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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改的拐点上，生意机会前景乐观，但选择要谨慎。
在医疗这个壁垒最坚硬的领域里，很多投资者和实践者面临同样的障碍，那些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生意机会可能转瞬而来，也可能瞬间失去，左右他们的正是政策之手。十年医改漫漫长路，正走在一个方向清晰、策略模糊的拐点上，对于那些敏锐的投资者和创业家来说，当然，机会来了。他们灵敏地洞察到了这一趋势，但在这个风险像影子一样追随机会的领域里，政府之门打开时，如何谨慎地辨别、筛选，如何把握先机并循序渐进，我们听听政府制定者宋瑞霖、投资人谢犁以及实践者胡波的经验。
这是一个信号：大健康产生大和谐
梁冬：前一段时间梁锦松讲到，黑石集团曾做过研究，发现在过去五次经济萧条中，医药行业是惟一逆势上涨的行业，虽然涨幅不高，只有5％，但相对其他行业下跌50％来说，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那么今天我们站在政策制定者角度看，健康领域哪些地方适合商业机构介入，作为产业实践者，我们看到的机会、问题在哪里?
胡波：现在政府确确实实非常重视健康，这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大健康产生大和谐。我们做了很多具体工作，做到一定程度时也会思考一些政策层面和行业层面的东西。从我们的经验看来，健康行业确实有很大的市场需求，但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很关键，如何撬动这冰山一角? 这几年我们的发展势头很大，您刚才讲健康管理的机遇，我们从体检的角度切入，现在也做健康管理，包括私人医生等。我们在全国四十五个体检中心，每年为上百万人群做体检，累计差不多200多万人次了，这个数据应该是全世界最大的数据库。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健康管理确实为医改做出了贡献。据美国密歇根大学测算的一个健康管理指数，人们在健康管理上投1块钱能在治疗方面省9块钱，在疫苗上投一块钱能省24块钱。按照这种计算，那我们至少每年能给国家省30多亿人民币。全国范围内民营的体检机构有300多家，每年能省3D0亿，这个价值其实也受到政府的好评。但值得一提的是，政策方面虽然更宽松了，但我感觉在具体层面还没有完全到位，比如我们为国家省钱了，但没有任何税收上的优惠，但其他一些国有医疗机构就是免税的，不管是盈利机构还是非盈利机构。
我认为做健康体检和健康医疗在免税上应该得到更多支持，这是对国家、对老百姓利益非常大的，同时也可以解决很多看病难的问题，因为把关口前移，看病的人少了。香港甚至做到把有钱的人推向私有医疗，省出资源给更多的老百姓看病，所以我觉得健康管理这一块我们只是撬动冰山一角，应该还有很多的机会去做。
宋瑞霖：在中国政府的4万亿救市计划中，医疗这一块有很多的投入，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实际上中国现在面临的经济压力，我们解决的办法是扩大内需。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存款存这么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未来的医疗、健康、教育有一个很不确定的预期，如果建立一个完善的医疗机制，那么中国内需的挖掘力会极大地涌现出来。
所以不能把医疗保健制度单纯地看成一项社会福利，它实际上是国家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这也是西方国家为什么要把“健保”，也就是健康、保险放到它的国家政策里面。最近卫生部组织了“健康中国2020”战略规划的研究，我本人有幸作为专家，同时也是国家药物政策专家组的副组长参与其中，我们在研究中认为，医疗问题不能单纯看成医患关系，医疗本身是一个产业，在注重其服务的公益性同时，也要关注其社会性和经济性。
生意机会在哪里
梁冬：你觉得这个领域的机会在哪里?
胡波：我感觉最有机会的还是真正的医疗，跟保险配合的商业医疗，这一块实际上我们做的还不够。商业医疗属于盈利性医疗，私人医院要跟商业保险直接嫁接。国家应该提倡在社保的基础上大力推动商业保险，把商业保险推动得更充分以后，好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梁冬：为什么之前没有推动呢?
