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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当前我国经济若干问题》一书。这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同志继《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出版之后的又一新著。它汇集了作者近两年来所作的报告和写作的论文共十七篇，约十六万多字。
坚持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发来研究和解决我国各方面的经济问题，这是作者贯彻全书的基本思想。我国原来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资本主义刚刚发展，手工劳动、半自给性的小农经济还占绝大优势。作者根据我国这个国情，在本书中着力论证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贫穷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他围绕这个中心，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国民经济调整和社会主义建设战略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于经济体制问题，作者实际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国民经济运行机制两个方面展开论述的。
在所有制结构方面，作者的基本观点是，我国社会生产力条件还不容许实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也不可能使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一点不存在。他认为，由于我国是农民占百分之八十的农业国，农业主要是手工劳动，半自给性生产，就必然要在全民所有制以外广泛建立小规模的集体所有制，并须以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作为集体经济的补充。对于城市里大量手工劳动的行业来说，集体所有制也可能比全民所有制更加优越。因此，要放手发展自负盈亏的合作社或合作小组。国营企业也不能再吃“大锅饭”，要成为完成国家上缴任务以后“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都可以有公有化程度高低不同的多种形式。同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在一定限度内还容许少量其他经济成分同时存在。城镇个体经济在最近若干年内要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外合资经营和吸收海外侨胞、港澳同胞投资等公私合营企业的发展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有好处。象列宁所说的国家能够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很有用的补充。社会上资本主义的发展要限制和防止，但有一点也不必大惊小怪，我们现在还不可能使资本主义绝种。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相当巩固，有一点半社会主义或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存在，决不可能动摇社会主义经济的统治地位。
作者总结了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他认为，这个改造总的说来是成功的，但也有不少缺点。农业合作化开始几年很谨慎，生产逐年上升。可是一九五五年以后改造步伐太快，已与当时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因此农业生产增长速度一九五六年就开始下降。这个教训没有引起注意。相反，因为合作化完成很快，就忘记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条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没有站稳脚跟，一九五八年又一哄而起过渡到了人民公社，一个公社几千户成为一个统一的生产和分配单位，结果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农业连年减产。经过两次调整核算单位，实际上退到初级合作社的规模，才大体上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但因不承认这是“左”的错误，片面追求大、追求公的思想就一直没有克服。在城市里，不仅个体经济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集体所有制经济基本上也消灭了，“大集体”实际上成了“小全民”。作者认为，这些情况表明，我们对于所有制改造的目的是为发展生产力，为更好地满足城乡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缺乏充分的认识。
我国当前的就业问题，除了人口增长失去控制之外，主要就是由于长期来国营经济在城市里一统天下的结果。正如作者所说，因为就业都要由国家统一分配，而国营企业的容量有限，国家包不下来，又不准待业青年以一定的集体方式组织起来从事社会迫切需要的劳动，于是待业人员越积越多。一方面社会上大量的工作没人干，另一方面大量的劳动者找不到适当的工作。因此，作者提出，这样的劳动管理制度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应当准许待业青年组织合作社或合作小组，自负盈亏。现在城市中不但集体所有制还要提倡，连个体劳动也不应当砍光。作者这些论断和主张一九七九年夏季在报纸上发表时曾引起很大的反响，打开了很多人的眼界，对解决劳动就业、活跃社会经济生活起了积极的作用。一九八○年八月，党中央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正式确定，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这个方针正是肯定了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是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
