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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梁文道先生在凤凰卫视的“开卷八分钟”，用两期节目推荐了一本书。在节目开首，梁文道在批评当下中国书评和文学评论现状时，认为有一部分评论者虽然看似沉浸新锐文学理论，却依然沿用“某种老派的旧腔调”来做评论；或总以判官一样的高姿态去指点，或索性跟风追捧名家大作。继而引出一本书，因为他从中看到了对“某种主流说法”的回应。
这本书是凌越的《寂寞者的观察》。白色的书封上，唯一的图案是缠满绷带的头颅，露出一只寂寞的眼睛，简洁而又醒目。有意思的是，这样一本文学随笔图书却出自内地一家以学术和教育图书为主体的出版机构——安徽教育出版社；而其编辑者即是，何客。
从做一个“普通读者”开始
何客家中藏着满满几个房间的图书，“搬了几次家，书越搬越多”。回忆入行之初，何客说，书籍以及对阅读本身的热爱对其影响为深远。如果条件和时间许可，何客更愿意是弗吉尼亚·伍尔夫说的“普通读者”，“能做一个普通读者是很幸运的事”。之后成了编辑，“每做一本书，都会反复问自己，如果我是读者，需不需要这样的一本书。”
依赖丰富的阅读经验，何客在入行之初，便着手一个庞杂的出版计划，“思想类的、经管类的、励志类的、情感类的、纯文学类的，引进版的，什么都想做。但事实上根本行不通，一是你的视野、你的判断力给不了这样的支撑；二是所在的出版社本身是为教育服务的出版机构，出版领域有一定的限制。所以，时间久了，还是会专注于做有一定品位的人文社科图书。”
2006年7月，研究生毕业的何客因为机缘巧合，放弃入职大学教书的工作计划，进入安徽教育出版社。先是在办公室做行政工作，后来因为个人兴趣以及对行业观察的积累，一年之后，何客从行政岗位转入编辑部门，编了他的第一本一般图书：《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性”叙事》。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性”叙事》其实是一部博士论文，相比其他学术类图书，通俗生动很多，可读性也很强。虽然该书的话题很吸引人，但何客起初对此书的期望并不高。2008年12月18日，搜狐网读书频道的编辑打来电话，告知将此书做成了当日的头条推荐。一本学术书在大众传媒获得推荐，惊喜之外，给何客更多的是信心。
这本书是何客2007年策划的“左岸书系”（第一辑另有《新世纪文学脉象》、《视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失聪》）中的一本。书系出版前，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曹文轩先生特意发来《左岸书系献辞》以示支持。
谈到曹文轩，何客后来与其有更亲密的结缘。2011年，何客编辑出版了曹文轩的评论随笔集《阅读是一种宗教》。其实早在2008年，何客便起意策划、编辑这样一本书，“大部分读者都觉得他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一位畅销书作家，而他的批评随笔很少有人关注，便想收集起来编成一本书。”何客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将曹文轩的学术和文学著作做了梳理、推敲，从“作家眼中的作家”的角度，将这本书稿同曹文轩以往的著作区分开来。定下方案之后，却因无法及时联络到曹文轩，而险些放弃，半年后才得以成功联系上。曹文轩看到方案之后，因为从未想过能以这样的思路做一本书，便欣然同意授权。
此书的出版，虽然经历了不少波折，却是何客的得意之作。这本书也改变了读者对曹文轩的认识——很多读者早先只知道曹文轩是学者、作家，却鲜有人知晓他还是一个极好的评论家。收到样书后，曹文轩极为满意，凌晨两点给何客发来短信，称是他“近年来最好的一本书”。诚然，这本书也有了很好的回报，不到一个月便加印，目前已是加印四次。
