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继赢得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最佳影片奖之后，青年导演王丽娜的长片处女作《第一次的离别》再次入围第69届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单元。最近，该片在第二十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单元斩获“媒体关注电影人”奖。
奖项不能说明一切，但《第一次的离别》的获奖证明了没有IP和“流量”、回归电影创作的初心、用真诚讲好故事也值得肯定。正如影评人于念慈所说：“就像从泥土里冒出的土豆一样，淳朴、健康，还带有一种原始的生命力。”
主题复杂，却又有诚实、简洁之美
“尽管有复杂的主题，却以其诚实、简洁之美脱颖而出。”这是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评审PeterTeo对最佳影片《第一次的离别》的获奖评价。
没有猎奇、没有神秘化，青年导演王丽娜饱含着对故乡的深情完成创作。“塔克拉玛干沙漠上有两个绿洲，一个尼雅，一个沙雅。尼雅是经纶古国，已被沙漠掩埋。所谓‘沙雅’也被称为世界的尽头”。在王丽娜的描述里，沙雅是被世界所遗忘的角落。那里是四大文明（汉文化、佛教文化、波斯阿拉伯文化、希腊的罗马文化）的汇聚地，有着它独特复杂的生态。
她出生在那儿，躺在胡杨林里，看星星，看海市蜃楼。这样一片土地，既有童话般的美好也有在现代文明进程中受到的一些改变。成年后在外求学离开沙雅，王丽娜从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特马托夫的作品《白轮船》《查密莉雅》里寻找家乡的影子。在她看来，“如果有机会拍一部家乡的作品，能像吉尔吉斯斯坦文学中的那样，我觉得太棒了。”
但苦于没有现成的文学作品可供改编，加之王丽娜本身学新闻和纪录片出身，所以在成为职业导演后便拿起相机回到了家乡。“《第一次的离别》的拍摄起源于我的纪录片创作。几年前我开始用摄影机记录影片中孩子们的生活。经过一年多的跟拍，最后决定将孩子的成长重新梳理成现在的故事片。相较于近些年藏区电影《阿拉姜色》等的强势突围，新疆地域的影片并不多见。《第一次的离别》是从新疆沙雅那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故事。”王丽娜说。
可以说，这是一部用维吾尔族语和汉语交织的抒情诗——留着山羊胡须的老汉缓缓地赶着一群山羊，沙地摩挲，手里牵着小黑骡，胡杨摇曳风中，维吾尔族特有的“朵帕”（花帽）在夕阳下透着金边。电影就这样悠悠地奏出了序曲。
两位儿童主人公，是这部电影的灵魂所在。小男孩艾萨小小年纪肩上就承担着照顾患病妈妈的责任。妈妈摔杯子，发疯大喊，还有时不时的出走，让他的童年过得极其艰难。
但是这种艰难并没有磨去他的童真，他的眼中总是藏有成人所没有的灵动光芒，他坚强善良，坚毅勇敢，更和其他许多孩子一样，有着璀璨的笑容，并且用这笑容，感染了大银幕前的观众。
同样的，从另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艾萨的好朋友凯丽身上，我们也能看到自己成长的投影。看着两人坐在树上谈天，共同喂养一只小羊羔，就好像看到了孩提时代和好朋友一起玩耍的自己。
电影有两条线索，两个小主人公，让观众一次次感受到不能割弃的别离。先是艾萨要和去城里读大学的哥哥在玉米地里惜惜道别；之后妈妈也在亲戚、邻居的讨论下被送到了养老院；凯丽的汉语考试只有20分，爸妈终于决定送他们去学汉语；最后，艾萨精心养大的小羊在一个风雪天也走丢了，他一脚深、一脚浅地四处找，生活中的别离让他茫然不知所措。
结尾，在月光下，艾萨瘦削的背影孤零零，伴随一首散文诗，“月光穿过窗子来 村子里 调皮孩子靠着胡杨树 原来他在赞美妈妈的味道 一个女人照亮道路。”
《第一次的离别》是虚构与真实相交的故事。一方面，王丽娜让现实中的艾萨、凯丽努尔比及其两个家庭出演故事中人物，并且重拍纪录片中的片段。另一方面，虚构的部分源自对他们生活中有可能发生的戏剧性的提取。