宋瑞霖：这就是我们的体制问题，因为我们一直把医疗当成一个“事业”，事业单位是国家控制的，本能的反应是拒绝市场，所以目前我们的医疗市场开放实质上很弱，未来一定要开放，而且我觉得很快要开放。
因为中国医疗改革不是把社会压力给政府，政府是担不起的，我们一定要有共同支付制。政府能覆盖的是基本医疗，更多的是针对小病，那么大病怎么办?从国际经验来看，在走社会保险的同时要走商业保险，商业保险有两个好处。一个是让社会投资、政府购买服务，对于政府和社会而言，成本最低。第二，让医疗进入良性的市场竞争中，医院会用最好的服务来吸引病患，到时就不是求医而是选医了，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医改方案的建议稿明确提出要投资主体多元化，当然这也面临思想上的解放，需要对这一原则细化、落实。
梁冬：哪些领域最值得投资人介入?
谢犁：我不懂医不懂药，但从投资的角度，我们把医疗行业分为医药(medicine)和健康管理(health care)两部分，我们更加偏重在健康管理这一块。因为目前药主要是化学制药，相对核心竞争力比较弱，而中药是投资者比较看好的，但贵州同济堂在纳斯达克上市以后股价一直很低，所以在投资这一块差得很远。医疗器械当然很好，但中国研发比较弱势，深圳迈瑞在纽交所上市，这样的公司非常少，所以我们主要投资健康管理领域。但现在我们一个比较大的困惑是看不到太的公司，这个领域的公司多数做不大，这个问题原因在哪里我还没有想透。但作为投资来说有个结论是对的，医疗健康我们叫防御性行业，不管经济上升或下降这个行业都还在，这一点我们非常看好。
梁冬：我刚才问宋学长，站在政策制定者的角度，你认为，以中国现在的产业环境和国家政策的趋势来看，哪一些行业最具有投资潜力的，哪些领域——在医药和健康管理领域?
宋瑞霖：我觉得医药这个行业已经市场化了，所以投资完全看利润增长，和其他行业没什么区别。现在大家应该去关注的就是医疗行业，也就是说医院，现在处于医疗资源的调整期，一旦改革确定下来，政府不会像现在一样全包医院的投入，政府是包不起的，有那个心没那个力，那么肯定是要向市场开放。
梁冬：那医院投资会从哪一个领域开始，社区医院还是专科医院?
宋瑞霖：专科医院当然最有商业价值了，回想起我们中欧学的课程，现在我们需要细分市场，特色医疗不一定是高档的，但一定要有特色。
梁冬：现在专科医疗的政策壁垒在哪里?
宋瑞霖：壁垒理论上没有，但事实上很多，理论上我们欢迎各界来投资，但我们政策不配套，如果去私人医院看病社保不报销，那广大的患者就不会去。等于政府在这方面的门没打开。再比如说税收的问题，公立医院免税，私人医院不免税，所以中国医疗市场的春天，有待于我们整个管理制度的改变。
梁冬：您觉得改革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宋瑞霖：本届政府一定要做到，四到五年时 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很担心医改是否真的能够成功。我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感触很深，政府不投资不等于政府不管理，政府恰恰由于不投资，他管理才更扎实。我在澳大利亚考察医疗制度的时候，有一所医院，让我很吃惊，它并没有把医生和医院的性质固化，这个医院是私人投资的，但叫公益性医院，它的公益何在?其实它承担政府的健保工作，政府来支付费用，这部分服务是公益性的，收入免税，也就是说政府通过政策调节让这些私人企业进入到公益性的医疗服务。第二，医生和医院的关系不是人事关系，而是人力资源管理，把医生当成资源，通过合同关系决定权责利，医生可以有序自由地流动，而我们现在的大夫理论上不允许流动，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好大夫一定会四处走穴，为什么?需求，没本事人没人去请，有本事人别人要请拦也拦不住。
梁冬：除了专科医院以外，还有哪些领域的投资你觉得有价值的，比如说医疗教育?
