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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今年是济南市与第一对友好城市——日本和歌山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30周年。翻开两市友好交流的一页,我们不得不提起一个极为特殊的人物:他曾是抗日战争侵华日军的一个士兵,却帮助促成了济南市与和歌山市的结好,为中日两国民间友好打开“大道之门”。他也是导演陆川在《南京!南京!》里的日本士兵角川的生活原型之一。72年前,他因不堪忍受侵华日军的暴行当了“逃兵”;72年间,他放弃了归国与家人团聚的心愿,尽其所能地为济南老百姓免费看病,以“忏悔和赎罪”的心在有生之年为中日民间友好交往发光发热。他用一颗医者仁心感动了一座城,用一份执著践行了72年的“真诚”,他就是侵华日军滞留中国的最后一个老兵山崎宏。
2010年12月1日,102岁的山崎宏在济南安祥离世。根据他生前的遗愿,通过济南市红十字会把遗体捐献给了山东大学医学院,成为山东历史上第一位捐献遗体的外籍友人。至此,这位只在日本军营中待过6个月,未放过一枪一弹,一生行医行善,且致力于中日民间友好事业的“鬼子大夫”,最终把自己完完全全献给了中国,完成了从肉体到精神的彻底救赎。
从他的传奇经历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战争的魔鬼本质,同时却更慨叹超越国界,超越种族的人性光辉,正是他的超脱和纯粹征服了世俗的歧视和偏见,成为开启中日民间友好交往大门、浇灌中日民间友谊之树的典型范例。
结缘从这里开始
在济南市英雄山路67号这个普通的居民楼里,一张写着“七里山门诊”的黄纸贴在一扇老旧的防盗门上。轻轻地推开门,我们看到房间不大但光线充足,桌子一角摆放着一张相片,相片中的老人精神矍铄,正在慈祥地微笑着,似乎在欢迎每一位造访的客人,他就是被坊间昵称为“鬼子大夫”的山崎宏先生。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传奇人生。
说起山崎宏,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打开那段日本侵华历史。1937年,当中华大地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呜咽时,他作为一个日本汉方医师,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与中国发生了交集,而且一直持续了72年。
1908年11月25日,山崎宏出生于日本冈山县一个汉方医学世家,祖上三代行医。母亲在他一岁时便离开了人世。他在哥哥姐姐的拉扯下长大,少年时候在日本的红十字会医院学医,后来成为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汉方医师。治病救人是他一直的梦想,也是他作为医生的使命。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那年,不满30岁的山崎宏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土,离开了他所熟悉的盛产葡萄的家园,以军医的身份被迫踏上了中国的领土。他并不知道到中国去做什么,只是心里清楚如果不参军,不来中国,就得被枪毙。但是沿途看到的景象使他触目惊心:浓浓硝烟,铮铮铁戟,无数中国百姓因这场战争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到处是狼烟弥漫,到处是白帐黑纱。他厌恶这种惨无人道的“圣战”,这种从救人到杀戮的突然转变,实在让他无法接受。1938年4月的一个黑夜,他冒着生命危险忿然逃离队伍,目标只有一个:跑回山东半岛的尖尖上,找船回家。路上的他只顾埋头行进,却不敢和任何人说话。逃难的路上,没有人怀疑这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人竟然是个鬼子兵。就这样要饭赶路,身无分文的他,一路乞讨从河北跑到河南,又辗转到了济南并定居下来。后来每当有人问起他为什么要来山东,老人总是说:“这里的人好,给饭吃,给水喝,并且这里离家近啊,我想回家。”