何客说，虽然在策划选题之初，会考虑市场的因素，但内心还是有相对的价值判断，“当对图书初步认定之后，做到一本书应该有的样子，读者一定是有回报的。”所以，几年时间里，从2007年的“左岸书系”，到2011年的“独立阅读书系”，今年的“渡书系”的考量莫不如此。“当你做到一本、两本是看不出来的，当你做到十本二十本就会有小小的波澜。一本书如果单打独斗，哪怕内容再好，其实很容易被埋没于书海之中，但当以书系的方式来策划时，在保证书的质量均衡的情况下，一定时间之后，会有一个回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时间。”
有温度的观察和有态度的表达
而“独立阅读书系”的策划，除了基于个人的阅读兴趣，另一部分则应归功于他平日对出版现状的观察和认识。
“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读书反而有一个回潮，真正品质好的图书的读者反而多起来。一定要信任读者的判断力，读者永远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何客追踪并且观察这一批读者群，认为他们这一群读者“受教育程度相对高一些，能够忽略本身的专业限制。但不会特意探讨自由、民主、平等纯学术的话题，而更愿意在故事中接受这些意识和概念的传播。比如‘王小波热’，比如林达、徐贲作品的风行，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另一方面，“上世纪80年代以降，阅读的流变过程是从大众阅读到分众阅读，比如上世纪80年代，大家都在读萨特、海德格尔、李泽厚，这是一个非正常阅读的时代，带有很强的精英意识，是‘泛大众阅读’；到90年代中期和新世纪有了变化，图书品种越来越多，读者越来越分化，现在很难让通俗读者去读高深的学术图书。所以，我想在专业的学术类书籍，和于丹、易中天之类的畅销书之外，寻找一个新的阅读空间。”
在学术书的专业阅读和畅销书的通俗阅读之外所做的拓展，何客更愿意称之为“公共阅读”/“常识阅读”。“不是公共阅读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公共阅读。”于是，在“左岸书系”之后，由苏小和、王晓渔等人发起电子读书杂志《独立阅读》进入了何客的视野，“它的非商业诉求，倡导的公民意识，焕发的人文气息，尤其是自由和独立的价值立场，是我深以为然的”，于是就有了“独立阅读书系”。
“独立阅读书系”第一辑四本书：王晓渔的《重返公共阅读》倡导公民阅读，凌越的《寂寞者的观察》重释文学经典，刘柠的《前卫之痒》检讨前卫艺术，成庆的《意义的疆场》绘制思想地图，四本书既各自独立，又相互映照。每一本书，何客在选题之初，最为看重的便是“有温度的观察和有态度的表达”。 “独立阅读书系”甫一出版即受到两岸三地读者和书评媒体的广泛认可，颇受好评。也因此引来更多作者的主动投稿。2011年11月，何客收到了孙传钊先生的亲笔来信，信的开头如此写到：“请原谅一个陌生人给你写信……”其实，何客对于孙传钊的大名早有耳闻，一份书稿和亲笔信，令素未谋面的编者感动不已，作者与编者的情缘如此。
最重要的是有人把它做出来
青年学者和作家路文彬先生曾在《2009年，我醉了》一文中提到当初小说《跳》的出版之艰辛，特意谈及何客是第一个愿意出版的编辑，心怀感激。虽然何客明知安徽教育出版社很少出版小说，但看到书稿后仍表示愿意一试，并提出几种初步设想。最终虽未能成行，但何客仍向几家出版社力荐，促成此事。
对何客来说，书稿未能付梓的遗憾已是习以为常，但仍难掩无奈。除了这一本书之外，2009年的《海子诗全集》和2010年的《五百年来谁著史》版权的旁落也一直是他职业生涯的遗憾；201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江流过水悠悠》，何客也一直关注其版权。但从另一种角度看，今日见到这三本书出版后在市场的反响，仍可见何客的独到眼光。
