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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仁川机场去往酒店的大巴上，车内显示屏一遍遍打出同样的字幕，“Superheated Kopsi surges past 1800”。这是一个令韩国股民振奋的消息——韩国首尔股市综合指数冲破1800点大关。6月18日，韩国主要媒体都用了“疯狂”一词来形容韩国股市这一历史性新高。自2007年2月起，韩国股市一路连续15周走高，仅仅用了13天，综合指数攀升至1700点，而突破1800点大关，更只用了11天时间。
“瞧，韩国股市跟中国股市一样可以遍地捞钱了。”坐在旁边的经济系大学生李敏得意地跟记者说，他决定在韩国股市投入更多的资金。
与李敏共同分享股市高涨喜悦的，还包括韩国总统卢武铉。在2003年上任之初，卢武铉面对的是不足600点的疲软股市。或许在他眼中，一个长期的“牛市”无疑有助于他反驳那些经济学家，后者（常常是大多数）认为韩国经济正在经历结构性危机，而反对党则干脆说，过去10年的韩国经济是失败的10年。这显然让卢武铉很恼火。
不过，1800点的牛市仍掩盖不住韩国民众对经济现状的抱怨。“我现在的生活还不如10年前。”48岁的出租车司机申启英对《商务周刊》说。
10年前，也就是韩国发生金融危机之前，申启英的年收入约合1500美元；10年后的今天，他的年收入略微涨了些，1700美元，但这点增长还是赶不上韩国物价指数每年3%的提升。
李敏是马上就要毕业的大学生，良好的教育背景和海外实习经历可以让他在SK集团或者埃克森·美孚这样的跨国集团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良好的金融知识背景还能让他在爆发的股票市场赚上一笔。但另一些韩国人却感到如今的韩国经济糟透了。
理性的经济学家也认为，股市的走高并非经济增长加快带动的结果。“大量从房地产市场流出的热钱涌向股市，以及政府持续的低利息政策的双重作用，将股市抬向了虚高。”韩国现代证券研究所的古周浩这样分析到。
火热的股市却没有吸引更多的韩国人从海外回国，相反，飞涨的房价和高昂的生活费用让很多韩国人不堪重负，他们选择了“出走”。据驻华韩人会调查显示，每年起码有10万韩国人前往中国工作和居住，2008年，韩国在华侨民将达到100万。“韩国移民大军”成为韩国经济问题下的一大显著社会现象。
大批的移民海外、过热的房地产市场、低息政策导致的社会资金流动过快和如今这个虚高的股市，卢武铉并不是这些问题的始作俑者。正如人们说，自他上任以来，韩国的贫富差距变得更大了，但事实上，4年前卢武铉从金大中手中接过的韩国，就是一个经济增长率下降到5.4%、股市大幅下跌、家庭负债居高不下、房地产过热以及两极分化的韩国。当然，在其任期接近尾声时，卢武铉也并没有能让这个国家的经济有所改善。
因此，韩国的经济现状和目前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都应追溯到10年前金融危机爆发这一拐点，或许是金大中，甚或是金泳三更清楚，韩国经济到底怎么了。
“沦陷”IMF
“如今的卢武铉不愿意承认韩国经济存在问题这样一个事实，正如10年前韩国政府不愿意正视金融危机即将爆发时的态度一样。” 金融危机时担任韩国副总理兼财经部长的林昌烈对《商务周刊》这样说。
在1997年之前，韩国GDP增长速度平均达到6.8%，失业率仅为2%，物价指数年增长4.9%，国内储蓄率为34%。正是基于如此良好的经济指数，韩国政府，甚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曾认为：已经从泰国蔓延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亚洲金融危机，不会给韩国金融带来太大的影响。“但他们都忽视了一个数据，1996年韩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达到了230亿的逆差，但韩元汇率没有任何调整。” 林昌烈说。
当时还在担任贸易部长一职的林昌烈却认为这是危机到来的“预警”信号，韩国金融研究院院长朴荣哲也注意到了这一点。1997年3月，朴荣哲向时任副总理兼财经部长的姜经植发出了“韩国有可能重蹈墨西哥金融危机覆辙”的警告，并建议实施浮动汇率。但是，朴荣哲却遭到了批评，姜经植不仅全部没收了朴的报告，而且警告他说，“不要再提及此事。”
7个月后，韩国金融的崩溃就像晴天霹雳，打了姜经植一个措手不及。
灾难首先从韩国的家族式财团燎原。从1980年代开始的“扩张式”增长模式，让这些企业越来越依赖于举债融资，然而一方面开销越来越大，一方面却“囊中羞涩”，一些与金融机构纠葛不清并面临严重财务问题的财阀开始走向破产。韩国第二大钢铁公司韩宝第一个倒下，直至今日，还有很多韩国人不愿意相信，在当时被誉为韩国企业“新星”的韩宝钢铁公司会在顷刻间被宣布破产调查。接下来是三美、真露，甚至包括排名财阀第八位的起亚，如多米诺骨牌般应声倒下。
企业的破产使得银行借给这些企业的贷款无法收回。“韩国银行出现了严重的清偿危机，这正是韩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最直接原因。”韩国政府的智囊机构——韩国国策研究院院长杨秀吉告诉《商务周刊》。更要命的是，这些来自外国银行的贷款大多数属于短期贷款，在嗅到风声不对后，外国游资纷纷从韩国各个行业中抽逃，外国银行也拒绝给予贷款展期。
1997年11月中旬，韩国可用外汇储备仅有142亿美元，然而，韩国对外累计债务已经达到650亿美元。“到1997年12月底，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注入，银行很可能宣布违约，韩国金融体系面临全面的崩溃。”林昌烈痛苦地回忆道。
这一致命问题，很多学者认为是1996年韩国政府加入经合组织（OECD）这个“富人俱乐部”的直接后果。因为根据经合组织的要求，新加入的韩国政府必须放宽对国际资本自由流入韩国的限制，这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韩国银行欠下了如此数额庞大的外债。
