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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中国抗战进入关键阶段：华中战场激战正酣，武汉面临沦陷，重庆成为战时首都。随之，大量入川的抗战物资滞留在长江枢纽港宜昌。枯水期到来前，十余万吨物资、数万人员由穿越三峡的船只安全转移至重庆……这一壮举让人想到了两年后欧洲战场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被世界知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宜昌，生死存亡
清末、民国时期入川，长江水路几乎是唯一畅通的大道。宜昌以上的峡江航道滩多浪急，1500吨以上吞吐量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从中下游来的大船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载”，才能继续溯江入川。
1938年夏天，当中日武汉会战正酣、国民政府准备撤往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腹地时，夹在武汉、重庆两大重镇之间的宜昌，成为举足轻重甚至决定生死存亡的角色——浩浩荡荡的人流不断涌入这个长江上、中游的转运枢纽。1938年的一份报告统计，当时在宜昌候渡的各类人员，最多时有3万多人（不含流动人数）。比难民更亟须进川的，是各种各样的抢运物资。当时的杂志《新世界》刊载文章称：“（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十月二十五日……当时存积宜昌的兵工器材，差不多有十三万吨必须赶速抢运。”
除了入川的，还有需要出川的几十万增援的川军部队和装备，亟待通过长江水道转运到抗日前线。
当时，人口只有10万余人的宜昌城一下子被挤爆了，数公里区域内，各种大宗物资堆积成山——它们并非等闲之物，而是全中国航空、军工、轻重工业的精华。
更让人心急火燎的是：再过40天左右，峡江航道就要迎来漫长的枯水期，届时装载大型设备的轮船根本无法行驶。这也意味着，所有滞留宜昌的人员、物资须在40天内运完！按照当时中国船舶的运力，这些物资转运入川至少需要一年！
比灾难本身更可怕的，是笼罩在宜昌上空的恐慌气氛。各企业、各机关都在争先恐后要求尽快撤到后方去，宜昌陷入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
有幸挤上船的作家老舍当时如此形容：“好像整个宜昌的人都上了船，连船头烟囱上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另一作家叶圣陶也在人群中，他回忆说：“到处都是人，大街小巷都是难民和难童的影子，城乡的旅店、茶楼、学校、寺庙、医院等，凡是能住人的地方，都挤满了。”他还以诗抒怀道：“种种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无船。”
神秘力量
正当众人陷入绝望时，事情出现了不可思议的转机。那么，是什么神秘力量或人物，扭转了危急的局势呢？
这个人就是卢作孚。
卢作孚1925年在合川创建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公司”）。公司从一艘运力仅有70余吨、从重庆至合川的小客轮起家，十余年时间发展壮大成为川江航运的主力军。1938年能够穿行三峡的船只，民生公司有22艘。
1938年武汉沦陷前，素以“实业报国”为志向的卢作孚接受了国民政府委托的重任。
除了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还有另一个身份——上任刚半年的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作为实业家，卢本人十分淡泊名利，但在这个危急时刻，还是应允出任这个负有重任的职位，并接受了迫在眉睫的使命——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交通方式，将中国仅存的工业基础设施转运到大后方去。
1938年10月23日，当卢作孚抵达宜昌码头时，民生公司宜昌分部的办公楼外，挤满了急等购票入川、请求安排货物上船的人，办公通道已被购票者围起了好几圈。
卢作孚次子卢国纪先生回忆说：“混乱局面下，父亲表现得十分镇定，他对那些争吵不休的人有礼貌但很坚决地说，请回去，所有的人都明天见！”或许受其诚意感召，躁动的人们突然停止了喧嚣。
当晚，卢作孚立刻召集宜昌的民生公司员工召开了一次通宵达旦的紧急会议，以完成这个看似不能完成的任务——40天时间内，把拥塞在宜昌的物资和人员运完。
一夜间能产生奇迹吗？卢作孚和他的同事能想出什么对策呢？
