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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故事让高等教育学者谭力教授痛心不已。
上个学年末,北京市某著名学府一名中文教授在年终评教的学生打分中,出人意料地居于末位,“这位教授在全国业内向来以治学严谨著称”。
近年来,作为对高校教师教学监督的一大重要机制,大学生评教制度在全国高校逐渐推广,然而一边是就业难和大学生的求学渴求,一边则是许多大学生监督权力的异化:要么敷衍了事,要么成为“变相筹码”。
记者在全国多所高校采访时发现,大学里的师生关系也由此发生一些微妙变化,一些老师为“邀宠”,上课内容不多,段子不少,课堂气氛嘻嘻哈哈,而要求严格的老师反而很受伤。
让谭力教授忧心的是,这样的评教反而损害了教育的价值和严肃性,“老师是最先的受害者,学生则是最终的受害者”。
“一分钟游戏”:大学生虽然对一些老师不满意,但在评教时又繁衍了事。
听说成绩出来了,刚刚放假回家的上海高校大三学生晓静赶紧登录校园网,打开“教务信息系统”,在点开“成绩与重修查询”后,评教页面弹了出来,这是查询学科成绩前的必经程序。
鼠标在“啪啪”声中沿着“A”飞速下移,不到一分钟,晓静把10多道选择题全部答完,点击“确定”,重回成绩查询系统。看到这门考试自己顺利过关,晓静松了口气,又开始下一门课的查询……
回忆起第一次评教,她比现在郑重多了。
那是大一的第一个期末,班主任拿来一堆表格,全班同学封闭起来,填写对刚上完课的各科任老师的评价。晓静一条条认真看完所有选项说明,有时还会在一个小项等级A与B之间犹豫半天,最后还写下数百字的个人感受和建议。
但让她意外的是,自己期待的改变并没有出现——那位社会活动频繁的老师上课仍然喜欢接手机;打扮时髦的女老师依旧机械地翻动PPT,整堂课保持一个声调地“念经”让人昏昏欲睡……
和晓静有相同感受的同学不在少数。当不少大学生认认真真满怀期待地填写完对老师的评价和建议后,老师身上频频出现的痼疾让他们最终收获的只有失落和绝望。
高校由此出现一种怪现状:一方面很多大学生对一些老师不满意;另一方面却又敷衍了事,“慷慨”打出高分。
天津大学的一份调查给这种现象写下注脚:2008~2009学年的第二学期,天津大学全校教师在“学生评教”中的得分绝大多数在97分以上,80分以下的只有一人。在该校“校领导接待日”里,天津大学校长龚克与学生对话说,这个结果让学校感到很“为难”,因为既要以此评价教师,“又不敢用”。
“如果老师不是太差,我们也不想多‘挑刺’,成绩出来后再给他打低分或提意见也没多大意义,这是一种滞后的监督。”北京某高校新闻专业大四学生赵亚平说,身边同学大多把评教看成是校方的一种“亲民”形式,只有平时给分较低、喜欢“折磨”学生的老师遭人记恨,才会得“中”或“差”。
赵亚平说,现在很多同学心态都很平和了,并非不在乎教学质量与评教结果,就业这么难,大家都想学到一点真东西,只是满腔热血的批评意见往往“如石沉大海,连个响都听不见”,再打分时自然不想浪费时间。学校刚开发出的查询成绩前必须打分的系统也就变身“一分钟游戏”——不用看选项说明,一般都打A,偶尔打一两个B,免得人说,一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有时候赵亚平甚至还会帮同学复制一份上交就行。
严师受伤:课堂要求严格的老师评教时往往得分不高
游戏化的评教一方面是流于形式;另一面则让人有些不安。
两年前的教师节,华中地区某高校化学工程学院蔡教授获得学校颁发的“教学优秀奖”。该奖项先由学院根据一线教师完成教学、科研工作量,同事、学生评价推荐至教务处,教务处汇总审核后,组织督导专家对推荐对象进行考察评审。
