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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医药的发展和“走出去”，我国多位领导人都非常重视，还有不少他们与中医的故事。
毛澤东：“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
早在1913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对中西医学方面的最早论述。
1928年，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有西医也有中医，许多内科病都是用中医治疗，多数采用自制中草药。毛泽东指出：鉴于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他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当时，红军医院收容200多名参加反“围剿”的伤员，全部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病伤。
在延安时，由于环境条件恶劣，毛泽东曾患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往往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一次，中医李鼎铭到杨家岭来看望毛泽东。他为毛泽东切脉之后，很自信地说，吃四服中药就可以好了。那时，中西医之间矛盾尖锐，毛泽东身边的医生都是西医，他们则不同意毛泽东服用中药。
毛泽东力排众议，坚持把李鼎铭开的四服中药吃了下去。吃完后，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动自如了。这更使毛泽东认识到中医药的神奇功效。毛泽东又介绍李鼎铭为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治病。很快，中医中药成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疗方式。
1953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1954年，毛泽东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同年，他又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于是，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名医，于1955年12月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
周恩来：“西医好，中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好。”
1934年，红军长征进军云南途中，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突患重病，连续高烧，处于昏迷状态。前线指挥部多位医生都无法诊治，这时，擅长中医的李治诊断其病症为阿米巴痢病菌引起的肝脓肿。当时这种病在城市里的大医院也很难治，何况在缺医少药的长征途中。李治只好一方面采用刺穿横结肠，让肝脓流进结肠，排出体外; 另一方面上山采集中草药煎汤给周恩来服用，以彻底排毒养肝。后来，周恩来奇迹般痊愈。
1950年，林伯渠患呃逆，经西医治疗取效一时，不久又复发。周恩来抽空参加病案讨论会，并建议改用中药治疗，后由上海名中医章次公治愈。周恩来感慨地说：“西医好，中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好。”
在重庆，周恩来与知名老中医王文鼎交往甚为密切，到了延安又与李鼎铭、李振等中医为友，进京后常造访萧龙友、孔伯华、施今墨等名中医。周恩来曾多次赞扬孔伯华医生说：“孔老不高谈空理，务求实干。”
周恩来非常关心中医们的生活。闻知老中医蒲辅周家里的收音机已破旧了，周恩来专程把访日带回的半导体收音机赠送给蒲老。有一次周恩来请蒲老看完病后问：“你每次替我治病用的药味不多，价钱还便宜，然而效果比别的医生开的贵重药更为灵验，这是什么道理？”蒲老回答道：“别的医生把你当总理来开方，我把你当病人来开方，医生只能治病人，焉能治总理？”周恩来听后点头赞同。
蒲辅周生病的时候，周总理不是亲自去探望，就是由邓颖超代为探望。蒲辅周过意不去，周恩来说：“你为我们的保健负责，我们也对你的健康负责。”
邓小平：“中医是我们的国宝”
第一代“西学中”针灸专家朱琏于上世纪50年代曾出版过《新针灸学》一书。该书的开篇序言就是时任国家副主席朱德元帅的题词：“中国的针灸治病，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使用方面不仅简便经济，且对一部分疾病确有效果，这就是科学，希望中西医团结改造，更进一步地提高其技术与科学原理。”
1974年11月2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会见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讨论中美关系正常化时，基辛格在开场白就大谈针灸治疗，感谢中方安排他的妻子南茜参观针灸治疗。
邓小平还向基辛格讲述了针灸术的历史。基辛格说：“谁会想到把一根针刺入身体能治病呢？全球没有其他文明能想出这一招。”
邓小平对中医针灸的关注，并非一时一事，还有着长远考虑。在197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讨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工作安排的问题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说：“中医是我们的国宝，但是现在有绝种的危险。我看这一项就可以增加l00万人就业，要后继有人嘛！应该允许老中医带自己的子女，传授技术。”
（《解放日报》2014.12.5）
毛澤东：“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
早在1913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对中西医学方面的最早论述。
1928年，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有西医也有中医，许多内科病都是用中医治疗，多数采用自制中草药。毛泽东指出：鉴于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他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当时，红军医院收容200多名参加反“围剿”的伤员，全部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病伤。
在延安时，由于环境条件恶劣，毛泽东曾患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往往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一次，中医李鼎铭到杨家岭来看望毛泽东。他为毛泽东切脉之后，很自信地说，吃四服中药就可以好了。那时，中西医之间矛盾尖锐，毛泽东身边的医生都是西医，他们则不同意毛泽东服用中药。
毛泽东力排众议，坚持把李鼎铭开的四服中药吃了下去。吃完后，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动自如了。这更使毛泽东认识到中医药的神奇功效。毛泽东又介绍李鼎铭为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治病。很快，中医中药成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疗方式。
1953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1954年，毛泽东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同年，他又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于是，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名医，于1955年12月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
周恩来：“西医好，中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好。”
1934年，红军长征进军云南途中，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突患重病，连续高烧，处于昏迷状态。前线指挥部多位医生都无法诊治，这时，擅长中医的李治诊断其病症为阿米巴痢病菌引起的肝脓肿。当时这种病在城市里的大医院也很难治，何况在缺医少药的长征途中。李治只好一方面采用刺穿横结肠，让肝脓流进结肠，排出体外; 另一方面上山采集中草药煎汤给周恩来服用，以彻底排毒养肝。后来，周恩来奇迹般痊愈。
1950年，林伯渠患呃逆，经西医治疗取效一时，不久又复发。周恩来抽空参加病案讨论会，并建议改用中药治疗，后由上海名中医章次公治愈。周恩来感慨地说：“西医好，中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好。”
在重庆，周恩来与知名老中医王文鼎交往甚为密切，到了延安又与李鼎铭、李振等中医为友，进京后常造访萧龙友、孔伯华、施今墨等名中医。周恩来曾多次赞扬孔伯华医生说：“孔老不高谈空理，务求实干。”
周恩来非常关心中医们的生活。闻知老中医蒲辅周家里的收音机已破旧了，周恩来专程把访日带回的半导体收音机赠送给蒲老。有一次周恩来请蒲老看完病后问：“你每次替我治病用的药味不多，价钱还便宜，然而效果比别的医生开的贵重药更为灵验，这是什么道理？”蒲老回答道：“别的医生把你当总理来开方，我把你当病人来开方，医生只能治病人，焉能治总理？”周恩来听后点头赞同。
蒲辅周生病的时候，周总理不是亲自去探望，就是由邓颖超代为探望。蒲辅周过意不去，周恩来说：“你为我们的保健负责，我们也对你的健康负责。”
邓小平：“中医是我们的国宝”
第一代“西学中”针灸专家朱琏于上世纪50年代曾出版过《新针灸学》一书。该书的开篇序言就是时任国家副主席朱德元帅的题词：“中国的针灸治病，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使用方面不仅简便经济，且对一部分疾病确有效果，这就是科学，希望中西医团结改造，更进一步地提高其技术与科学原理。”
1974年11月2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会见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讨论中美关系正常化时，基辛格在开场白就大谈针灸治疗，感谢中方安排他的妻子南茜参观针灸治疗。
邓小平还向基辛格讲述了针灸术的历史。基辛格说：“谁会想到把一根针刺入身体能治病呢？全球没有其他文明能想出这一招。”
邓小平对中医针灸的关注，并非一时一事，还有着长远考虑。在197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讨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工作安排的问题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说：“中医是我们的国宝，但是现在有绝种的危险。我看这一项就可以增加l00万人就业，要后继有人嘛！应该允许老中医带自己的子女，传授技术。”
（《解放日报》2014.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