宋瑞霖：那当然有价值了，中国老百姓需要一个理性的医疗教育，这么多年来，我们要反思为什么医生不像医生、患者不像患者。医生上来就开贵药、大处方，不对症下药，造成药物性的危害在中国非常严重的。你知道残疾人表演的《千手观音》吗?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她们本来在歌舞团怎么去的残联?据说80％是来自药物性耳聋，很悲哀，所以我们在给她们鼓掌的时候要反思。我们要重新塑造一个医疗文化，当然建学校可能不是投资热点，但需要通过媒体、政府指导改变目前的用药文化，这不是光靠说词，需要有机制来保障，让医疗人员的兴奋点从大量药物的销售回到对生命健康真正负责的角度上来。
谢犁：我补充一下，其实所有的医疗健康领域都已经有投资者进入，但所有的案例都集中在中高端人群，没有中低端的，台湾的长庚医院是王永庆投的，收费跟公立医院差不多，却相当盈利，这是另外一个现象，这是管理带来的效益。但总的来说，投资者是从高端不断往下走，再往下渗透就要靠政策，靠国家的购买力，才能创造市场，现在这一块市场我觉得投资不是很充分。
乐观的前景，谨慎的选择
梁冬：明年宏观经济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我想请问三位业界人士，对健康和医疗领域来说，这到底是创业的好时间，还是需要谨慎?
宋瑞霖：我对明年医药卫生投资持审慎乐观态度，任何领域机会再多都不能一哄而上。第一，医院行业要进行组合，会有一批二甲医院、城市二级医院降为社区医院或者私立医院，这是一个机会。第二，制药企业面临一个洗牌，当国家建立基本药物制度以后，有一批药厂面临生存抉择，这并不代表必然死亡，作为投资者来说，要进行战略性的分析，联系国家政策走向，我们中国有5D00多家制药厂，我个人认为，随着中国的体制改革，会有大量的企业被兼并重组。
胡波：如果单纯看明年的话，还要看一些医改的细则方案，如果看不到细则方案的话就很难说，有不确定性。
谢犁：我们确实要持续关注医改影响到的领域，包括药厂、医疗机构，这一块要看一下有没有机会，但要看医改具体的步骤。
梁冬：解放以后中国用很低的医疗成本，一把草药、几根银针做到基本的医疗覆盖，现在在中医这个领域里有哪些商业机会?
宋瑞霖：中医中药首先成本低，这是最有吸引力的，我认为中医中药在未来医疗改革中将会被政府和老百姓所重视，因为中医藏于民间，和西医来比沉于中下层，老百姓更容易接受。另外中医本身是中国文化一部分。中医在未来医药改革中很重要，也可以说是好的投资点，但只投中医会有问题，为什么?中医中药最大的问题是急诊用药比较少，中医院的急症室也没用多少中药，如果投资一个医院，就要看覆盖多少疾病，现在的疾病需要相当多的数据来论证的，可能中医的特色就会受些限制，我们现在给中医的定位还是治疗疑难杂症，它有自己的特色，但不能覆盖西医。
谢犁：中医是差异化的市场，从投资来说在保健、养生、预防等方面比较有价值。
梁冬：你们认为在未来投资领域最大风险是什么，如何规避?
胡波：我们经营的风险还是大的政策环境。在北京，可能有些民营医院还有些医保，在其他地方民营医院可能连一个医保都没有，北京还算放开了。对民营医院的支持力度不够，民营和公立医院应该在一个起跑线上，这样民营才能发展，健康产业才会越来越大。
宋瑞霖：现在中国处于一个变革过程中，投资任何领域对政策未来走向的把握是最重要的，成功的人一定是走在政策前面的。
谢犁：对我们来说还是核心竞争力，比如说像慈铭这种非治疗性的服务机构，进入的门槛比较低，别人可以复制。公立医院这样的机构跟政策相关，又有独特资源，是投资者最看好的，但又进入不了，所以对投资人来说，所有的行业都一样，就是核心竞争力问题。
梁冬：医疗行业不仅仅是个人问题也是全民的、社会的问题，不仅仅是商业问题也关系到国家发展的问题，政府启动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在这过程当中产生一系列的机会，民营公司在这当中大有可为，但他们面临政策不确定的时候需要谨慎地考虑。无论哪个角度，可以看到从今年开始医疗领域的投资还是可以谨慎乐观的，但应该加强对宏观政策的研究和把握，通过对趋势的了解从而领先半步，获得更好的机会。
在医疗这个壁垒最坚硬的领域里，很多投资者和实践者面临同样的障碍，那些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生意机会可能转瞬而来，也可能瞬间失去，左右他们的正是政策之手。十年医改漫漫长路，正走在一个方向清晰、策略模糊的拐点上，对于那些敏锐的投资者和创业家来说，当然，机会来了。他们灵敏地洞察到了这一趋势，但在这个风险像影子一样追随机会的领域里，政府之门打开时，如何谨慎地辨别、筛选，如何把握先机并循序渐进，我们听听政府制定者宋瑞霖、投资人谢犁以及实践者胡波的经验。
这是一个信号：大健康产生大和谐
梁冬：前一段时间梁锦松讲到，黑石集团曾做过研究，发现在过去五次经济萧条中，医药行业是惟一逆势上涨的行业，虽然涨幅不高，只有5％，但相对其他行业下跌50％来说，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那么今天我们站在政策制定者角度看，健康领域哪些地方适合商业机构介入，作为产业实践者，我们看到的机会、问题在哪里?
