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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田山花袋创作的中篇小说《棉被》被誉为日本自然主义、私小说的开山之作，对日本文学史的发展意义非凡。小说主要描写了“新女性”的代表人物芳子，在时代巨变和思想转型期的社会背景下，自我的觉醒和微弱的抗争。不幸的是，在男性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里，“新女性”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权力却依然无法摆脱被男性支配的命运，抗争也注定败北。
关键词：田山花袋；棉被；社会背景；新女性；命运
一、 引言
田山花袋（1872-1903）作为日本近代自然主义作家，其1907年9月在杂志《新小说》上发表的中篇小说《棉被》在当时的文坛、评论界引起巨大反响。《棉被》中对主人公欲望心理的露骨描写和贴近作家本人私生活的取材方式决定了今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近年来，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私小说的角度出发探讨《棉被》的价值与意义的研究不胜枚举。另外，从叙事学的角度将《棉被》和《沉沦》进行比较研究也为我们审视《棉被》提供了崭新的视角。然而本文试图从《棉被》创作的社会背景出发，通过对登场人物妻子和芳子的人物形象的分析，进一步明确在男权社会中“新女性”的自我觉醒和命运走向。
二、 《棉被》创作的社会背景
1. 自我的觉醒
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先进思想大量流入，迫于西欧诸国的强大的存在感，日本怀着必须尽快建立富强独立的国家的紧迫感，对各个领域进行改革。明治40年代，日本处于对外侵略扩张的时期，不仅大力吸收欧美先进的科技，还积极主动地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一系列的改革带来的不仅是社会生活的改变，同时也使得日本人意识形态发生变化，他们开始从传统思想的束缚中逐渐解放出来，能够更加自由、能动地关注自我的欲求，高唱“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于是，“为自我”“为个人”的主张开始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语。
2. 明治维新之后的女性解放运动
明治政府成立后于1872年颁布艺娼伎解放令，禁止女性的人身买卖，并为女性设置了接受教育和学习手工业技能的场所，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女性权益。另外，19世纪80年代的自由民权运动中，由景山英子、岸田俊子等领导的女性解放运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在民权运动遭受挫折后，以岩本善治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主张通过将传统美德与西方教育结合起来提高妇女的地位。他的主张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主张女性解放，提倡清纯美，高扬人道主义。通过诸如此类运动的发展，女性的地位有一定程度提高，参政意识也逐渐萌生。
3. 女子高等教育的普及
1872（明治5）年颁布学制，标志着女子高等教育的开始。除了东京女子高等师范这样的公立学校外，明治30年代以后，私立女子教育机关开始兴起。1900（明治33）年，吉冈弥生建立东京女医学校（现东京女子医大），津田梅子建立女子英学塾（现津田塾大学），次年日本女子大学建立。1918（大正7）年，由安井哲建立东京女子大学。如此繁多的教育机构的设立为女性的入学提供了途径，使得女性教育逐渐由少数精英贵族教育转化为普通大众的公共教育。可以说女子高等教育的普及为以女学生为主体的新女性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三、 妻子和芳子的人物形象