可惜连年的战祸,加上日本逃兵这样一个身份,让他不得不渐渐放弃了回国的打算。此后为了生存,他隐姓埋名,以日本侨民的身份在日本人控制下的济南“华北交通部”材料库当了一名保管员。一次,为了救中国工友的命,他不惜挺身相救,最终被鬼子中队长打得遍体鳞伤,关了起来,差点丧命。后来他回忆说:“济南人是我的恩人,我决不能让他们落到日军手中。挨打就是点皮肉之苦,可是如果我说了,心里面的痛苦会杀死我。”
日本战败投降后,在华日本人包括反战同盟的成员大都陆续回国了,然而山崎宏却带着对中国人的感恩之心和为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罪行的谢罪情结,毅然决然留了下来。他以国际红十字会会员身份开设诊所,用自己学到的医术,免费为中国穷苦百姓解除病痛,以安抚自己那颗深深歉疚的心,慰藉被战争刺痛的灵魂。
李宝生先生是山崎宏家的邻居,他小时候就是山大夫看的病。他听父母说,困难时期,山大夫看病都不要钱,宁可自己饿肚子,山大夫总说:“说我是日本人也好,中国人也行,这都不重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最大的美德,没有比这再好的事情了。”现在李宝生的孙子也找山大夫看病。遇到扎针,孩子怕疼,山大夫总是很耐心,先逗孩子开心,还没等孩子反应过来,针已经扎完了,看完病还不忘嘱咐家长两句:天热开空调,时间不要太长,离孩子不要太近,温度也别太低。刘谟桐跟山崎宏是同事,他介绍说山大夫不仅医术高明,对待每一位患者也都如亲人一般,只要病人需要,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刘谟桐介绍,再早的时候梁庄还是郊区,靠山,很偏僻,偶尔也会有狼出没。邻村里的人带孩子晚上来看急诊,看完病,山大夫都会持电筒送其回家。济南大学的郭化勇一家四代人都找山大夫看过病,他对山大夫的人品特别敬重:“山大夫基本上都是在默默做事,只是生前的最后一两年经新闻媒体报道才被人们所关注。因为他始终相信,赎罪的方式就是多给中国人做些好事。他虽然走了,他的医术医德却留下了,回想起他来就让我们心里暖暖的。”
“大道之门”从这里打开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山崎宏于1976年回日本省亲,并踏上了阔别40年的故乡。见到了养育自己的兄姐和几十年前哥哥为他竖起的墓碑后,他百感交集,模糊的碑文湿润了一家人的眼睛。家中的亲友帮助山崎宏在当地找了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就在一切准备妥当后,山崎宏却突然改变了主意,毅然决定重返中国。他说:“明月有光,人有情,我还是得回去。”就这样,仅在日本呆了20多天的他,辞别了盛情的亲友,匆匆回到了中国。
随着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济南市和日本和歌山市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探讨建立友城。受文化差异的影响,双方在结好程序上存在很大分歧,友好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此时正在日本省亲的山崎宏先生获知这一信息后,主动赶赴和歌山县与时任议长山崎利雄先生进行沟通,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结合自己在济南的生活经历,积极向和歌山县、和歌山市两级政府推介济南市,全力主张济南市与和歌山市结好。为了促成这对友城,山崎宏自掏路费,担当牵线人,频繁往返于两座城市之间。他还为此专门给当时的首相中曾根康弘写过信,表达了自己希望致力于中日民间友好的意愿。有感于他的真诚,中曾根康弘亲笔题写“大道无门”四个字送给他。 1983年1月14日,济南市与和歌山市结好签字仪式在和歌山市市政厅举行。山崎宏先生自费回日本参加了签字活动。在结好庆祝宴会上,和歌山县山崎利雄议长、和歌山市宇治田省三市长和济南市李元荣市长共同把第一杯酒敬给了他,感谢他在两市谈判时的“破冰之举”,敬佩他为推动两市结好所做的不懈努力。
