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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余光中先生在1987年《明报月刊》上发表了《怎样改进英式中文——论中文的常态与病态》，余老强烈反对当下台湾中文过度西化，反而忽视中华传统文明的一些现象，比如不会用“总而言之”，只会用“总得说来”。出现了很多西方式的语法句式，如“书籍的选购”、“横断公路的再度塌方”等等，这些现象很多是不必要的，是多余的。本文从语言接触等方面对该文进行分析。
关键词：语言接触；汉语；英语；台湾“国语”；语言分化
一、语言接触的必然性
语言接触研究直至20世纪中期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语言接触研究是从上世纪三、四十时代开始的。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在他写于三十年代、出版于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语法》一书中，末章讲“欧化的语法”，将语言接触带进了汉语学者的视野。20世纪50年代中期全国开展的民族语言调查就已经很重视语言的相互影响，并把语言相互影响的各种语言实例记录在调查报告中。
比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李小龙电影在美国的流行，kung fu、shao—Iin等词开始流行开来。1946年，毛泽东发表著名言论称美国为“纸老虎”，这个同被逐字翻译成“papertiger”，并在美国政治界被广泛引用，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据美国《读者文摘》（ReaderjDigest，1990年6月）称：“英语是当今世界上词汇最丰富的语言，词汇量已达二百万。在这二百万的单词中，几乎有一半是借词。”据有关统计，在过去的3个多世纪里，英语从汉语（包括普通话、粤语以及其它一些方言）中借来的词汇高达1191个（GarlandCannon，1987：200-206）。潘文国先生《汉英语对比纲要》对汉英语言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语言接触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新事物、新现象总会带来语言文化上的交流，语言系统是个动态的系统，语言接触就是语言发展的一个动因。我国古代丝绸之路就把我国的瓷器、丝绸带到了西域。而西域的一些美食名称如“葡萄”等也前所未有地进入了汉语系统之中。此外，中原与西域在服饰、文化等诸方面的不同，都会促进语言的发展。国家间、民族间的交流可以促进语言的交流与发展，最明显的就是词汇系统的变化。
二、语言接触的利弊
语言是国家间交流的重要渠道。语言交流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国家间的交流和往来，帮助国家间顺利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有利于全球化的开展和国际友谊的增进。但同时，语言的交流也是一把双刃剑。在战争年代，语言是侵略国家用来同化被侵略国家的一个重要手段。比如，二战时期的台湾。占据台湾之后，日本殖民当局出于统治的需要，除政治经济的掌控外，还在文化教育上推行同化政策。其根本目的是要通过同化政策和所谓“内地延长主义”，以日本文化取代台湾固有的中华文化，使他们成为“日本人”，使台湾成为永久的殖民地。
语言文字的殖民造成了严重和深远的文化后果。现在，仍然有许多国家利用语言交流、传播的手段进行不正当活动，危害其他国家利益。文化是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和核心，是民族身份的标志。伴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加快，各民族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加深，文化全球化时代已经悄然来临。文化帝国主义则打着文化交流等各种幌子，利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各国间文化交流的机会，极力进行文化渗透，推行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倾销文化产品，破坏他国的文化根基，侵蚀与削弱他国主权，危害他国民族文化认同，冲击他国民族文化产业，阻碍了世界各文化形态间的正常交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文化却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并且面临着如何使文化与经济同步发展的问题。这也就要求我们必须认清我国文化现状，明确民族文化受到影响的程度以及可能产生的危害，借鉴世界各国、各民族为维护本土文化、发展本民族文化所采取的措施，找出应对策略，维护民族文化安全。
三、大陆台湾的语言分化问题，以外来词为例
大陆继续大量吸收来西方国家及日本的外来词汇，一直到“五四”运动时，西方传教士和商人陆续来到中国，中国的很多有识之士开始对西方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进行学习，汉外接触空前频繁。战乱期间至新中国成立后，这种交流渐趋减少，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
1949年以后，台湾政府对日本实行完全封锁政策，中台交流处于低谷。1949年前后，从大陆迁往台湾的人的增多，使得许多西方语言来源的外来词进入。50年代以来，台湾在同大陆隔绝的情况下，并在政治、经济因素的促进下又独自从英语借入了一批又一批大陆没有的外来词。到了80、90年代，台湾与日本商业交流复兴，大量的新型产品从日本流入台湾，商品名称等外来语在这时期一并融入了台湾的汉语里。
因此，大陆和台湾的外来词存在很多不同点。当然，存在不同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台湾在政治上亲美，寻求大国庇护，美国人在台湾有极大的势力。所以台湾语言中从英语借词较多。而大陆建国后70年代才与美国建交。
同时，两岸文化心理也有很大的不同。台湾虽然经历了日本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之后又推行亲美政策，但是在1949年前后，台湾的社会制度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而且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台湾经历了与两种语言的大规模接触，大量吸收了承载着日本即西方文化的外来词，这种与两种文化的大规模接触，使得台湾对外来文化持开放的态度，他们乐于接受来自西方的新鲜事物与文化，使得台湾在吸收英文外来词时往往会最大程度地保留其语音原貌，于是这段时期内大量的外来词涌入，而且多是以音译的形式。20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日渐兴起的“哈日”风潮，也使得台湾人抱着新奇与时髦的态度去看待来自日本的新鲜事物与词汇，久而久之，类似“欧巴桑”之类的音译日语外来词也在台湾就成为了常见的身影。