1. 传统女性代表——妻子
作品针对妻子的描写着墨不多，岛村抱月也评价《棉被》对妻子的反应和描写不充分。但我们从这仅有的少量描写中仍然可以窥见一个守旧的、传统的主妇形象。
处在这时代，守着梳旧式头髻，走路像泥鸭子似的，除了温顺贞节以外什么都没有的妻，对时雄来说真是难堪。走在路上，就见有人同着美妻和睦地散步；访问友人，常遇在丈夫旁流畅谈说的年青的主妇。而自己的妻呢，连自己费了心血作成的小说都不能读，对于丈夫的苦闷烦恼，全然如风马牛，只求把小孩养大就好，面对到了这样地步的妻，无论如何不能不叫孤独，不能不与《寂寞的人们》中约翰耐斯同感着家妻的无意味。（田山花袋，《棉被》，夏丏尊译）
对于时雄让芳子住在自己家里，妻子的反应是“未曾吐過不平，连态度上也不曾表示过什么”，完全一副逆来顺受的温驯模样。而且妻子在看到芳子和男朋友田中谈话的场面后和丈夫如此说“……现在的年轻人往往会做这样的事，我那时是偶然被男人看见也要怕羞得不得了的……”（田山花袋，《棉被》，夏丏尊译）。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社会对妇女的要求是四妇，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工，其中妇德最受重视。女性的柔顺温和备受推崇。明治维新以后，思想逐渐解放带来的是“新女性”的诞生，她们不希望被家庭束缚，追求自我和理想。
从《棉被》对妻子的描写可以看出，虽然时代在改变，但妻子仍然用旧式的道德标准来作为行为准则，对丈夫表现的唯唯诺诺，言听计从，完全没有个性和自我，典型的传统守旧的女性形象。
2. 新女性代表——芳子
与之相对，芳子的出现让我们眼前一亮。芳子作为《棉被》中“新女性”的代表，出生在社会转型期。这一时期，女学生这一群体逐渐壮大，并吸引着主人公这一男性群体的眼球。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勇于追逐梦想，一心一意走文学创作道路的新时代女学生形象。开始的部分有这样一个情节，对于芳子写信向时雄表达其崇拜之情及拜师之意时，时雄也毫不留情地将文学道路的艰辛坦言相告。
信中把女子从事文学的困难，女子生理地非尽母亲的义务不可的理由，以及处女作文学者的危险等谆谆地讲述了，并附加若干斥骂的文句。（田山花袋，《棉被》，夏丏尊译）
即便是面对时雄为其描画的艰难未来和遭到对其梦想的否定时，芳子仍然毅然决然地来到东京研求文学。足见芳子是一个有自我追求，有理想并有勇气为梦想而奋斗的女性，而与之相对的传统守旧的女性恐怕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一点吧。
那么，让我们跟随作者来一窥“新女性”芳子的真容吧。首先，来看对芳子外在装饰及表情动作等特征的描写。
芳子的装束在女学生中实在太漂亮。戴了黄金的指环，束了时髦的华丽的带子，亭亭立着的样子，很足使行人注目。如其说是美丽的相貌，不如说是有表情的相貌，很美的时候也有，很丑的时候也有。眼既有光，且很是活泼，在四五年以前的女子，表示感情及其单纯，只能表示怒的样子、笑的样子等三四种的感情而已，现今巧于表情的女子多起来了，时雄常认芳子为其中的一个。（田山花袋，《棉被》，夏丏尊译） 这一段描写，将一个年轻时尚、朝气蓬勃、活泼可爱的女子形象生动地刻画出来，一扫周围传统女性带来的沉闷无趣，给时雄的生活注入一股活力。另外，其“窈窕的姿态，时髦的厢发，漂亮的法兰绒的衣服上，端正地束着橄榄色的带子，斜坐在那里的艳姿”，不仅“使时雄觉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满足”，在我们读者看来也是十分的赏心悦目。在外形打扮、姿态动作上芳子不拘束缚，大胆率真，敢于表现自己，展示自己女性独有的魅力。在外在表现上，芳子完全展现出新女性的一面。但这种“新”只有内化为内心思想层面才可以称其为真正的“新”。那么，芳子做到了吗？答案是，不完全。可以说，芳子是有这个意识的，所以她写信给时雄说“先生，我已决心了。《圣书》里说，女子需离开父母随从丈夫，我要随从田中了……我不是将恋爱去随从父母意向的旧式女子”（田山花袋，《棉被》，夏丏尊译）。这可以看作芳子对婚姻自由的宣言，她在万分苦恼纠结之后得出的结论是顺从自己的内心，追随丈夫。这是芳子思想上的胜利，她做到了向传统观念发起挑战，可以说她作为“新女性”的代表完全是合格的。但现实是残酷的，传统不容许芳子的反抗，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觉醒的女性注定命运悲惨，所以最后芳子妥协了。