这种虚实相交、虚实界限模糊的处理，得益于导演一步步的感悟。学新闻时，王丽娜曾对于何为真实较劲过；在接触纪录片时，一直也在探讨记录与真实的界限在哪儿。但当着手拍摄《第一次的离别》时，王丽娜反而放下了这些。“你知道你追求的这种纪实，并不是拍摄手法的纪实，而是重新建构生活的纪实。”
因此，《第一次的离别》有了一种新的质感。真诚地讲述生活所带来的真实感，虚实与共的处理方式所构成的“第一次的离别”故事，本身正是王丽娜对艾萨一家、对凯丽努尔比一家生活的解读。她将记忆、情感与平实的观察融进她女性视角当中，用敏感细腻的影像，诉说着关于童年、关于真实、关于生命的故事。
胡杨树下的期待
在相继斩获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最佳影片、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单元国际评审团最佳影片、第43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新秀竞赛单元火鸟电影大奖之后，《第一次的离别》又入围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斩获“媒体关注电影人”奖。
就是这样一部聚焦于儿童成长的影片，突破了重重商业片的包围，一次又一次斩获佳绩。奖项不能说明一切，但《第一次的离别》的获奖证明了没有IP和“流量”、回歸电影创作的初心、用真诚讲好故事也值得肯定。
相比于“显学”的西藏电影，比如去年上映的《阿拉姜色》，之前的《冈仁波齐》《塔洛》《旺扎的雨靴》《喜马拉雅天梯》等，新疆电影并没有在新世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挖掘。
不可否认的是，导演万玛才旦、松太加等领衔的关注西藏人情的系列电影已经在电影节和商业市场得到了肯定，也是对之前过于说教、猎奇西藏的很多电影的一种自觉反拨；在这个大背景下，出生、成长在新疆的汉族导演王丽娜的《第一次的离别》也是类似的有益尝试。
虽然处女作还有不足之处，但胡杨树下的期待不会太久。
民族电影是新中国电影最大的一个特色，西藏的《农奴》，新疆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新时期以来，民族、民俗和民生是新的创作方向。西藏、新疆、内蒙古等传统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电影都要面对“奇观化”与“家乡情”以及“抒情性”和“戏剧冲突”这两对核心的表象方式上的矛盾。这在《第一次的离别》中表现尤为突出。王丽娜的镜头感很强，常常用大远景，沙漠，胡杨林下铺满金黄树叶，艾萨和小伙伴们就放肆地走在沙地脊梁，伴着胡琴，特别悠扬、绵长。这是故乡，也是观众的渴望。 这也联系到“抒情性”和“戏剧冲突”这一对矛盾，一方面突出电影中共通、共融的少数民族人民的纯洁感情，强调这是浮躁的功利社会的情感慰藉，然而这剂“感情药方”有时会用力过猛，电影经常靠戏剧化情节起承转合，比如《第一次的离别》中苦情的艾萨的妈妈，不仅得病，而会发疯，动不动就摔碗，黑夜走失，棉花地里帮着摘棉花又不幸重感冒，似乎她的种种遭遇才使得电影不断推进。
但矛盾绝不是问题或缺陷。“所有的艺术都是操纵”，这是写出《赎罪》（Atonement） 和《儿童法案》（The Children Act）的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忠告。只有面对这些根本矛盾，用风格化来统领，用更细腻自然的故事来构建，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去捕捉，才有更多好作品，当然这也需要市场的孵化支持，观众的拥抱。
如何面对“不太友好”的市场？
不得不承认，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对于像《第一次的离别》这样商业性并不算太强的电影来说，并不是太友好。
三年前，王丽娜去“大象纪录”面试导演助理，同时把自己在家乡新疆沙雅拍摄的一部纪录片的素材作了展示。这些讲述几个新疆小朋友成长故事的素材吸引了大象纪录团队的注意。当时王丽娜的前期调查素材翻译已经有了60万字，素材丰富，画面精致，背后的故事更是引人入胜。