惊心动魄大撤退
10月24日一大早，卢作孚从办公楼中走出。此时，门外已经站满了要求运货的客户和西行的旅客。
卢作孚很快宣布了刚刚出炉的“三段航行法”：
为最大限度节约时间，宜昌至重庆航程一分为三：宜昌至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至万县（今万州）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
大部分船只将货物运至三斗坪，当即返回宜昌，由三斗坪船只转运至万县或直通重庆。十分重要的物资，则由宜昌直接运至重庆，回程船只运输出川士兵顺江而下，奔赴前线作战。
为躲避敌机轰炸，卢作孚又在中途设多个转运站，甚至临时增加了许多新码头。为了分担运输物资，民生公司又从民间临时征用了上千艘木船。
危亡年代的中国，这些船只成了一艘艘承载希望的“诺亚方舟”。黄昏前，两岸江边数百盏煤气灯迅速点亮，江水中的灯影摇摇晃晃。不到一天时间，第一艘满载人员、货物的轮船驶出宜昌港。
登上“诺亚方舟”的第一批乘客是“保卫中国同盟”收留的数百名孤儿。经历现场的乘客记述说：“汽笛声中，这些孩子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摇着小手向卢作孚告别的情景，令岸边观者无不动容。”从10月24日开始，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和850多只木船，日夜不停地在川江来回穿梭，“宜昌大撤退”就此拉开序幕。
当时服务于民生公司的萧怀柱老人记得：“那段紧张的日子里，每天清晨宜昌港口就会开出六七条轮船，它们一到下午就会赶回来。显然，这些船进入奉节或万县就卸货返回了。这是为了尽可能节约时间。”
卢作孚在回忆录中也有记述：“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
在一个个难寝的日日夜夜中，卢作孚几乎每天都要在码头上行走，了解每小时每艘船的動向等信息。到了深夜，他还要跑到装货的码头，去查看船只情况。 郑新是民生轮船公司宜昌分公司经理，其父也曾供职于民生公司。谙熟峡江航运的老郑指着远处说：“从宜昌溯江而上，第一险要处是三峡东口的南津关，此地雄峰突现、江面突然由宽变窄、河床急剧转折。县志描述，‘船行江中、横来复去，乘风奋楫，舟莫能进’。再往上是灯影峡，20公里长的狭窄水面，江中的泡漩特别大。包括灯影峡在内的整个西陵峡，通航条件在三峡中最为复杂，整个峡区，峡中有峡，大峡套小峡；滩中有滩，大滩含小滩……”
除了暗流险滩，空中轰炸是另一个威胁。抢运开始后，民生公司船队每天都有船只被炸毁的消息传来，每天都有民生公司职员、码头工人、航道上的纤夫在日机轰炸中牺牲或受伤。
当时，任南京艺专教导处主任的曹禺，和一批师生坐三条大木船入川，见到纤夫的艰辛便主动加入了拉纤的行列。不久，纤夫照片登上美国报刊，世界各地由此得知：如此危急关头，这个东方的民族在用肉体与钢铁搏斗，古老的三峡航线在顽强地搏动着。
转眼到了12月，江水低落，喧闹的宜昌城突然安静下来。经过40天的苦战，奇迹竟然如卢作孚预测那般出现了。“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出2/3。原来南北两岸各码头遍地堆满器材，两个月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是卢作孚在回忆文章《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中的一段话。
事后统计，枯水季到来之前，卢作孚共指挥宜昌港输送了3万多滞留人员和2/3的滞留物资，这几乎相当于民生公司1936年一年的运量。撤退结束后，站在宜昌码头的卢作孚深情地望着重庆的方向。那些兵器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设备、器材和人员，已经撤退到大后方。
同时，当时中国的教育、商业、文化艺术等种种事业的精英也转移到重庆。卢作孚深知，这些看似破碎的元素，将会在那里重新被组合，其经济、教育、军事版图将被一一拼凑完成……
“宜昌大撤退”永载史册
中国宜昌大撤退两年之后，欧洲反法西斯战场也发生了一场类似的行动。
1940年5月底，英国动用861艘各类船只，经过9个昼夜转运，在德军飞机狂轰滥炸之下，将滞留法国小镇敦刻尔克的40多万军队转运至英国，此即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常常有人将卢作孚导演的“宜昌大撤退”视为中国版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但是，“宜昌大撤退”的持續时间更长，运输长度和难度更大——重庆至宜昌航道超过600公里，远大于英吉利海峡的航程，而三峡水道的自然条件也更为险恶。
