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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钱钟书通过对林纾翻译的切磋琢磨，仔细推敲，发前人之未发，创造性地提出了“诱（或媒）”、“讹”、“化”的翻译思想，把“诱(或媒)”、“讹”、“化”三者建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从而揭示了翻译的基本过程，使我们能从本土翻译理论中更直接、更形象和更亲切地认识到翻译所起的作用、翻译中常易出现的问题及其翻译的标准问题。
关键词：钱钟书；诱（或媒）、讹、化；翻译思想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9-0-02
钱钟书先生在译学方面的论述，作为其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在中国译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他的“化境说”作为其翻译思想的集大成，更是为人所熟知。他没有给后学留下太多的有关翻译理论的著作，其翻译美学的思想，散见于《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等著述中。然而这些宝贵的理论财富却是我国翻译思想史上的不朽篇章，如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本文拟从钱钟书的“诱（或媒）、讹、化”入手，通过阐释其内涵，探讨从中得到的对翻译问题的启发和思考，及其理论指导价值。
一、钱钟书“诱、媒、讹”翻译思想的内涵
1964年，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就翻译的过程、标准及其本质特征提出了“诱（或媒）”、“讹”、“化”的理论，比较集中地论述了他的翻译美学思想。在文章一开始，钱钟书写道：
汉代文字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义蕴颇为丰富。《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囮，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若‘譌’。”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所施的引“诱”，“譌”、“讹”、“化”和“囮”’是同一个字。
钱钟书借古人之语，由此延伸出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
“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manifoldmeaning)，把翻译能起的作用、难于避免的毛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
钱钟书以评析林纾的翻译为对象，从古人关于翻译的训诂和南唐以来的“小学”家对“译”的申说中，拈出与翻译相关的“译”、“诱”、“媒”、“讹”、“化”几个字,对其意义进行新的阐发，可谓慧眼独具。这几个字可以说是形象生动、言简意赅的概括了钱钟书翻译美学思想的核心。
（一）诱（或媒）：翻译能起的作用
一个“诱”（或“媒”）字，生动形象地道出了翻译的性质、它的功能、作用和目的。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写道：
“媒”和“诱”当然说明了翻译在文化交流里所起的作用。它是个居间者或联络员，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因缘”。
对于翻译的标准、翻译的本质，可谓见仁见智，但对于翻译在文化交流、思想传播中中所起的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钱钟书说：“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把这句话大而广之，翻译在人类文明史上所起的“媒”的作用，也已经是人类文明史上公认的事实。无论是中国早期的佛经翻译还是近现代以来的科技翻译、社科文献翻译；无论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罗马文学的翻译还是《圣经》翻译在全球的传播，翻译总是以一个“居间者”、“联络员”的身份穿梭于人类不同的文明区域之间，使不同文化间的对话成为可能，从而打破人类个体认识局限性的藩籬，推动人类思想文化史的整体进步，藉此，不同文明之间得以取长补短、在交融中实现共同发展。
（二）讹：翻译中难以避免的毛病
所谓“讹”就是译文和原文有出入,“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那就是‘讹’”。对于造成“讹”的根源，钱钟书认为，在于存在三种差距，而且一定程度的“讹”甚至是难以规避的。
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差距，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
翻译活动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活动，它不仅关涉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还不得不考虑源语言与目标语所根植的文化环境。语言的暌隔、文化的差异、翻译主体的性格文风和文字造诣等等都决定了翻译的复杂多变。于是“讹”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了。
其实,“讹”的存在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显露出其积极的一面：其一，就翻译主体而言，由于翻译工作本身要求译者对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和文化的熟谂谙知，译者，即使是一个颇有建树的译者，在早期翻译中，“讹”的出现也是在所难免的。这就警示译者不要试图一劳永逸、安于现状。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翻译活动中“讹”的出现，提高译作的质量水平，译者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时刻保持一种翻译的状态。而这无疑会推动个体及整个翻译事业的不断进步。随着译者水平的不断提高，翻译辅助技术的发展，这种的“讹”的比例势必会越来越少。