“看到丽娜展示的在新疆拍摄的纪录片素材，展示这些动人的孩子，我们感到特别惊喜。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能在一些影像作品中看到新疆的景象了，还有新疆非常原汁原味的风土人情。王麗娜是一个特别纯粹的创作者，也很有韧性，她研究生毕业就加入了大象。说实话，我们真是一个挺理想主义的团队。在一个停电的夜晚，大家共同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挺冒险、挺冲动，但又按捺不住冲动的决定。我们干了很多铤而走险的事情，但整个过程中，我们从未怀疑过这件事会不成功，这种创作最考验的是初心和坚持。”出品人吴飞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自《第一次的离别》在柏林电影节获奖，归来后的上映之路则意味着另一番探索。“我们来看今天电影市场宣发的主流模式：片方花大量的钱，一手砸发行，尽量让影院多排片；另一手砸宣传，影响尽可能多的主流观众。这是一种典型的B2C模式，谁的钱多、资源多，谁就更容易抢到排片，而消费者最终只能在有限的选项中作出选择。”吴飞跃说，这种模式适用于商业大片。但对其他资源有限、主创咖位不够、初始流量不足的影片而言，要通过这个模式发行却分外艰难。
相比传统上一直在被呼唤的“艺术院线”，大象点映在文艺片的发行上提出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更加灵动和高效。运用互联网思维，以众筹点映模式，通过精准有效的垂直宣传渠道，让观众在深入了解一部影片之后，自主选择影院、放映时间，组团发起观影活动，把排片的主动权交给观众。
这是一种C2B的逻辑，简单来说就是先找好观众再安排有效排片，这样一来观众个性化的观影需求得到了满足，影院获得了高上座率和票房，片方的宣发成本也可以减少，影片发行的门槛和投资风险也大大降低。大象点映在过去的3年时间里不断积累自己的片库资源，目前已经有100多部影片，合作过2600多家影院，3000多位活跃发起人在全国300多座城市完成了3000多场放映活动，平均上座率在80%以上。
按照计划，《第一次的离别》将在今年下半年上映。先通过大象点映做一轮大规模的百城首映礼，找到第一波最对的核心观众，生发第一轮口碑，并产生第一轮真实反馈数据，在此基础上制定和调整宣发策略，并进行更大规模的排片公映。
奖项不能说明一切，但《第一次的离别》的获奖证明了没有IP和“流量”、回归电影创作的初心、用真诚讲好故事也值得肯定。正如影评人于念慈所说：“就像从泥土里冒出的土豆一样，淳朴、健康，还带有一种原始的生命力。”
主题复杂，却又有诚实、简洁之美
“尽管有复杂的主题，却以其诚实、简洁之美脱颖而出。”这是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评审PeterTeo对最佳影片《第一次的离别》的获奖评价。
没有猎奇、没有神秘化，青年导演王丽娜饱含着对故乡的深情完成创作。“塔克拉玛干沙漠上有两个绿洲，一个尼雅，一个沙雅。尼雅是经纶古国，已被沙漠掩埋。所谓‘沙雅’也被称为世界的尽头”。在王丽娜的描述里，沙雅是被世界所遗忘的角落。那里是四大文明（汉文化、佛教文化、波斯阿拉伯文化、希腊的罗马文化）的汇聚地，有着它独特复杂的生态。
她出生在那儿，躺在胡杨林里，看星星，看海市蜃楼。这样一片土地，既有童话般的美好也有在现代文明进程中受到的一些改变。成年后在外求学离开沙雅，王丽娜从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特马托夫的作品《白轮船》《查密莉雅》里寻找家乡的影子。在她看来，“如果有机会拍一部家乡的作品，能像吉尔吉斯斯坦文学中的那样，我觉得太棒了。”
但苦于没有现成的文学作品可供改编，加之王丽娜本身学新闻和纪录片出身，所以在成为职业导演后便拿起相机回到了家乡。“《第一次的离别》的拍摄起源于我的纪录片创作。几年前我开始用摄影机记录影片中孩子们的生活。经过一年多的跟拍，最后决定将孩子的成长重新梳理成现在的故事片。相较于近些年藏区电影《阿拉姜色》等的强势突围，新疆地域的影片并不多见。《第一次的离别》是从新疆沙雅那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故事。”王丽娜说。