此后,他又热心参与山东省与和歌山县的结好工作。1984年4月,山崎宏先生随同时任山东省省长梁步庭赴日本参加了山东省与和歌山县建立友好关系的签字仪式。在辉煌的议会厅里,和歌山县知事饭谷志良先生手捧着一张“感谢状”郑重地交给山崎宏,以感谢他多年来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作出的卓越贡献。这张“感谢状”,是和歌山县多年来发出的第26张。他还被推选为和歌山县一山东省友好县省协会的理事。从此,年逾古稀的山崎宏先生成为友好交往的使者,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奉献耕耘着。
当滞留国内的日本老兵由于思乡而渐渐迁回日本生活时,山崎宏,这个曾经的日本老兵,却在济南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用自己的一生默默奉献着。在中日两国交往史上,“鉴真东渡”的贡献已传诵千年,而日籍友人山崎宏却用他的平凡叙说着伟大,用他的一生谢罪和感恩,用他的真诚和努力担当着中日友好的民间使者。他谦虚地说:“大道无门”四个字是在鼓励我。虽前无来者,史无前例,大道无门,然可创也。大道可学,大道可为,大道可行,大道可成。
最后的赎罪
2003年8月,95岁高龄的山崎宏先生因病住院。这时,他萌生了向社会捐献遗体用于医学研究的念头,并于2004年4月首次填写了《山东省遗体捐献登记表》,但由于《山东省遗体捐献条例》中并没有接受外籍人士遗体捐献的条文规定,因此老人的申请未能如愿。我国遗体捐献还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只出台过一些地方性管理条例。虽然实现遗体捐赠,程序复杂,但老人却信念坚定,一直不放弃,后来,又多次提出申请未果。济南市外办、市友协了解到老人的心愿后,非常重视,专门派人协调此事。经过不懈努力,最终于2007年11月帮助老人实现了心愿,这时正值老人百岁生日前夕。在拿到捐献卡和荣誉证书时,他高兴地说:“劳动者的荣誉权无国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最高美德,是不受国籍限制的。”正是这份超越国籍的人性光辉,跨过了仇恨的天堑,照亮了他的一生,也照亮了中日民间友好交往的美好前程。
2010年12月1日,这位饱经风霜、经历非凡的老人,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带走了对子孙、对朋友的依依不舍,带走了对故土的深情眷恋,带走了对中日友好的殷切期盼。女儿整理遗物时,发现父亲在2010年7月31日悄悄留下了几个大字“我一生最后的赎罪——山崎宏”。
山崎宏老人的遗体捐献后,济南市红十字会将他的名字镌刻在济南市长清区福寿园公墓的一个特殊墓碑上,他和其他遗体捐献者一起长眠在那片依山傍水、美丽宁静的山坡上。每逢清明节,济南市外办、济南市友协的工作人员都会前去缅怀这位穿越了两个世纪、两个国家的传奇老人。
平凡而伟大的民间大使
史文良先生是80年代初期的济南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外办主任,也是山崎宏先生的老朋友。他亲自参与并见证了济南市与和歌山市的友城谈判与结好。而今这位已届83岁老人依旧清晰记得山崎宏先生倾情帮助开展中日交流的若干故事。除了推动两市结好外,他还主动参与并全力推动济南针织厂和日本郡是株式会社合作。项目于1982年5月正式投产。双方协商由日方提供纬编机、漂白机、缝纫机、割领机等设备,作价98万美元,并派4名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指导。济南针织厂负责提供厂房、公用设施和职工,产品全部销往日本。该项目是80年代中日补偿贸易合作的成功案例,济南针织厂由此成为当时全市出口创汇的明星企业,双方的经贸合作一直持续发展到今天。
据原济南市外办主任李忠学回忆:自济南市与和歌山市缔结友城后,日本和山东省、济南市的交往明显增多。每逢和歌山县、和歌山市团组来访,山崎宏先生都参与接待,甚至亲自担当翻译。在与日方协调沟通,帮助济南争取项目、资金和技术引进方面发挥了可贵的作用。80年代中期济南纺织厂引进了日本和歌山市岛津制作所的自动手套机,济南第一印染厂也进口了日本的磨毛机,在设备引进的谈判中,山崎宏先生都亲自出面帮助谈判、交涉,最终以半价购进了设备。在当时资金紧缺的时代,为国家节约了不少的外汇。除此之外,李忠学还回忆起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政府出资招集滞留在华的老兵回去省亲。山崎宏先生把滞留期间日本政府给他们发放的节余路费和生活补贴全部捐给了济南市经五路小学,可他自己当时却连套像样的房子都没有。他说:不给政府添麻烦,我这样挺好的。考虑到他和家人的实际困难,也是为感谢他为济南和歌山交流所做的努力,市外办还是出面协调了一套房子给他,就是一直住到现在的七里山诊所。
