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社会上广为流传一些关于三年困难时期粮食问题的说法，比如为了“面子”，中国不仅不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求助，反而是勒紧裤腰带还债；为了工业化，漠视生命，坚持增持黄金、外汇储备。现在看来，这些说法是不准确的，有必要澄清。从新中国成立到1960年，中国一直是粮食净出口国。三年困难时期，为了缓解“大跃进”后的粮食短缺，以1961年为转折点，中国领导人作出了大规模进口粮食的决策。决心之大，突破禁区之多，成效之显著，前所未有。
　　粮食由出口到进口的转变
　　从1958年起，受“浮夸风”影响，粮食产量被严重高估，1959、1960两年超越国家的承受能力，出口了过多的粮食。在1960年底，国内粮食潜力已挖到尽头。进口粮食，成为缓和国内粮食短缺的必然举措。
　　进口粮食的决策进行得十分迅速，显示了国家要在短期内扭转局面的决心。1960年底，陈云经过考察，提出了进口粮食的意见。根据陈云的意见，1960年11月29日，李先念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写信，正式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李先念在信中说：“面临着明年春荒的困难，必须坚决克服这个困难。克服这个临时困难的办法，除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之外，考虑进口12亿斤粮食或者更多一些的粮食是必要的。拿到这批刀口上的粮食，对争取国内粮食局势的基本稳定，渡过灾荒大有好处。”李先念在信的末尾提出：“以上意见，如果同意，要立即着手办理进口；太迟了，运输来不及，就不能及时起到作用。”周恩来于12月5日批示：“已告先念同志照办。”毛泽东于12月12日晨批示：“退先念同志。完全同意。能进口二十亿斤，更好。”
　　进口粮食计划的规模迅速扩大。1960年12月底，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商议，进口150万吨粮食。1961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广州会议上正式作出了1961年进口粮食500万吨、翌年进口350万吨至400万吨的决定。
　　毛泽东表示可以进口美国粮食
　　对于粮食进口，中央下了很大决心，不仅向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主要粮食生产过剩的国家求购粮食，还通过第三国转口美国粮食，并主动向苏联提出购买粮食的要求。这在当时中美处于敌对关系、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实属不易。
　　美国是世界粮食市场的最大供应国，报价也较低。早在1961年初，中国政府就考虑了从美国进口粮食的可能性。1961年1月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后，也曾表示，可以考虑基于人道主义原则，向中国出口粮食。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中国最终没有直接从美国进口粮食。但是，1961年上半年，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放出卖粮食不能迟期付款的空气，可能还要涨价”。陈云考虑到国家宝贵的外汇应当发挥最大的作用，在1961年8月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向毛泽东提出，可否通过当时同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的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毛泽东表示可以。不久后，美国粮食也通过转口进入中国。
　　1961年，中国还曾主动向苏联提出进口粮食的要求。尽管中国没有能够从苏联进口到粮食，但还是以“借用”方式从苏联周转到粮食应急。1961年，苏联两次主动提出对中国的粮食援助方案。一次是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信毛泽东，提议1961年8月底前，以借用方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谷物和50万吨古巴糖。中国决定把100万吨粮食作为备用，接受50万吨糖。后来由于中国顺利地进口到粮食，100万吨备用粮食最终没有使用。另一次是苏联提出借与中国30万吨粮食渡荒，中国予以接受。
　　1961年，美国肯尼迪政府曾设想以民间方式捐赠粮食，被中国拒绝。对其他来自西方国家的粮食援助，中国也持类似的立场。
　　进口粮食是2400万人一年口粮
　　据统计，1961年中国共进口粮食580多万吨，净进口440万吨以上，其中小麦进口388万吨，占当年世界小麦进口总量的12.3%。
　　这批进口粮食直接抢救了人民群众的生命。正如李先念所指出的：“（这批粮食）用在刀口上，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而且，“完全用于弥补国内粮食收支缺口”。因此，可以认为这批进口粮食实际上全部是救命粮。按当时大致人均一年360斤的口粮标准计算，这批进口粮食，维系了超过2400万人一年的口粮。
　　（摘自《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