但曾经在1998—2001年担任韩国驻OECD大使的杨秀吉却不这样认为。他告诉《商务周刊》：“政府从1980年代起就开始限制财阀获得商业银行的贷款，无奈之下，财阀想到了海外贷款融资以支撑自己‘八爪鱼’式的扩张和海外投资。利用韩国加入OECD的机会，财阀对韩国政府进行了不懈的游说，希望后者能够同意放宽短期外资流入的限制，财经部最终抵制不住压力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根据杨秀吉的介绍，OECD当时只建议韩国政府放宽长期国际资本流动，而不是短期资本流动; 但韩国政府恰恰顶住经合组织要求放宽长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压力，做出了放宽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限制的决定。结果显而易见，一年后，韩国银行和金融体系成为了财阀游说政府的牺牲品。
面对巨大的空缺，韩国别无他法，只有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援助。
1997年11月19日，姜经植被解职，林昌烈从他手里接过了副总理以及财经部长这个烫手的“山药”。林昌烈个子不高，言谈中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个自信甚至有些自负的人——他不容别人打断自己的思路。然而，在与IMF的谈判中，林昌烈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他的自负被打击得荡然无存。在美国和日本接连暗示不会在IMF框架之外给予韩国任何援助之时，林昌烈感觉自己被拴在IMF这一根绳上任人摆布。
尽管一再表明，“只有在不损害韩国政治的前提下才会同意IMF的一切要求”，林昌烈面对时任IMF主席米歇尔·康德苏和美国的强硬姿态，最终全盘接受了IMF针对韩国公司、金融机构、公共领域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指定一揽子改革方案，甚至包括接受实行高达30%的高利率和低于3%的GDP增长速度。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个要求给韩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12月3日，最后的谈判达成。林昌烈沉痛的表情与康德苏轻松快乐的表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林昌烈在电视台发表讲话时称：“我来这里是为了请求全国人民的原谅……这些痛苦和负担是为重建和恢复我们在世界金融领域的信用的代价。”
当时的韩国媒体一片哀号。“国家破产了”，“国家丧失了经济主权”，这样的新闻大标题出现在韩国报端。有人甚至称：“韩国沦为了IMF的殖民地！”
一个有着被入侵和殖民历史的国家，很容易对任何涉及侵犯主权的行径产生反感，人民有这样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林昌烈眼中，从IMF获得资金是韩国解决清偿危机的唯一途径；在杨秀吉这样的经济学家眼中，关注点也不在经济主权，而在于IMF提供的拯救政策是好是坏。
“我完全支持IMF当时提出的公司改革处方、劳动力市场改革处方，甚至政府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改革。”但杨秀吉也告诉《商务周刊》，“IMF的高利率处方有些矫枉过正，机构重组的意义也被过分夸大。或许，韩国本不必应该承受那么大范围的失业和企业倒闭。”他认为，这是IMF的错误所在。
但无论对错，IMF已经替韩国政府，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之时当选的金大中政府做好了功课。接下来如何去或是否能恢复韩国经济，就看金大中和他的新政府如何贯彻这些改革方案了。
一丝不苟的执行者
与前任相比，1998年2月正式上任的金大中在学者和百姓眼中都是一个聪明人，他不仅学识渊博，饱读诗书，而且非常擅长演说。他是第一个参加电视访谈接受公众辩论的韩国总统。熟悉金大中的人说：“他可以不用稿子，跟周围的人辩论上两三个小时。”提起他，今日的韩国百姓无不表示爱戴和尊重。
“是他带领韩国走出经济危机的阴霾。”年近花甲的申炫得，常常在家附近的一间小酒吧泡上一杯大麦红参茶，看看报纸。谈起10年前的金融危机和金大中，老人家依稀还记得，“当初为了响应他的号召帮助国家渡过难关，我把自己获得的唯一一块金牌都捐献了出去。”
金大中就是这样一位受民众爱戴，并且擅长说服韩国民众接受棘手的政治决策的总统。上任伊始，他开始一丝不苟地贯彻IMF的处方。
作为IMF实施救助的前提条件，韩国必须首先实施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资产结构的改革。1998年2月，韩国政府出台了针对财阀集团改革的《公司改革五项任务》，这是一个月前金大中和韩国五大财阀（现代、大宇、三星、LG、鲜京）掌门人在一次早餐会议上商议的结果。一个星期后，现代集团首先宣布推出公司的改组方案，几日后，三星效而法之。
事实上，财阀集团同样也不能再等了。到1997年底，韩国28家最大的企业集团负债总额为1775亿美元，企业平均负债率高达450%。其中现代集团的债务一度高达660亿美元，占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财阀集团改组迫在眉睫。
根据《五项任务》以及后来补充的三项补充任务，IMF为韩国企业集团开出的药方包括“提升企业管理透明度，取消公司子公司间互相贷款担保，优化资产结构，制定企业核心业务，增强企业经理和大股东对小股东们的责任感，限制集团子公司内部不公平内部交易，剥离金融业务出去，以及禁止大股东转移股份给后代”。“5+3任务”为韩国企业集团重组设定了基本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下，金大中政府采取的措施关键词有三: “关闭、帮助和交换”。针对“重度患者”，即那些被挑选出来认为没有存活希望的公司，通过破产、变卖、合并以及法庭接管等措施对其实施“安乐死”，直到1998年6月，一共有55家公司关闭；其次，那些负债严重但却仍然有存活希望的公司，韩国政府则要求债权银行对其实施帮助，1998年6月前，共有83家公司得到了自己的债权银行的资金支持，走上了重组的道路。
然而，对于那些占据产业支柱地位的大财阀又从哪里入手，同时又不会招致后者的过度反对？这个复杂而微妙的问题困扰了金大中很久。1998—1999年担任金大中政府财阀重组工作小组首席经济学家的三星经济研究所国际研究部部长金荣涣告诉《商务周刊》，政府当时实施了“大规模业务互换”政策，也就是俗称的“大交易”——大企业之间相互交换企业公司，以解决金融危机前这些公司积累的重复投资和企业规模过大的问题。
