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出版了《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书一发行，立即把“白领”和“中产阶级”的概念推介到了全球，并使之泛化成一个全球性的话题。 在这本畅销书中，赖特·米尔斯第一次提出了作为“中产阶级”的白领阶级的概念，并详细研究了“中产阶级”的状况。
　　米尔斯指出，在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已经出现了一个包括政府部门的中级行政官员，国营和私营垄断企业中的中级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以及其他领域中的专业技术人员等所组成的新的群体——“中产阶级”。他做出了一个关于“中产阶级”的定义，即“中产阶级”就是一个这样的群体：
　　(1)依附于庞大机构，专事非直接生产性的行政管理工作与技术服务。
　　(2)无固定私产，不对服务机构拥有财产分配权，较难以资产论之。
　　(3)靠知识与技术谋生，领取较稳定且丰厚的年薪或月俸。
　　(4)思想保守，生活机械单调，缺乏革命热情，但为维持其体面与其地位相称的形象而拒绝流俗和粗鄙的大众趣味。
　　对于这一意义，有关社会学专家认为，其中，赖特·米尔斯道出了“中产阶级”内涵公认的几个要素：决定“中产阶级”的关键性物质并不仅在于收入，还有与其生活、心理和社会地位状态相连接的责任、权利和利益。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社会结构转型步伐加快，一些新型的社会职业应运而生，出现了一批高收入的群体。但是，这批高收入的群体，是否就是我们所说的“中产阶级”呢？如果是，他们的状况又是如何呢？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周晓虹率领一个课题研究组在经过30多个月的调查走访，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全国五大城市的3000户人家进行了问卷并对100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后，日前推出了《中国中产阶层调查》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以翔实的资料、晓畅的文笔、精心的构思、睿智的激辩，深入探讨了中国中产阶层的历史命运和生存状况。
　　
　　消费
　　中产阶层的消费行为向来是人们关注的中心，他们被认为是有品位、有格调、有消费激情的消费“前卫”。作为消费观念上的享乐主义者、社会阶梯上的地位追求者、生活方式上的品位制造者，他们总是会以其独有的消費激情和为人瞩目的前卫角色，在社会发展与时尚兴替中执着地寻求自我表现与社会认同的空间，他们是不折不扣的竞赛者和表演者。但是，本书通过调查显示，这些为大众媒介所热衷宣扬的、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可的中产阶层的消费镜像并不是中产阶层生活的全部。在光鲜亮丽的外表和优雅闲适的举止背后，中产阶层同样有着并不轻松的一面。《调查》指出，中国中产阶层的消费结构开始转型，即生存必需性消费的“非必需化”。比如饮食方面的消费在非中产阶层家庭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中产阶层家庭，而中产阶层家庭中，服饰、文化娱乐、购房、购车等方面的开支都要多于非中产阶层。这表明，就目前来看，同非中产阶层家庭相比，中产阶层家庭的享受性消费、发展性消费方面的支出已经有了明显差别。但需要注意的是，城市中产阶层的享受性消费是有限的、或者说是有节制的，一来虽然与非中产相比，他们的收入不菲但显然还不足以支持他们的欲求；二来城市中产阶层本身是一个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群体，他们对于以标识经济、财富的符号消费并不很认同，也就是他们的生活目标有可能使他们与无节制的纯粹物质享受拉开距离。而且，作为职业阶层，他们的工作压力与时间也使得享受性消费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休闲
　　从休闲来看，与“非中产”层相比，中国中产阶层的工作时间偏长，工作繁忙度较高；睡眠时间相对较短；但闲暇时间实际上与平均水平的差距并不明显，且在部分数值上超过了非中产阶层。在休闲方式上，中产阶层的闲暇生活相对而言多集中在室外型、积极参与型、商业消费型、发展提高型活动方式上，而与此相对，非中产阶层则较多集中在室内型、被动接受型、非商业型、消遣娱乐型闲暇活动方式上。中产阶层的闲暇生活呈现出向户外、旅游地、健身地、网络等区域集中的趋势。
　　当然，中国中产阶层的个体也面临着深刻的“角色冲突”。首先从劳动力再生产的角度上看，那些刚刚步入或者正在努力步入中产阶层的个体大都背负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因为置身于社会结构相对开放的转型时期，他们需要捕捉更多的机会，依靠自身努力流动到更高的位置，从而无形中增添了自己的成就压力。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WTO全球体系的融入，愈加要求加强规范化的管理，而中国大陆高研发、高技术的产业偏少，更多的是生产密集型、基础加工型的生产企业，实行的多是严格的泰勒制管理，因而加剧了中产阶层个体的忙碌感和压力感。不仅如此，中国中产阶层的“角色丛”中，除这种艰苦奋斗的劳动力再生产的角色之外，还有一种角色也至关重要，那就是，他们还是另一种生产即地位和身份的积极生产者，是休闲标签的营造者。“关注健康与生活质量，不仅仅生存，还要学会享受生活，这已成为中产阶层的大多数生活方式的基本原则。”
