讲,对领导人的错误也要如实反映,但并不等于要绘声绘色地去描写和渲染某些细节。我赞成邓小平讲的应“宜粗不宜细”。所谓“粗”,不是不讲。怎样“粗”讲?简单地说,就是分量要讲够,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不要遮遮掩掩;“不宜细”,就是不必如数家珍似的、津津有味的细细道来。打个比方,用画画来说,就是“写意画”,而不是“工笔画”。如果说这不实事求是,我可回答,难道“写意画”是不实事求是的画派吗?!因此,这与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并不矛盾。
再次是写党史的纪实虚构主义倾向。现在的党史刊物和著作一般分为党史研究和党史纪实两大类。在党史纪实刊物中这种倾向还不突出。但在党史纪实性著作中,这种倾向特别明显。个别著作胡编乱侃的戏说,将党史完全演义化了。作者虚构许多细节,引述大段大段的人物对话,似乎作者本人在场笔录的,以吸引读者眼球。如果明确地广而告之,此乃文学作品,非党史著作,这也罢了。但目前存在的这种倾向则是蓄意混淆创作与历史,以假乱真。这种倾向丧失了党史研究的以事实为依据的底线。我赞成有的学者提出的,历史著作要拒绝“戏说”,同样的党史著作也要拒绝“戏说”。这种倾向遗患无穷,我们的子孙后代将很难辨别历史真伪。如果蔓延下去,将是中华民族的极大不幸。
为了党的长远利益,为了中华民族的史脉传承,党史研究应当拒绝上述倾向。
记者:“文革”期间,党史被弄得黑白颠倒、面目全非。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我国史学界开始了对党史进行正本清源的研究工作。那么,30多年来党史研究取得了哪些重大突破和进展?
石仲泉:这30多年来党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和进展,是党史研究的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从宏观言,最重要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破除“路线斗争史”框架,中共党史开始成为一门科学。党的领导人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延安整风,就是在党的高级干部范围研讨党的历史。第一个历史决议可视为那个时代党的领导人研究党史的最高成就。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以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主要代表。该书一方面深刻地阐发了第一个历史决议,另一方面又强化了以路线斗争来论述党史的思路。“文革”时期,这种倾向愈益严重,中共党史完全演变成了“路线斗争史”。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逐渐破除“路线斗争史”框架,使党史从唯上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指导思想的转变,实事求是地叙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而,中共党史开始成为一门科学,尽管其政治性很强。不仅“中共党史学”作为新的学科着手建设,而且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每年都有中共党史的学科项目申报。
中共党史既然是门科学,在破除“路线斗争史”框架后,就需要找到一个能够说明党的历史曲折发展过程的“纲”。这就产生了由胡乔木最初提出、由胡绳加以阐发的“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的新观点。即当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占主导地位时,党的事业就比较顺利,发展比较健康,取得的成就比较大。在错误的发展趋向占主导地位时,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失误就比较多,比如“文化大革命”、“大跃进”运动和反右倾斗争,还有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等,就是这种错误趋向占据主导地位造成的。“两个发展趋向”论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在于,这两者不是截然分开的,它既可以在同一时期对待不同的事情同时存在,也可以在同一个人的思想中表现为两个侧面存在,或此消彼长,或同时发展,最后一个趋向压倒另一个趋向,党的事业就出现不同的前途。这个新理念的又一个优点在于,它排除了一贯正确和一切正确论,也排除了一贯错误和一切错误论,强调对人对事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简单化和绝对化。这为中共党史作为一门科学增添了科学成分。
(二)以两个历史决议精神为指针,对党的近90年历史作了比较科学的梳理,厘清了许多重大的党史是非,有了比较权威的从总体上把握党的历史的读本。两个历史决议特别是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推进中共党史的研究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研究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中共党史既然波澜壮阔、艰难曲折,写这样的历史就必须有一个遵循。两个历史决议就起了这样的作用。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29年的历史,见仁见智,认识很不一致,更需要统一思想。第二个历史决议也发挥了这个作用。根据这两个历史决议,中央主管党史研究的工作部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1991年推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两本书。前者先后印刷800多万册,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发行量最大的党史本子。后者经过修订,在2002年以《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新面目重新出版,进一步破除了“路线斗争史”框架,获得了广大读者好评。这两本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努力将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因而对许多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都有新的说法。不久,中央党史研究室在经过16年的编修之后,还将推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比较实事求是地反映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29年的党的历史。这第三本书,吸取了改革开放以来对那段党史研究的新成果,也会具有权威性。
(三)对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特别是领袖人物的研究开拓了一片新天地。中央文献研究室是专职研究党的领导人的工作单位。30多年来,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不仅编辑出版了毛、周、刘、朱、任、邓、陈等领导人的长编年谱,而且还出版了毛、周、刘、朱、任、陈等领导人的传记。其中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年谱和邓小平传还在编写中。党的其他领导人的年谱和传记,如张闻天、董必武、王稼祥、李先念等也面世了。元帅传记,除林彪外也都由有关部门出版了。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的研究著述也出版不少。这些年出版的许多回忆录,不是简单地凭传主的记忆作的口述,许多都是查阅了大量资料,经过精心研究的结晶。影响较大的在20世纪80年代有《聂荣臻回忆录》和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等。在90年代有薄一波的《关于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和《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等。