“政府的初衷是好的，但在很多情况下，‘大交易’却没有达到最初的目的。”金荣涣感慨到，很多交易简单沦落为两个公司的合并或A公司购买B公司，业务互换的目的并没有如期达成。例如三星并没有遵照政府的计划把自己的重工机械卖给韩国重工集团，而是与后者合并成立了新公司；现代火车、大宇火车以及韩进火车公司虽然如期合并成为新的韩国铁路集团，但三大集团仍然各自持有股份；而人们所期待的现代石化与三星化学的合并始终也没能实现。
“财阀集团的游说力量和政府的立场不坚定，为韩国企业集团重组改革的不彻底留下了伏笔。”金荣涣这样评价道。事实上，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韩国政府对金融部门的改革之中。他说: “韩国大财阀集团改组的不彻底在后来的韩国经济中可以看出，仍然在进一步威胁着金融体制的健全。”
在《五项任务》推出的同时，韩国政府于1998年2月同时提出了针对综合金融社、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立即纠正措施》，并于1998年一年向银行领域共注入556亿韩元的公共基金，以帮助快速消化“不良贷款”以及帮助金融组织解困。
面对IMF停止保护那些已经丧失清偿能力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要求，韩国政府没有丝毫犹豫。从数字可以看出，1998—2003年初，韩国金融机构的数量减少了32.4%。其中，不良贷款问题最集中的综合金融社，至2003年仅剩下3家仍在正常运营，93%被关闭。
与此同时，在IMF框架下，韩国政府与各外国银行达成的协议也开始发挥效用，外国银行提供给韩国各银行的220亿美元短期贷款在韩国政府的全额担保下，换成了等额债权。在濒临违约和破产的边缘，一批韩国银行被政府和IMF联手拉了回来。
然而，韩国民众却没有如此好运。尤其是1998年，由于大批企业破产和银行倒闭，GDP增长降至-6.7%，大约有150万韩国人失去了工作。曾经担任一家电梯公司经理的洪永涣，危机前是一名生活美满的中产阶级，与妻子和9岁的儿子住在首尔郊区一套宽敞的三居室里。随着经济衰退和建筑商终止建筑工程合同，洪永涣破产了。他无法面对妻子和儿子，最终成为栖身于首尔火车站附近一个公园的流浪者。
洪永涣和其他韩国百姓承受的痛苦，除了国家的泡沫经济应该对其负责任之外，同时也是IMF提出的一些不符合韩国经济现实的治疗方案的苦果。
高利率是IMF的传统药方，这一策略已经在韩国金融危机当时及以后饱受经济学家的诟病。前苏联“休克疗法”的设计师、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和原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就一再警告，“高利率政策会导致严重的经济下滑”。林昌烈与二者观点一致，他认为：“韩国不同于拉丁美洲，首先，韩国的物价比较稳定，没有通货膨胀的迹象；其次，韩国公司的金融结构同美国以及其他工业国家不一样，他们是韩国经济的支柱，如果强迫执行30%的利率，没有哪个公司可以承受。30%的高利率意味着很多韩国公司要破产。”
在强大的韩国国内和国际舆论压力下，从1998年年中开始，IMF同意韩国政府“谨慎”地降低利率，直到1998年10月，利率水平降到20%。
“从百分之百的严格执行IMF政策到1998年中期的利率调整，韩国经济复苏的手脚才被真正放开。”金荣涣说。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性格急躁的韩国人在调整利率后并没有停歇，此后连续降低利率水平，1999年韩国银行制定的利率仅为个位数。“过低”的利率又将自己带向了另一个经济陷阱，不过这是发生在2002年以后的事情了。
外资是救世主吗？
2000年，走在首尔地铁里，可以明显感觉到人流比两年前多了很多。“金融危机时，忠武路地铁里的流浪汉和酒鬼要比乘客还要多。”申铉得回忆到。咖啡馆的老板娘也插话说：“没有人来我这里吃饭喝茶，我这小铺子在1997年后关了两年，2000年新年时才重新开张。”
的确，2000年见证了韩国经济的复苏，9.3%的GDP增长令周围其他遭受金融危机打击的亚洲国家极其羡慕，后者很多还挣扎在负增长的“泥潭”之中。杨秀吉认为：“是改革及实施IMF政策的速度和诚意促成了韩国的迅速恢复。”
在这一年，金大中决定进一步扩大战果。他在2000年初的一次国会发言中宣布：“我们的目标是转型市场经济。”
金荣涣认为金大中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伴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政府的作用应该有所削弱。”因此，从政府驱动的改革过渡到市场驱动的改革成为了第二阶段韩国复苏经济的指导方向。
在逐步解决了银行坏账和资产结构问题之后，2000—2002年，韩国政府决定将银行彻底向外资开放。韩国政府和多数专家学者都相信，外资进入将有助于稳定和重组国内脆弱的银行业，通过学习国外金融工具和技术改善国内金融服务质量，完善金融基础设施。
1999年12月，韩国第一银行卖给了美国基金新桥资本；2000年11月，Koram银行卖给了美国凯雷投资基金；2003年 9月．韩国外汇银行卖给了美国龙星投资基金。事实上，2005年韩国外汇银行的业绩也表明，在龙星基金的重组下，它已然成为了韩国最具竞争力的银行。作为韩国最大的商业银行，韩国国民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更是高达85.7%。
从2001年开始，韩国银行部门的外国证券投资迅猛增加。到2005年末，在剩余的七大全国性银行中．有6家的外资股权比率超过50%。
韩国政府对外资进入产业领域原本表现得相当谨慎。在1998年，韩国政府取消了关于禁止30家大财阀收购其他公司股份的规定，这一极富韩国特色的规定本意是为了限制大财阀利用参股公司从银行获得更多的扩张资本，但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因为害怕那些受到重创的韩国公司被外资恶意收购，韩国政府认为，纵有千般不好，大财阀毕竟还是“自家人”。然而，随着从政府领导的重组向市场导向的重组方向过渡，为了保持公司持续的重组动力，金大中政府于2001年4月又重新实施了这一规定，再加上韩国政府超出 IMF的要求取消了对外资股权的全部上限规定，至此，韩国企业也向外资敞开了大门。外国投资者在韩国大企业的持股比例从危机前的13%上升到了42%。三星电子、KT&G和浦项钢铁的外资持股比例更分别达54%、63%和68%。
