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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一名撒拉族女子,在焉耆县永宁乡中学当老师的韩斗那时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生会跟“花儿”——回族民歌中最具有特色、最为丰富的一种民间艺术结下不解之缘,再也分不开。
自从1983年第一次听到农民们在田间地头唱花儿,被那惊为天人的“天籁之音”迷住之后,她就狂热地一头扎了进去。到现在已经整整27年了,她的日子没有一天不是跟花儿纠缠在一起的。
27年来,没有任何报酬,她自发自愿地担当起了收集花儿的采录整理工作,27年后的今天,她终于看到了《开都河流韵》——焉耆花儿专辑的出版。用她的话来说,“我这一辈子没有白活,干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总有一天我的生命会终结,但花儿会长久地流传下去,这就是对我27年艰难收集工作的最大肯定。”
怕失传开始收录
1983年,刚刚工作被分配到永宁乡当英语老师,韩斗喜欢到处走走。偶然间,她发现当地农民们在田间地头干农活累了的时候,就会又唱又跳地表演起花儿。
乍一听,她的心醉了,她讶异,她惊喜,她兴奋,她如狂如痴。“天底下还有这么好听的歌儿,这么好看的舞蹈?”
她开始了解花儿,知道了花儿又被称为山曲子、野曲、情歌、花曲儿等,多表现男女之间的爱情及亲朋之间的思念。它在流传的过程中,又逐渐形成若干曲牌,俗称为“令”。花儿高亢嘹亮,委婉动听,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因歌词多以“牡丹”等花卉比喻歌唱者所爱慕的人物,所以此类民歌被称为“花儿”。“花儿”从青海、甘肃、宁夏等地传入焉耆后,经过再创造,融进了焉耆特有的内容和形式,一代代传唱下来。
一开始,韩斗仅仅是喜欢听,跟着学唱,学会的曲目越多,她就越爱唱。当她得知这些花儿仅仅靠歌者一代一代地学唱,只存在他们的脑子里,并没有正式地记录下来时,她心痛了。因为愿意学唱花儿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如果这些老人去世了,那么这些曲目也就随之失传了。
出于这种心痛,她开始记录花儿曲目。
当时她的工具仅仅是一台录音机和一支笔一个本子,骑着自行车穿梭在乡村间的小路上,到处去寻找会唱花儿的老人。黑疙瘩村和马莲滩村是唱花儿最集中的地方,男女老少都会唱,也是韩斗去得最多的地方。那里离家有七、八公里远,可她每天下了班就像“中了邪”一样,骑着自行车就往那边跑。周六、周日更是不着家,就泡在农民的地头上,帮他们摘辣椒、摘番茄、拔草、打药,只为了听听他们唱花儿,并认真地记下歌词,再把录回去的曲子请识乐谱的老师帮助谱出来。这些费时费力却没有分文报酬的工作,她却干得非常投入。这让家人觉得不可思议,也有人说她“傻”,更有人说她“不务正业”。可她却没有时间理会,只是抓紧时间到处搜寻记录整理。
1985年,她生下孩子,扔给父母带,自己却依然沉浸在“花儿”的世界里,不可自拔。她常常买上一些冰糖、茶叶等作为礼物送给农民,请他们专门为她唱没有记录过的花儿曲目。
她和同事徐静飞一起记录整理这些花儿曲目,默默地为花儿艺术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有一次,韩斗骑摩托车下乡去录花儿,回来的路上,车坏了,她一直推了好几个小时才推回家,到家已经半夜了。
组建花儿演唱队
时间长了,那些爱唱花儿的农民都知道,有个韩斗老师爱听花儿,开始主动有人找韩斗录花儿。她和这些农民成了关系非常好的朋友,这些农民们也不把她当外人,家里有什么事情都来找韩斗。到县里看病让韩斗给找熟悉的医生,儿女结婚让韩斗在县里帮着给操办,韩斗都尽心尽力地帮忙。
农民们心里也都非常关心韩斗,家里结的头茬水果、蔬菜都要专门送来给韩斗尝尝鲜。
最让老公“受不了”的是,只要花儿艺人一来,家里就清静不了,因为他们在一起,又唱又跳的。老公只好“被逼”出门躲清静。
说来也怪,每次韩斗身体不舒服了,比如说颈椎疼、胃疼等,躺在床上动也不想动,可是一听到花儿马上就精神百倍。所以家里人已经养成习惯了,只要电视节目里有花儿,马上就叫她看。
唱花儿的人越来越多,县里对这些自发的花儿爱好者们也越来越重视。1993年7月,应前苏联功夫协会主席伊斯玛依洛夫·叶辛和前苏联科学院回民研究所所长苏三洛·穆哈莫德·牙斯孜的邀请,县里组织了20人前往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参加当地举办的国际回民“花儿”演唱邀请赛。在哈萨克斯坦的营盘和新渠,吉尔吉斯斯坦的梢葫芦和米粮川等回族聚集的地方演出时,受到当地回族人民的热情款待,台上唱,台下和,场面非常热烈。