可以说，这是一部用维吾尔族语和汉语交织的抒情诗——留着山羊胡须的老汉缓缓地赶着一群山羊，沙地摩挲，手里牵着小黑骡，胡杨摇曳风中，维吾尔族特有的“朵帕”（花帽）在夕阳下透着金边。电影就这样悠悠地奏出了序曲。
两位儿童主人公，是这部电影的灵魂所在。小男孩艾萨小小年纪肩上就承担着照顾患病妈妈的责任。妈妈摔杯子，发疯大喊，还有时不时的出走，让他的童年过得极其艰难。
但是这种艰难并没有磨去他的童真，他的眼中总是藏有成人所没有的灵动光芒，他坚强善良，坚毅勇敢，更和其他许多孩子一样，有着璀璨的笑容，并且用这笑容，感染了大银幕前的观众。
同样的，从另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艾萨的好朋友凯丽身上，我们也能看到自己成长的投影。看着两人坐在树上谈天，共同喂养一只小羊羔，就好像看到了孩提时代和好朋友一起玩耍的自己。
电影有两条线索，两个小主人公，让观众一次次感受到不能割弃的别离。先是艾萨要和去城里读大学的哥哥在玉米地里惜惜道别；之后妈妈也在亲戚、邻居的讨论下被送到了养老院；凯丽的汉语考试只有20分，爸妈终于决定送他们去学汉语；最后，艾萨精心养大的小羊在一个风雪天也走丢了，他一脚深、一脚浅地四处找，生活中的别离让他茫然不知所措。
结尾，在月光下，艾萨瘦削的背影孤零零，伴随一首散文诗，“月光穿过窗子来 村子里 调皮孩子靠着胡杨树 原来他在赞美妈妈的味道 一个女人照亮道路。”
《第一次的离别》是虚构与真实相交的故事。一方面，王丽娜让现实中的艾萨、凯丽努尔比及其两个家庭出演故事中人物，并且重拍纪录片中的片段。另一方面，虚构的部分源自对他们生活中有可能发生的戏剧性的提取。
这种虚实相交、虚实界限模糊的处理，得益于导演一步步的感悟。学新闻时，王丽娜曾对于何为真实较劲过；在接触纪录片时，一直也在探讨记录与真实的界限在哪儿。但当着手拍摄《第一次的离别》时，王丽娜反而放下了这些。“你知道你追求的这种纪实，并不是拍摄手法的纪实，而是重新建构生活的纪实。”
因此，《第一次的离别》有了一种新的质感。真诚地讲述生活所带来的真实感，虚实与共的处理方式所构成的“第一次的离别”故事，本身正是王丽娜对艾萨一家、对凯丽努尔比一家生活的解读。她将记忆、情感与平实的观察融进她女性视角当中，用敏感细腻的影像，诉说着关于童年、关于真实、关于生命的故事。
胡杨树下的期待
在相继斩获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最佳影片、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单元国际评审团最佳影片、第43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新秀竞赛单元火鸟电影大奖之后，《第一次的离别》又入围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斩获“媒体关注电影人”奖。
就是这样一部聚焦于儿童成长的影片，突破了重重商业片的包围，一次又一次斩获佳绩。奖项不能说明一切，但《第一次的离别》的获奖证明了没有IP和“流量”、回歸电影创作的初心、用真诚讲好故事也值得肯定。
相比于“显学”的西藏电影，比如去年上映的《阿拉姜色》，之前的《冈仁波齐》《塔洛》《旺扎的雨靴》《喜马拉雅天梯》等，新疆电影并没有在新世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挖掘。
不可否认的是，导演万玛才旦、松太加等领衔的关注西藏人情的系列电影已经在电影节和商业市场得到了肯定，也是对之前过于说教、猎奇西藏的很多电影的一种自觉反拨；在这个大背景下，出生、成长在新疆的汉族导演王丽娜的《第一次的离别》也是类似的有益尝试。
虽然处女作还有不足之处，但胡杨树下的期待不会太久。