“与他人分享股权恐怕是韩国大财阀头目们最不愿意做的事情了，财阀的持股减少，意味着自己随时都可能面临被对手——尤其是对他们进行了大量投资的外国跨国公司接管的风险。”杨秀吉指出，大财阀就此和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曾经进行过严峻的政治对决，并呼吁韩国政府采取一些预防被外国产业对手接管的保护措施，但政府沒有同意。
杨秀吉认为，外资的进入能够促进财阀集团优化资产机构和进行更加透明的公司治理。但对于银行业对外资的全面开放，他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谨慎地表示了担忧: “有可能，外国经理以及外国投资人对短期利益的增加更有兴趣，关注的重点不在企业的长期增长。因此，他们可能会通过卖掉企业将短期利益兑现。”
实际上，这种担心已经在2004年成为事实。在这一年4月，凯雷基金将KorAm银行出售，获利6.75亿美元；次年2月，新桥资本将韩国第一银行出售，获利16亿美元，三倍于它四年前的投资。虽然新桥资本一再声称这是对高风险的回报，但韩国人普遍认为，是韩国政府签订了有利于外国投资者的条款，其中外国投资者不接手不良贷款，为消除不良贷款，政府只能不断注资，私有化的风险完全由政府和纳税人背负，而不是投资基金。
另一个例子，韩国外汇银行的出售，则引起了韩国国内学者以及公众更多的质疑，由于韩国政府以很低的折扣价出售了外汇银行股权，国家蒙受的损失高达几十亿美元。
泡沫，还是泡沫
2002年，韩国商业银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持续几年来的低利率政策显露出了弊端。
在金融危机之后短短几个月的高利率政策，让投资者的资本纷纷流向有较高收益的金融产品；然而几个月后，利率开始一再降低，直到个位数，投资便从金融市场流向了其他领域，例如房地产和股市。金荣涣称之为“购买韩国热”以及“韩斯达克疯狂”。
韩国的房价从2002年便开始了飞涨。以杨秀吉办公室所在的Yeoudo地区为例，该地区据称是韩国IT和金融行业聚集区，其2007年的房价为每坪（合3.3平方米）1600万韩元（合每平方米人民币4万元左右）。如此令人咋舌的高房价，一般百姓自然是消费不起。出租车司机申启英至今还跟两个已经上高中的儿子和妻子住在不足30平方米的公寓里。“孩子就要考大学了，出去住宿舍，家里就会宽敞一点。”申启英无论如何也不敢奢想给自己换套大些的房子。“每个月1700美元的收入，刚刚够交孩子的学费和一家的开销，一点积蓄也没有。”他摇摇头，无奈地说。
更多的韩国人选择从商业银行贷款买房，但房价走高刺激了房贷市场的膨胀并加重了普通韩国家庭的负债，OECD一份针对韩国房地产市场的报告指出，沉重的韩国家庭债务有57%是来自于房贷。此外，韩国人对信用卡使用的增加，也给商业银行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2002年，韩国信用卡贷款总额为46.9万亿韩元，比1998年上涨了4.8倍。贷款负担增加同时导致了个人信用违约问题，2002年，仅韩国联邦银行一家，就已经发现了264万人次信用违约，法庭申请个人破产案例也上升至1335起，比2001年上涨了近98.7%。2003年末，韩国信用卡泡沫破裂，给商业银行带来了近90亿美元的赤字。
“房地产价格也存在泡沫，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时候破裂。”坐在建于韩国最贵地皮之上的办公楼里，杨秀吉若有所思地说。
同样站在北京望京这一地价不菲的住宅区里，来自韩国的移民朴羽珍却不用担心国内过高的房地产价格和泡沫。９年前还在韩国一家游戏公司上班的她，如今已经在望京开了一家咖啡厅，还买了一套房子。“韩国人在北京过得很舒服。”这是像朴羽珍这样选择移民中国的韩国人共同的心声。“而在国内，不仅生活费用昂贵，而且想创业也很难拿到银行的贷款。”朴羽珍向记者坦言。确实，信用卡泡沫和房地产市场可能出现的泡沫，令韩国银行愈来愈趋于保守。如今的韩国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得到贷款。金荣涣分析说：“韩国银行的借贷结构在当前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公司贷款减少，私人贷款增加，外资控股的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比例较少。”
他不无担忧地说：“这种信贷结构的变化暴露出，外资控股的韩国银行缺乏对长期投资和国内企业的资金支持。”
另一种担心则是直接对外国资本的质疑。韩国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在媒体上撰文指出，外国投资者对于风险太过敏感，不愿意承担风险，因此也不愿意投资开拓新技术领域，由外资控股的韩国企业如今在投资扩张方面都趋于保守，这也是为什么韩国经济如今发展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
无独有偶，记者在6月18日的《韩国时报》上看到了一则关于韩国制船业涌向中国市场的消息。报道中显示，打“头阵”的韩国制船企业来自排名第六的STX，而当现代重工这家世界最大的制船商被问及为何选择留在韩国，该负责人说，“我们没必要进行海外扩张，现在还不是时候。”
不知道这是否代表很多韩国财团目前的投资态度。“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管是出于自己的谨慎，还是因为外资控股股东的“短视”，恐怕都会紧紧束缚住韩国经济未来的持续性发展。
林昌烈自信地说，“韩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应该至少为7%，如果韩国企业能够再大胆一些的话。”杨秀吉也认为，“我们的增长潜力还未被完全发挥出来。”