汶川地震发生后,他又第一时间给灾区捐款。他常说:中国的贫穷落后,日本是有责任的,日本要多帮助中国。中日之间应该加强经济交流,摒弃前嫌,发展友好关系,永远也不要打仗。我们这一代要这样做,给下一代立好榜样,孩子才是中日友好的未来。
山崎宏先生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人们的尊重。2007年12月30日是山崎宏先生百岁寿辰,为感谢他为中日友好交流所作出的积极贡献,市外办主任李敏、时任市友协会长李忠学在济南舜耕山庄为他举办了百岁生日庆祝活动。在温馨与友好的气氛中,生日之歌响起,生日蛋糕被缓缓地推到会场的中央。面对温馨的烛光,老人双眸含着泪水,嘴唇微微翕动,感动地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隆重地过生日,尤其是在异国他乡能受到这样的礼遇,是做梦也没想到的。他对济南市政府和人民对自己的接纳,对济南市外办、市友协给予的浓情厚意表示感谢,并愿意在有生之年继续当好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使者,继续为济南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看到相关报道后,时任日本驻青岛总领馆总领事、现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公使斋藤法雄先生也专程从青岛赶来济南为老人祝寿。
鉴于他的功绩,中日双方都授予了他许多荣誉。2009年他被授予“山东年度新闻人物提名奖”和“日本总理大臣奖”,2010年他又被评为“感动济南年度人物”。
他是一个平凡的人,用医者仁心救治病患;他又是一个伟大的人,在中日友好的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山崎宏,一个默默奉献、毕生致力于中日民间友好交往的使者,用实际行动力证了“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知”。他是真正的“民间大使”,哪里有大爱,哪里就是他的“家”。
2010年12月1日,102岁的山崎宏在济南安祥离世。根据他生前的遗愿,通过济南市红十字会把遗体捐献给了山东大学医学院,成为山东历史上第一位捐献遗体的外籍友人。至此,这位只在日本军营中待过6个月,未放过一枪一弹,一生行医行善,且致力于中日民间友好事业的“鬼子大夫”,最终把自己完完全全献给了中国,完成了从肉体到精神的彻底救赎。
从他的传奇经历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战争的魔鬼本质,同时却更慨叹超越国界,超越种族的人性光辉,正是他的超脱和纯粹征服了世俗的歧视和偏见,成为开启中日民间友好交往大门、浇灌中日民间友谊之树的典型范例。
结缘从这里开始
在济南市英雄山路67号这个普通的居民楼里,一张写着“七里山门诊”的黄纸贴在一扇老旧的防盗门上。轻轻地推开门,我们看到房间不大但光线充足,桌子一角摆放着一张相片,相片中的老人精神矍铄,正在慈祥地微笑着,似乎在欢迎每一位造访的客人,他就是被坊间昵称为“鬼子大夫”的山崎宏先生。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传奇人生。
说起山崎宏,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打开那段日本侵华历史。1937年,当中华大地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呜咽时,他作为一个日本汉方医师,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与中国发生了交集,而且一直持续了72年。