“有一位老人看了演出,非常激动,演出完后到后台拉着我的手,流着泪说着他对祖国的思念,对故乡的思念,我也流着泪,我们俩就这样哭了半天。”韩斗说。
从吉尔吉斯斯坦回来,韩斗就有了组建花儿演唱队的想法。“我想让更多的人听到花儿,喜欢上花儿,这样花儿艺术就能代代相传了。”
向学校领导一汇报,领导非常支持,说只要不耽误平时的教学工作就行。于是,一支18名花儿爱好者组成的永宁中学花儿演唱队正式成立了。
一成立,大家就开始排练第一台花儿晚会。下了班都不回家,排练2个小时,没有人喊苦,没有人喊累,经常是下着大雪,大家排练完空着肚子推着车子走回家。大家凭着对花儿的热爱,维、汉、回、蒙、撒拉等多个民族的人在一起排练了一个半月,终于排练出了第一台花儿晚会。
首场演出在县里演,学校虽然给了一些经费,但是服装等费用都是演员们自己筹措的,有的人为了省钱,自己买布料自己缝自己绣。
首场演出非常成功,从那以后,县里只要有活动,就会有人来请花儿演唱队。队员们还经常下乡下村去演,特别受欢迎。也就是从那时起,媒体开始对花儿演唱队进行报道,演唱队的名气越来越大,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多。
从花儿一角到花儿大舞台
韩斗收集整理的花儿真的弥足珍贵,因为在这20多年间,马洪喜、周玉林、韩生民等最早被记录下来花儿曲目的老人们都去世了。“如果不记录下来,我该有多后悔呀。”韩斗流着泪说。
随着焉耆县对花儿艺术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排练经费和演出费也越来越充足,焉耆县从2008年起成功举办了两届花儿歌会,评选出了焉耆县的“花儿王”,聘请了县级花儿传承人,开辟了广场“花儿”一角,由传承人们带动爱好者,通过“花儿”歌唱、对唱、组合、舞蹈等多种形式,培养了更多的“花儿”艺人。
花儿越唱越红火,从2011年开始,花儿一角已经变成了花儿大舞台,每个演唱的艺人每个月从县文体局领取400元的补助,现在已经涨到了600元。许多花儿艺人甚至从附近的博湖县、二十七团赶来唱。从青海、甘肃等地来打工的人傍晚都来听,有的还跟着唱,有的农民甚至开着拖拉机跑十几公里来看来听,最远的甚至有从吐鲁番来的。
由于对花儿艺术的热爱,韩斗被借调到县文体局专门从事花儿的收集整理创作工作。
经过27年不间断的整理,韩斗共整理出80多首花儿曲目,再加上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开都河流韵》——焉耆花儿专辑在焉耆县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得以成集出版了。
韩斗这个搜集整理者,仿佛了了一桩心愿。她说,“最初的搜集、挖掘、整理花儿的工作十分艰难,在没有家人、同事和朋友及领导的理解和支持下,在没有资金来源下,在没有交通工具的情况下,我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自己掏钱买录音机等物品,骑自行车或打出租车,走村串户、拜访花儿艺人。多年来,我跑遍了焉耆县所有唱花儿的村队及花儿艺人的家里,尤其是永宁镇的各个村队、七个星镇老城村,甚至跑到博湖县,哪里有花儿声、哪里就有我的足迹。多年来,我培养和挖掘了一批花儿歌手,他们中间就有新疆著名花儿女歌手寇红和焉耆县的花儿王严冬花。同时我也体会着一种快乐,花儿带给我的充实和执著,让我们的花儿一角4年来的传唱,有了大批的忠实观众。通过很多和我一样热爱花儿艺术的人的共同努力,搜集、挖掘、整理出了大量宝贵的花儿曲目,为花儿专辑做出了我力所能及的最大贡献,此生我心满意足了。”
自从1983年第一次听到农民们在田间地头唱花儿,被那惊为天人的“天籁之音”迷住之后,她就狂热地一头扎了进去。到现在已经整整27年了,她的日子没有一天不是跟花儿纠缠在一起的。
27年来,没有任何报酬,她自发自愿地担当起了收集花儿的采录整理工作,27年后的今天,她终于看到了《开都河流韵》——焉耆花儿专辑的出版。用她的话来说,“我这一辈子没有白活,干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总有一天我的生命会终结,但花儿会长久地流传下去,这就是对我27年艰难收集工作的最大肯定。”
怕失传开始收录
1983年,刚刚工作被分配到永宁乡当英语老师,韩斗喜欢到处走走。偶然间,她发现当地农民们在田间地头干农活累了的时候,就会又唱又跳地表演起花儿。
乍一听,她的心醉了,她讶异,她惊喜,她兴奋,她如狂如痴。“天底下还有这么好听的歌儿,这么好看的舞蹈?”