四、 男权社会中“新女性”的命运
1. 时雄眼中的“新女性”
《棉被》中的男主人公时雄作为“看”的男性主体，由上班途中遇到的女教师到芳子，可以说是由远及近、由外到内地观察、描写了“新女性”的精神面貌。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出当时的男性欲知女性的内面世界愿望，然而却不知是将其“作为新的主体，还是看作性的对象”的矛盾与苦恼的心理。这种心理也可以看作是男性普遍存在的共同心理。他对“新女性”的观察，首先表现为对女教师及芳子的外部描写上，借助与其妻子的比较，展示了近代女性外部形象的“新”，其次通过对芳子的近距离观察与描写，则揭示“新女性”的内面世界、思想层面上的“新”。
因前面已经对芳子的外部描写进行了分析，在此不再赘述。可以说《棉被》通过时雄的“眼”描写了当时的男性对“新女性”的普遍看法。读作品可知，时雄对“新女性”的定义不仅仅停留在外部，所以他屡次对芳子说教：“女子今非自觉不可了。像旧式女子的怀着依赖心是不行的。像苏特曼的《故乡》中玛格泰所说的样子，从父亲的手里立刻移到丈夫的手里去的那样没出息，就没法了。要做日本的新妇人，非自己思量自己决行不可。”（田山花袋，《棉被》，夏丏尊译）另外为力证这一点他还列举了易卜生作品的娜拉、屠格涅夫的小说中叶琳娜的话语，谈到俄国、德国等处的妇女所具有的强烈意志与感情，转而指出：“但是，所谓自觉，是并含着自省的。一味只顾意志或自我是讨厌的。自己对于所行的事情要先有完全负责的觉悟。”（田山花袋，《棉被》，夏丏尊译）所以在他看来，所谓“新女性”首先必须是“觉醒”的女性，她们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行动能力；而对“觉醒”的理解，他认为重要的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简而言之，觉醒的女性就要对自己的思想与行为负责，言外之意与别人毫无关系。他的这一理论使芳子感到“最有意义”，渴慕之情陡增，甚至使她觉得“似乎这比基督教的教训自由而且有威严”（田山花袋，《棉被》，夏丏尊译）。
然而，时雄的内心深处究竟是如何想的呢？作者告诉我们，一方面时雄作为老师，要冠冕堂皇地坚守“道义之力”和“习俗之力”，保持他作为老师的威严和引导作用；而另一方面作为男性，面对年轻美貌的女弟子，他则常常为身处“恋爱”和“并非恋爱”的处境而“痛心”。他甚至不免恶毒地想象妻子难产而死，那么自己就可以使这个多情而又漂亮的文学女弟子成为自己的妻子。因为按照传统观念，作为女性的芳子一旦离开父母，应该尽快找到另一个归宿，继而从属于某一个人。这也反映了当时男性所普遍具有的既进步又传统的女性观。
从表面看，男性与时俱进地号召女性尽快“觉醒”，但在内心深处仍保留着浓厚的封建意识，即希望女性或是尽快嫁人，或是独立行动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仅如此，时雄的封建意识还表现在“处女”崇拜上。在他看来，女子一旦以身相许便会完全失去自由，女子保持“貞操”甚为重要。作为师长，他多次“殷切而又真挚地”就“灵的恋爱、肉的恋爱、恋爱与人生的关系，以及有教育的新女子所当注意的事项”等进行说教，指出“灵肉一致”的恋爱至关重要，“日本的新女性”、“特别是新派女子”“一定要二者兼有”。但当芳子真正与田中恋爱时，他又陷入嫉妒并百般阻挠。由此可见，当时男性对待“新女性”的矛盾心态。
2. 男权社会中“新女性”的命运