经历了10年的恢复和转型之后，如今由谁来激发韩国的经济潜力？在传统经济产业，韩国相比中国已然不具备优势。韩国更渴望建立西方国家那样的“知识密集型经济”，1996年韩国加入OECD之后几乎就要接近这个目标了，但一场金融危机让韩国经济失去了一个10年，以知识、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并没有建立起来。在新旧更替之间，韩国似乎需要一场更深入的改革，而领导这场改革的，应该是2008年2月上任的新一届韩国政府。
“瞧，韩国股市跟中国股市一样可以遍地捞钱了。”坐在旁边的经济系大学生李敏得意地跟记者说，他决定在韩国股市投入更多的资金。
与李敏共同分享股市高涨喜悦的，还包括韩国总统卢武铉。在2003年上任之初，卢武铉面对的是不足600点的疲软股市。或许在他眼中，一个长期的“牛市”无疑有助于他反驳那些经济学家，后者（常常是大多数）认为韩国经济正在经历结构性危机，而反对党则干脆说，过去10年的韩国经济是失败的10年。这显然让卢武铉很恼火。
不过，1800点的牛市仍掩盖不住韩国民众对经济现状的抱怨。“我现在的生活还不如10年前。”48岁的出租车司机申启英对《商务周刊》说。
10年前，也就是韩国发生金融危机之前，申启英的年收入约合1500美元；10年后的今天，他的年收入略微涨了些，1700美元，但这点增长还是赶不上韩国物价指数每年3%的提升。
李敏是马上就要毕业的大学生，良好的教育背景和海外实习经历可以让他在SK集团或者埃克森·美孚这样的跨国集团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良好的金融知识背景还能让他在爆发的股票市场赚上一笔。但另一些韩国人却感到如今的韩国经济糟透了。
理性的经济学家也认为，股市的走高并非经济增长加快带动的结果。“大量从房地产市场流出的热钱涌向股市，以及政府持续的低利息政策的双重作用，将股市抬向了虚高。”韩国现代证券研究所的古周浩这样分析到。
火热的股市却没有吸引更多的韩国人从海外回国，相反，飞涨的房价和高昂的生活费用让很多韩国人不堪重负，他们选择了“出走”。据驻华韩人会调查显示，每年起码有10万韩国人前往中国工作和居住，2008年，韩国在华侨民将达到100万。“韩国移民大军”成为韩国经济问题下的一大显著社会现象。
大批的移民海外、过热的房地产市场、低息政策导致的社会资金流动过快和如今这个虚高的股市，卢武铉并不是这些问题的始作俑者。正如人们说，自他上任以来，韩国的贫富差距变得更大了，但事实上，4年前卢武铉从金大中手中接过的韩国，就是一个经济增长率下降到5.4%、股市大幅下跌、家庭负债居高不下、房地产过热以及两极分化的韩国。当然，在其任期接近尾声时，卢武铉也并没有能让这个国家的经济有所改善。
因此，韩国的经济现状和目前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都应追溯到10年前金融危机爆发这一拐点，或许是金大中，甚或是金泳三更清楚，韩国经济到底怎么了。
“沦陷”IMF
“如今的卢武铉不愿意承认韩国经济存在问题这样一个事实，正如10年前韩国政府不愿意正视金融危机即将爆发时的态度一样。” 金融危机时担任韩国副总理兼财经部长的林昌烈对《商务周刊》这样说。
在1997年之前，韩国GDP增长速度平均达到6.8%，失业率仅为2%，物价指数年增长4.9%，国内储蓄率为34%。正是基于如此良好的经济指数，韩国政府，甚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曾认为：已经从泰国蔓延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亚洲金融危机，不会给韩国金融带来太大的影响。“但他们都忽视了一个数据，1996年韩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达到了230亿的逆差，但韩元汇率没有任何调整。” 林昌烈说。
当时还在担任贸易部长一职的林昌烈却认为这是危机到来的“预警”信号，韩国金融研究院院长朴荣哲也注意到了这一点。1997年3月，朴荣哲向时任副总理兼财经部长的姜经植发出了“韩国有可能重蹈墨西哥金融危机覆辙”的警告，并建议实施浮动汇率。但是，朴荣哲却遭到了批评，姜经植不仅全部没收了朴的报告，而且警告他说，“不要再提及此事。”
7个月后，韩国金融的崩溃就像晴天霹雳，打了姜经植一个措手不及。
灾难首先从韩国的家族式财团燎原。从1980年代开始的“扩张式”增长模式，让这些企业越来越依赖于举债融资，然而一方面开销越来越大，一方面却“囊中羞涩”，一些与金融机构纠葛不清并面临严重财务问题的财阀开始走向破产。韩国第二大钢铁公司韩宝第一个倒下，直至今日，还有很多韩国人不愿意相信，在当时被誉为韩国企业“新星”的韩宝钢铁公司会在顷刻间被宣布破产调查。接下来是三美、真露，甚至包括排名财阀第八位的起亚，如多米诺骨牌般应声倒下。
企业的破产使得银行借给这些企业的贷款无法收回。“韩国银行出现了严重的清偿危机，这正是韩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最直接原因。”韩国政府的智囊机构——韩国国策研究院院长杨秀吉告诉《商务周刊》。更要命的是，这些来自外国银行的贷款大多数属于短期贷款，在嗅到风声不对后，外国游资纷纷从韩国各个行业中抽逃，外国银行也拒绝给予贷款展期。
1997年11月中旬，韩国可用外汇储备仅有142亿美元，然而，韩国对外累计债务已经达到650亿美元。“到1997年12月底，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注入，银行很可能宣布违约，韩国金融体系面临全面的崩溃。”林昌烈痛苦地回忆道。
这一致命问题，很多学者认为是1996年韩国政府加入经合组织（OECD）这个“富人俱乐部”的直接后果。因为根据经合组织的要求，新加入的韩国政府必须放宽对国际资本自由流入韩国的限制，这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韩国银行欠下了如此数额庞大的外债。
但曾经在1998—2001年担任韩国驻OECD大使的杨秀吉却不这样认为。他告诉《商务周刊》：“政府从1980年代起就开始限制财阀获得商业银行的贷款，无奈之下，财阀想到了海外贷款融资以支撑自己‘八爪鱼’式的扩张和海外投资。利用韩国加入OECD的机会，财阀对韩国政府进行了不懈的游说，希望后者能够同意放宽短期外资流入的限制，财经部最终抵制不住压力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根据杨秀吉的介绍，OECD当时只建议韩国政府放宽长期国际资本流动，而不是短期资本流动; 但韩国政府恰恰顶住经合组织要求放宽长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压力，做出了放宽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限制的决定。结果显而易见，一年后，韩国银行和金融体系成为了财阀游说政府的牺牲品。