她开始了解花儿,知道了花儿又被称为山曲子、野曲、情歌、花曲儿等,多表现男女之间的爱情及亲朋之间的思念。它在流传的过程中,又逐渐形成若干曲牌,俗称为“令”。花儿高亢嘹亮,委婉动听,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因歌词多以“牡丹”等花卉比喻歌唱者所爱慕的人物,所以此类民歌被称为“花儿”。“花儿”从青海、甘肃、宁夏等地传入焉耆后,经过再创造,融进了焉耆特有的内容和形式,一代代传唱下来。
一开始,韩斗仅仅是喜欢听,跟着学唱,学会的曲目越多,她就越爱唱。当她得知这些花儿仅仅靠歌者一代一代地学唱,只存在他们的脑子里,并没有正式地记录下来时,她心痛了。因为愿意学唱花儿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如果这些老人去世了,那么这些曲目也就随之失传了。
出于这种心痛,她开始记录花儿曲目。
当时她的工具仅仅是一台录音机和一支笔一个本子,骑着自行车穿梭在乡村间的小路上,到处去寻找会唱花儿的老人。黑疙瘩村和马莲滩村是唱花儿最集中的地方,男女老少都会唱,也是韩斗去得最多的地方。那里离家有七、八公里远,可她每天下了班就像“中了邪”一样,骑着自行车就往那边跑。周六、周日更是不着家,就泡在农民的地头上,帮他们摘辣椒、摘番茄、拔草、打药,只为了听听他们唱花儿,并认真地记下歌词,再把录回去的曲子请识乐谱的老师帮助谱出来。这些费时费力却没有分文报酬的工作,她却干得非常投入。这让家人觉得不可思议,也有人说她“傻”,更有人说她“不务正业”。可她却没有时间理会,只是抓紧时间到处搜寻记录整理。
1985年,她生下孩子,扔给父母带,自己却依然沉浸在“花儿”的世界里,不可自拔。她常常买上一些冰糖、茶叶等作为礼物送给农民,请他们专门为她唱没有记录过的花儿曲目。
她和同事徐静飞一起记录整理这些花儿曲目,默默地为花儿艺术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有一次,韩斗骑摩托车下乡去录花儿,回来的路上,车坏了,她一直推了好几个小时才推回家,到家已经半夜了。
组建花儿演唱队
时间长了,那些爱唱花儿的农民都知道,有个韩斗老师爱听花儿,开始主动有人找韩斗录花儿。她和这些农民成了关系非常好的朋友,这些农民们也不把她当外人,家里有什么事情都来找韩斗。到县里看病让韩斗给找熟悉的医生,儿女结婚让韩斗在县里帮着给操办,韩斗都尽心尽力地帮忙。
农民们心里也都非常关心韩斗,家里结的头茬水果、蔬菜都要专门送来给韩斗尝尝鲜。
最让老公“受不了”的是,只要花儿艺人一来,家里就清静不了,因为他们在一起,又唱又跳的。老公只好“被逼”出门躲清静。
说来也怪,每次韩斗身体不舒服了,比如说颈椎疼、胃疼等,躺在床上动也不想动,可是一听到花儿马上就精神百倍。所以家里人已经养成习惯了,只要电视节目里有花儿,马上就叫她看。
唱花儿的人越来越多,县里对这些自发的花儿爱好者们也越来越重视。1993年7月,应前苏联功夫协会主席伊斯玛依洛夫·叶辛和前苏联科学院回民研究所所长苏三洛·穆哈莫德·牙斯孜的邀请,县里组织了20人前往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参加当地举办的国际回民“花儿”演唱邀请赛。在哈萨克斯坦的营盘和新渠,吉尔吉斯斯坦的梢葫芦和米粮川等回族聚集的地方演出时,受到当地回族人民的热情款待,台上唱,台下和,场面非常热烈。
“有一位老人看了演出,非常激动,演出完后到后台拉着我的手,流着泪说着他对祖国的思念,对故乡的思念,我也流着泪,我们俩就这样哭了半天。”韩斗说。
