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里、克乃西特、弗兰尼和雷蒙，他们分别来自毛姆的《刀锋》、黑塞的《玻璃球游戏》、塞林格的《弗兰尼》、凯鲁亚克的《达摩流浪者》，以我阅读的顺序先后出场。其中，弗兰尼泛指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后出的3本书中的一系列性情相近的人物，我最先读到的是摘译其中6篇冠以《弗兰尼》之名的本子，数年后才买到浙江文艺社出的《九故事》。为什么他们会纠缠在我的脑子里?
　　1996年，我与《刀锋》初次相逢，一见钟情，自己都觉得喜欢得没道理，于是写了一篇3000字的笔记细找原因。我企图模仿一个中文系研究生的脑袋来解剖它，大声对自己说，你看，毛姆多老道，他的词语、他的技巧。就在我话声落地的时候，我发现我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庖丁，我对客观进入一本书没兴趣，我沮丧而又欣慰地在3000字的结尾补上了一行：或许人们喜欢一本书是因为某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更私人的理由。
　　拉里这个美国孩子一战中志愿加人欧洲空战，他最好的朋友死在眼前，他于是困惑世界为何有恶。战后，拒绝工作的他凭借一份3000元的遗产年金在欧亚各地读书、游荡，在他决定这样做的开始，青梅竹马的女友在巴黎的一间小阁楼里留给他一个坚决的背影。最后，拉里在印度找到了安心之道。小说的卷首引语就摘自《奥义书》：剃刀锋利，越之不易；智者有云，得度人稀。
　　其他几个人的故事我倦于复述，复述是对美妙的阅读感觉的屠杀。就像我们对初恋的回忆是嘴唇的芬芳与柔软，而不是当众背诵情人的简历。
　　这群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一系列深受东方文化影响的形象。《玻璃球游戏》是黑塞企图融会东西方文化努力了12年的压卷之作，1943年全部发表，1945年希特勒灭亡，1946年凭此获诺贝尔奖。书中中国古代思想的影响随处可见。《达摩流浪者》的禅意从题目即知，扉页题献给寒山子。如果说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只是作为青春童话还没有明显表露出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虽说他当时已在研读)，那么在《弗兰尼》系列中出现的每个主人公身上都已经带上了甩不脱的禅师的影子。
　　这些闪烁着东方亮光的西天星斗挂在天上并不是为了昭示东方的伟大，朦胧的光亮甚至也不宜冒昧地解读为一种希望或方向，迷人的只是在这种努力中彰显的主体的情怀和它带给我们的对自己文化的反思。凯鲁亚克的人物这样说道：“正当我们亟亟于成为一个东方人的同时，真正的东方人在读着超现实主义和达尔文的东西，而且爱死了西装。”
　　让我们看看这些人从东方收获了什么。据周煦良先生在译者序言里介绍，拉里的原形竟是维特根斯坦!我承认两者都追求建筑于精神领域的幸福，同样都过着朴素严谨的生活，据说维氏哲学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但连罗素都认为他的专著难懂，我没有信心比罗素聪明。真正惹起我注意的是，拉里逾越刀锋之后并没有去做世外高人，而是充满热情地扑向世俗世界，拒绝脱离轮回，“我愿意接受形形色色的生活，不管它是怎样忧伤痛苦”，“要生活在世界上，爱这世界上的一切”。在孤凉峰上度过了一个夏天的雷蒙对自己说，“好吧，世界，我会去爱你的”，然后转下身，走下山径，往世界回转回去。而克乃西特在诗里写道，“我们在虚空中旋转，无灾无难／生活，时刻准备游戏，但我们暗暗地渴望现实／渴望生育、繁殖，渴望受苦、死亡”。在玻璃球游戏的理想国乐园中，克乃西特思念着世俗世界充满活力的风，徒步旅行两天之后他终于进入了真实的当下，虽然随后迎接他的是彼岸的微笑，但“他必兴旺，我必衰颓”，死亡就是播种。
　　至此，事情接近明了了，这个东方几乎已不再是我们的东方，他确确实实地是西方人歌唱的东方歌谣。你甚至可以指责这是误读，但正是在误读中，人们彰显出自己。有书斋里的顿悟吗，有不入红尘的看破吗，有未尝过痛苦的平和吗，有省略了怀疑的信仰或无关信仰的怀疑吗，有不经历奋斗的超然与洒脱吗?答案是有，今日中国随处可见。
　　以对禅宗的常识性理解来看，或许塞林格是唯一可能免遭误读之讥的人选。弗兰尼和她的兄弟们西摩、特迪学会了安静下来找到自己，让自己“身心完好健全”，不再像霍尔顿那样满嘴脏话把愤青的表情画在脸上。这几篇小说几乎就是一则则禅宗公案，中国小说家几年把人家几世纪玩的技巧都试了一把，没承想祖宗的玩意被外人耍得这么有趣。塞林格在成名之后过着几乎隐居的生活，一直对孩子保持喜爱，要说和禅师的不同点倒也有，他的妻子们(先后几任)都比他小很多，年轻的身体上或许酣眠着他的纯梦。
　　反观我们对西方的学习，总显拙劣。成为强者最快捷的方法就是像强者一样说话，从心底认同强者的逻辑，蔑视那些更弱小的存在。如果在国家的教育体系圈定的阅读范围内消磨一生，我们将成为怎样一个令人痛心疾首的存在啊。就像外国学者对中国留学生的评价：中国的学校只有训练，没有教育；这些学生根本不把自己当人，只是一件工具。我们的所谓生活，或许与生存依然过于相似，无法不令人对另一些形象心怀戚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