面对巨大的空缺，韩国别无他法，只有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援助。
1997年11月19日，姜经植被解职，林昌烈从他手里接过了副总理以及财经部长这个烫手的“山药”。林昌烈个子不高，言谈中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个自信甚至有些自负的人——他不容别人打断自己的思路。然而，在与IMF的谈判中，林昌烈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他的自负被打击得荡然无存。在美国和日本接连暗示不会在IMF框架之外给予韩国任何援助之时，林昌烈感觉自己被拴在IMF这一根绳上任人摆布。
尽管一再表明，“只有在不损害韩国政治的前提下才会同意IMF的一切要求”，林昌烈面对时任IMF主席米歇尔·康德苏和美国的强硬姿态，最终全盘接受了IMF针对韩国公司、金融机构、公共领域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指定一揽子改革方案，甚至包括接受实行高达30%的高利率和低于3%的GDP增长速度。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个要求给韩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12月3日，最后的谈判达成。林昌烈沉痛的表情与康德苏轻松快乐的表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林昌烈在电视台发表讲话时称：“我来这里是为了请求全国人民的原谅……这些痛苦和负担是为重建和恢复我们在世界金融领域的信用的代价。”
当时的韩国媒体一片哀号。“国家破产了”，“国家丧失了经济主权”，这样的新闻大标题出现在韩国报端。有人甚至称：“韩国沦为了IMF的殖民地！”
一个有着被入侵和殖民历史的国家，很容易对任何涉及侵犯主权的行径产生反感，人民有这样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林昌烈眼中，从IMF获得资金是韩国解决清偿危机的唯一途径；在杨秀吉这样的经济学家眼中，关注点也不在经济主权，而在于IMF提供的拯救政策是好是坏。
“我完全支持IMF当时提出的公司改革处方、劳动力市场改革处方，甚至政府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改革。”但杨秀吉也告诉《商务周刊》，“IMF的高利率处方有些矫枉过正，机构重组的意义也被过分夸大。或许，韩国本不必应该承受那么大范围的失业和企业倒闭。”他认为，这是IMF的错误所在。
但无论对错，IMF已经替韩国政府，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之时当选的金大中政府做好了功课。接下来如何去或是否能恢复韩国经济，就看金大中和他的新政府如何贯彻这些改革方案了。
一丝不苟的执行者
与前任相比，1998年2月正式上任的金大中在学者和百姓眼中都是一个聪明人，他不仅学识渊博，饱读诗书，而且非常擅长演说。他是第一个参加电视访谈接受公众辩论的韩国总统。熟悉金大中的人说：“他可以不用稿子，跟周围的人辩论上两三个小时。”提起他，今日的韩国百姓无不表示爱戴和尊重。
“是他带领韩国走出经济危机的阴霾。”年近花甲的申炫得，常常在家附近的一间小酒吧泡上一杯大麦红参茶，看看报纸。谈起10年前的金融危机和金大中，老人家依稀还记得，“当初为了响应他的号召帮助国家渡过难关，我把自己获得的唯一一块金牌都捐献了出去。”
金大中就是这样一位受民众爱戴，并且擅长说服韩国民众接受棘手的政治决策的总统。上任伊始，他开始一丝不苟地贯彻IMF的处方。
作为IMF实施救助的前提条件，韩国必须首先实施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资产结构的改革。1998年2月，韩国政府出台了针对财阀集团改革的《公司改革五项任务》，这是一个月前金大中和韩国五大财阀（现代、大宇、三星、LG、鲜京）掌门人在一次早餐会议上商议的结果。一个星期后，现代集团首先宣布推出公司的改组方案，几日后，三星效而法之。
事实上，财阀集团同样也不能再等了。到1997年底，韩国28家最大的企业集团负债总额为1775亿美元，企业平均负债率高达450%。其中现代集团的债务一度高达660亿美元，占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财阀集团改组迫在眉睫。
根据《五项任务》以及后来补充的三项补充任务，IMF为韩国企业集团开出的药方包括“提升企业管理透明度，取消公司子公司间互相贷款担保，优化资产结构，制定企业核心业务，增强企业经理和大股东对小股东们的责任感，限制集团子公司内部不公平内部交易，剥离金融业务出去，以及禁止大股东转移股份给后代”。“5+3任务”为韩国企业集团重组设定了基本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下，金大中政府采取的措施关键词有三: “关闭、帮助和交换”。针对“重度患者”，即那些被挑选出来认为没有存活希望的公司，通过破产、变卖、合并以及法庭接管等措施对其实施“安乐死”，直到1998年6月，一共有55家公司关闭；其次，那些负债严重但却仍然有存活希望的公司，韩国政府则要求债权银行对其实施帮助，1998年6月前，共有83家公司得到了自己的债权银行的资金支持，走上了重组的道路。
然而，对于那些占据产业支柱地位的大财阀又从哪里入手，同时又不会招致后者的过度反对？这个复杂而微妙的问题困扰了金大中很久。1998—1999年担任金大中政府财阀重组工作小组首席经济学家的三星经济研究所国际研究部部长金荣涣告诉《商务周刊》，政府当时实施了“大规模业务互换”政策，也就是俗称的“大交易”——大企业之间相互交换企业公司，以解决金融危机前这些公司积累的重复投资和企业规模过大的问题。