从吉尔吉斯斯坦回来,韩斗就有了组建花儿演唱队的想法。“我想让更多的人听到花儿,喜欢上花儿,这样花儿艺术就能代代相传了。”
向学校领导一汇报,领导非常支持,说只要不耽误平时的教学工作就行。于是,一支18名花儿爱好者组成的永宁中学花儿演唱队正式成立了。
一成立,大家就开始排练第一台花儿晚会。下了班都不回家,排练2个小时,没有人喊苦,没有人喊累,经常是下着大雪,大家排练完空着肚子推着车子走回家。大家凭着对花儿的热爱,维、汉、回、蒙、撒拉等多个民族的人在一起排练了一个半月,终于排练出了第一台花儿晚会。
首场演出在县里演,学校虽然给了一些经费,但是服装等费用都是演员们自己筹措的,有的人为了省钱,自己买布料自己缝自己绣。
首场演出非常成功,从那以后,县里只要有活动,就会有人来请花儿演唱队。队员们还经常下乡下村去演,特别受欢迎。也就是从那时起,媒体开始对花儿演唱队进行报道,演唱队的名气越来越大,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多。
从花儿一角到花儿大舞台
韩斗收集整理的花儿真的弥足珍贵,因为在这20多年间,马洪喜、周玉林、韩生民等最早被记录下来花儿曲目的老人们都去世了。“如果不记录下来,我该有多后悔呀。”韩斗流着泪说。
随着焉耆县对花儿艺术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排练经费和演出费也越来越充足,焉耆县从2008年起成功举办了两届花儿歌会,评选出了焉耆县的“花儿王”,聘请了县级花儿传承人,开辟了广场“花儿”一角,由传承人们带动爱好者,通过“花儿”歌唱、对唱、组合、舞蹈等多种形式,培养了更多的“花儿”艺人。
花儿越唱越红火,从2011年开始,花儿一角已经变成了花儿大舞台,每个演唱的艺人每个月从县文体局领取400元的补助,现在已经涨到了600元。许多花儿艺人甚至从附近的博湖县、二十七团赶来唱。从青海、甘肃等地来打工的人傍晚都来听,有的还跟着唱,有的农民甚至开着拖拉机跑十几公里来看来听,最远的甚至有从吐鲁番来的。
由于对花儿艺术的热爱,韩斗被借调到县文体局专门从事花儿的收集整理创作工作。
经过27年不间断的整理,韩斗共整理出80多首花儿曲目,再加上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开都河流韵》——焉耆花儿专辑在焉耆县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得以成集出版了。
韩斗这个搜集整理者,仿佛了了一桩心愿。她说,“最初的搜集、挖掘、整理花儿的工作十分艰难,在没有家人、同事和朋友及领导的理解和支持下,在没有资金来源下,在没有交通工具的情况下,我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自己掏钱买录音机等物品,骑自行车或打出租车,走村串户、拜访花儿艺人。多年来,我跑遍了焉耆县所有唱花儿的村队及花儿艺人的家里,尤其是永宁镇的各个村队、七个星镇老城村,甚至跑到博湖县,哪里有花儿声、哪里就有我的足迹。多年来,我培养和挖掘了一批花儿歌手,他们中间就有新疆著名花儿女歌手寇红和焉耆县的花儿王严冬花。同时我也体会着一种快乐,花儿带给我的充实和执著,让我们的花儿一角4年来的传唱,有了大批的忠实观众。通过很多和我一样热爱花儿艺术的人的共同努力,搜集、挖掘、整理出了大量宝贵的花儿曲目,为花儿专辑做出了我力所能及的最大贡献,此生我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