民族电影是新中国电影最大的一个特色，西藏的《农奴》，新疆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新时期以来，民族、民俗和民生是新的创作方向。西藏、新疆、内蒙古等传统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电影都要面对“奇观化”与“家乡情”以及“抒情性”和“戏剧冲突”这两对核心的表象方式上的矛盾。这在《第一次的离别》中表现尤为突出。王丽娜的镜头感很强，常常用大远景，沙漠，胡杨林下铺满金黄树叶，艾萨和小伙伴们就放肆地走在沙地脊梁，伴着胡琴，特别悠扬、绵长。这是故乡，也是观众的渴望。 这也联系到“抒情性”和“戏剧冲突”这一对矛盾，一方面突出电影中共通、共融的少数民族人民的纯洁感情，强调这是浮躁的功利社会的情感慰藉，然而这剂“感情药方”有时会用力过猛，电影经常靠戏剧化情节起承转合，比如《第一次的离别》中苦情的艾萨的妈妈，不仅得病，而会发疯，动不动就摔碗，黑夜走失，棉花地里帮着摘棉花又不幸重感冒，似乎她的种种遭遇才使得电影不断推进。
但矛盾绝不是问题或缺陷。“所有的艺术都是操纵”，这是写出《赎罪》（Atonement） 和《儿童法案》（The Children Act）的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忠告。只有面对这些根本矛盾，用风格化来统领，用更细腻自然的故事来构建，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去捕捉，才有更多好作品，当然这也需要市场的孵化支持，观众的拥抱。
如何面对“不太友好”的市场？
不得不承认，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对于像《第一次的离别》这样商业性并不算太强的电影来说，并不是太友好。
三年前，王丽娜去“大象纪录”面试导演助理，同时把自己在家乡新疆沙雅拍摄的一部纪录片的素材作了展示。这些讲述几个新疆小朋友成长故事的素材吸引了大象纪录团队的注意。当时王丽娜的前期调查素材翻译已经有了60万字，素材丰富，画面精致，背后的故事更是引人入胜。
“看到丽娜展示的在新疆拍摄的纪录片素材，展示这些动人的孩子，我们感到特别惊喜。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能在一些影像作品中看到新疆的景象了，还有新疆非常原汁原味的风土人情。王麗娜是一个特别纯粹的创作者，也很有韧性，她研究生毕业就加入了大象。说实话，我们真是一个挺理想主义的团队。在一个停电的夜晚，大家共同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挺冒险、挺冲动，但又按捺不住冲动的决定。我们干了很多铤而走险的事情，但整个过程中，我们从未怀疑过这件事会不成功，这种创作最考验的是初心和坚持。”出品人吴飞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自《第一次的离别》在柏林电影节获奖，归来后的上映之路则意味着另一番探索。“我们来看今天电影市场宣发的主流模式：片方花大量的钱，一手砸发行，尽量让影院多排片；另一手砸宣传，影响尽可能多的主流观众。这是一种典型的B2C模式，谁的钱多、资源多，谁就更容易抢到排片，而消费者最终只能在有限的选项中作出选择。”吴飞跃说，这种模式适用于商业大片。但对其他资源有限、主创咖位不够、初始流量不足的影片而言，要通过这个模式发行却分外艰难。
相比传统上一直在被呼唤的“艺术院线”，大象点映在文艺片的发行上提出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更加灵动和高效。运用互联网思维，以众筹点映模式，通过精准有效的垂直宣传渠道，让观众在深入了解一部影片之后，自主选择影院、放映时间，组团发起观影活动，把排片的主动权交给观众。
这是一种C2B的逻辑，简单来说就是先找好观众再安排有效排片，这样一来观众个性化的观影需求得到了满足，影院获得了高上座率和票房，片方的宣发成本也可以减少，影片发行的门槛和投资风险也大大降低。大象点映在过去的3年时间里不断积累自己的片库资源，目前已经有100多部影片，合作过2600多家影院，3000多位活跃发起人在全国300多座城市完成了3000多场放映活动，平均上座率在80%以上。
按照计划，《第一次的离别》将在今年下半年上映。先通过大象点映做一轮大规模的百城首映礼，找到第一波最对的核心观众，生发第一轮口碑，并产生第一轮真实反馈数据，在此基础上制定和调整宣发策略，并进行更大规模的排片公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