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一场始料未及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由武汉蔓及全国各地，短期内确诊感染者达数万人，让原本的庚子春节成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疫情促使我们从疾疫史的视野回视历史上人类与灾疫的关系。刘滴川的《大瘟疫：病毒、毁灭和帝国的抗争》（天地出版社，2019年3月）全方位展示了秦汉瘟疫文化故事和历史真相的另类文明史，揭示了瘟疫对人类发展的影响与深刻意义。
　　瘟疫离我们并不遥远。“瘟疫”不是代称或统称某类或某些疾病，而是泛指由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和病毒所引起的传染病，而且只有其造成一定范围内连续性的死亡病例，并引发社会危机时，才会被称之为瘟疫。所以瘟疫虽以现代医学传染病知识为基础，但实质上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从古代史中被称作“黑死病”的肺鼠疫，到导致拿破仑东征失败的斑疹伤寒，从21世纪初暴发的“SAR5”到当下的“新冠肺炎”，都是人类与不同种类或反复变异的致病性微生物经过激烈博弈并造成较大生命财产损失后，才命之为新的瘟疫名称。
　　瘟疫史有助于更加立体地认识中国史。中国自旧石器时代约至殷商之间的数万年中，虽然引存火种技术尚未成熟，“民食果菔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但由于部落间相对孤立，大跨度的人口迁徙极少且零散分布，使得流行病大规模传播缺乏基本媒介。殷商通过频繁的对外战争建立起黄河流域新秩序，但也是中国第一个遭受瘟疫威胁的王朝，最早的瘟疫概念便形成于此时，栽于甲骨文卜辞中。先民将大规模传播的流行病称之为“雨疾”，称其年份为“疾年”。周朝及春秋战国时，文献中亦不乏“伤寒”“菑疠”“霍乱”“瘧疾”等表示流行病和传染病的词载。
　　秦汉作为中国西周以降又一个“大一统”时期，也是中国瘟疫流行的高发期。此时瘟疫开始由区战性、小范围传播转向全国性大暴发，从休眠期进入高速活跃时段，终至东汉末年及西晋时达到中国古代疫灾暴发的极峰。例如，历时130余栽的汉匈战争，直将出血热毒自西域传至关中地区。匈奴人用“巫埋牛羊”的方式污染汉军水源，使瘟疫在军中传播，名将霍去病24岁英年早逝与此不无关联。而“建安大瘟疫”中，著名的“建安七子”竟有四人死于瘟疫感染，张仲景的《伤寒论》此时应运而生。由于瘟疫的主要宿主动物为鼠类，古代中西方均出現了“崇猫”“迎猫”等习俗。可见，瘟疫与人的故事亘古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