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我正蹲在地上给叔叔画的“游龙图”漆金粉，忙得不亦乐乎。
　　他跟着一大群工人走进正在装修的餐厅，来到我身旁，抱起一堆木条。他并没走开，站在我身后看我给龙上色。我诧异地回过头，由下至上地先看到一双大号运动鞋，又看到一条白围裙和一件只扣了下面两个扣子的衬衣。再往上看，我立刻笑出了声，挺帅气的家伙，偏留着像《街头霸王》中的“美国特种”一样的扫帚头！
　　那个“美特”居然也对我笑起来，倒把我搞糊涂了。他说了几句话，我听不懂，大概是俄语或拉脱维亚语。他看我没反应，又改用英语说：“你懂英语吗？”我惊喜地频频点头。“金子”他说，“在你脸上闪闪发光。”我更摸不着头脑了，只好将他的话在心中重复了好几遍。没错，翻译成中文的确是说我脸上有金子。我恍然大悟，急忙用手背擦脸，果然擦下一手背金粉。
　　当时我十分尴尬，自己在无意中扮演了小丑，却还笑得像个骄傲的公主。没办法，我只好带着几分狼狈恨恨地瞪着他。他没说话，把手腕上系着的小毛巾解下来递给我后，大步走出了餐厅。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后来我知道，他是爸爸请来在厨房帮忙的，叫Vadim（帝姆），18岁。爸爸说他的亲戚在美国开了一个小饭店，没多久，他全家就要一同迁往美国；他来我们的“红灯笼”餐厅是为了学习一下中国菜。
　　“美特”高高瘦瘦的，但绝不是根豆芽菜。他的肌肉相当结实，很有劲，掰手腕子时能面带微笑，轻松地战胜厨房里最健壮的中国厨师。从这点看，他倒真无愧于“美特”这个称号（尽管是我强加给他的）。
　　我和妈妈去拉脱维亚探亲的那几个月，正好赶上爸爸他们的新餐厅开业，人手不够，我就经常在厨房里帮忙。这样一来，我与“美特”天天见面。我要捣碎盐块，他就帮我拿来研钵；我要舀麻酱，他就帮我把麻酱桶搬出来……
　　一来二去，我们熟悉起来，也融洽起来。唯一令人气恼的就是他总嘲笑我不像15岁的女孩子。也是，我那时头发短短的，常穿着男式衬衣和背带牛仔裤在厨房和餐厅之间奔来跑去，所以他每次说我，我也确实无言以对，只好踮起脚尖去撩他头上“挺立”的头发，算是对他嘲讽我的报复。
　　客人不多的时候，厨房里很清闲。厨娘们就合伙拿“美特”开玩笑，因为他是厨房中最年轻的，也是唯一的当地男性公民。我虽然听不懂，可也觉得解气，谁让他总嘲弄我！“美特”的脾气相当好，每次都笑着，从不发火。
　　有一次，我走进厨房，碰巧看见胖厨娘阿拉和我爸爸说些什么，同时指了一下“美特”，又朝我挤挤长着长睫毛的大眼睛，善意地笑着。我看看“美特”，他低着头，在笑；看看厨娘们，在笑；看看爸爸，他也在笑。我心里奇怪，就问爸爸笑什么，爸爸走过来用手点点我的鼻子：“她们让我把你嫁到美国去。”“美国？”我莫名其妙：“嫁给谁？”“他。”爸爸用手一指站在冰柜旁边的“美特”。我当时可真是窘得好惨，以至后来是怎么离开厨房的，到现在都想不起来。
　　我们的餐厅附近有一条河，是里加著名的道格瓦河。“美特”的家就在道格瓦河边，他曾多次邀我去他家玩，作为答谢，爸爸请“美特”和我们全家一起去乡村博物馆。
　　乡村博物馆是里加市市郊的一个别具特色的风景区，它完全远离城市的喧嚣，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我被美好的景色深深吸引，兴奋地跑在前面，忘记了还下着太阳雨。“美特”撑着伞赶上来，拉起我的手，我们一起疾速奔跑。那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架古老的大风车。站在它下面，我和“美特”不约而同地伸出手去触摸它古老的车翼，一种很神秘的感觉包围了我。我记得“美特”对我说：“希望时间过得慢一些……”
　　偏偏时间很快就流走了，到了我和妈妈该回国的日子。“美特”握着我的手说：“很快会再见的。”我想哭，没哭，怕他笑话。一直到我坐在将送我们去火车站的汽车里，看着二楼厨房窗边站着的“美特”时，我终于忍不住了。他在冲我微笑，像我们初次见面时一样，而我每回头看一眼他的笑容，就有一滴眼泪滚下来。
　　（编辑 高龙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