1908年11月25日,山崎宏出生于日本冈山县一个汉方医学世家,祖上三代行医。母亲在他一岁时便离开了人世。他在哥哥姐姐的拉扯下长大,少年时候在日本的红十字会医院学医,后来成为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汉方医师。治病救人是他一直的梦想,也是他作为医生的使命。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那年,不满30岁的山崎宏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土,离开了他所熟悉的盛产葡萄的家园,以军医的身份被迫踏上了中国的领土。他并不知道到中国去做什么,只是心里清楚如果不参军,不来中国,就得被枪毙。但是沿途看到的景象使他触目惊心:浓浓硝烟,铮铮铁戟,无数中国百姓因这场战争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到处是狼烟弥漫,到处是白帐黑纱。他厌恶这种惨无人道的“圣战”,这种从救人到杀戮的突然转变,实在让他无法接受。1938年4月的一个黑夜,他冒着生命危险忿然逃离队伍,目标只有一个:跑回山东半岛的尖尖上,找船回家。路上的他只顾埋头行进,却不敢和任何人说话。逃难的路上,没有人怀疑这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人竟然是个鬼子兵。就这样要饭赶路,身无分文的他,一路乞讨从河北跑到河南,又辗转到了济南并定居下来。后来每当有人问起他为什么要来山东,老人总是说:“这里的人好,给饭吃,给水喝,并且这里离家近啊,我想回家。”
可惜连年的战祸,加上日本逃兵这样一个身份,让他不得不渐渐放弃了回国的打算。此后为了生存,他隐姓埋名,以日本侨民的身份在日本人控制下的济南“华北交通部”材料库当了一名保管员。一次,为了救中国工友的命,他不惜挺身相救,最终被鬼子中队长打得遍体鳞伤,关了起来,差点丧命。后来他回忆说:“济南人是我的恩人,我决不能让他们落到日军手中。挨打就是点皮肉之苦,可是如果我说了,心里面的痛苦会杀死我。”
日本战败投降后,在华日本人包括反战同盟的成员大都陆续回国了,然而山崎宏却带着对中国人的感恩之心和为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罪行的谢罪情结,毅然决然留了下来。他以国际红十字会会员身份开设诊所,用自己学到的医术,免费为中国穷苦百姓解除病痛,以安抚自己那颗深深歉疚的心,慰藉被战争刺痛的灵魂。
李宝生先生是山崎宏家的邻居,他小时候就是山大夫看的病。他听父母说,困难时期,山大夫看病都不要钱,宁可自己饿肚子,山大夫总说:“说我是日本人也好,中国人也行,这都不重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最大的美德,没有比这再好的事情了。”现在李宝生的孙子也找山大夫看病。遇到扎针,孩子怕疼,山大夫总是很耐心,先逗孩子开心,还没等孩子反应过来,针已经扎完了,看完病还不忘嘱咐家长两句:天热开空调,时间不要太长,离孩子不要太近,温度也别太低。刘谟桐跟山崎宏是同事,他介绍说山大夫不仅医术高明,对待每一位患者也都如亲人一般,只要病人需要,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刘谟桐介绍,再早的时候梁庄还是郊区,靠山,很偏僻,偶尔也会有狼出没。邻村里的人带孩子晚上来看急诊,看完病,山大夫都会持电筒送其回家。济南大学的郭化勇一家四代人都找山大夫看过病,他对山大夫的人品特别敬重:“山大夫基本上都是在默默做事,只是生前的最后一两年经新闻媒体报道才被人们所关注。因为他始终相信,赎罪的方式就是多给中国人做些好事。他虽然走了,他的医术医德却留下了,回想起他来就让我们心里暖暖的。”
“大道之门”从这里打开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山崎宏于1976年回日本省亲,并踏上了阔别40年的故乡。见到了养育自己的兄姐和几十年前哥哥为他竖起的墓碑后,他百感交集,模糊的碑文湿润了一家人的眼睛。家中的亲友帮助山崎宏在当地找了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就在一切准备妥当后,山崎宏却突然改变了主意,毅然决定重返中国。他说:“明月有光,人有情,我还是得回去。”就这样,仅在日本呆了20多天的他,辞别了盛情的亲友,匆匆回到了中国。