小说中，芳子作为“新女性”的代表，不管从其穿着打扮、交友方式，还是从其思想愿望、文学追求来看，都超前、时尚。她朝气蓬勃，自由开放，纯真无邪，甘愿为爱牺牲自己的一切。她与田中的恋爱属于自由恋爱，完全符合“灵肉一致”的近代恋爱观，这种独立思考与行动的能力说明她完全可以承担所有的责任，也符合时雄对女性“觉醒”的定义。她崇拜且信任时雄，不折不扣地践行了他的说教，本应得到褒奖与保护，然而，身为老师的时雄却出于男人强烈的嫉妒心和自私念头，以“温情保护者”的身份出来作梗，拆散他们。当得知二人已经有了肉体关系时，“处女”崇拜作祟，他不是力求成全，而是坚定不移地予以拆散，巧借传统的势力——芳子的父亲（一个旧式的顽固的老头）给偷食“禁果”的年轻人施压。可以说，时雄“恰到好处”地将自己得不到的东西“砸”得稀烂，满足了一个男人的报复之情，充分暴露了他自私的灵魂和浓厚的封建思想的残余。同时，也揭示了“新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悲哀命运。
芳子不管是在外貌特征、行为方式还是知性方面，都是男性“观看”、“欣赏”的对象。明治30年代开始，日本快速步入消费社会，芳子作为消费社会形成过程中典型的女性代表，兼具新的社会主体及性对象两种特性，既是消费主体，又是被消费的对象。然而，这种消费文化完全是男性有预谋地引导之下的结果。日本学者小平麻衣子在对女性与消费的关系的研究中指出：“这样，自动购物的消费者就是被动性的了。而且，这种被动性才将消费者与女性性差结合在一起。因为在男权统治的社会里，所谓被动性就是被女性所允许的行动规范。在消费被公众所允许的形象渗透的时候，才会出现将消费者与女性结合起来的契机。”因此，“新女性”看似拥有主动权，实则是被动的。她们在受惠于消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同时，也成为男性排遣自身焦虑和不安的消费对象。 總之，时雄可以说是当时社会尤其是男性话语的普遍形态的代表，面对日益增多的“新女性”，不知道自己应该支持还是反对，便以“羡慕”、“嫉妒”的心态追求，表现出男性的与时俱进。然而，作为生活在明治社会的当代人，他的身上无可避免地留有浓厚的封建意识残余，必然不会允许芳子真正追求自我、成就恋爱。另一方面，从芳子来看，在男性引导主流价值观与消费的社会里，女子虽然接受教育，一定程度上自我觉醒，有自我追求，但是，在强大的男权面前，女性仍然是软弱无力的。她们虽有愿望，却难以实现；虽有追求，却总是败北；最后不得不被人看作“堕落的女学生”接受残酷的命运安排，从而丧失话语权，倒退回原出发点。由此可见，明治时期的女性地位表面看似乎有所提高，但就其本质而言仍是男尊女卑，女性从属于男性，受男性支配。
五、 结语
明治时代的日本正处于社会巨变及思想转型期，西方先进思想的流入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尤其是自我的觉醒、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女子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有理想、有追求的“新女性”大量涌现。田山花袋跳出个人视野的局限，着眼社会现实，敏锐地捕捉到社会突出问题，揭示了新时代下女性的命运。《棉被》中“新女性”的代表——芳子，不管从其穿着打扮、交友方式，还是从其思想愿望、文学追求来看，都超前、时尚。但这种超前是超出“时雄”们的预期的，与他们的要求不相符且有脱离掌控的危险，所以他们对此予以毫不留情地扼杀。“新女性”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权力，但从根本上仍然很难摆脱传统社会的束缚，她们不过是男权社会里男人们新鲜且时髦的玩具罢了。这也正说明，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觉醒的“新女性”的命运掌握在异性手中，注定是悲惨且残酷的。女性的斗争之路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田山花袋.《棉被》[M].夏丏尊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
[2]遠藤嘉基，池垣武郎.『日本文学史』[M].日本中央図書，1999.
