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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琦（1917.7—1990.9） ，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西北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他长期在高等教育战线上从事领导工作，并致力于社会科学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一生追求真理。他以杰出的组织才能、出色的领导艺术以及广泛的社会活动，在陕西理论界、教育界和文化界，享有崇高的威望。
郭琦，四川乐山人。1936年，他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十二大代表。他早年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曾在延安中共中央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室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郭琦先后在西北大学、中央宣传部高教处、北京钢铁学院以及陕西师大等处任教，主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共党史等课程，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20世纪80年代，郭琦率领西北大学学者代表团，访问、考察了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研究其高等教育发展特色，并先后派遣300余名青年教师出国留学进修，为中国高校走向世界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立足实际，积极引入
改革开放以后，郭琦以国际化的视野重新审视了当时国内学科建设情况，并且深刻地剖析了存在的问题：一是从整体上落后于发达国家。由于受到“文革”的影响，国内学科建设普遍处于停滞状态，原本一些具有优势的学科，已经变成了落后学科，根本不适应社会需求。二是专业面过于狭窄。郭琦指出，当代科学技术最大的特点在于理论与生产之间的转换周期不断缩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种新的学科群体。然而，当时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着专业面狭窄的问题，教师本身在知识上已经严重落后于世界，根本没有能力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
对此，郭琦主张，学科建设要以开放的姿态，向国外学习。但不能全盘西化，而是要充分利用先进文化去发展本民族的文化。发展既要是开放的，也要是独立的。既要“开窗户”，又要“安纱窗”——一方面要让西方的新鲜的学术之风能够吹入我国，另一方面也要抵御不良思想乘机侵入。同时，开放的过程中，应当有所取舍，要学会从中“过滤”出有益于我国发展实际的新鲜“养料”。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任何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同时，要坚持理性批判。对于批判对象，应当在学习的基础上进行批判，不能够非理性、情绪化地批判，这样更加有利于青年教师和学生增强免疫力。
立足校情，发挥优势
20世纪70年代末，郭琦调往西北大学，从事教学与管理工作。在实践的基础上，郭琦提出学科建设应当立足于校情的观点。此后，又提出在学科建设上要发挥优势，形成特色的构想。
发挥基础优势，拓展多学科教育。郭琦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呈现出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趋势。西北大学作为一所老牌综合性大学，在基础学科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以基础课的教学为核心，在此基础上开展多学科教育。在专业和课程设置问题上，要改变专业面太窄的情况，打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门户，调整现有专业，为新学科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因此，他对教学制度、教学方法、教学组织等方面加以改进，以适应教学活动发展的需求。同时，采取综合发展的模式，尽可能地减少体制中刚性的东西，适当地增加弹性，引导学生从事自主式学习及研究活动。
发挥地域优势，调整文理结构。在郭琦治校前，西北大学一直以理科见长。经过调研后，郭琦指出，西安自周代起便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这是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西北大学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优势价值。针对当时西大文科薄弱的情况，郭琦说，文科这条腿太短了，文理结构必须进行调整。在郭琦的领导下，西北大学的文科建设有了较为长足的发展，达到和理工科几乎持平的规模。同时，郭琦主张学科发展必须与国际接轨。在他任职期间，西北大学与日本、美国等地的11所高校签订了合作协议，为在校教师争取到大量的国际交流机会。西北大学也接收了一大批海外留学生，引入了大量优秀的外国教师，为西北大学文理科国际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发展重点学科，打造特色专业。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郭琦指出，要想让西北大学的学科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必须进行科研体制与组织管理方面的改革，克服小生产的状态，组织多学科协同发展，从而在一定学科领域内形成特色与优势。在具体发展问题上，郭琦提出了细致入微的建议。例如文学方面，发展唐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研究；历史方面，加强秦汉时期，以及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在化学方面，突出农业化学与环境化学；在生物方面，加强黄土高原与巴山的研究；在物理方面，突出低温物理、激光等方面的研究。郭琦的这些建议，都是在深入调研、严格论证的基础上得出的，并且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同时，郭琦极为重视人才的培养，充分重视人才在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性，营造了西北大学良好的学术氛围。
立足人才，实践创新