“政府的初衷是好的，但在很多情况下，‘大交易’却没有达到最初的目的。”金荣涣感慨到，很多交易简单沦落为两个公司的合并或A公司购买B公司，业务互换的目的并没有如期达成。例如三星并没有遵照政府的计划把自己的重工机械卖给韩国重工集团，而是与后者合并成立了新公司；现代火车、大宇火车以及韩进火车公司虽然如期合并成为新的韩国铁路集团，但三大集团仍然各自持有股份；而人们所期待的现代石化与三星化学的合并始终也没能实现。
“财阀集团的游说力量和政府的立场不坚定，为韩国企业集团重组改革的不彻底留下了伏笔。”金荣涣这样评价道。事实上，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韩国政府对金融部门的改革之中。他说: “韩国大财阀集团改组的不彻底在后来的韩国经济中可以看出，仍然在进一步威胁着金融体制的健全。”
在《五项任务》推出的同时，韩国政府于1998年2月同时提出了针对综合金融社、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立即纠正措施》，并于1998年一年向银行领域共注入556亿韩元的公共基金，以帮助快速消化“不良贷款”以及帮助金融组织解困。
面对IMF停止保护那些已经丧失清偿能力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要求，韩国政府没有丝毫犹豫。从数字可以看出，1998—2003年初，韩国金融机构的数量减少了32.4%。其中，不良贷款问题最集中的综合金融社，至2003年仅剩下3家仍在正常运营，93%被关闭。
与此同时，在IMF框架下，韩国政府与各外国银行达成的协议也开始发挥效用，外国银行提供给韩国各银行的220亿美元短期贷款在韩国政府的全额担保下，换成了等额债权。在濒临违约和破产的边缘，一批韩国银行被政府和IMF联手拉了回来。
然而，韩国民众却没有如此好运。尤其是1998年，由于大批企业破产和银行倒闭，GDP增长降至-6.7%，大约有150万韩国人失去了工作。曾经担任一家电梯公司经理的洪永涣，危机前是一名生活美满的中产阶级，与妻子和9岁的儿子住在首尔郊区一套宽敞的三居室里。随着经济衰退和建筑商终止建筑工程合同，洪永涣破产了。他无法面对妻子和儿子，最终成为栖身于首尔火车站附近一个公园的流浪者。
洪永涣和其他韩国百姓承受的痛苦，除了国家的泡沫经济应该对其负责任之外，同时也是IMF提出的一些不符合韩国经济现实的治疗方案的苦果。
高利率是IMF的传统药方，这一策略已经在韩国金融危机当时及以后饱受经济学家的诟病。前苏联“休克疗法”的设计师、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和原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就一再警告，“高利率政策会导致严重的经济下滑”。林昌烈与二者观点一致，他认为：“韩国不同于拉丁美洲，首先，韩国的物价比较稳定，没有通货膨胀的迹象；其次，韩国公司的金融结构同美国以及其他工业国家不一样，他们是韩国经济的支柱，如果强迫执行30%的利率，没有哪个公司可以承受。30%的高利率意味着很多韩国公司要破产。”
在强大的韩国国内和国际舆论压力下，从1998年年中开始，IMF同意韩国政府“谨慎”地降低利率，直到1998年10月，利率水平降到20%。
“从百分之百的严格执行IMF政策到1998年中期的利率调整，韩国经济复苏的手脚才被真正放开。”金荣涣说。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性格急躁的韩国人在调整利率后并没有停歇，此后连续降低利率水平，1999年韩国银行制定的利率仅为个位数。“过低”的利率又将自己带向了另一个经济陷阱，不过这是发生在2002年以后的事情了。
外资是救世主吗？
2000年，走在首尔地铁里，可以明显感觉到人流比两年前多了很多。“金融危机时，忠武路地铁里的流浪汉和酒鬼要比乘客还要多。”申铉得回忆到。咖啡馆的老板娘也插话说：“没有人来我这里吃饭喝茶，我这小铺子在1997年后关了两年，2000年新年时才重新开张。”
的确，2000年见证了韩国经济的复苏，9.3%的GDP增长令周围其他遭受金融危机打击的亚洲国家极其羡慕，后者很多还挣扎在负增长的“泥潭”之中。杨秀吉认为：“是改革及实施IMF政策的速度和诚意促成了韩国的迅速恢复。”
在这一年，金大中决定进一步扩大战果。他在2000年初的一次国会发言中宣布：“我们的目标是转型市场经济。”
金荣涣认为金大中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伴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政府的作用应该有所削弱。”因此，从政府驱动的改革过渡到市场驱动的改革成为了第二阶段韩国复苏经济的指导方向。
在逐步解决了银行坏账和资产结构问题之后，2000—2002年，韩国政府决定将银行彻底向外资开放。韩国政府和多数专家学者都相信，外资进入将有助于稳定和重组国内脆弱的银行业，通过学习国外金融工具和技术改善国内金融服务质量，完善金融基础设施。
1999年12月，韩国第一银行卖给了美国基金新桥资本；2000年11月，Koram银行卖给了美国凯雷投资基金；2003年 9月．韩国外汇银行卖给了美国龙星投资基金。事实上，2005年韩国外汇银行的业绩也表明，在龙星基金的重组下，它已然成为了韩国最具竞争力的银行。作为韩国最大的商业银行，韩国国民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更是高达85.7%。
从2001年开始，韩国银行部门的外国证券投资迅猛增加。到2005年末，在剩余的七大全国性银行中．有6家的外资股权比率超过50%。
韩国政府对外资进入产业领域原本表现得相当谨慎。在1998年，韩国政府取消了关于禁止30家大财阀收购其他公司股份的规定，这一极富韩国特色的规定本意是为了限制大财阀利用参股公司从银行获得更多的扩张资本，但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因为害怕那些受到重创的韩国公司被外资恶意收购，韩国政府认为，纵有千般不好，大财阀毕竟还是“自家人”。然而，随着从政府领导的重组向市场导向的重组方向过渡，为了保持公司持续的重组动力，金大中政府于2001年4月又重新实施了这一规定，再加上韩国政府超出 IMF的要求取消了对外资股权的全部上限规定，至此，韩国企业也向外资敞开了大门。外国投资者在韩国大企业的持股比例从危机前的13%上升到了42%。三星电子、KT&G和浦项钢铁的外资持股比例更分别达54%、63%和68%。