其二，就译文接受者（读者）而言，一定量的“讹”的存在，能达到“正诱”（好翻译）的作用，起到“同化”的效果，使读者逐渐向原文过渡。译文借助翻译的“讹”拉近了原文和读者间的距离，缩小了不同语言和文化间的隔膜，并把它作为进一步理解的基础，一步步引导读者接近原文的思想。随着译文读者所需的背景知识和语言知识的增加，译文中的“讹”也就愈来愈少，译文也就表现出从意译过渡到直译、从直译过渡到原文。于是读者最后抛开译文，直接阅读原文。正如钱钟书说的“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或许正是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钱钟书才对“讹”采取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他在《林纾的翻译》中甚至强调林译小说对原文的不忠实和“讹”所起到的一些“防腐作用”，从而使林翻译小说因此而可以免全被淘汰。
（三）化：翻译所向往的最高境界
翻译的标准,历来众说纷纭，鲜有定论，而钱钟书则创造性的将其浓缩为一个“化”字。这“化”自然是翻译的至高标准，也是译者追求的极致目标。他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但是他同时指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从而道出了翻译的艰辛之处。
“技近乎道”。当翻译臻于“化”时，它就不仅仅是认识世界的一种工具，更是成为追求真、善、美的一门艺术,并与中国古代的“文质说”、近代的“信达雅说”一起体现了中国翻译思想不断深化、不断完善的发展历程。此外，这种“原作的‘投胎转世’(thetransmigrationofsouls)，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的“化境说”与西方的结构主义宣称的原作者“死亡”，翻译是文本的“重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彰显了“化境说”具有的远瞻性的一面。
当然在翻译实践中，“化”并不易企及，而且“化境说”具体的实现方法和步骤还有待我们在实践中进一步发掘，但正所谓“取法乎上，失之于中”，它从艺术追求上，高屋建瓴地为我们指明了翻译应有的方向，因而也应是每一个译者孜孜以求地。
（四）“诱(或媒)、讹、化”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揭示了翻译的基本过程
钱钟书以林纾的翻译为探讨点，从《说文解字》中创造性地拈出“诱（或媒）”、“讹”、“化”三词，通过形象化、建构性地阐释，鸟瞰了翻译过程的全貌，即翻译者首先认识和发挥“诱”的作用，竭力减少和避免“讹”，继而追求翻译的最高境界——“化”。这就是钱钟书所谓“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于是‘媒’或‘诱’产生了新的意义”的蕴义。
二、结论
钱钟书虽然没有专门的翻译理论著作留于后学，但他凭借着自己深厚的中学西学功底，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通过对林纾翻译的切磋琢磨，仔细推敲，发前人之未发，创造性地提出了“诱（或媒）”、“讹”、“化”的翻译思想，并把三者建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揭示了翻译的基本过程，使我们能从本土翻译理论中更直接、更形象和更亲切的认识到翻译所起的作用、翻译中常易出现的问题及其翻译的标准问题，因而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2.
[2]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王秉钦,王颉.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第二版),2009.
[5]王克友.翻译过程与译文的衍生:翻译的认识、语言、交际和意义观[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6]李小霞,张宝.钱钟书翻译美学思想初探[J].大学时代下半月,2006,(7).
[7]张丽萍.钱钟书“化境”思想研究[D].2007.
关键词：钱钟书；诱（或媒）、讹、化；翻译思想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9-0-02
钱钟书先生在译学方面的论述，作为其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在中国译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他的“化境说”作为其翻译思想的集大成，更是为人所熟知。他没有给后学留下太多的有关翻译理论的著作，其翻译美学的思想，散见于《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等著述中。然而这些宝贵的理论财富却是我国翻译思想史上的不朽篇章，如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本文拟从钱钟书的“诱（或媒）、讹、化”入手，通过阐释其内涵，探讨从中得到的对翻译问题的启发和思考，及其理论指导价值。
一、钱钟书“诱、媒、讹”翻译思想的内涵
1964年，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就翻译的过程、标准及其本质特征提出了“诱（或媒）”、“讹”、“化”的理论，比较集中地论述了他的翻译美学思想。在文章一开始，钱钟书写道：
汉代文字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义蕴颇为丰富。《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囮，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若‘譌’。”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所施的引“诱”，“譌”、“讹”、“化”和“囮”’是同一个字。
钱钟书借古人之语，由此延伸出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
“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manifoldmeaning)，把翻译能起的作用、难于避免的毛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
钱钟书以评析林纾的翻译为对象，从古人关于翻译的训诂和南唐以来的“小学”家对“译”的申说中，拈出与翻译相关的“译”、“诱”、“媒”、“讹”、“化”几个字,对其意义进行新的阐发，可谓慧眼独具。这几个字可以说是形象生动、言简意赅的概括了钱钟书翻译美学思想的核心。
（一）诱（或媒）：翻译能起的作用
一个“诱”（或“媒”）字，生动形象地道出了翻译的性质、它的功能、作用和目的。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写道：
“媒”和“诱”当然说明了翻译在文化交流里所起的作用。它是个居间者或联络员，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因缘”。