在学科建设问题上，郭琦强调，必须依靠人才的力量。在各种会议上，郭琦始终强调，作为高校的管理者，首要工作是“识别人才，当好伯乐”。如果在工作中未能发现人才，未能培养人才，未能抓住人才，那就是失职。郭琦所提倡的伯乐精神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对于今日高校学术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首先，在思想上破除“论资排辈”的思想。一方面要充分尊重青年学者的思想，另一方面要给青年学者以成长的空间。正所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对于青年学者不成熟的想法，应当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不是一味否定，求全责备，不能以自己作为学术标尺，去衡量青年学者的工作。
其次，在制度上保障青年学者。例如，解决青年学者的住房问题，为青年学者提供必要的科研條件，等等。减轻青年学者非业务性工作的负担，保障青年学者有足够的时间从事科研活动。支持青年学者参与国内外学术活动，为青年学者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对于青年教师，郭琦总是很亲近的，但是也向他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郭琦曾要求青年，如果五年内搞不出东西，就离开学校。他要求，每个人必须能够讲一门主课，而且还要能开一两门的选修课，对于青年教师，他有着太多殷切的希望。
最后，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机制。郭琦强调，人才培养应当具备战略眼光。学科建设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事情，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因此，必须形成一套可持续的人才培养机制。对于有专长的教授，要发挥其传、帮、带的作用。对于中年教师，应当充分发挥其骨干作用，帮助其建立起一支过硬的学术梯队。同时，应当注意研究生的培养。研究生不仅是学校的未来，同时也是社会的未来。在郭琦的倡导下，西北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工作一直搞得很好，很多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对于学校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时，郭琦非常反对急功近利的学术思想。他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创新是基于实践的，没有长期的实践，是不可能有创新的。因此，他要求，每一个学者都应当树立起正确的学术态度，不能够盲目追求所谓的学术成果，为了名利去从事学术工作。在郭琦的教育下，西北大学的学术工作一直很扎实，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大学，逐渐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综合大学。
实践表明，郭琦的教育思想是一种基于实践论的思想，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以实践为本的核心理念。他的教育思想，对于今日高校之学科建设、学术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仍旧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正如郭琦所强调的那样，“创新是在长期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没有量变，就没有质变。”
郭琦，四川乐山人。1936年，他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十二大代表。他早年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曾在延安中共中央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室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郭琦先后在西北大学、中央宣传部高教处、北京钢铁学院以及陕西师大等处任教，主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共党史等课程，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20世纪80年代，郭琦率领西北大学学者代表团，访问、考察了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研究其高等教育发展特色，并先后派遣300余名青年教师出国留学进修，为中国高校走向世界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立足实际，积极引入
改革开放以后，郭琦以国际化的视野重新审视了当时国内学科建设情况，并且深刻地剖析了存在的问题：一是从整体上落后于发达国家。由于受到“文革”的影响，国内学科建设普遍处于停滞状态，原本一些具有优势的学科，已经变成了落后学科，根本不适应社会需求。二是专业面过于狭窄。郭琦指出，当代科学技术最大的特点在于理论与生产之间的转换周期不断缩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种新的学科群体。然而，当时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着专业面狭窄的问题，教师本身在知识上已经严重落后于世界，根本没有能力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
对此，郭琦主张，学科建设要以开放的姿态，向国外学习。但不能全盘西化，而是要充分利用先进文化去发展本民族的文化。发展既要是开放的，也要是独立的。既要“开窗户”，又要“安纱窗”——一方面要让西方的新鲜的学术之风能够吹入我国，另一方面也要抵御不良思想乘机侵入。同时，开放的过程中，应当有所取舍，要学会从中“过滤”出有益于我国发展实际的新鲜“养料”。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任何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同时，要坚持理性批判。对于批判对象，应当在学习的基础上进行批判，不能够非理性、情绪化地批判，这样更加有利于青年教师和学生增强免疫力。
立足校情，发挥优势
20世纪70年代末，郭琦调往西北大学，从事教学与管理工作。在实践的基础上，郭琦提出学科建设应当立足于校情的观点。此后，又提出在学科建设上要发挥优势，形成特色的构想。