也正因为经手的图书常“多灾多难”，改变了何客的心态，使他对出版的本质有了更为确切的认识。“出版某种意义上是传播，更是分享。最重要的是有人把它做出来，而不一定要由你做出来。以前看到好书稿就想据为己有，拿到书稿后秘不示人，希望自己亲手编出来。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个人的能力非常有限，加上内地出版机构的体制通病，许多书稿总因为各种原因搁浅。不过，是好书总会有人愿意出版。看到业界同行以更专业、更好的方式呈现，内心的喜悦是一样的。”何客将此看作这些年心态的最大转变。
“现在很多书反而并不担心会‘流产’，反而更坚定。而且，外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也收缩了个人的兴趣，精力更专注于某一类的图书出版。你尽量往前去做，按正常的流程去推动它就是了。”
今年，何客便延续安徽教育出版社在教育和学术出版领域的传统，策划了“渡书系”。和“独立阅读书系”择选新生代学者、关注思想性不同，“渡书系”侧重收录著名学者、作家的文化随笔，第一辑包括钟叔河《书前书后》、刘绍铭《冰心在玉壶》、也斯《昆明的除夕》、赵毅衡《好一双中国眼睛》、 张宗子《不存在的贝克特》、赵焰《野狐禅》、胡竹峰《衣饭书》七册。其实，安徽教育出版社早年出版朱光潜、李鸿章、胡适等不少大家的全集，同时也藉着朱光潜和宗白华等大师级作品一度成为中国美学图书的出版基地，对学术出版倾情不浅。“但这种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做过之后便很少有大家进入，但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起点。‘渡书系’其实是这一基础上的自然延伸。”
一本书有它自己的命运
在入行之前，何客便比别的普通读者更关注出版的现状以及出版人，比如三辉图书的严博非、汉唐阳光的尚红科、三联书店的郑勇、南京大学出版社的杨全强等。何客从他们所编辑的作品中，更直观地窥探编辑、策划思路，受益良多。“看他们的编辑作品就能看出他们对书的态度，对书名的斟酌，对装帧的要求。比如《读库》的张立宪先生每一期的编辑手记，当初都会看，非常受用。进入出版业之后，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自己在做一些书的时候，内心有一些尺度，希望能够与他们靠近或者区分。”这也使得“独立阅读书系”和“渡书系”有了不同于其他书系的特质。
何客所编辑的书中，大多是原创作品。“独立阅读书系”的第一辑四本书，有两位作者是第一次出书，其中的风险也曾让何客从一开始就担心能否达到预期。但在整个新书推广中，何客仍坚持不做过多宣传。除了2011年11月在北京“单向街”做了一个小小的沙龙之外，并没有特意去营销。“一本书有自己的运命”，正如当初王晓渔所说，“出版后，作者和编辑的使命已经完成”。何客与四位作者约定，作者和出版方都不要主动去进行炒作，“让书的内容自己说话，自己寻找它的读者”。事实证明，这种“反宣传”的方式反而有不错的收获。
而回归到编辑和设计过程中，何客持以同样的观念。“作为一个策划者、编辑，你不能强加很多东西在书籍上，你会干扰读者的判断，这是我本人不太愿意的。比如‘独立阅读书系’，一开始想用抢眼的腰封，打上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的招牌，后来与作者反复沟通后，觉得它就是一套很纯粹的书，它的读者就在那里，在正常的营销下，读者一定会找到它。腰封会强加给读者多余的信息，看起来是一种诱导，事实上也是一种排斥。这类书就舍掉了腰封，也摒弃了强加给读者的无效信息。”
对于每一本书，何客不仅跟作者讨论书稿的体例问题，“通常会和作者有详细的沟通，把书稿的体例重新做一个优化。作者写作时候和做成出版物时是有变化的，一些章节可能拿掉或者逻辑关系上发生调整，所以在内容和形式之下，可能大部分人都忽略了体例关系。”同时，也力求一种恰到好处的装帧风格。“独立阅读书系”和“渡书系”的装帧都请了三次获得“中国最美图书”设计奖的刘运来先生做设计。“刘运来先生是一位对纸质出版物葆有深厚情感的设计师。通常情况下，他会通读一次书稿、查阅作者背景资料、寻找相关样书做参考，并不急于设计，往往一个月后才着手大致方案，商量可行性之后，再拿出三个方案。”对内容的体贴和细节的推敲，未必是所有当下书籍设计师能做到的，相反，很多设计师其实是在做“丑化”的工作。何客说，编辑和设计师的共同想法是对作者和读者的双重尊重——不能喧宾夺主，以设计来左右读者的判断，干扰读者的阅读。读者买一本书，是看承载文字的信息，而非设计，任何夸张的表达都不会采用。