“敦刻尔克大撤退”靠的是一个国家的力量，由军事部门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因此，我们大可名正言顺地赋予“宜昌大撤退”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梁衍军荐自《西宁晚报》 图：项臻）
宜昌，生死存亡
清末、民国时期入川，长江水路几乎是唯一畅通的大道。宜昌以上的峡江航道滩多浪急，1500吨以上吞吐量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从中下游来的大船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载”，才能继续溯江入川。
1938年夏天，当中日武汉会战正酣、国民政府准备撤往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腹地时，夹在武汉、重庆两大重镇之间的宜昌，成为举足轻重甚至决定生死存亡的角色——浩浩荡荡的人流不断涌入这个长江上、中游的转运枢纽。1938年的一份报告统计，当时在宜昌候渡的各类人员，最多时有3万多人（不含流动人数）。比难民更亟须进川的，是各种各样的抢运物资。当时的杂志《新世界》刊载文章称：“（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十月二十五日……当时存积宜昌的兵工器材，差不多有十三万吨必须赶速抢运。”
除了入川的，还有需要出川的几十万增援的川军部队和装备，亟待通过长江水道转运到抗日前线。
当时，人口只有10万余人的宜昌城一下子被挤爆了，数公里区域内，各种大宗物资堆积成山——它们并非等闲之物，而是全中国航空、军工、轻重工业的精华。
更让人心急火燎的是：再过40天左右，峡江航道就要迎来漫长的枯水期，届时装载大型设备的轮船根本无法行驶。这也意味着，所有滞留宜昌的人员、物资须在40天内运完！按照当时中国船舶的运力，这些物资转运入川至少需要一年！
比灾难本身更可怕的，是笼罩在宜昌上空的恐慌气氛。各企业、各机关都在争先恐后要求尽快撤到后方去，宜昌陷入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
有幸挤上船的作家老舍当时如此形容：“好像整个宜昌的人都上了船，连船头烟囱上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另一作家叶圣陶也在人群中，他回忆说：“到处都是人，大街小巷都是难民和难童的影子，城乡的旅店、茶楼、学校、寺庙、医院等，凡是能住人的地方，都挤满了。”他还以诗抒怀道：“种种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无船。”
神秘力量
正当众人陷入绝望时，事情出现了不可思议的转机。那么，是什么神秘力量或人物，扭转了危急的局势呢？
这个人就是卢作孚。
卢作孚1925年在合川创建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公司”）。公司从一艘运力仅有70余吨、从重庆至合川的小客轮起家，十余年时间发展壮大成为川江航运的主力军。1938年能够穿行三峡的船只，民生公司有22艘。
1938年武汉沦陷前，素以“实业报国”为志向的卢作孚接受了国民政府委托的重任。
除了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还有另一个身份——上任刚半年的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作为实业家，卢本人十分淡泊名利，但在这个危急时刻，还是应允出任这个负有重任的职位，并接受了迫在眉睫的使命——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交通方式，将中国仅存的工业基础设施转运到大后方去。
1938年10月23日，当卢作孚抵达宜昌码头时，民生公司宜昌分部的办公楼外，挤满了急等购票入川、请求安排货物上船的人，办公通道已被购票者围起了好几圈。
卢作孚次子卢国纪先生回忆说：“混乱局面下，父亲表现得十分镇定，他对那些争吵不休的人有礼貌但很坚决地说，请回去，所有的人都明天见！”或许受其诚意感召，躁动的人们突然停止了喧嚣。
当晚，卢作孚立刻召集宜昌的民生公司员工召开了一次通宵达旦的紧急会议，以完成这个看似不能完成的任务——40天时间内，把拥塞在宜昌的物资和人员运完。
一夜间能产生奇迹吗？卢作孚和他的同事能想出什么对策呢？
惊心动魄大撤退
10月24日一大早，卢作孚从办公楼中走出。此时，门外已经站满了要求运货的客户和西行的旅客。
卢作孚很快宣布了刚刚出炉的“三段航行法”：
为最大限度节约时间，宜昌至重庆航程一分为三：宜昌至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至万县（今万州）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