胡波：现在政府确确实实非常重视健康，这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大健康产生大和谐。我们做了很多具体工作，做到一定程度时也会思考一些政策层面和行业层面的东西。从我们的经验看来，健康行业确实有很大的市场需求，但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很关键，如何撬动这冰山一角? 这几年我们的发展势头很大，您刚才讲健康管理的机遇，我们从体检的角度切入，现在也做健康管理，包括私人医生等。我们在全国四十五个体检中心，每年为上百万人群做体检，累计差不多200多万人次了，这个数据应该是全世界最大的数据库。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健康管理确实为医改做出了贡献。据美国密歇根大学测算的一个健康管理指数，人们在健康管理上投1块钱能在治疗方面省9块钱，在疫苗上投一块钱能省24块钱。按照这种计算，那我们至少每年能给国家省30多亿人民币。全国范围内民营的体检机构有300多家，每年能省3D0亿，这个价值其实也受到政府的好评。但值得一提的是，政策方面虽然更宽松了，但我感觉在具体层面还没有完全到位，比如我们为国家省钱了，但没有任何税收上的优惠，但其他一些国有医疗机构就是免税的，不管是盈利机构还是非盈利机构。
我认为做健康体检和健康医疗在免税上应该得到更多支持，这是对国家、对老百姓利益非常大的，同时也可以解决很多看病难的问题，因为把关口前移，看病的人少了。香港甚至做到把有钱的人推向私有医疗，省出资源给更多的老百姓看病，所以我觉得健康管理这一块我们只是撬动冰山一角，应该还有很多的机会去做。
宋瑞霖：在中国政府的4万亿救市计划中，医疗这一块有很多的投入，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实际上中国现在面临的经济压力，我们解决的办法是扩大内需。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存款存这么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未来的医疗、健康、教育有一个很不确定的预期，如果建立一个完善的医疗机制，那么中国内需的挖掘力会极大地涌现出来。
所以不能把医疗保健制度单纯地看成一项社会福利，它实际上是国家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这也是西方国家为什么要把“健保”，也就是健康、保险放到它的国家政策里面。最近卫生部组织了“健康中国2020”战略规划的研究，我本人有幸作为专家，同时也是国家药物政策专家组的副组长参与其中，我们在研究中认为，医疗问题不能单纯看成医患关系，医疗本身是一个产业，在注重其服务的公益性同时，也要关注其社会性和经济性。
生意机会在哪里
梁冬：你觉得这个领域的机会在哪里?
胡波：我感觉最有机会的还是真正的医疗，跟保险配合的商业医疗，这一块实际上我们做的还不够。商业医疗属于盈利性医疗，私人医院要跟商业保险直接嫁接。国家应该提倡在社保的基础上大力推动商业保险，把商业保险推动得更充分以后，好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梁冬：为什么之前没有推动呢?