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获得该奖项之前的一学期,在该学院近50名教师中,这名教授的学生网络评教结果,名列倒数第二。
这个结果是该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四个班130多人评出来的,当时蔡教授上《化工热力学》,并指导部分学生做毕业设计。
上过蔡老师课的学生大部分用到了“严格”一词,还有同学认为其“要求很多”,“上工艺学的时候让我们上课不准玩手机、不准睡觉、不准看报纸看小说。上蔡老师的选修课时,正好之后一门是电工课,作业很多,一些同学就在蔡老师的课上做电工学的作业,蔡老师肯定要批评。”
“跟蔡老师做毕业设计能学到蛮多东西,有一两次晚上七八点还让我从宿舍去学院改论文。”一名当年的学生感慨,现在回头来看,很多同学都很感激有这样的好老师,“那种严谨的态度对人的影响也许是一辈子”,但是当时绝大多数的人则会认为,“这样的老师就容易讨人嫌。”
无独有偶,在浙江大学材料与化工学院,教师吴慧也被打了一回倒数第二。吴慧是博士毕业后留校的,年纪轻轻可对学生要求蛮严。“每节课后会留作业题让大家做,上课想举一反三的时候,就点名让同学起来回答问题……”
还没结课时,大家私下议论到时候倒数第一的老师肯定是她,新学年很快有人就传出消息,“果不其然”。
被异化的评教带来诙谐一幕。胡晓(化名)是杭州某高校的老师,每到周末,几个朋友想休息放松下,叫上胡晓去游西湖、逛雷峰塔,但是胡晓不能去,他得陪学生一起玩,和他们打牌、吃饭,“和他们搞好关系,他们给我打的分高,我才能多拿奖金。”
存废之争:结果不公开,等于没评教
一年前,武汉一所理工类高校教务处对部分教师做过一个调查,其中一项就是网络评教。该校化学工程学院夏老师写的是——方式很好,但是执行起来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在收取学院其他10多份调查表时,夏老师看到大部分表上关于该项有四个字——建议废除。
又到期末,老师们正面临学生打分这场考试。有人说学生评教必不可少,有人说学生评教流于形式。
在一片争议中,很多老师和学生发出了相同的声音:学生评教,必须确立更科学的评价方式。
华中科技大学别敦荣教授认为,最近10年内走上教学岗位的教师占到60%以上,学生评教对于这些年轻教师影响不小,虽然高校对学生评教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从学生角度来看问题,但有学生给所有任课教师的平均分都接近满分,这样的评价自然就失去了意义。
同时,所有学科评价系统标准化,容易造成评价不公正的情况。评教时不同学科应该有不同的要求和评分标准,应更重视学生对教师的综合评价。
“评教应让学生多做事实判断,而少做价值判断,几节课结束就让学生对老师的师德下结论是不合适的。”比如设计“老师是否教书育人为人师表”这样的评选题目就很欠考虑。
谭力教授力主评教结果公开。
从事高教研究多年的谭教授介绍,学生为老师评教,眼下已是各高校普遍实施的措施,目的是鼓励高校教师多用点心思在教学上。可是评教的结果,却很少有学校愿意在学生中公开。
结果不公开,等于没评教。在国外不少名牌大学学生对教师的评价结果都是公开的,学生可以查到任何一位教授在学生中各方面的评价,“学生是教育的消费者,评价教学是学生的权利,而且学生也最具发言权。”
在他看来,评教结果公开的前提,是所有教师都把教学当成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全身心地投入教学,这样评教结果才可能起到积极作用。
同时,谭力教授认为,评教的终极目的,不应该是一种简单的形式评价,更应该关注教师给与学生的知识积累、思想沉淀、未来发展,“是一种教育的理想和付出”。
在大学生“游戏”评教的悖论背后,“我们更该反思的是,今天的大学应该给孩子们什么?”