[3]王梅.男性欲望与叙事——试比较田山花袋《棉被》与郁达夫《沉沦》[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3）.
[4]星月夜（岛村抱月）.『蒲团』合评[J].早稻田文学，1907（10）.
[5]小平麻衣子.女が女を演じる[M].新曜社，2008.
[6]肖霞.《棉被》中的“新女性”形象[J].外国问题研究，2011（3）.
[7]富泽成实.论岩本善治与北村透谷的近代恋爱观[J].日本研究.2012（2）.
关键词：田山花袋；棉被；社会背景；新女性；命运
一、 引言
田山花袋（1872-1903）作为日本近代自然主义作家，其1907年9月在杂志《新小说》上发表的中篇小说《棉被》在当时的文坛、评论界引起巨大反响。《棉被》中对主人公欲望心理的露骨描写和贴近作家本人私生活的取材方式决定了今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近年来，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私小说的角度出发探讨《棉被》的价值与意义的研究不胜枚举。另外，从叙事学的角度将《棉被》和《沉沦》进行比较研究也为我们审视《棉被》提供了崭新的视角。然而本文试图从《棉被》创作的社会背景出发，通过对登场人物妻子和芳子的人物形象的分析，进一步明确在男权社会中“新女性”的自我觉醒和命运走向。
二、 《棉被》创作的社会背景
1. 自我的觉醒
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先进思想大量流入，迫于西欧诸国的强大的存在感，日本怀着必须尽快建立富强独立的国家的紧迫感，对各个领域进行改革。明治40年代，日本处于对外侵略扩张的时期，不仅大力吸收欧美先进的科技，还积极主动地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一系列的改革带来的不仅是社会生活的改变，同时也使得日本人意识形态发生变化，他们开始从传统思想的束缚中逐渐解放出来，能够更加自由、能动地关注自我的欲求，高唱“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于是，“为自我”“为个人”的主张开始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语。
2. 明治维新之后的女性解放运动
明治政府成立后于1872年颁布艺娼伎解放令，禁止女性的人身买卖，并为女性设置了接受教育和学习手工业技能的场所，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女性权益。另外，19世纪80年代的自由民权运动中，由景山英子、岸田俊子等领导的女性解放运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在民权运动遭受挫折后，以岩本善治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主张通过将传统美德与西方教育结合起来提高妇女的地位。他的主张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主张女性解放，提倡清纯美，高扬人道主义。通过诸如此类运动的发展，女性的地位有一定程度提高，参政意识也逐渐萌生。
3. 女子高等教育的普及
1872（明治5）年颁布学制，标志着女子高等教育的开始。除了东京女子高等师范这样的公立学校外，明治30年代以后，私立女子教育机关开始兴起。1900（明治33）年，吉冈弥生建立东京女医学校（现东京女子医大），津田梅子建立女子英学塾（现津田塾大学），次年日本女子大学建立。1918（大正7）年，由安井哲建立东京女子大学。如此繁多的教育机构的设立为女性的入学提供了途径，使得女性教育逐渐由少数精英贵族教育转化为普通大众的公共教育。可以说女子高等教育的普及为以女学生为主体的新女性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三、 妻子和芳子的人物形象