宋瑞霖：这就是我们的体制问题，因为我们一直把医疗当成一个“事业”，事业单位是国家控制的，本能的反应是拒绝市场，所以目前我们的医疗市场开放实质上很弱，未来一定要开放，而且我觉得很快要开放。
因为中国医疗改革不是把社会压力给政府，政府是担不起的，我们一定要有共同支付制。政府能覆盖的是基本医疗，更多的是针对小病，那么大病怎么办?从国际经验来看，在走社会保险的同时要走商业保险，商业保险有两个好处。一个是让社会投资、政府购买服务，对于政府和社会而言，成本最低。第二，让医疗进入良性的市场竞争中，医院会用最好的服务来吸引病患，到时就不是求医而是选医了，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医改方案的建议稿明确提出要投资主体多元化，当然这也面临思想上的解放，需要对这一原则细化、落实。
梁冬：哪些领域最值得投资人介入?
谢犁：我不懂医不懂药，但从投资的角度，我们把医疗行业分为医药(medicine)和健康管理(health care)两部分，我们更加偏重在健康管理这一块。因为目前药主要是化学制药，相对核心竞争力比较弱，而中药是投资者比较看好的，但贵州同济堂在纳斯达克上市以后股价一直很低，所以在投资这一块差得很远。医疗器械当然很好，但中国研发比较弱势，深圳迈瑞在纽交所上市，这样的公司非常少，所以我们主要投资健康管理领域。但现在我们一个比较大的困惑是看不到太的公司，这个领域的公司多数做不大，这个问题原因在哪里我还没有想透。但作为投资来说有个结论是对的，医疗健康我们叫防御性行业，不管经济上升或下降这个行业都还在，这一点我们非常看好。
梁冬：我刚才问宋学长，站在政策制定者的角度，你认为，以中国现在的产业环境和国家政策的趋势来看，哪一些行业最具有投资潜力的，哪些领域——在医药和健康管理领域?
宋瑞霖：我觉得医药这个行业已经市场化了，所以投资完全看利润增长，和其他行业没什么区别。现在大家应该去关注的就是医疗行业，也就是说医院，现在处于医疗资源的调整期，一旦改革确定下来，政府不会像现在一样全包医院的投入，政府是包不起的，有那个心没那个力，那么肯定是要向市场开放。
梁冬：那医院投资会从哪一个领域开始，社区医院还是专科医院?
宋瑞霖：专科医院当然最有商业价值了，回想起我们中欧学的课程，现在我们需要细分市场，特色医疗不一定是高档的，但一定要有特色。
梁冬：现在专科医疗的政策壁垒在哪里?
宋瑞霖：壁垒理论上没有，但事实上很多，理论上我们欢迎各界来投资，但我们政策不配套，如果去私人医院看病社保不报销，那广大的患者就不会去。等于政府在这方面的门没打开。再比如说税收的问题，公立医院免税，私人医院不免税，所以中国医疗市场的春天，有待于我们整个管理制度的改变。
梁冬：您觉得改革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宋瑞霖：本届政府一定要做到，四到五年时 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很担心医改是否真的能够成功。我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感触很深，政府不投资不等于政府不管理，政府恰恰由于不投资，他管理才更扎实。我在澳大利亚考察医疗制度的时候，有一所医院，让我很吃惊，它并没有把医生和医院的性质固化，这个医院是私人投资的，但叫公益性医院，它的公益何在?其实它承担政府的健保工作，政府来支付费用，这部分服务是公益性的，收入免税，也就是说政府通过政策调节让这些私人企业进入到公益性的医疗服务。第二，医生和医院的关系不是人事关系，而是人力资源管理，把医生当成资源，通过合同关系决定权责利，医生可以有序自由地流动，而我们现在的大夫理论上不允许流动，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好大夫一定会四处走穴，为什么?需求，没本事人没人去请，有本事人别人要请拦也拦不住。
梁冬：除了专科医院以外，还有哪些领域的投资你觉得有价值的，比如说医疗教育?