(记者:雷宇 实习生 王兴渠 蔡梦吟)
上个学年末,北京市某著名学府一名中文教授在年终评教的学生打分中,出人意料地居于末位,“这位教授在全国业内向来以治学严谨著称”。
近年来,作为对高校教师教学监督的一大重要机制,大学生评教制度在全国高校逐渐推广,然而一边是就业难和大学生的求学渴求,一边则是许多大学生监督权力的异化:要么敷衍了事,要么成为“变相筹码”。
记者在全国多所高校采访时发现,大学里的师生关系也由此发生一些微妙变化,一些老师为“邀宠”,上课内容不多,段子不少,课堂气氛嘻嘻哈哈,而要求严格的老师反而很受伤。
让谭力教授忧心的是,这样的评教反而损害了教育的价值和严肃性,“老师是最先的受害者,学生则是最终的受害者”。
“一分钟游戏”:大学生虽然对一些老师不满意,但在评教时又繁衍了事。
听说成绩出来了,刚刚放假回家的上海高校大三学生晓静赶紧登录校园网,打开“教务信息系统”,在点开“成绩与重修查询”后,评教页面弹了出来,这是查询学科成绩前的必经程序。
鼠标在“啪啪”声中沿着“A”飞速下移,不到一分钟,晓静把10多道选择题全部答完,点击“确定”,重回成绩查询系统。看到这门考试自己顺利过关,晓静松了口气,又开始下一门课的查询……
回忆起第一次评教,她比现在郑重多了。
那是大一的第一个期末,班主任拿来一堆表格,全班同学封闭起来,填写对刚上完课的各科任老师的评价。晓静一条条认真看完所有选项说明,有时还会在一个小项等级A与B之间犹豫半天,最后还写下数百字的个人感受和建议。
但让她意外的是,自己期待的改变并没有出现——那位社会活动频繁的老师上课仍然喜欢接手机;打扮时髦的女老师依旧机械地翻动PPT,整堂课保持一个声调地“念经”让人昏昏欲睡……
和晓静有相同感受的同学不在少数。当不少大学生认认真真满怀期待地填写完对老师的评价和建议后,老师身上频频出现的痼疾让他们最终收获的只有失落和绝望。
高校由此出现一种怪现状:一方面很多大学生对一些老师不满意;另一方面却又敷衍了事,“慷慨”打出高分。
天津大学的一份调查给这种现象写下注脚:2008~2009学年的第二学期,天津大学全校教师在“学生评教”中的得分绝大多数在97分以上,80分以下的只有一人。在该校“校领导接待日”里,天津大学校长龚克与学生对话说,这个结果让学校感到很“为难”,因为既要以此评价教师,“又不敢用”。
“如果老师不是太差,我们也不想多‘挑刺’,成绩出来后再给他打低分或提意见也没多大意义,这是一种滞后的监督。”北京某高校新闻专业大四学生赵亚平说,身边同学大多把评教看成是校方的一种“亲民”形式,只有平时给分较低、喜欢“折磨”学生的老师遭人记恨,才会得“中”或“差”。
赵亚平说,现在很多同学心态都很平和了,并非不在乎教学质量与评教结果,就业这么难,大家都想学到一点真东西,只是满腔热血的批评意见往往“如石沉大海,连个响都听不见”,再打分时自然不想浪费时间。学校刚开发出的查询成绩前必须打分的系统也就变身“一分钟游戏”——不用看选项说明,一般都打A,偶尔打一两个B,免得人说,一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有时候赵亚平甚至还会帮同学复制一份上交就行。
严师受伤:课堂要求严格的老师评教时往往得分不高
游戏化的评教一方面是流于形式;另一面则让人有些不安。
两年前的教师节,华中地区某高校化学工程学院蔡教授获得学校颁发的“教学优秀奖”。该奖项先由学院根据一线教师完成教学、科研工作量,同事、学生评价推荐至教务处,教务处汇总审核后,组织督导专家对推荐对象进行考察评审。
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获得该奖项之前的一学期,在该学院近50名教师中,这名教授的学生网络评教结果,名列倒数第二。