这本书是凌越的《寂寞者的观察》。白色的书封上，唯一的图案是缠满绷带的头颅，露出一只寂寞的眼睛，简洁而又醒目。有意思的是，这样一本文学随笔图书却出自内地一家以学术和教育图书为主体的出版机构——安徽教育出版社；而其编辑者即是，何客。
从做一个“普通读者”开始
何客家中藏着满满几个房间的图书，“搬了几次家，书越搬越多”。回忆入行之初，何客说，书籍以及对阅读本身的热爱对其影响为深远。如果条件和时间许可，何客更愿意是弗吉尼亚·伍尔夫说的“普通读者”，“能做一个普通读者是很幸运的事”。之后成了编辑，“每做一本书，都会反复问自己，如果我是读者，需不需要这样的一本书。”
依赖丰富的阅读经验，何客在入行之初，便着手一个庞杂的出版计划，“思想类的、经管类的、励志类的、情感类的、纯文学类的，引进版的，什么都想做。但事实上根本行不通，一是你的视野、你的判断力给不了这样的支撑；二是所在的出版社本身是为教育服务的出版机构，出版领域有一定的限制。所以，时间久了，还是会专注于做有一定品位的人文社科图书。”
2006年7月，研究生毕业的何客因为机缘巧合，放弃入职大学教书的工作计划，进入安徽教育出版社。先是在办公室做行政工作，后来因为个人兴趣以及对行业观察的积累，一年之后，何客从行政岗位转入编辑部门，编了他的第一本一般图书：《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性”叙事》。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性”叙事》其实是一部博士论文，相比其他学术类图书，通俗生动很多，可读性也很强。虽然该书的话题很吸引人，但何客起初对此书的期望并不高。2008年12月18日，搜狐网读书频道的编辑打来电话，告知将此书做成了当日的头条推荐。一本学术书在大众传媒获得推荐，惊喜之外，给何客更多的是信心。
这本书是何客2007年策划的“左岸书系”（第一辑另有《新世纪文学脉象》、《视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失聪》）中的一本。书系出版前，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曹文轩先生特意发来《左岸书系献辞》以示支持。
谈到曹文轩，何客后来与其有更亲密的结缘。2011年，何客编辑出版了曹文轩的评论随笔集《阅读是一种宗教》。其实早在2008年，何客便起意策划、编辑这样一本书，“大部分读者都觉得他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一位畅销书作家，而他的批评随笔很少有人关注，便想收集起来编成一本书。”何客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将曹文轩的学术和文学著作做了梳理、推敲，从“作家眼中的作家”的角度，将这本书稿同曹文轩以往的著作区分开来。定下方案之后，却因无法及时联络到曹文轩，而险些放弃，半年后才得以成功联系上。曹文轩看到方案之后，因为从未想过能以这样的思路做一本书，便欣然同意授权。
此书的出版，虽然经历了不少波折，却是何客的得意之作。这本书也改变了读者对曹文轩的认识——很多读者早先只知道曹文轩是学者、作家，却鲜有人知晓他还是一个极好的评论家。收到样书后，曹文轩极为满意，凌晨两点给何客发来短信，称是他“近年来最好的一本书”。诚然，这本书也有了很好的回报，不到一个月便加印，目前已是加印四次。
何客说，虽然在策划选题之初，会考虑市场的因素，但内心还是有相对的价值判断，“当对图书初步认定之后，做到一本书应该有的样子，读者一定是有回报的。”所以，几年时间里，从2007年的“左岸书系”，到2011年的“独立阅读书系”，今年的“渡书系”的考量莫不如此。“当你做到一本、两本是看不出来的，当你做到十本二十本就会有小小的波澜。一本书如果单打独斗，哪怕内容再好，其实很容易被埋没于书海之中，但当以书系的方式来策划时，在保证书的质量均衡的情况下，一定时间之后，会有一个回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时间。”