大部分船只将货物运至三斗坪，当即返回宜昌，由三斗坪船只转运至万县或直通重庆。十分重要的物资，则由宜昌直接运至重庆，回程船只运输出川士兵顺江而下，奔赴前线作战。
为躲避敌机轰炸，卢作孚又在中途设多个转运站，甚至临时增加了许多新码头。为了分担运输物资，民生公司又从民间临时征用了上千艘木船。
危亡年代的中国，这些船只成了一艘艘承载希望的“诺亚方舟”。黄昏前，两岸江边数百盏煤气灯迅速点亮，江水中的灯影摇摇晃晃。不到一天时间，第一艘满载人员、货物的轮船驶出宜昌港。
登上“诺亚方舟”的第一批乘客是“保卫中国同盟”收留的数百名孤儿。经历现场的乘客记述说：“汽笛声中，这些孩子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摇着小手向卢作孚告别的情景，令岸边观者无不动容。”从10月24日开始，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和850多只木船，日夜不停地在川江来回穿梭，“宜昌大撤退”就此拉开序幕。
当时服务于民生公司的萧怀柱老人记得：“那段紧张的日子里，每天清晨宜昌港口就会开出六七条轮船，它们一到下午就会赶回来。显然，这些船进入奉节或万县就卸货返回了。这是为了尽可能节约时间。”
卢作孚在回忆录中也有记述：“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
在一个个难寝的日日夜夜中，卢作孚几乎每天都要在码头上行走，了解每小时每艘船的動向等信息。到了深夜，他还要跑到装货的码头，去查看船只情况。 郑新是民生轮船公司宜昌分公司经理，其父也曾供职于民生公司。谙熟峡江航运的老郑指着远处说：“从宜昌溯江而上，第一险要处是三峡东口的南津关，此地雄峰突现、江面突然由宽变窄、河床急剧转折。县志描述，‘船行江中、横来复去，乘风奋楫，舟莫能进’。再往上是灯影峡，20公里长的狭窄水面，江中的泡漩特别大。包括灯影峡在内的整个西陵峡，通航条件在三峡中最为复杂，整个峡区，峡中有峡，大峡套小峡；滩中有滩，大滩含小滩……”
除了暗流险滩，空中轰炸是另一个威胁。抢运开始后，民生公司船队每天都有船只被炸毁的消息传来，每天都有民生公司职员、码头工人、航道上的纤夫在日机轰炸中牺牲或受伤。
当时，任南京艺专教导处主任的曹禺，和一批师生坐三条大木船入川，见到纤夫的艰辛便主动加入了拉纤的行列。不久，纤夫照片登上美国报刊，世界各地由此得知：如此危急关头，这个东方的民族在用肉体与钢铁搏斗，古老的三峡航线在顽强地搏动着。
转眼到了12月，江水低落，喧闹的宜昌城突然安静下来。经过40天的苦战，奇迹竟然如卢作孚预测那般出现了。“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出2/3。原来南北两岸各码头遍地堆满器材，两个月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是卢作孚在回忆文章《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中的一段话。
事后统计，枯水季到来之前，卢作孚共指挥宜昌港输送了3万多滞留人员和2/3的滞留物资，这几乎相当于民生公司1936年一年的运量。撤退结束后，站在宜昌码头的卢作孚深情地望着重庆的方向。那些兵器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设备、器材和人员，已经撤退到大后方。
同时，当时中国的教育、商业、文化艺术等种种事业的精英也转移到重庆。卢作孚深知，这些看似破碎的元素，将会在那里重新被组合，其经济、教育、军事版图将被一一拼凑完成……
“宜昌大撤退”永载史册
中国宜昌大撤退两年之后，欧洲反法西斯战场也发生了一场类似的行动。
1940年5月底，英国动用861艘各类船只，经过9个昼夜转运，在德军飞机狂轰滥炸之下，将滞留法国小镇敦刻尔克的40多万军队转运至英国，此即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常常有人将卢作孚导演的“宜昌大撤退”视为中国版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但是，“宜昌大撤退”的持續时间更长，运输长度和难度更大——重庆至宜昌航道超过600公里，远大于英吉利海峡的航程，而三峡水道的自然条件也更为险恶。
“敦刻尔克大撤退”靠的是一个国家的力量，由军事部门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因此，我们大可名正言顺地赋予“宜昌大撤退”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梁衍军荐自《西宁晚报》 图：项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