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以不足两千字的篇幅简要而又深刻地阐述了孝道为一切道德的根本和以孝治天下的思想。古代学者将其称作儒家六经的总汇。
　　一、《孝经》的孝治观
　　（一）孝为德之本。《说文解字》中老部解释：“孝，善事父母者。从老者，从子，子承老也。”即孩子背着老子，它是一种天然的亲情血缘关系，是“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孝经·三才章》）儒家学派把孝作为德的最高范畴，是教化民之本，“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孝经》在首篇中提出孝为“先王至德要道”，“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现代新儒家代表学者唐君毅先生进行总结和强调：“对父母之自然之孝，亦为我与一切生命相感通之开始点，或对一切人尽责任之开始点，一切仁心之流行之源泉与根本。”可见不论古今，人们都把孝作为德行的根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
　　（二）孝治天下。《孝经》一书宣扬的孝道观，是紧紧围绕“孝治天下”的思想来展开的，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移孝作忠。《孝经·广扬名章》在儒家思想史上第一次论述了“移孝作忠”的理论。“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孝放大而为忠，忠是孝在政治领域的延伸，《群书治要》郑注：“欲求忠臣，出孝子之门，故可移于君。”《孔安国传》也提到：“能孝于亲，则必能忠于君矣。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也。”《孟子·离娄上》言：“孟子者，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由于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而个人都是在一定的家庭中生活的，故而将治理家庭与和悦家人，看作是一般人治理社会能力的一种表现，能将家庭治理好的人，担任官职就能胜任，使其职务所辖得到治理。
　　2.教化民众。“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孝经·天子章》）先王以孝道治理国家，从博爱、道德义理、敬让、礼乐、好恶等五个方面去教化民众，是故“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不用严厉的态度就能使民众服从，不用严刑峻法社会就得到治理。《孝经·广要道章》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礼记·乡饮酒义》也提到：“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悌，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郡县乡亭官吏的等级不同，但教化百姓却是共同的职责，孝道的教化是不可缺少的内容。汉朝凉州刺史宋枭面对动荡不安的局势，竟想用多写《孝经》，令家家习之，庶或使人知义的办法来应付。南阳太守刘宽，“每行县止息亭传，辄引学官祭酒及处士诸生执经对讲。见父老慰以农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训。人感德兴行，日有所化”。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统治者要改变民情风俗，改善社会风气，没有比音乐更好的办法了。儒家认为：音乐生于人情人性，通于伦理政治，帮而特别重视音乐对陶冶人心、净化社会风气和维持社会等级秩序的作用。
　　国以民为本，民以德为纲，人无德不立。通过教化的目的来实现政治统治。《孝经》通过规定“五等之孝”，阐述“移孝作忠”的思想和教化民众这三个方面来论述“以孝治天下”治国方略，实现家、国、天下为一体，道德和政治的统一。
　　二、《孝经》的现代价值
　　如果说《孝经》关于“五孝”的区分带有浓厚的等级制特征，不完全适合现代社会实用的话，那么《孝经》中有关爱惜身体、五要、三不、不义则争等思想，在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家庭和帮助青少年养成良好品德的形成等方面仍有借鉴意义。
　　（一）《孝经》对构建和谐社会、家庭的作用。社会的和谐需要每一个家庭来共同努力，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而和谐家庭的构建需要家庭成员之间和睦相处。孝亲教育无疑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孝经》中提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这就是“五孝”，这五个方面的孝行概括得全面具体，尽管时代变了，孝行要随着改变，但其基本精神是不变的。从家庭的角度来看，现代的“五孝”可以这样概括：尽赡养之责，持敬重之心，表关心之情，践照顾之行，寄哀思之意。
　　（二）孝亲教育对青少年良好品德的形成有借鉴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孝道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营造父慈子孝和谐的家庭氛围仍是每个家庭向往和追求的目标，重温儒家关于孝的思想学说，《孝经》里关于孝亲的具体的行为规范，在今天仍有积极的意义。（作者单位：江西省赣南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