1. 传统女性代表——妻子
作品针对妻子的描写着墨不多，岛村抱月也评价《棉被》对妻子的反应和描写不充分。但我们从这仅有的少量描写中仍然可以窥见一个守旧的、传统的主妇形象。
处在这时代，守着梳旧式头髻，走路像泥鸭子似的，除了温顺贞节以外什么都没有的妻，对时雄来说真是难堪。走在路上，就见有人同着美妻和睦地散步；访问友人，常遇在丈夫旁流畅谈说的年青的主妇。而自己的妻呢，连自己费了心血作成的小说都不能读，对于丈夫的苦闷烦恼，全然如风马牛，只求把小孩养大就好，面对到了这样地步的妻，无论如何不能不叫孤独，不能不与《寂寞的人们》中约翰耐斯同感着家妻的无意味。（田山花袋，《棉被》，夏丏尊译）
对于时雄让芳子住在自己家里，妻子的反应是“未曾吐過不平，连态度上也不曾表示过什么”，完全一副逆来顺受的温驯模样。而且妻子在看到芳子和男朋友田中谈话的场面后和丈夫如此说“……现在的年轻人往往会做这样的事，我那时是偶然被男人看见也要怕羞得不得了的……”（田山花袋，《棉被》，夏丏尊译）。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社会对妇女的要求是四妇，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工，其中妇德最受重视。女性的柔顺温和备受推崇。明治维新以后，思想逐渐解放带来的是“新女性”的诞生，她们不希望被家庭束缚，追求自我和理想。
从《棉被》对妻子的描写可以看出，虽然时代在改变，但妻子仍然用旧式的道德标准来作为行为准则，对丈夫表现的唯唯诺诺，言听计从，完全没有个性和自我，典型的传统守旧的女性形象。
2. 新女性代表——芳子
与之相对，芳子的出现让我们眼前一亮。芳子作为《棉被》中“新女性”的代表，出生在社会转型期。这一时期，女学生这一群体逐渐壮大，并吸引着主人公这一男性群体的眼球。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勇于追逐梦想，一心一意走文学创作道路的新时代女学生形象。开始的部分有这样一个情节，对于芳子写信向时雄表达其崇拜之情及拜师之意时，时雄也毫不留情地将文学道路的艰辛坦言相告。
信中把女子从事文学的困难，女子生理地非尽母亲的义务不可的理由，以及处女作文学者的危险等谆谆地讲述了，并附加若干斥骂的文句。（田山花袋，《棉被》，夏丏尊译）
即便是面对时雄为其描画的艰难未来和遭到对其梦想的否定时，芳子仍然毅然决然地来到东京研求文学。足见芳子是一个有自我追求，有理想并有勇气为梦想而奋斗的女性，而与之相对的传统守旧的女性恐怕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一点吧。
那么，让我们跟随作者来一窥“新女性”芳子的真容吧。首先，来看对芳子外在装饰及表情动作等特征的描写。
芳子的装束在女学生中实在太漂亮。戴了黄金的指环，束了时髦的华丽的带子，亭亭立着的样子，很足使行人注目。如其说是美丽的相貌，不如说是有表情的相貌，很美的时候也有，很丑的时候也有。眼既有光，且很是活泼，在四五年以前的女子，表示感情及其单纯，只能表示怒的样子、笑的样子等三四种的感情而已，现今巧于表情的女子多起来了，时雄常认芳子为其中的一个。（田山花袋，《棉被》，夏丏尊译） 这一段描写，将一个年轻时尚、朝气蓬勃、活泼可爱的女子形象生动地刻画出来，一扫周围传统女性带来的沉闷无趣，给时雄的生活注入一股活力。另外，其“窈窕的姿态，时髦的厢发，漂亮的法兰绒的衣服上，端正地束着橄榄色的带子，斜坐在那里的艳姿”，不仅“使时雄觉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满足”，在我们读者看来也是十分的赏心悦目。在外形打扮、姿态动作上芳子不拘束缚，大胆率真，敢于表现自己，展示自己女性独有的魅力。在外在表现上，芳子完全展现出新女性的一面。但这种“新”只有内化为内心思想层面才可以称其为真正的“新”。那么，芳子做到了吗？答案是，不完全。可以说，芳子是有这个意识的，所以她写信给时雄说“先生，我已决心了。《圣书》里说，女子需离开父母随从丈夫，我要随从田中了……我不是将恋爱去随从父母意向的旧式女子”（田山花袋，《棉被》，夏丏尊译）。这可以看作芳子对婚姻自由的宣言，她在万分苦恼纠结之后得出的结论是顺从自己的内心，追随丈夫。这是芳子思想上的胜利，她做到了向传统观念发起挑战，可以说她作为“新女性”的代表完全是合格的。但现实是残酷的，传统不容许芳子的反抗，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觉醒的女性注定命运悲惨，所以最后芳子妥协了。