发挥基础优势，拓展多学科教育。郭琦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呈现出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趋势。西北大学作为一所老牌综合性大学，在基础学科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以基础课的教学为核心，在此基础上开展多学科教育。在专业和课程设置问题上，要改变专业面太窄的情况，打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门户，调整现有专业，为新学科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因此，他对教学制度、教学方法、教学组织等方面加以改进，以适应教学活动发展的需求。同时，采取综合发展的模式，尽可能地减少体制中刚性的东西，适当地增加弹性，引导学生从事自主式学习及研究活动。
发挥地域优势，调整文理结构。在郭琦治校前，西北大学一直以理科见长。经过调研后，郭琦指出，西安自周代起便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这是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西北大学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优势价值。针对当时西大文科薄弱的情况，郭琦说，文科这条腿太短了，文理结构必须进行调整。在郭琦的领导下，西北大学的文科建设有了较为长足的发展，达到和理工科几乎持平的规模。同时，郭琦主张学科发展必须与国际接轨。在他任职期间，西北大学与日本、美国等地的11所高校签订了合作协议，为在校教师争取到大量的国际交流机会。西北大学也接收了一大批海外留学生，引入了大量优秀的外国教师，为西北大学文理科国际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发展重点学科，打造特色专业。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郭琦指出，要想让西北大学的学科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必须进行科研体制与组织管理方面的改革，克服小生产的状态，组织多学科协同发展，从而在一定学科领域内形成特色与优势。在具体发展问题上，郭琦提出了细致入微的建议。例如文学方面，发展唐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研究；历史方面，加强秦汉时期，以及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在化学方面，突出农业化学与环境化学；在生物方面，加强黄土高原与巴山的研究；在物理方面，突出低温物理、激光等方面的研究。郭琦的这些建议，都是在深入调研、严格论证的基础上得出的，并且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同时，郭琦极为重视人才的培养，充分重视人才在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性，营造了西北大学良好的学术氛围。
立足人才，实践创新
在学科建设问题上，郭琦强调，必须依靠人才的力量。在各种会议上，郭琦始终强调，作为高校的管理者，首要工作是“识别人才，当好伯乐”。如果在工作中未能发现人才，未能培养人才，未能抓住人才，那就是失职。郭琦所提倡的伯乐精神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对于今日高校学术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首先，在思想上破除“论资排辈”的思想。一方面要充分尊重青年学者的思想，另一方面要给青年学者以成长的空间。正所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对于青年学者不成熟的想法，应当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不是一味否定，求全责备，不能以自己作为学术标尺，去衡量青年学者的工作。
其次，在制度上保障青年学者。例如，解决青年学者的住房问题，为青年学者提供必要的科研條件，等等。减轻青年学者非业务性工作的负担，保障青年学者有足够的时间从事科研活动。支持青年学者参与国内外学术活动，为青年学者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对于青年教师，郭琦总是很亲近的，但是也向他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郭琦曾要求青年，如果五年内搞不出东西，就离开学校。他要求，每个人必须能够讲一门主课，而且还要能开一两门的选修课，对于青年教师，他有着太多殷切的希望。
最后，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机制。郭琦强调，人才培养应当具备战略眼光。学科建设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事情，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因此，必须形成一套可持续的人才培养机制。对于有专长的教授，要发挥其传、帮、带的作用。对于中年教师，应当充分发挥其骨干作用，帮助其建立起一支过硬的学术梯队。同时，应当注意研究生的培养。研究生不仅是学校的未来，同时也是社会的未来。在郭琦的倡导下，西北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工作一直搞得很好，很多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对于学校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时，郭琦非常反对急功近利的学术思想。他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创新是基于实践的，没有长期的实践，是不可能有创新的。因此，他要求，每一个学者都应当树立起正确的学术态度，不能够盲目追求所谓的学术成果，为了名利去从事学术工作。在郭琦的教育下，西北大学的学术工作一直很扎实，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大学，逐渐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综合大学。
实践表明，郭琦的教育思想是一种基于实践论的思想，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以实践为本的核心理念。他的教育思想，对于今日高校之学科建设、学术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仍旧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正如郭琦所强调的那样，“创新是在长期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没有量变，就没有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