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是否会导致经济活动和商业文化趋向标准化的单调状态？
　　如果先不考虑全球化可能在其他领域（比如全球化有可能对各个国家、地区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引起的后果和争论，这种趋势似乎已经不可逆转而得到一致性的支持。
　　但一些理性的商人通常会从自己的商业经验出发，作出相反的选择。一位长期接近日本工商界的朋友给我讲述了这个群体的代表性和在中国大陆的从商心态。
　　这个企业家群体有的掌控着特大型企业集团，有的则掌握着一些中小型企业。在对企业的战略上，他们以企业效益为第一追求，而不像中国的企业家，一味地贪大求全；在对企业的社会形象建设上，由于他们的企业基本上都过了品牌营造阶段，一般不会将社会公益活动与商业活动混为一谈。
　　这些企业家像所有跨国经营的一样，有计划地发展企业在当地商圈与社会生活中的适应能力，尽可能在当地社会中树立和谐参与者的形象。
　　这其实是一个中国企业、日本企业或者其他的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都会遇到的“本土化”问题——这些企业的决策者首先会意识到自己是在一个不同的商业环境下开展业务，进而作出积极反应。不同的是，由于中日关系在近代史中的那一段悲剧，日本企业要得到中国大陆社会的认同会遭遇更多困难，正如同日本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普遍会遇到的问题一样。
　　“共同的历史记忆”使日本企业在中国的和谐之旅要经受更多考验，因此，就像他们在历史上做过的那样，相对于其他国家，日本工商界，可能是对于中国国情和社会状况研究最多的。这反过来成为他们在不利环境下赢得主动的积极因素。
　　与日本企业不同，美国企业在中国的表现是以一贯强势著称的，有时竟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前不久，一家广东的银行被美国某银行控股。该银行组织中方员工培训时竟然借用了赵本山的段子。
　　中方管理层被要求回答：把一只大象关进冰箱需要几步？
　　这些老总级别的人物自然都败下阵来。
　　美方人员训导他们说：你只要告诉我打开冰箱门——把大象关进去——然后关上冰箱门就可以，至于冰箱里是否能容得下大象——那是我们高层要考虑的，不是你们考虑的问题！
　　这个故事其实反映了两种文化的冲突和差异，西方商业文化是突出“程序控制”的，而东方的、尤其是中国的商业文化则依然是“人治”的反映。西方商业管理思想强调程序中的等级与权威，但西方企业家很难获得东方企业家那种绝对的个人权威。在东方的企业家中，大老板在自己的企业中享有绝对权威，其地位是不可挑战的，但在强势竞争者面前，又缺乏必要的自信——这是长期存在的人格分裂现象。比如说在上面的故事中，中方管理层也是需要代表中方股东的利益的，而他们在培训中的尴尬与困窘可见一斑。
　　客观地讲，美国金融机构的运作经验及其在业界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但如此精心准备的“本土化忽悠”不免带上了黑色幽默的色彩。
　　在严肃的金融机构进行的培训活动中，中国“本山大叔”的牙喙竟成了“山姆大叔”用来洗脑的活教材。这给正在大规模与国际金融界深度拥抱的中国金融界人士上了“生动”的一课，其痛苦滋味和复杂内涵需要漫长的时间来消化，而世界恐怕不会留给中国人太多应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