四、 男权社会中“新女性”的命运
1. 时雄眼中的“新女性”
《棉被》中的男主人公时雄作为“看”的男性主体，由上班途中遇到的女教师到芳子，可以说是由远及近、由外到内地观察、描写了“新女性”的精神面貌。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出当时的男性欲知女性的内面世界愿望，然而却不知是将其“作为新的主体，还是看作性的对象”的矛盾与苦恼的心理。这种心理也可以看作是男性普遍存在的共同心理。他对“新女性”的观察，首先表现为对女教师及芳子的外部描写上，借助与其妻子的比较，展示了近代女性外部形象的“新”，其次通过对芳子的近距离观察与描写，则揭示“新女性”的内面世界、思想层面上的“新”。
因前面已经对芳子的外部描写进行了分析，在此不再赘述。可以说《棉被》通过时雄的“眼”描写了当时的男性对“新女性”的普遍看法。读作品可知，时雄对“新女性”的定义不仅仅停留在外部，所以他屡次对芳子说教：“女子今非自觉不可了。像旧式女子的怀着依赖心是不行的。像苏特曼的《故乡》中玛格泰所说的样子，从父亲的手里立刻移到丈夫的手里去的那样没出息，就没法了。要做日本的新妇人，非自己思量自己决行不可。”（田山花袋，《棉被》，夏丏尊译）另外为力证这一点他还列举了易卜生作品的娜拉、屠格涅夫的小说中叶琳娜的话语，谈到俄国、德国等处的妇女所具有的强烈意志与感情，转而指出：“但是，所谓自觉，是并含着自省的。一味只顾意志或自我是讨厌的。自己对于所行的事情要先有完全负责的觉悟。”（田山花袋，《棉被》，夏丏尊译）所以在他看来，所谓“新女性”首先必须是“觉醒”的女性，她们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行动能力；而对“觉醒”的理解，他认为重要的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简而言之，觉醒的女性就要对自己的思想与行为负责，言外之意与别人毫无关系。他的这一理论使芳子感到“最有意义”，渴慕之情陡增，甚至使她觉得“似乎这比基督教的教训自由而且有威严”（田山花袋，《棉被》，夏丏尊译）。
然而，时雄的内心深处究竟是如何想的呢？作者告诉我们，一方面时雄作为老师，要冠冕堂皇地坚守“道义之力”和“习俗之力”，保持他作为老师的威严和引导作用；而另一方面作为男性，面对年轻美貌的女弟子，他则常常为身处“恋爱”和“并非恋爱”的处境而“痛心”。他甚至不免恶毒地想象妻子难产而死，那么自己就可以使这个多情而又漂亮的文学女弟子成为自己的妻子。因为按照传统观念，作为女性的芳子一旦离开父母，应该尽快找到另一个归宿，继而从属于某一个人。这也反映了当时男性所普遍具有的既进步又传统的女性观。
从表面看，男性与时俱进地号召女性尽快“觉醒”，但在内心深处仍保留着浓厚的封建意识，即希望女性或是尽快嫁人，或是独立行动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仅如此，时雄的封建意识还表现在“处女”崇拜上。在他看来，女子一旦以身相许便会完全失去自由，女子保持“貞操”甚为重要。作为师长，他多次“殷切而又真挚地”就“灵的恋爱、肉的恋爱、恋爱与人生的关系，以及有教育的新女子所当注意的事项”等进行说教，指出“灵肉一致”的恋爱至关重要，“日本的新女性”、“特别是新派女子”“一定要二者兼有”。但当芳子真正与田中恋爱时，他又陷入嫉妒并百般阻挠。由此可见，当时男性对待“新女性”的矛盾心态。
2. 男权社会中“新女性”的命运