作者的上述观点，同那种认为不管在什么生产力条件下都必须百分之百地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才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极左观点，显然是对立的。作者着眼于生产力的发展来对待所有制，是坚持了历史唯物论。社会化大生产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有建立适应我国不同层次的生产力的所有制结构，才能最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在根本上有利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巩固和发展。因此，这才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至于对具体的生产力条件来说，究竟怎样的所有制形式有利于生产力的持久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当然要经过实践来选择。
关于怎样认识某种所有制形式是否具有优越性的问题，过去在极左路线影响下也被弄得混乱不堪。针对这种情况，作者旗帜鲜明地提出：“认为全民所有制在任何条件下(例如手工劳动的条件下)一定比集体所有制优越，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第145页)一九七九年在社会上还普遍地看不起自负盈亏的合作社、组的时候，作者在报刊上明确这样讲，确是一新人们的耳目。我们今天可以更肯定地说，在手工劳动条件下集体所有制比全民所有制优越。而且，严格讲，在手工劳动基础上不可能确立真正的全民所有制。同时，集体所有制也不是只能容纳手工劳动的生产力。但是，作者从生产力出发来评价所有制，这无疑是正确的。他说：“评定一种生产关系是进步或落后，要看它促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国一九五八年那样的农村人民公社，形式上是先进的，实际上是落后的。不落后，为什么阻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呢？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形式上是后退，实际上是前进，使它较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第126页)暂且撇开理论上有争议的“三级所有”和“政社合一”体制的利弊不讲，我认为这些话说得很好。集体经济单位的规模同生产力适应，社员才可能当家作主，因而才可能有真正的集体范围的公有。反之，它的规模如果盲目地扩大到超过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它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就会超出社员集体实际所能支配的范围，社员难于当家作主，必然挫伤社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而它在组织生产时往往就得借助于政治强制，社员的劳动成果也难免受人侵占；这种情况，显然既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化程度的提高，也不是什么进步。所以，根据当前农业生产主要还靠手工劳动的情况，我很赞同作者所说：“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规模不能太大，公有化的水平不能太高，各地区要根据不同情况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第68页)这是我们受了很多挫折、花了很大代价换来的教训，是忘记不得的。
在国民经济运行机制方面，作者的基本观点是要适应商品经济的规律来改革我国经济体制。他说：“过去我们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最大缺点，是用行政管理来代替经济管理，只有计划调节，缺少市场调节。”(第190页)单一的行政管理割断了国民经济的有机联系，造成产需的脱节。作者抓市场问题，是抓住了关键。依我看，就国民经济运行机制来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解决市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位置问题。因为改革所要解决的集权与分权关系问题的实质，是要使企业成为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改革所要解决的用经济办法代替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的问题，则是要按国民经济的内在的有机联系由经济组织来管理经济，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内在的有机联系就是商品经济的联系。显然，它们都同市场机制问题是不能分离的。我国经济体制的症结，就是在商品经济必然还存在的条件下，用一套障碍商品经济规律正常发生作用的行政程序和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经济规律的正常作用受到障碍，它就必然会自发地通过对生产的破坏作用来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所以，作者强调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超越的阶段，社会化大生产必须以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为前提，我国经济落后，广大农村还处于半自给状态，现在我们还有必要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发展社会化大生产，我以为这是说得很对的。同时，作者认为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除解决上下之间纵向的关系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产需之间横向的联系，因此他主张从改革流通制度着手改革经济体制，把经济搞活。这也言之成理，是很有见地的。