随着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济南市和日本和歌山市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探讨建立友城。受文化差异的影响,双方在结好程序上存在很大分歧,友好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此时正在日本省亲的山崎宏先生获知这一信息后,主动赶赴和歌山县与时任议长山崎利雄先生进行沟通,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结合自己在济南的生活经历,积极向和歌山县、和歌山市两级政府推介济南市,全力主张济南市与和歌山市结好。为了促成这对友城,山崎宏自掏路费,担当牵线人,频繁往返于两座城市之间。他还为此专门给当时的首相中曾根康弘写过信,表达了自己希望致力于中日民间友好的意愿。有感于他的真诚,中曾根康弘亲笔题写“大道无门”四个字送给他。 1983年1月14日,济南市与和歌山市结好签字仪式在和歌山市市政厅举行。山崎宏先生自费回日本参加了签字活动。在结好庆祝宴会上,和歌山县山崎利雄议长、和歌山市宇治田省三市长和济南市李元荣市长共同把第一杯酒敬给了他,感谢他在两市谈判时的“破冰之举”,敬佩他为推动两市结好所做的不懈努力。
此后,他又热心参与山东省与和歌山县的结好工作。1984年4月,山崎宏先生随同时任山东省省长梁步庭赴日本参加了山东省与和歌山县建立友好关系的签字仪式。在辉煌的议会厅里,和歌山县知事饭谷志良先生手捧着一张“感谢状”郑重地交给山崎宏,以感谢他多年来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作出的卓越贡献。这张“感谢状”,是和歌山县多年来发出的第26张。他还被推选为和歌山县一山东省友好县省协会的理事。从此,年逾古稀的山崎宏先生成为友好交往的使者,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奉献耕耘着。
当滞留国内的日本老兵由于思乡而渐渐迁回日本生活时,山崎宏,这个曾经的日本老兵,却在济南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用自己的一生默默奉献着。在中日两国交往史上,“鉴真东渡”的贡献已传诵千年,而日籍友人山崎宏却用他的平凡叙说着伟大,用他的一生谢罪和感恩,用他的真诚和努力担当着中日友好的民间使者。他谦虚地说:“大道无门”四个字是在鼓励我。虽前无来者,史无前例,大道无门,然可创也。大道可学,大道可为,大道可行,大道可成。
最后的赎罪
2003年8月,95岁高龄的山崎宏先生因病住院。这时,他萌生了向社会捐献遗体用于医学研究的念头,并于2004年4月首次填写了《山东省遗体捐献登记表》,但由于《山东省遗体捐献条例》中并没有接受外籍人士遗体捐献的条文规定,因此老人的申请未能如愿。我国遗体捐献还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只出台过一些地方性管理条例。虽然实现遗体捐赠,程序复杂,但老人却信念坚定,一直不放弃,后来,又多次提出申请未果。济南市外办、市友协了解到老人的心愿后,非常重视,专门派人协调此事。经过不懈努力,最终于2007年11月帮助老人实现了心愿,这时正值老人百岁生日前夕。在拿到捐献卡和荣誉证书时,他高兴地说:“劳动者的荣誉权无国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最高美德,是不受国籍限制的。”正是这份超越国籍的人性光辉,跨过了仇恨的天堑,照亮了他的一生,也照亮了中日民间友好交往的美好前程。
2010年12月1日,这位饱经风霜、经历非凡的老人,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带走了对子孙、对朋友的依依不舍,带走了对故土的深情眷恋,带走了对中日友好的殷切期盼。女儿整理遗物时,发现父亲在2010年7月31日悄悄留下了几个大字“我一生最后的赎罪——山崎宏”。
山崎宏老人的遗体捐献后,济南市红十字会将他的名字镌刻在济南市长清区福寿园公墓的一个特殊墓碑上,他和其他遗体捐献者一起长眠在那片依山傍水、美丽宁静的山坡上。每逢清明节,济南市外办、济南市友协的工作人员都会前去缅怀这位穿越了两个世纪、两个国家的传奇老人。