对于翻译的标准、翻译的本质，可谓见仁见智，但对于翻译在文化交流、思想传播中中所起的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钱钟书说：“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把这句话大而广之，翻译在人类文明史上所起的“媒”的作用，也已经是人类文明史上公认的事实。无论是中国早期的佛经翻译还是近现代以来的科技翻译、社科文献翻译；无论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罗马文学的翻译还是《圣经》翻译在全球的传播，翻译总是以一个“居间者”、“联络员”的身份穿梭于人类不同的文明区域之间，使不同文化间的对话成为可能，从而打破人类个体认识局限性的藩籬，推动人类思想文化史的整体进步，藉此，不同文明之间得以取长补短、在交融中实现共同发展。
（二）讹：翻译中难以避免的毛病
所谓“讹”就是译文和原文有出入,“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那就是‘讹’”。对于造成“讹”的根源，钱钟书认为，在于存在三种差距，而且一定程度的“讹”甚至是难以规避的。
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差距，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
翻译活动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活动，它不仅关涉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还不得不考虑源语言与目标语所根植的文化环境。语言的暌隔、文化的差异、翻译主体的性格文风和文字造诣等等都决定了翻译的复杂多变。于是“讹”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了。
其实,“讹”的存在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显露出其积极的一面：其一，就翻译主体而言，由于翻译工作本身要求译者对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和文化的熟谂谙知，译者，即使是一个颇有建树的译者，在早期翻译中，“讹”的出现也是在所难免的。这就警示译者不要试图一劳永逸、安于现状。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翻译活动中“讹”的出现，提高译作的质量水平，译者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时刻保持一种翻译的状态。而这无疑会推动个体及整个翻译事业的不断进步。随着译者水平的不断提高，翻译辅助技术的发展，这种的“讹”的比例势必会越来越少。
其二，就译文接受者（读者）而言，一定量的“讹”的存在，能达到“正诱”（好翻译）的作用，起到“同化”的效果，使读者逐渐向原文过渡。译文借助翻译的“讹”拉近了原文和读者间的距离，缩小了不同语言和文化间的隔膜，并把它作为进一步理解的基础，一步步引导读者接近原文的思想。随着译文读者所需的背景知识和语言知识的增加，译文中的“讹”也就愈来愈少，译文也就表现出从意译过渡到直译、从直译过渡到原文。于是读者最后抛开译文，直接阅读原文。正如钱钟书说的“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或许正是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钱钟书才对“讹”采取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他在《林纾的翻译》中甚至强调林译小说对原文的不忠实和“讹”所起到的一些“防腐作用”，从而使林翻译小说因此而可以免全被淘汰。
（三）化：翻译所向往的最高境界
翻译的标准,历来众说纷纭，鲜有定论，而钱钟书则创造性的将其浓缩为一个“化”字。这“化”自然是翻译的至高标准，也是译者追求的极致目标。他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但是他同时指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从而道出了翻译的艰辛之处。
“技近乎道”。当翻译臻于“化”时，它就不仅仅是认识世界的一种工具，更是成为追求真、善、美的一门艺术,并与中国古代的“文质说”、近代的“信达雅说”一起体现了中国翻译思想不断深化、不断完善的发展历程。此外，这种“原作的‘投胎转世’(thetransmigrationofsouls)，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的“化境说”与西方的结构主义宣称的原作者“死亡”，翻译是文本的“重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彰显了“化境说”具有的远瞻性的一面。
当然在翻译实践中，“化”并不易企及，而且“化境说”具体的实现方法和步骤还有待我们在实践中进一步发掘，但正所谓“取法乎上，失之于中”，它从艺术追求上，高屋建瓴地为我们指明了翻译应有的方向，因而也应是每一个译者孜孜以求地。
（四）“诱(或媒)、讹、化”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揭示了翻译的基本过程
钱钟书以林纾的翻译为探讨点，从《说文解字》中创造性地拈出“诱（或媒）”、“讹”、“化”三词，通过形象化、建构性地阐释，鸟瞰了翻译过程的全貌，即翻译者首先认识和发挥“诱”的作用，竭力减少和避免“讹”，继而追求翻译的最高境界——“化”。这就是钱钟书所谓“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于是‘媒’或‘诱’产生了新的意义”的蕴义。
二、结论
钱钟书虽然没有专门的翻译理论著作留于后学，但他凭借着自己深厚的中学西学功底，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通过对林纾翻译的切磋琢磨，仔细推敲，发前人之未发，创造性地提出了“诱（或媒）”、“讹”、“化”的翻译思想，并把三者建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揭示了翻译的基本过程，使我们能从本土翻译理论中更直接、更形象和更亲切的认识到翻译所起的作用、翻译中常易出现的问题及其翻译的标准问题，因而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2.
[2]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王秉钦,王颉.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第二版),2009.
[5]王克友.翻译过程与译文的衍生:翻译的认识、语言、交际和意义观[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6]李小霞,张宝.钱钟书翻译美学思想初探[J].大学时代下半月,2006,(7).
[7]张丽萍.钱钟书“化境”思想研究[D].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