按照作者的主张，改革流通制度，就是要增加流通渠道，减少流转环节，建立以国营商业(包括实质上也已是国营商业的供销社商业)为主体的含有多种流通渠道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使产需双方能紧密衔接起来。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诸如：改变生产资料计划分配制度，开放生产资料市场；改变商业统购包销制度，实行商业选购和工业自销制度；让供销社进城设点出售其收购的农副土特产品；准许农村社队办供销机构，长途运销自己的产品，向农工商综合体方向发展；城市副食品供应让一部分阵地给农村人民公社，由其设点供应，但大中城市国营商业仍要负责调节大宗食品的价格和进行地区间余缺调剂；对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应采取继续发展、加强管理的方针；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周围应广设农民所需工业品的商店或货摊，使他们带着农产品进城，带着工业品下乡；恢复货栈、代理商行、交易所等商业形式，也可专设某种公司，接受产需双方的委托，来解决产需不能直接见面的困难；恢复银行原有的各种业务活动，以便利资金周转；等等。
为了按商品流通的需要来改变经济组织，建立跨行业、跨地区的经济联系，作者倡议建立经济中心，发展跨省公司。他说，经济中心是根据客观条件(生产条件、交通条件等等)自然形成的。它们不分疆划界，可以互相交错，按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组织起来。大中心下可有许多较小中心。经济中心主要是贸易中心。在大城市有必要建立交易大楼，各地区的局、公司、大企业都可以在里面设办事处，经常互通有无。经济中心也可组织生产，工业先进地区到后进地区建立联合经营的跨省公司，利用自己的资金和先进技术去开发利用后进地区的资源，使双方都得到好处。
上述建议，我希望经济工作中能逐步试行。特别是建立经济中心和跨省公司的意义值得重视，正如作者所说，它可能是建立地区之间流通上和生产上的联系，打破条条的分割和块块的封锁，从行政管理变为经济管理的有效办法。
作者重视市场调节，也没有忽视计划指导。他说：“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可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而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对立物。”(第193页)我们“必须善于利用市场调节作用来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第179页)，使“许多产品都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计划调节”(第251页)。同时，“我们必须实行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计划管理的中心任务，是对国民经济实行综合平衡。”(第197页)综合平衡首先要安排好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国家要善于利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指导企业的发展方向。
鉴于过去形成的价格体系的混乱已成为经济改革和调整的严重障碍，作者专门研究了调整价格和改革物价管理体制的问题。他提出，在目前国民经济严重失调情况下，要处理好稳定物价和调整物价的关系，既不能对物价不敢进行必要的、可能的调整，又不能轻举妄动。调价应先从对人民生活和财政收入影响最小的方面入手。同时，调整价格不能单靠物价部门来搞，必须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充分利用市场调节作用。物价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在条件成熟时，应让企业有调整价格的一定的自主权。物价部门应当从制订具体价格的机关逐步改变为决定调整物价的方针、政策和对物价进行监督、指导的机关。
在价格问题上，有一个理论观点值得提出来。作者在五、六十年代曾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格可以不受供求关系的影响，现在作者根据实践的经验，肯定“国家必须按照各种产品的供需情况，及时调整价格”(第100页)，并且指出，如果经济计划严重地违反价值规律，价值规律就会迫使我们不得不修改计划。这是作者对价值规律的观点显著的前进。
调整仍然是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全局的关键。作者反复强调我国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由来已久，如不调整，就免不了再折腾；只有调整，才能保证今后国民经济持久的稳定的发展。他认为，调整的中心是改变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为此必须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并调整重工业内部的比例。要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也要压缩积压产品的生产。为了调整，并保证今后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发展，必须抛弃所谓“积极平衡”和“以钢为纲”的计划方法，坚持综合平衡。国民经济平衡中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短线。如果只顾长线，不顾短线，硬要短线向长线看齐，那就必然要破坏平衡。至于“以钢为纲”的计划方法，就是国家计划凭空提出一个钢产量的高指标，逼着煤、电、运等向它看齐；为保证高指标，就要扩大建设规模；建设规模扩大了，钢材等供应更紧张，就更要提高生产指标。这样水多加面，面多加水，越加越大，结果就是彻底破坏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这种计划指导思想不改变，就不可能脚踏实地进行综合平衡。作者这些意见值得引起注意。
作者从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总结中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战略问题。根据我国国情，他说：“我们革命战争的战略是先乡村后城市。我们经济建设的战略可不可以先农业，后工业(重工业)？”(第31页)这种战略就是建设初期“集中主要力量先发展农业，少搞一点重工业，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劲头，在三五年内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使全国绝大多数农民做到丰衣足食。农业发展了，轻工业有了丰富的原料，也可以大发展。这样不但市场供应充足，财政收入也会大大增加，发展重工业就不愁没有资金了。”(第89页)这个问题经济界还有争论，似有必要利用国内外系统的历史资料进行比较，进一步加以论证。但我觉得，作者这样提出问题，我们从这方面认真想一想，对于当前我们按照自己的国情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有好处的。