平凡而伟大的民间大使
史文良先生是80年代初期的济南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外办主任,也是山崎宏先生的老朋友。他亲自参与并见证了济南市与和歌山市的友城谈判与结好。而今这位已届83岁老人依旧清晰记得山崎宏先生倾情帮助开展中日交流的若干故事。除了推动两市结好外,他还主动参与并全力推动济南针织厂和日本郡是株式会社合作。项目于1982年5月正式投产。双方协商由日方提供纬编机、漂白机、缝纫机、割领机等设备,作价98万美元,并派4名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指导。济南针织厂负责提供厂房、公用设施和职工,产品全部销往日本。该项目是80年代中日补偿贸易合作的成功案例,济南针织厂由此成为当时全市出口创汇的明星企业,双方的经贸合作一直持续发展到今天。
据原济南市外办主任李忠学回忆:自济南市与和歌山市缔结友城后,日本和山东省、济南市的交往明显增多。每逢和歌山县、和歌山市团组来访,山崎宏先生都参与接待,甚至亲自担当翻译。在与日方协调沟通,帮助济南争取项目、资金和技术引进方面发挥了可贵的作用。80年代中期济南纺织厂引进了日本和歌山市岛津制作所的自动手套机,济南第一印染厂也进口了日本的磨毛机,在设备引进的谈判中,山崎宏先生都亲自出面帮助谈判、交涉,最终以半价购进了设备。在当时资金紧缺的时代,为国家节约了不少的外汇。除此之外,李忠学还回忆起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政府出资招集滞留在华的老兵回去省亲。山崎宏先生把滞留期间日本政府给他们发放的节余路费和生活补贴全部捐给了济南市经五路小学,可他自己当时却连套像样的房子都没有。他说:不给政府添麻烦,我这样挺好的。考虑到他和家人的实际困难,也是为感谢他为济南和歌山交流所做的努力,市外办还是出面协调了一套房子给他,就是一直住到现在的七里山诊所。
汶川地震发生后,他又第一时间给灾区捐款。他常说:中国的贫穷落后,日本是有责任的,日本要多帮助中国。中日之间应该加强经济交流,摒弃前嫌,发展友好关系,永远也不要打仗。我们这一代要这样做,给下一代立好榜样,孩子才是中日友好的未来。
山崎宏先生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人们的尊重。2007年12月30日是山崎宏先生百岁寿辰,为感谢他为中日友好交流所作出的积极贡献,市外办主任李敏、时任市友协会长李忠学在济南舜耕山庄为他举办了百岁生日庆祝活动。在温馨与友好的气氛中,生日之歌响起,生日蛋糕被缓缓地推到会场的中央。面对温馨的烛光,老人双眸含着泪水,嘴唇微微翕动,感动地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隆重地过生日,尤其是在异国他乡能受到这样的礼遇,是做梦也没想到的。他对济南市政府和人民对自己的接纳,对济南市外办、市友协给予的浓情厚意表示感谢,并愿意在有生之年继续当好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使者,继续为济南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看到相关报道后,时任日本驻青岛总领馆总领事、现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公使斋藤法雄先生也专程从青岛赶来济南为老人祝寿。
鉴于他的功绩,中日双方都授予了他许多荣誉。2009年他被授予“山东年度新闻人物提名奖”和“日本总理大臣奖”,2010年他又被评为“感动济南年度人物”。
他是一个平凡的人,用医者仁心救治病患;他又是一个伟大的人,在中日友好的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山崎宏,一个默默奉献、毕生致力于中日民间友好交往的使者,用实际行动力证了“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知”。他是真正的“民间大使”,哪里有大爱,哪里就是他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