有温度的观察和有态度的表达
而“独立阅读书系”的策划，除了基于个人的阅读兴趣，另一部分则应归功于他平日对出版现状的观察和认识。
“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读书反而有一个回潮，真正品质好的图书的读者反而多起来。一定要信任读者的判断力，读者永远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何客追踪并且观察这一批读者群，认为他们这一群读者“受教育程度相对高一些，能够忽略本身的专业限制。但不会特意探讨自由、民主、平等纯学术的话题，而更愿意在故事中接受这些意识和概念的传播。比如‘王小波热’，比如林达、徐贲作品的风行，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另一方面，“上世纪80年代以降，阅读的流变过程是从大众阅读到分众阅读，比如上世纪80年代，大家都在读萨特、海德格尔、李泽厚，这是一个非正常阅读的时代，带有很强的精英意识，是‘泛大众阅读’；到90年代中期和新世纪有了变化，图书品种越来越多，读者越来越分化，现在很难让通俗读者去读高深的学术图书。所以，我想在专业的学术类书籍，和于丹、易中天之类的畅销书之外，寻找一个新的阅读空间。”
在学术书的专业阅读和畅销书的通俗阅读之外所做的拓展，何客更愿意称之为“公共阅读”/“常识阅读”。“不是公共阅读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公共阅读。”于是，在“左岸书系”之后，由苏小和、王晓渔等人发起电子读书杂志《独立阅读》进入了何客的视野，“它的非商业诉求，倡导的公民意识，焕发的人文气息，尤其是自由和独立的价值立场，是我深以为然的”，于是就有了“独立阅读书系”。
“独立阅读书系”第一辑四本书：王晓渔的《重返公共阅读》倡导公民阅读，凌越的《寂寞者的观察》重释文学经典，刘柠的《前卫之痒》检讨前卫艺术，成庆的《意义的疆场》绘制思想地图，四本书既各自独立，又相互映照。每一本书，何客在选题之初，最为看重的便是“有温度的观察和有态度的表达”。 “独立阅读书系”甫一出版即受到两岸三地读者和书评媒体的广泛认可，颇受好评。也因此引来更多作者的主动投稿。2011年11月，何客收到了孙传钊先生的亲笔来信，信的开头如此写到：“请原谅一个陌生人给你写信……”其实，何客对于孙传钊的大名早有耳闻，一份书稿和亲笔信，令素未谋面的编者感动不已，作者与编者的情缘如此。
最重要的是有人把它做出来
青年学者和作家路文彬先生曾在《2009年，我醉了》一文中提到当初小说《跳》的出版之艰辛，特意谈及何客是第一个愿意出版的编辑，心怀感激。虽然何客明知安徽教育出版社很少出版小说，但看到书稿后仍表示愿意一试，并提出几种初步设想。最终虽未能成行，但何客仍向几家出版社力荐，促成此事。
对何客来说，书稿未能付梓的遗憾已是习以为常，但仍难掩无奈。除了这一本书之外，2009年的《海子诗全集》和2010年的《五百年来谁著史》版权的旁落也一直是他职业生涯的遗憾；201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江流过水悠悠》，何客也一直关注其版权。但从另一种角度看，今日见到这三本书出版后在市场的反响，仍可见何客的独到眼光。
也正因为经手的图书常“多灾多难”，改变了何客的心态，使他对出版的本质有了更为确切的认识。“出版某种意义上是传播，更是分享。最重要的是有人把它做出来，而不一定要由你做出来。以前看到好书稿就想据为己有，拿到书稿后秘不示人，希望自己亲手编出来。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个人的能力非常有限，加上内地出版机构的体制通病，许多书稿总因为各种原因搁浅。不过，是好书总会有人愿意出版。看到业界同行以更专业、更好的方式呈现，内心的喜悦是一样的。”何客将此看作这些年心态的最大转变。