而这个时期，大陆与国际文化的接触少之又少，相应地，进入到大陆的新鲜事物与文化也相对较少，而且五四运动之后，汉语在吸收外来词的过程中会有意无意地按汉民族心理和习惯改造外来词，使之成为符合自己规范的外来词，并不是全盘接受。汉字本身是表意体系的，因此这段时期内大陆的音译外来词相对较少。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纯音译词也逐渐地发生改变，一般都带有汉语的习惯表达方式。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也是发展变化的。改革开放以来，世界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间语言的交流也日益频繁。比如，以前大陆没有“圣代”“布丁”“培根”这些词语，但是现在我们都已将很熟悉了，因为在大陆的语言系统中它们已经被经常使用了。麦当来中可以见到圣代，很多甜品店，蛋糕店可以见到“布丁”，西餐店可以吃到“培根”。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食品的流传越来越广泛。还有很多词语随着港台剧或其他文化传媒进入大陆，但是他们又的确还没有正式进入到大陆的常用词汇系统中，不为大家所常用，也就是还没有占据稳定的地位，但是如果它们如果能过经得住时间和人民群众的考验，使用频率逐渐增强的话，那么迟早它们还是会进入汉语的词汇系统中。
余光中先生对于文化殖民的担忧值得引起我们的深思，语言的交流接触和相互吸收是建立在整洁的文化生态和纯洁的国家友谊之上，如果超越了文化安全的界限，含有某些政治目的，就必须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这就要求我们国家有健全的反文化殖民的防御体系，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2]熊南京.二战后台湾语言政策研究（1945-2006）[D].中央民族大学， 2007.
[3]尤远.台湾“国语”的语音特色及其对大陆地区的影响[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 2004（9）.
[4]计碧瑞.日据台湾的语言殖民和语言运动[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4（1）.
[5]许长安.台湾地区的语言政策及其论争[J].会议论文， 2004.
[6]刑梅.台湾汉语语法现象研究[D].复旦大学， 2003.
[7]杨阳.海峡两岸传媒语言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 2011.
[8]赵修洪. 全球化语境中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及应对策略[D].曲阜师范大学，2008.
[9]田丽丽.语言接触视域中的英汉借词比较研究[D].中南大学， 2007.
[10]奥丽佳.汉俄语言接触对比研究[D].黑龙江大学，2012.
[11]邵敬敏.港式中文与语言接触理论[C].首届海外汉语方言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2008.
关键词：语言接触；汉语；英语；台湾“国语”；语言分化
一、语言接触的必然性
语言接触研究直至20世纪中期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语言接触研究是从上世纪三、四十时代开始的。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在他写于三十年代、出版于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语法》一书中，末章讲“欧化的语法”，将语言接触带进了汉语学者的视野。20世纪50年代中期全国开展的民族语言调查就已经很重视语言的相互影响，并把语言相互影响的各种语言实例记录在调查报告中。
比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李小龙电影在美国的流行，kung fu、shao—Iin等词开始流行开来。1946年，毛泽东发表著名言论称美国为“纸老虎”，这个同被逐字翻译成“papertiger”，并在美国政治界被广泛引用，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据美国《读者文摘》（ReaderjDigest，1990年6月）称：“英语是当今世界上词汇最丰富的语言，词汇量已达二百万。在这二百万的单词中，几乎有一半是借词。”据有关统计，在过去的3个多世纪里，英语从汉语（包括普通话、粤语以及其它一些方言）中借来的词汇高达1191个（GarlandCannon，1987：200-206）。潘文国先生《汉英语对比纲要》对汉英语言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语言接触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新事物、新现象总会带来语言文化上的交流，语言系统是个动态的系统，语言接触就是语言发展的一个动因。我国古代丝绸之路就把我国的瓷器、丝绸带到了西域。而西域的一些美食名称如“葡萄”等也前所未有地进入了汉语系统之中。此外，中原与西域在服饰、文化等诸方面的不同，都会促进语言的发展。国家间、民族间的交流可以促进语言的交流与发展，最明显的就是词汇系统的变化。
二、语言接触的利弊
语言是国家间交流的重要渠道。语言交流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国家间的交流和往来，帮助国家间顺利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有利于全球化的开展和国际友谊的增进。但同时，语言的交流也是一把双刃剑。在战争年代，语言是侵略国家用来同化被侵略国家的一个重要手段。比如，二战时期的台湾。占据台湾之后，日本殖民当局出于统治的需要，除政治经济的掌控外，还在文化教育上推行同化政策。其根本目的是要通过同化政策和所谓“内地延长主义”，以日本文化取代台湾固有的中华文化，使他们成为“日本人”，使台湾成为永久的殖民地。