　　


　　文化
　　古尔德纳指出，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新阶层，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是：“第一，在数量上——它占有相当多的文化资本份额，并且其收入相对较大的一部分由此产生。第二，在质量上——在某种程度上它的文化是特殊的文化。”可以说，对文化资本的占有是中国中产阶层的根本特点。首先，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较高的学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分析，在中等收入者当中，硕士及硕士以上学历占48.6％，大学本科占26.3％，其他共占25.1％。其次，他们有将文化资本转化为其他资本的能力。由于现在公认的中产阶层群体年龄大多是在30～50岁，他们对于新知识、新事物的掌握能力强，在工作中具有开拓能力，同时，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收入与知识技能逐步挂钩，受教育程度越高，职业收入水平也越高。从职业上看，中产阶层一般集中在需要较高文化资本的行业，如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职业的专门化程度高，讲究情调、品位，有较高的审美水平。
　　而在文化资本的传承上，中产阶层家庭一般并不指望孩子将来能够有杰出的成就，他们也知道，这很难，但是，他们希望孩子至少能够跻身社会的中产阶层，他们对子女的教育尤其重视，关键还在于，身为中产之家的父母深知孩子若要在将来跻身中产或更高层，需要具备相当强的实力，必须从小就为孩子打好基础。在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家长可谓殚精竭虑，对于年龄在30～50岁的中国中产阶层来说，做父母的能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给予足够的重视。除了经济上的考虑之外，更多的是感情与心理的付出，对于任何处理好对孩子的期望值的问题，应当对孩子承担多少责任，是否应当把孩子作为自己的情感支柱，能否接受孩子与自己是平等的这一事实……
　　
　　阅读
　　在这个调查中，还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与想象中不同，当下中国中产阶层在传媒接触上与非中产阶层的（在数据上的）最显著差异，不是在电视，不是在报纸，甚至也不是在网络，而是在书刊的媒介接触行为上。简而言之，中产阶层比非中产阶层更多地接触图书(一种更冗长和更具有知识容量的信息载体)，与此相类似的则是，他们也比非中产阶层更多地接触刊物。
　　调查数据显示，中产阶层在阅读方面显示明晰的阶层属性。他们经常阅读文学艺术题材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30%；经常阅读经济管理题材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160%；经常阅读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图书的频度超出了非中产阶层33%。
　　职业中产阶层经常阅读经济管理题材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80%；经常阅读政治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30%；经常阅读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18%；经常阅读子女教育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49% 。
　　学历中产阶层经常阅读文学/艺术题材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14%(偶尔阅读文学/艺术题材图书的频度甚至超出非中产阶层48%)；经常阅读经济管理题材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278%；经常阅读军事题材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230%；经常阅读政治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1130%；经常阅读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318%；经常阅读医药/保健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87%；经常阅读其他自然科学/科普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254%。这是一系列极其悬殊的数据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