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来台的第三天。早上起来后去餐厅，才知今天是周日，没有供餐，于是到门房打听如何买早点。看门的女士得知我还没有用餐，先问我会不会开摩托车，说可以借她的车上街购餐。我说我不会骑。她就让我看一下门房，她上街去为我购餐。想起昨天晚上，那位吃饭时认识的大学生特地打电话给我，问在生活方面是不是需要什么帮助，就觉得台湾人确实是有很可亲的一面。
　　
　　就一个人坐在门房里。不一会那位女士从街上买好餐点骑车回来了。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她才好。她是湖南湘阴人，1949年随家来台湾。她知道我是大陆来的访问学人，祖籍湖南。也许是看到家乡人感到亲切，对我特别友善。我心想，回大陆之前，一定要送件小礼物给她。
　　中午，从美国来台湾参加学术会议的上海老朋友Q教授请我和G教授用餐。Q教授在欧洲大学任教多年，1980年代中期，我曾受邀去他所在的大学演讲《儒家文化的困境》，那时就认识了他，但20年来，只是匆匆见过他两三面。
　　我们自然而然谈到了共同关心的两岸问题。他对台湾现状颇为悲观，认为民进党可能已占据了台独民族主义的话语至高点，很可能会长期执政下去。出于对此的绝望，他说，要解决台湾问题，只有立足于表明危机情势下“真打”的态度，否则台湾肯定会失去，只有立足“真打”才可能避免战争。这种想法并非他个人所独有，在大陆网民中其实也很有代表性。
　　Q教授问我对两岸前景的看法。我说可以用“突变论”来观察两岸关系。“突变论”认为，一件充满两难矛盾的事情，总会发生不可避免的大变，至于向什么方向变，取决于彼时彼地的客观临界条件。有时一些谁也想不到的偶然事件，会决定性地改变历史的方向。由于临界条件的不同，历史很可能向完全不同的方向走下去。而两岸关系正处于巨大变化的十字路口：一方面，民进党投机家志得意满；另一方面，主张外科手术式解决方案的民间心态越来越强烈，不同条件下可能会产生两种极端不同的结果。具体结果的高度不确定性，就如同是针锥上的小球，支撑它平衡的因素极其脆弱，下坠不可避免，但下坠方向取决于重心偏移过程中一些极其偶然的因素。
　　我说，台湾和大陆毕竟是一家亲，一旦开战，会形成两岸几十年上百年解不开的仇结，两岸能避免战争才是上策。据我观察，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往往都是直线型的思维者。他们太相信自己的理性能力，以为可以把所有的问题都预先考虑周全，但事物的复杂性是简单理性思维难以估量的，由此产生的后果难以预测。“兵者，凶器也”，在这方面还是谨慎为好。须知，现在是中国100多年来最好的机会，不应由于我们思维简单而失去了。
　　晚上进餐后返回招待所，路过一家专卖乌龙茶的茶馆，里面没有一个客人。主人盛情相邀，进去后发现茶馆的布置相当质朴淡雅：藤椅、瓦罐、木质板凳、白色灯笼，桌上不经意地放着几枝红色的野花，透出一股农家古风。40来岁的主人很懂点道家思想，说现在的人为挣钱劳苦，欲望多机会少，于是总活得很累。还不如把生活要求降低一点，欲望淡了，心里也就舒坦了。
　　茶馆用的是他家祖传下来的老瓦房，由于不是租来的，因此不用为挣钱而烦心。他让我尝了他自制的豆腐乳，真是鲜美无比。他说他只是做一些自己食用或送给朋友，从来不卖。如果售卖，就会引来许多顾客，他也来不及做，天天忙于生意，那份闲情就保持不住了，还不如不做。他原先是在外面打工挣钱，母亲过世以后，突然大彻大悟，辞了工作搬回家住，在这里，他可以重温童年时光。
　　我忽然想到了孟浩然的诗：“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这种情趣意境在大陆已经很少看到了，没想到在台北近郊仍然可以感受到。我想关键还是要有小茶馆主人这样有文化又有意趣的人。台湾人没有经历反传统文化的冲击，几代以来都以其温和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传统生活，因此比大陆保留了更多中国儒家文化。这些传统文化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入到现代台湾人的日常生活。
　　上海的一位老朋友Z教授在给我们学校的研究生作讲演时说，他觉得台湾人比大陆人更像传统中国人。看来这话是有根据的，今天我的感受就是如此。
　　（本文系作者2004年对台湾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