(《当前我国经济若干问题》，薛暮桥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十二月第一版，0.55元)
坚持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发来研究和解决我国各方面的经济问题，这是作者贯彻全书的基本思想。我国原来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资本主义刚刚发展，手工劳动、半自给性的小农经济还占绝大优势。作者根据我国这个国情，在本书中着力论证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贫穷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他围绕这个中心，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国民经济调整和社会主义建设战略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于经济体制问题，作者实际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国民经济运行机制两个方面展开论述的。
在所有制结构方面，作者的基本观点是，我国社会生产力条件还不容许实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也不可能使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一点不存在。他认为，由于我国是农民占百分之八十的农业国，农业主要是手工劳动，半自给性生产，就必然要在全民所有制以外广泛建立小规模的集体所有制，并须以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作为集体经济的补充。对于城市里大量手工劳动的行业来说，集体所有制也可能比全民所有制更加优越。因此，要放手发展自负盈亏的合作社或合作小组。国营企业也不能再吃“大锅饭”，要成为完成国家上缴任务以后“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都可以有公有化程度高低不同的多种形式。同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在一定限度内还容许少量其他经济成分同时存在。城镇个体经济在最近若干年内要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外合资经营和吸收海外侨胞、港澳同胞投资等公私合营企业的发展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有好处。象列宁所说的国家能够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很有用的补充。社会上资本主义的发展要限制和防止，但有一点也不必大惊小怪，我们现在还不可能使资本主义绝种。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相当巩固，有一点半社会主义或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存在，决不可能动摇社会主义经济的统治地位。
作者总结了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他认为，这个改造总的说来是成功的，但也有不少缺点。农业合作化开始几年很谨慎，生产逐年上升。可是一九五五年以后改造步伐太快，已与当时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因此农业生产增长速度一九五六年就开始下降。这个教训没有引起注意。相反，因为合作化完成很快，就忘记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条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没有站稳脚跟，一九五八年又一哄而起过渡到了人民公社，一个公社几千户成为一个统一的生产和分配单位，结果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农业连年减产。经过两次调整核算单位，实际上退到初级合作社的规模，才大体上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但因不承认这是“左”的错误，片面追求大、追求公的思想就一直没有克服。在城市里，不仅个体经济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集体所有制经济基本上也消灭了，“大集体”实际上成了“小全民”。作者认为，这些情况表明，我们对于所有制改造的目的是为发展生产力，为更好地满足城乡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缺乏充分的认识。
我国当前的就业问题，除了人口增长失去控制之外，主要就是由于长期来国营经济在城市里一统天下的结果。正如作者所说，因为就业都要由国家统一分配，而国营企业的容量有限，国家包不下来，又不准待业青年以一定的集体方式组织起来从事社会迫切需要的劳动，于是待业人员越积越多。一方面社会上大量的工作没人干，另一方面大量的劳动者找不到适当的工作。因此，作者提出，这样的劳动管理制度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应当准许待业青年组织合作社或合作小组，自负盈亏。现在城市中不但集体所有制还要提倡，连个体劳动也不应当砍光。作者这些论断和主张一九七九年夏季在报纸上发表时曾引起很大的反响，打开了很多人的眼界，对解决劳动就业、活跃社会经济生活起了积极的作用。一九八○年八月，党中央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正式确定，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这个方针正是肯定了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是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