语言文字的殖民造成了严重和深远的文化后果。现在，仍然有许多国家利用语言交流、传播的手段进行不正当活动，危害其他国家利益。文化是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和核心，是民族身份的标志。伴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加快，各民族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加深，文化全球化时代已经悄然来临。文化帝国主义则打着文化交流等各种幌子，利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各国间文化交流的机会，极力进行文化渗透，推行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倾销文化产品，破坏他国的文化根基，侵蚀与削弱他国主权，危害他国民族文化认同，冲击他国民族文化产业，阻碍了世界各文化形态间的正常交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文化却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并且面临着如何使文化与经济同步发展的问题。这也就要求我们必须认清我国文化现状，明确民族文化受到影响的程度以及可能产生的危害，借鉴世界各国、各民族为维护本土文化、发展本民族文化所采取的措施，找出应对策略，维护民族文化安全。
三、大陆台湾的语言分化问题，以外来词为例
大陆继续大量吸收来西方国家及日本的外来词汇，一直到“五四”运动时，西方传教士和商人陆续来到中国，中国的很多有识之士开始对西方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进行学习，汉外接触空前频繁。战乱期间至新中国成立后，这种交流渐趋减少，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
1949年以后，台湾政府对日本实行完全封锁政策，中台交流处于低谷。1949年前后，从大陆迁往台湾的人的增多，使得许多西方语言来源的外来词进入。50年代以来，台湾在同大陆隔绝的情况下，并在政治、经济因素的促进下又独自从英语借入了一批又一批大陆没有的外来词。到了80、90年代，台湾与日本商业交流复兴，大量的新型产品从日本流入台湾，商品名称等外来语在这时期一并融入了台湾的汉语里。
因此，大陆和台湾的外来词存在很多不同点。当然，存在不同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台湾在政治上亲美，寻求大国庇护，美国人在台湾有极大的势力。所以台湾语言中从英语借词较多。而大陆建国后70年代才与美国建交。
同时，两岸文化心理也有很大的不同。台湾虽然经历了日本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之后又推行亲美政策，但是在1949年前后，台湾的社会制度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而且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台湾经历了与两种语言的大规模接触，大量吸收了承载着日本即西方文化的外来词，这种与两种文化的大规模接触，使得台湾对外来文化持开放的态度，他们乐于接受来自西方的新鲜事物与文化，使得台湾在吸收英文外来词时往往会最大程度地保留其语音原貌，于是这段时期内大量的外来词涌入，而且多是以音译的形式。20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日渐兴起的“哈日”风潮，也使得台湾人抱着新奇与时髦的态度去看待来自日本的新鲜事物与词汇，久而久之，类似“欧巴桑”之类的音译日语外来词也在台湾就成为了常见的身影。
而这个时期，大陆与国际文化的接触少之又少，相应地，进入到大陆的新鲜事物与文化也相对较少，而且五四运动之后，汉语在吸收外来词的过程中会有意无意地按汉民族心理和习惯改造外来词，使之成为符合自己规范的外来词，并不是全盘接受。汉字本身是表意体系的，因此这段时期内大陆的音译外来词相对较少。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纯音译词也逐渐地发生改变，一般都带有汉语的习惯表达方式。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也是发展变化的。改革开放以来，世界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间语言的交流也日益频繁。比如，以前大陆没有“圣代”“布丁”“培根”这些词语，但是现在我们都已将很熟悉了，因为在大陆的语言系统中它们已经被经常使用了。麦当来中可以见到圣代，很多甜品店，蛋糕店可以见到“布丁”，西餐店可以吃到“培根”。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食品的流传越来越广泛。还有很多词语随着港台剧或其他文化传媒进入大陆，但是他们又的确还没有正式进入到大陆的常用词汇系统中，不为大家所常用，也就是还没有占据稳定的地位，但是如果它们如果能过经得住时间和人民群众的考验，使用频率逐渐增强的话，那么迟早它们还是会进入汉语的词汇系统中。
余光中先生对于文化殖民的担忧值得引起我们的深思，语言的交流接触和相互吸收是建立在整洁的文化生态和纯洁的国家友谊之上，如果超越了文化安全的界限，含有某些政治目的，就必须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这就要求我们国家有健全的反文化殖民的防御体系，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2]熊南京.二战后台湾语言政策研究（1945-2006）[D].中央民族大学， 2007.
[3]尤远.台湾“国语”的语音特色及其对大陆地区的影响[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 2004（9）.
[4]计碧瑞.日据台湾的语言殖民和语言运动[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4（1）.
[5]许长安.台湾地区的语言政策及其论争[J].会议论文， 2004.
[6]刑梅.台湾汉语语法现象研究[D].复旦大学， 2003.
[7]杨阳.海峡两岸传媒语言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 2011.
[8]赵修洪. 全球化语境中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及应对策略[D].曲阜师范大学，2008.
[9]田丽丽.语言接触视域中的英汉借词比较研究[D].中南大学， 2007.
[10]奥丽佳.汉俄语言接触对比研究[D].黑龙江大学，2012.
[11]邵敬敏.港式中文与语言接触理论[C].首届海外汉语方言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