小说中，芳子作为“新女性”的代表，不管从其穿着打扮、交友方式，还是从其思想愿望、文学追求来看，都超前、时尚。她朝气蓬勃，自由开放，纯真无邪，甘愿为爱牺牲自己的一切。她与田中的恋爱属于自由恋爱，完全符合“灵肉一致”的近代恋爱观，这种独立思考与行动的能力说明她完全可以承担所有的责任，也符合时雄对女性“觉醒”的定义。她崇拜且信任时雄，不折不扣地践行了他的说教，本应得到褒奖与保护，然而，身为老师的时雄却出于男人强烈的嫉妒心和自私念头，以“温情保护者”的身份出来作梗，拆散他们。当得知二人已经有了肉体关系时，“处女”崇拜作祟，他不是力求成全，而是坚定不移地予以拆散，巧借传统的势力——芳子的父亲（一个旧式的顽固的老头）给偷食“禁果”的年轻人施压。可以说，时雄“恰到好处”地将自己得不到的东西“砸”得稀烂，满足了一个男人的报复之情，充分暴露了他自私的灵魂和浓厚的封建思想的残余。同时，也揭示了“新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悲哀命运。
芳子不管是在外貌特征、行为方式还是知性方面，都是男性“观看”、“欣赏”的对象。明治30年代开始，日本快速步入消费社会，芳子作为消费社会形成过程中典型的女性代表，兼具新的社会主体及性对象两种特性，既是消费主体，又是被消费的对象。然而，这种消费文化完全是男性有预谋地引导之下的结果。日本学者小平麻衣子在对女性与消费的关系的研究中指出：“这样，自动购物的消费者就是被动性的了。而且，这种被动性才将消费者与女性性差结合在一起。因为在男权统治的社会里，所谓被动性就是被女性所允许的行动规范。在消费被公众所允许的形象渗透的时候，才会出现将消费者与女性结合起来的契机。”因此，“新女性”看似拥有主动权，实则是被动的。她们在受惠于消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同时，也成为男性排遣自身焦虑和不安的消费对象。 總之，时雄可以说是当时社会尤其是男性话语的普遍形态的代表，面对日益增多的“新女性”，不知道自己应该支持还是反对，便以“羡慕”、“嫉妒”的心态追求，表现出男性的与时俱进。然而，作为生活在明治社会的当代人，他的身上无可避免地留有浓厚的封建意识残余，必然不会允许芳子真正追求自我、成就恋爱。另一方面，从芳子来看，在男性引导主流价值观与消费的社会里，女子虽然接受教育，一定程度上自我觉醒，有自我追求，但是，在强大的男权面前，女性仍然是软弱无力的。她们虽有愿望，却难以实现；虽有追求，却总是败北；最后不得不被人看作“堕落的女学生”接受残酷的命运安排，从而丧失话语权，倒退回原出发点。由此可见，明治时期的女性地位表面看似乎有所提高，但就其本质而言仍是男尊女卑，女性从属于男性，受男性支配。
五、 结语
明治时代的日本正处于社会巨变及思想转型期，西方先进思想的流入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尤其是自我的觉醒、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女子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有理想、有追求的“新女性”大量涌现。田山花袋跳出个人视野的局限，着眼社会现实，敏锐地捕捉到社会突出问题，揭示了新时代下女性的命运。《棉被》中“新女性”的代表——芳子，不管从其穿着打扮、交友方式，还是从其思想愿望、文学追求来看，都超前、时尚。但这种超前是超出“时雄”们的预期的，与他们的要求不相符且有脱离掌控的危险，所以他们对此予以毫不留情地扼杀。“新女性”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权力，但从根本上仍然很难摆脱传统社会的束缚，她们不过是男权社会里男人们新鲜且时髦的玩具罢了。这也正说明，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觉醒的“新女性”的命运掌握在异性手中，注定是悲惨且残酷的。女性的斗争之路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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