作者的上述观点，同那种认为不管在什么生产力条件下都必须百分之百地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才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极左观点，显然是对立的。作者着眼于生产力的发展来对待所有制，是坚持了历史唯物论。社会化大生产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有建立适应我国不同层次的生产力的所有制结构，才能最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在根本上有利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巩固和发展。因此，这才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至于对具体的生产力条件来说，究竟怎样的所有制形式有利于生产力的持久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当然要经过实践来选择。
关于怎样认识某种所有制形式是否具有优越性的问题，过去在极左路线影响下也被弄得混乱不堪。针对这种情况，作者旗帜鲜明地提出：“认为全民所有制在任何条件下(例如手工劳动的条件下)一定比集体所有制优越，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第145页)一九七九年在社会上还普遍地看不起自负盈亏的合作社、组的时候，作者在报刊上明确这样讲，确是一新人们的耳目。我们今天可以更肯定地说，在手工劳动条件下集体所有制比全民所有制优越。而且，严格讲，在手工劳动基础上不可能确立真正的全民所有制。同时，集体所有制也不是只能容纳手工劳动的生产力。但是，作者从生产力出发来评价所有制，这无疑是正确的。他说：“评定一种生产关系是进步或落后，要看它促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国一九五八年那样的农村人民公社，形式上是先进的，实际上是落后的。不落后，为什么阻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呢？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形式上是后退，实际上是前进，使它较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第126页)暂且撇开理论上有争议的“三级所有”和“政社合一”体制的利弊不讲，我认为这些话说得很好。集体经济单位的规模同生产力适应，社员才可能当家作主，因而才可能有真正的集体范围的公有。反之，它的规模如果盲目地扩大到超过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它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就会超出社员集体实际所能支配的范围，社员难于当家作主，必然挫伤社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而它在组织生产时往往就得借助于政治强制，社员的劳动成果也难免受人侵占；这种情况，显然既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化程度的提高，也不是什么进步。所以，根据当前农业生产主要还靠手工劳动的情况，我很赞同作者所说：“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规模不能太大，公有化的水平不能太高，各地区要根据不同情况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第68页)这是我们受了很多挫折、花了很大代价换来的教训，是忘记不得的。
在国民经济运行机制方面，作者的基本观点是要适应商品经济的规律来改革我国经济体制。他说：“过去我们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最大缺点，是用行政管理来代替经济管理，只有计划调节，缺少市场调节。”(第190页)单一的行政管理割断了国民经济的有机联系，造成产需的脱节。作者抓市场问题，是抓住了关键。依我看，就国民经济运行机制来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解决市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位置问题。因为改革所要解决的集权与分权关系问题的实质，是要使企业成为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改革所要解决的用经济办法代替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的问题，则是要按国民经济的内在的有机联系由经济组织来管理经济，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内在的有机联系就是商品经济的联系。显然，它们都同市场机制问题是不能分离的。我国经济体制的症结，就是在商品经济必然还存在的条件下，用一套障碍商品经济规律正常发生作用的行政程序和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经济规律的正常作用受到障碍，它就必然会自发地通过对生产的破坏作用来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所以，作者强调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超越的阶段，社会化大生产必须以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为前提，我国经济落后，广大农村还处于半自给状态，现在我们还有必要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发展社会化大生产，我以为这是说得很对的。同时，作者认为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除解决上下之间纵向的关系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产需之间横向的联系，因此他主张从改革流通制度着手改革经济体制，把经济搞活。这也言之成理，是很有见地的。
按照作者的主张，改革流通制度，就是要增加流通渠道，减少流转环节，建立以国营商业(包括实质上也已是国营商业的供销社商业)为主体的含有多种流通渠道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使产需双方能紧密衔接起来。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诸如：改变生产资料计划分配制度，开放生产资料市场；改变商业统购包销制度，实行商业选购和工业自销制度；让供销社进城设点出售其收购的农副土特产品；准许农村社队办供销机构，长途运销自己的产品，向农工商综合体方向发展；城市副食品供应让一部分阵地给农村人民公社，由其设点供应，但大中城市国营商业仍要负责调节大宗食品的价格和进行地区间余缺调剂；对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应采取继续发展、加强管理的方针；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周围应广设农民所需工业品的商店或货摊，使他们带着农产品进城，带着工业品下乡；恢复货栈、代理商行、交易所等商业形式，也可专设某种公司，接受产需双方的委托，来解决产需不能直接见面的困难；恢复银行原有的各种业务活动，以便利资金周转；等等。