此外,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还出版了大批有影响的人物传记。一大批党史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的年谱和传记的出版,既是30多年来党史研究的重大突破,也为今后的党史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史料,因而将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四)各种专史的研究,特别是一些有重大影响的专史研究,有突破性进展。30多年来,出版的各种专史琳琅满目。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是毛泽东在1938年正式提出的,上个世纪40年代曾宣传过一阵子,建国以后讲的不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领导人著作的不断出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研究渐渐火热。到新世纪后,该课题成为一门显学。2009年出版的作为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课题的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一书,既可谓集这些年研究成果之大成,又将这方面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二是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以及中苏关系的研究。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资料就在陆续翻译出版。特别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从90年代陆续编辑出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丛书以来,这一系列档案的解密,使研究者了解到许多过去不知道的情况,因而使有关涉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研究进入了“深水区”,改变了过去的许多看法。在苏联剧变之后,随着苏联档案的大量被解密,对中苏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涉及中共党史的一些问题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视点,从而也使这方面的研究有不少突破。这两方面的研究以杨奎松和沈志华的若干著述为代表。三是关于抗战史和国共关系史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随着研究党史的实事求是的指导原则的不断加强;另一方面也随着两岸关系的不断改善和国民党部分档案的解密,对涉及国共关系的许多历史问题,特别是关于全民族抗战如何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的问题,有了很大突破。对于党派利益和民族利益两者关系的把握,越来越趋于理性。因而研究国民党和蒋介石的著述逐渐去掉了长期的“脸谱化”特征。对于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也给予了比过去更为积极的评价。对于国共两党关系的认识也愈趋客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何理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出版后,获得了好评。
(五)地方党史研究不仅取得了零的突破,而且遍地开花,使党史研究有了深厚根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搜索、整理地方党史资料,各省市地县先后成立了地方党史资料征集机构,以后改为地方党史研究室。目前全国从中央到省市地县已形成比较完整的党史系统。经过多年的艰辛努力,许多省市地县陆续出版了各级地方党史本子,有的写至新中国成立前,有的写到建国以后,有的甚至写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这不仅填补了过去党史研究的空白,而且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党史研究人才。这次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以后,随着各级党委不断加强对党史机构的领导,地方党史研究干部将成为繁荣党史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六)作为党史研究基础的党史资料的编辑出版(包括翻译出版的国外研究著作),盛况空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党史资料就是党史研究的“米”。这些年党史研究所以有重大的突破性进展,有关部门陆续整理、编纂和出版的各种党史资料,特别是公开的档案文献功不可没。影响较大的有这样几个系列:一是中共中央文献系列。这主要是由中央档案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整理出版的大量文件和文献。属于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有中央档案馆编辑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8册);属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有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20册);还有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当代文献”系列。它包括《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和《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从《十二大以来》一直到《十七大以来》的历次党代表大会以来的重要文献选辑。二是党的领导人的著作系列。这主要是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周、刘、朱、任、邓、陈等的选集、文选,以及其他文集、文稿和专题论集等。三是教学参考资料系列。这主要有两种:即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8册),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辑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7册)。后者收录了党从1921年建党到1976年“文革”结束的重要文件和文献,是迄今为止关于这个时段最为翔实的资料。四是地方专题史料系列。既有一些地方编辑整理的关于革命时期的各个根据地、解放区的史料丛书;也有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辑的新中国成立后的专题资料丛书。它以各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编辑各地的专题文献资料。五是被视为反面教材的另类参考资料系列。这主要有张国焘的《我的回忆》、李德的《中国纪事》、郑超麟的回忆录等。既有20世纪80年代初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的“灰皮书”,也有21世纪初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黑皮书”,经过去伪存真、剔芜取菁之后,对研究党史也有一定史料价值。六是国外研究译著系列。这主要有三种:一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剑桥中国史》多卷本,二为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多卷本,三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多卷本。上述文献资料编辑、翻译出版,推进了中共党史研究繁荣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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