“现在很多书反而并不担心会‘流产’，反而更坚定。而且，外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也收缩了个人的兴趣，精力更专注于某一类的图书出版。你尽量往前去做，按正常的流程去推动它就是了。”
今年，何客便延续安徽教育出版社在教育和学术出版领域的传统，策划了“渡书系”。和“独立阅读书系”择选新生代学者、关注思想性不同，“渡书系”侧重收录著名学者、作家的文化随笔，第一辑包括钟叔河《书前书后》、刘绍铭《冰心在玉壶》、也斯《昆明的除夕》、赵毅衡《好一双中国眼睛》、 张宗子《不存在的贝克特》、赵焰《野狐禅》、胡竹峰《衣饭书》七册。其实，安徽教育出版社早年出版朱光潜、李鸿章、胡适等不少大家的全集，同时也藉着朱光潜和宗白华等大师级作品一度成为中国美学图书的出版基地，对学术出版倾情不浅。“但这种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做过之后便很少有大家进入，但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起点。‘渡书系’其实是这一基础上的自然延伸。”
一本书有它自己的命运
在入行之前，何客便比别的普通读者更关注出版的现状以及出版人，比如三辉图书的严博非、汉唐阳光的尚红科、三联书店的郑勇、南京大学出版社的杨全强等。何客从他们所编辑的作品中，更直观地窥探编辑、策划思路，受益良多。“看他们的编辑作品就能看出他们对书的态度，对书名的斟酌，对装帧的要求。比如《读库》的张立宪先生每一期的编辑手记，当初都会看，非常受用。进入出版业之后，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自己在做一些书的时候，内心有一些尺度，希望能够与他们靠近或者区分。”这也使得“独立阅读书系”和“渡书系”有了不同于其他书系的特质。
何客所编辑的书中，大多是原创作品。“独立阅读书系”的第一辑四本书，有两位作者是第一次出书，其中的风险也曾让何客从一开始就担心能否达到预期。但在整个新书推广中，何客仍坚持不做过多宣传。除了2011年11月在北京“单向街”做了一个小小的沙龙之外，并没有特意去营销。“一本书有自己的运命”，正如当初王晓渔所说，“出版后，作者和编辑的使命已经完成”。何客与四位作者约定，作者和出版方都不要主动去进行炒作，“让书的内容自己说话，自己寻找它的读者”。事实证明，这种“反宣传”的方式反而有不错的收获。
而回归到编辑和设计过程中，何客持以同样的观念。“作为一个策划者、编辑，你不能强加很多东西在书籍上，你会干扰读者的判断，这是我本人不太愿意的。比如‘独立阅读书系’，一开始想用抢眼的腰封，打上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的招牌，后来与作者反复沟通后，觉得它就是一套很纯粹的书，它的读者就在那里，在正常的营销下，读者一定会找到它。腰封会强加给读者多余的信息，看起来是一种诱导，事实上也是一种排斥。这类书就舍掉了腰封，也摒弃了强加给读者的无效信息。”
对于每一本书，何客不仅跟作者讨论书稿的体例问题，“通常会和作者有详细的沟通，把书稿的体例重新做一个优化。作者写作时候和做成出版物时是有变化的，一些章节可能拿掉或者逻辑关系上发生调整，所以在内容和形式之下，可能大部分人都忽略了体例关系。”同时，也力求一种恰到好处的装帧风格。“独立阅读书系”和“渡书系”的装帧都请了三次获得“中国最美图书”设计奖的刘运来先生做设计。“刘运来先生是一位对纸质出版物葆有深厚情感的设计师。通常情况下，他会通读一次书稿、查阅作者背景资料、寻找相关样书做参考，并不急于设计，往往一个月后才着手大致方案，商量可行性之后，再拿出三个方案。”对内容的体贴和细节的推敲，未必是所有当下书籍设计师能做到的，相反，很多设计师其实是在做“丑化”的工作。何客说，编辑和设计师的共同想法是对作者和读者的双重尊重——不能喧宾夺主，以设计来左右读者的判断，干扰读者的阅读。读者买一本书，是看承载文字的信息，而非设计，任何夸张的表达都不会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