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怕过母亲节，因为我生下不久就被母亲遗弃了。
　　我生下一个多月，就被人在台湾新竹火车站发现了。车站附近的警察们将我送到了新竹县宝山乡的德兰中心，让那些成天笑嘻嘻的天主教修女伤脑筋。
　　我没有见过我的母亲，小时候只知道是修女们带我长大。我从小功课不错，修女们找了一大批义工来当我的家教。
　　修女们也逼着我学琴，小学四年级，我已担任圣堂的电风琴手，弥撒时，由我负责弹琴。我虽然喜欢弹琴，可是永远有一个禁忌，我不弹母亲节的歌。
　　大学的时候，我靠工读完成了学业。带我长大的孙修女有时会来看我。毕业那天，别人都有爸爸妈妈来，我唯一的亲人是孙修女。
　　服役期间，我回德兰中心玩，孙修女忽然要和我谈一件严肃的事，她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请我看看信封里的内容。信封里有两张车票。孙修女告诉我，当警察送我来的时候，我的衣服里塞了这两张车票，显然是我的母亲从她住的地方来到新竹车站的车票。一张公车票从南部的一个地方到屏东市，另一张火车票是从屏东到新竹，这是一张慢车票，我立刻明白我的母亲不是有钱人。
　　孙修女告诉我，她们通常不喜欢去查弃婴的身世。因此她们一直保留着这两张车票，等我长大了再说。她们观察了我很久，最后的结论是我很理智，应该有能力处理这件事了。她们曾经去过这个小城，发现小城人极少。如果我真要找到我的亲人，应该不是难事。
　　我一直想和我的父母见一次面，可是现在拿了这两张车票，却犹豫不决了。我现在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回到过去？何况十有八九，找到的是不愉快的事实。
　　孙修女却仍鼓励我去，她认为我已有光明的前途，没有理由让我的身世之谜永远成为心头的阴影。
　　我终于去了。
　　这个我过去从未听过的小城是个山城，从屏东市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车才能到达。小城的确小，只有一条马路、一两家杂货店、一家派出所、一家镇公所、一所小学、一所中学，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在派出所和镇公所来来回回地跑，终于找到一些与我似乎有关的资料：首先是一个小男孩的出生资料，其次是这个小男孩的家人来申报遗失的资料，遗失的日期就在我被遗弃的第二天，出生日期则在一个多月以前。据修女们的记录，我在新竹火车站被人发现时，只有一个多月大。看来，我找到我的出生资料了。
　　问题是，我的父母都已去世了，父亲六年前去世，母亲几个月前去世。我有一个哥哥，这个哥哥早已离开小城。
　　派出所的一位老警员告诉我，我的母亲一直在那所中学里做工友，然后他马上带我去看中学的校长。校长是位女士，非常热情地欢迎我，她问了我很多事，我一一据实以告。当她知道我是在北部的孤儿院长大的以后，忽然激动起来，在柜子里找出了一个大信封。这个大信封是我母亲去世以后，在她枕边发现的，校长认为里面的东西一定有意义，于是决定留下来，等她的亲人来领。
　　我用颤抖的手打开了这个信封，发现里面全是从这个南部小城到新竹县宝山乡的来回车票，全部都保存得好好的。
　　校长告诉我，每半年，我母亲就会到北部去看一位亲戚。大家都不知道这位亲戚是谁，只感到她回来的时候心情会很好。母亲晚年信奉佛教，她最得意的事是说服了一些信佛教的有钱人，凑足了一百万台币，捐给天主教办的孤儿院，捐赠的那天，她也去了。
　　我想起来，有一次一辆大型游览车带来了一批从南部到北部进香的善男信女。他们把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捐给我们德兰中心。修女们感激之余，召集所有的小孩子和他们合影。我正在打篮球，也被抓来，老大不情愿地和大家照了一张相。现在我居然在信封里找到了这张照片。
　　我请人家认出我的母亲，她和我站得不远。更使我感动的是我的毕业纪念册，有一页被影印了以后放在信封里，那是我们班上同学戴方帽子的一页，我当然也在其中。
　　我的母亲虽然遗弃了我，但仍然一直来看我，她甚至可能也参加了我的大学毕业典礼。
　　校长的声音非常平静，她说：“你应该感谢你的母亲，她遗弃了你，是为了替你找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我们这里很少有人能进高中。”
　　校长索性找了其他的老师来，告诉了他们有关我的故事。大家都恭喜我能从大学毕业。有一位老师说，他们这里从来没有学生可以考取大学。
　　我忽然有一个冲动，我问校长校内有没有钢琴。她说学校的钢琴不是很好，电风琴却是全新的。
　　我打开了琴盖，对着窗外的冬日夕阳，我一首一首地弹母亲节的歌，我要让人知道，我虽然在孤儿院长大，可我不是孤儿。因为我一直有那些好心而又有教养的修女们，像母亲般将我抚养长大。我难道不该将她们看作自己的母亲吗？更何况，我的生母也一直在关心我。
　　我的禁忌消失了，我不仅可以弹所有母亲节的歌曲，还能轻轻地唱，校长和老师们也跟着我唱。琴声传出了校园，山谷里一定充满了我的琴声。在夕阳里，小城的居民一定会问，为什么今天有人要弹母亲节的歌？
　　对我而言，今天是母亲节，这个塞满车票的信封，使我从此以后，再也不怕过母亲节了。
　　编辑 陈陟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