宋瑞霖：那当然有价值了，中国老百姓需要一个理性的医疗教育，这么多年来，我们要反思为什么医生不像医生、患者不像患者。医生上来就开贵药、大处方，不对症下药，造成药物性的危害在中国非常严重的。你知道残疾人表演的《千手观音》吗?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她们本来在歌舞团怎么去的残联?据说80％是来自药物性耳聋，很悲哀，所以我们在给她们鼓掌的时候要反思。我们要重新塑造一个医疗文化，当然建学校可能不是投资热点，但需要通过媒体、政府指导改变目前的用药文化，这不是光靠说词，需要有机制来保障，让医疗人员的兴奋点从大量药物的销售回到对生命健康真正负责的角度上来。
谢犁：我补充一下，其实所有的医疗健康领域都已经有投资者进入，但所有的案例都集中在中高端人群，没有中低端的，台湾的长庚医院是王永庆投的，收费跟公立医院差不多，却相当盈利，这是另外一个现象，这是管理带来的效益。但总的来说，投资者是从高端不断往下走，再往下渗透就要靠政策，靠国家的购买力，才能创造市场，现在这一块市场我觉得投资不是很充分。
乐观的前景，谨慎的选择
梁冬：明年宏观经济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我想请问三位业界人士，对健康和医疗领域来说，这到底是创业的好时间，还是需要谨慎?
宋瑞霖：我对明年医药卫生投资持审慎乐观态度，任何领域机会再多都不能一哄而上。第一，医院行业要进行组合，会有一批二甲医院、城市二级医院降为社区医院或者私立医院，这是一个机会。第二，制药企业面临一个洗牌，当国家建立基本药物制度以后，有一批药厂面临生存抉择，这并不代表必然死亡，作为投资者来说，要进行战略性的分析，联系国家政策走向，我们中国有5D00多家制药厂，我个人认为，随着中国的体制改革，会有大量的企业被兼并重组。
胡波：如果单纯看明年的话，还要看一些医改的细则方案，如果看不到细则方案的话就很难说，有不确定性。
谢犁：我们确实要持续关注医改影响到的领域，包括药厂、医疗机构，这一块要看一下有没有机会，但要看医改具体的步骤。
梁冬：解放以后中国用很低的医疗成本，一把草药、几根银针做到基本的医疗覆盖，现在在中医这个领域里有哪些商业机会?
宋瑞霖：中医中药首先成本低，这是最有吸引力的，我认为中医中药在未来医疗改革中将会被政府和老百姓所重视，因为中医藏于民间，和西医来比沉于中下层，老百姓更容易接受。另外中医本身是中国文化一部分。中医在未来医药改革中很重要，也可以说是好的投资点，但只投中医会有问题，为什么?中医中药最大的问题是急诊用药比较少，中医院的急症室也没用多少中药，如果投资一个医院，就要看覆盖多少疾病，现在的疾病需要相当多的数据来论证的，可能中医的特色就会受些限制，我们现在给中医的定位还是治疗疑难杂症，它有自己的特色，但不能覆盖西医。
谢犁：中医是差异化的市场，从投资来说在保健、养生、预防等方面比较有价值。
梁冬：你们认为在未来投资领域最大风险是什么，如何规避?
胡波：我们经营的风险还是大的政策环境。在北京，可能有些民营医院还有些医保，在其他地方民营医院可能连一个医保都没有，北京还算放开了。对民营医院的支持力度不够，民营和公立医院应该在一个起跑线上，这样民营才能发展，健康产业才会越来越大。
宋瑞霖：现在中国处于一个变革过程中，投资任何领域对政策未来走向的把握是最重要的，成功的人一定是走在政策前面的。
谢犁：对我们来说还是核心竞争力，比如说像慈铭这种非治疗性的服务机构，进入的门槛比较低，别人可以复制。公立医院这样的机构跟政策相关，又有独特资源，是投资者最看好的，但又进入不了，所以对投资人来说，所有的行业都一样，就是核心竞争力问题。
梁冬：医疗行业不仅仅是个人问题也是全民的、社会的问题，不仅仅是商业问题也关系到国家发展的问题，政府启动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在这过程当中产生一系列的机会，民营公司在这当中大有可为，但他们面临政策不确定的时候需要谨慎地考虑。无论哪个角度，可以看到从今年开始医疗领域的投资还是可以谨慎乐观的，但应该加强对宏观政策的研究和把握，通过对趋势的了解从而领先半步，获得更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