这个结果是该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四个班130多人评出来的,当时蔡教授上《化工热力学》,并指导部分学生做毕业设计。
上过蔡老师课的学生大部分用到了“严格”一词,还有同学认为其“要求很多”,“上工艺学的时候让我们上课不准玩手机、不准睡觉、不准看报纸看小说。上蔡老师的选修课时,正好之后一门是电工课,作业很多,一些同学就在蔡老师的课上做电工学的作业,蔡老师肯定要批评。”
“跟蔡老师做毕业设计能学到蛮多东西,有一两次晚上七八点还让我从宿舍去学院改论文。”一名当年的学生感慨,现在回头来看,很多同学都很感激有这样的好老师,“那种严谨的态度对人的影响也许是一辈子”,但是当时绝大多数的人则会认为,“这样的老师就容易讨人嫌。”
无独有偶,在浙江大学材料与化工学院,教师吴慧也被打了一回倒数第二。吴慧是博士毕业后留校的,年纪轻轻可对学生要求蛮严。“每节课后会留作业题让大家做,上课想举一反三的时候,就点名让同学起来回答问题……”
还没结课时,大家私下议论到时候倒数第一的老师肯定是她,新学年很快有人就传出消息,“果不其然”。
被异化的评教带来诙谐一幕。胡晓(化名)是杭州某高校的老师,每到周末,几个朋友想休息放松下,叫上胡晓去游西湖、逛雷峰塔,但是胡晓不能去,他得陪学生一起玩,和他们打牌、吃饭,“和他们搞好关系,他们给我打的分高,我才能多拿奖金。”
存废之争:结果不公开,等于没评教
一年前,武汉一所理工类高校教务处对部分教师做过一个调查,其中一项就是网络评教。该校化学工程学院夏老师写的是——方式很好,但是执行起来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在收取学院其他10多份调查表时,夏老师看到大部分表上关于该项有四个字——建议废除。
又到期末,老师们正面临学生打分这场考试。有人说学生评教必不可少,有人说学生评教流于形式。
在一片争议中,很多老师和学生发出了相同的声音:学生评教,必须确立更科学的评价方式。
华中科技大学别敦荣教授认为,最近10年内走上教学岗位的教师占到60%以上,学生评教对于这些年轻教师影响不小,虽然高校对学生评教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从学生角度来看问题,但有学生给所有任课教师的平均分都接近满分,这样的评价自然就失去了意义。
同时,所有学科评价系统标准化,容易造成评价不公正的情况。评教时不同学科应该有不同的要求和评分标准,应更重视学生对教师的综合评价。
“评教应让学生多做事实判断,而少做价值判断,几节课结束就让学生对老师的师德下结论是不合适的。”比如设计“老师是否教书育人为人师表”这样的评选题目就很欠考虑。
谭力教授力主评教结果公开。
从事高教研究多年的谭教授介绍,学生为老师评教,眼下已是各高校普遍实施的措施,目的是鼓励高校教师多用点心思在教学上。可是评教的结果,却很少有学校愿意在学生中公开。
结果不公开,等于没评教。在国外不少名牌大学学生对教师的评价结果都是公开的,学生可以查到任何一位教授在学生中各方面的评价,“学生是教育的消费者,评价教学是学生的权利,而且学生也最具发言权。”
在他看来,评教结果公开的前提,是所有教师都把教学当成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全身心地投入教学,这样评教结果才可能起到积极作用。
同时,谭力教授认为,评教的终极目的,不应该是一种简单的形式评价,更应该关注教师给与学生的知识积累、思想沉淀、未来发展,“是一种教育的理想和付出”。
在大学生“游戏”评教的悖论背后,“我们更该反思的是,今天的大学应该给孩子们什么?”
(记者:雷宇 实习生 王兴渠 蔡梦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