为了按商品流通的需要来改变经济组织，建立跨行业、跨地区的经济联系，作者倡议建立经济中心，发展跨省公司。他说，经济中心是根据客观条件(生产条件、交通条件等等)自然形成的。它们不分疆划界，可以互相交错，按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组织起来。大中心下可有许多较小中心。经济中心主要是贸易中心。在大城市有必要建立交易大楼，各地区的局、公司、大企业都可以在里面设办事处，经常互通有无。经济中心也可组织生产，工业先进地区到后进地区建立联合经营的跨省公司，利用自己的资金和先进技术去开发利用后进地区的资源，使双方都得到好处。
上述建议，我希望经济工作中能逐步试行。特别是建立经济中心和跨省公司的意义值得重视，正如作者所说，它可能是建立地区之间流通上和生产上的联系，打破条条的分割和块块的封锁，从行政管理变为经济管理的有效办法。
作者重视市场调节，也没有忽视计划指导。他说：“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可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而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对立物。”(第193页)我们“必须善于利用市场调节作用来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第179页)，使“许多产品都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计划调节”(第251页)。同时，“我们必须实行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计划管理的中心任务，是对国民经济实行综合平衡。”(第197页)综合平衡首先要安排好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国家要善于利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指导企业的发展方向。
鉴于过去形成的价格体系的混乱已成为经济改革和调整的严重障碍，作者专门研究了调整价格和改革物价管理体制的问题。他提出，在目前国民经济严重失调情况下，要处理好稳定物价和调整物价的关系，既不能对物价不敢进行必要的、可能的调整，又不能轻举妄动。调价应先从对人民生活和财政收入影响最小的方面入手。同时，调整价格不能单靠物价部门来搞，必须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充分利用市场调节作用。物价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在条件成熟时，应让企业有调整价格的一定的自主权。物价部门应当从制订具体价格的机关逐步改变为决定调整物价的方针、政策和对物价进行监督、指导的机关。
在价格问题上，有一个理论观点值得提出来。作者在五、六十年代曾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格可以不受供求关系的影响，现在作者根据实践的经验，肯定“国家必须按照各种产品的供需情况，及时调整价格”(第100页)，并且指出，如果经济计划严重地违反价值规律，价值规律就会迫使我们不得不修改计划。这是作者对价值规律的观点显著的前进。
调整仍然是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全局的关键。作者反复强调我国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由来已久，如不调整，就免不了再折腾；只有调整，才能保证今后国民经济持久的稳定的发展。他认为，调整的中心是改变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为此必须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并调整重工业内部的比例。要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也要压缩积压产品的生产。为了调整，并保证今后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发展，必须抛弃所谓“积极平衡”和“以钢为纲”的计划方法，坚持综合平衡。国民经济平衡中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短线。如果只顾长线，不顾短线，硬要短线向长线看齐，那就必然要破坏平衡。至于“以钢为纲”的计划方法，就是国家计划凭空提出一个钢产量的高指标，逼着煤、电、运等向它看齐；为保证高指标，就要扩大建设规模；建设规模扩大了，钢材等供应更紧张，就更要提高生产指标。这样水多加面，面多加水，越加越大，结果就是彻底破坏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这种计划指导思想不改变，就不可能脚踏实地进行综合平衡。作者这些意见值得引起注意。
作者从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总结中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战略问题。根据我国国情，他说：“我们革命战争的战略是先乡村后城市。我们经济建设的战略可不可以先农业，后工业(重工业)？”(第31页)这种战略就是建设初期“集中主要力量先发展农业，少搞一点重工业，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劲头，在三五年内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使全国绝大多数农民做到丰衣足食。农业发展了，轻工业有了丰富的原料，也可以大发展。这样不但市场供应充足，财政收入也会大大增加，发展重工业就不愁没有资金了。”(第89页)这个问题经济界还有争论，似有必要利用国内外系统的历史资料进行比较，进一步加以论证。但我觉得，作者这样提出问题，我们从这方面认真想一想，对于当前我们按照自己的国情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有好处的。
(《当前我国经济若干问题》，薛暮桥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十二月第一版，0.5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