“与他人分享股权恐怕是韩国大财阀头目们最不愿意做的事情了，财阀的持股减少，意味着自己随时都可能面临被对手——尤其是对他们进行了大量投资的外国跨国公司接管的风险。”杨秀吉指出，大财阀就此和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曾经进行过严峻的政治对决，并呼吁韩国政府采取一些预防被外国产业对手接管的保护措施，但政府沒有同意。
杨秀吉认为，外资的进入能够促进财阀集团优化资产机构和进行更加透明的公司治理。但对于银行业对外资的全面开放，他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谨慎地表示了担忧: “有可能，外国经理以及外国投资人对短期利益的增加更有兴趣，关注的重点不在企业的长期增长。因此，他们可能会通过卖掉企业将短期利益兑现。”
实际上，这种担心已经在2004年成为事实。在这一年4月，凯雷基金将KorAm银行出售，获利6.75亿美元；次年2月，新桥资本将韩国第一银行出售，获利16亿美元，三倍于它四年前的投资。虽然新桥资本一再声称这是对高风险的回报，但韩国人普遍认为，是韩国政府签订了有利于外国投资者的条款，其中外国投资者不接手不良贷款，为消除不良贷款，政府只能不断注资，私有化的风险完全由政府和纳税人背负，而不是投资基金。
另一个例子，韩国外汇银行的出售，则引起了韩国国内学者以及公众更多的质疑，由于韩国政府以很低的折扣价出售了外汇银行股权，国家蒙受的损失高达几十亿美元。
泡沫，还是泡沫
2002年，韩国商业银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持续几年来的低利率政策显露出了弊端。
在金融危机之后短短几个月的高利率政策，让投资者的资本纷纷流向有较高收益的金融产品；然而几个月后，利率开始一再降低，直到个位数，投资便从金融市场流向了其他领域，例如房地产和股市。金荣涣称之为“购买韩国热”以及“韩斯达克疯狂”。
韩国的房价从2002年便开始了飞涨。以杨秀吉办公室所在的Yeoudo地区为例，该地区据称是韩国IT和金融行业聚集区，其2007年的房价为每坪（合3.3平方米）1600万韩元（合每平方米人民币4万元左右）。如此令人咋舌的高房价，一般百姓自然是消费不起。出租车司机申启英至今还跟两个已经上高中的儿子和妻子住在不足30平方米的公寓里。“孩子就要考大学了，出去住宿舍，家里就会宽敞一点。”申启英无论如何也不敢奢想给自己换套大些的房子。“每个月1700美元的收入，刚刚够交孩子的学费和一家的开销，一点积蓄也没有。”他摇摇头，无奈地说。
更多的韩国人选择从商业银行贷款买房，但房价走高刺激了房贷市场的膨胀并加重了普通韩国家庭的负债，OECD一份针对韩国房地产市场的报告指出，沉重的韩国家庭债务有57%是来自于房贷。此外，韩国人对信用卡使用的增加，也给商业银行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2002年，韩国信用卡贷款总额为46.9万亿韩元，比1998年上涨了4.8倍。贷款负担增加同时导致了个人信用违约问题，2002年，仅韩国联邦银行一家，就已经发现了264万人次信用违约，法庭申请个人破产案例也上升至1335起，比2001年上涨了近98.7%。2003年末，韩国信用卡泡沫破裂，给商业银行带来了近90亿美元的赤字。
“房地产价格也存在泡沫，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时候破裂。”坐在建于韩国最贵地皮之上的办公楼里，杨秀吉若有所思地说。
同样站在北京望京这一地价不菲的住宅区里，来自韩国的移民朴羽珍却不用担心国内过高的房地产价格和泡沫。９年前还在韩国一家游戏公司上班的她，如今已经在望京开了一家咖啡厅，还买了一套房子。“韩国人在北京过得很舒服。”这是像朴羽珍这样选择移民中国的韩国人共同的心声。“而在国内，不仅生活费用昂贵，而且想创业也很难拿到银行的贷款。”朴羽珍向记者坦言。确实，信用卡泡沫和房地产市场可能出现的泡沫，令韩国银行愈来愈趋于保守。如今的韩国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得到贷款。金荣涣分析说：“韩国银行的借贷结构在当前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公司贷款减少，私人贷款增加，外资控股的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比例较少。”
他不无担忧地说：“这种信贷结构的变化暴露出，外资控股的韩国银行缺乏对长期投资和国内企业的资金支持。”
另一种担心则是直接对外国资本的质疑。韩国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在媒体上撰文指出，外国投资者对于风险太过敏感，不愿意承担风险，因此也不愿意投资开拓新技术领域，由外资控股的韩国企业如今在投资扩张方面都趋于保守，这也是为什么韩国经济如今发展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
无独有偶，记者在6月18日的《韩国时报》上看到了一则关于韩国制船业涌向中国市场的消息。报道中显示，打“头阵”的韩国制船企业来自排名第六的STX，而当现代重工这家世界最大的制船商被问及为何选择留在韩国，该负责人说，“我们没必要进行海外扩张，现在还不是时候。”
不知道这是否代表很多韩国财团目前的投资态度。“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管是出于自己的谨慎，还是因为外资控股股东的“短视”，恐怕都会紧紧束缚住韩国经济未来的持续性发展。
林昌烈自信地说，“韩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应该至少为7%，如果韩国企业能够再大胆一些的话。”杨秀吉也认为，“我们的增长潜力还未被完全发挥出来。”
经历了10年的恢复和转型之后，如今由谁来激发韩国的经济潜力？在传统经济产业，韩国相比中国已然不具备优势。韩国更渴望建立西方国家那样的“知识密集型经济”，1996年韩国加入OECD之后几乎就要接近这个目标了，但一场金融危机让韩国经济失去了一个10年，以知识、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并没有建立起来。在新旧更替之间，韩国似乎需要一场更深入的改革，而领导这场改革的，应该是2008年2月上任的新一届韩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