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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明代;万历;宦官;内操
“内操”一词最早出现于正德十年（1515）六月十九日兵科给事中王良佐等选拔士兵和营官的奏折上，其中提到“内操西官厅六千六百四十二人。”当时这六千余人并非宦官。而西官厅本是由英国公张懋和太监萧敬负责，为宣府、大同紧急军情而建的“操练申令之所。”后来成为正德皇帝进行军事演习的内教场。正德十一年（1516），随着边军加入军事演习，明武宗也训练了一支从军官到士兵都由宦官组成的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天子亲军”，宦官内操也就登上了历史舞台。此后“内操”一词语义便缩小为专指宦官的军事训练。
一、万历时期内操的演变
明神宗幼年即位，朝政一直实际控制在张居正手里。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后，神宗真正开始亲政，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选宦官进行内操，“今上因癸未谒陵，始选内臣具军容扈从，旋跸后，益广其伍，俱江陵败后事也。”此事是万历皇帝企图摆脱张居正的影响，亲政以后着重要办理的事。癸未谒陵指的是万历十一年（1583），万历皇帝要参谒陵寝，借口参谒路上需要护卫，需要训练一支“天子亲军”。不过很快万历皇帝就遇到了第一个阻碍，万历十一年（1583）四月张雪颜升兵部尚书，“时方兴内操”，神宗“选内竖二千人杂厮养训练发太仆寺马三千给之。学颜执不与马，又请停内操，（神宗）皆不听”，万历十二年（1584），“帝集内竖三千人，授以戈甲，操于内廷，尚书张雪颜谏，不纳。”董基上书直接指出这三千人对皇帝的安全造成了危险，“轻以凶器尝试，实为陛下危之”，而且认为“不知此皆无当实用。”何况因为训练太重，因为中暑而死的已经有好几位了，三千护卫已有怨言，“危无逾此者”。更何况此事至少己花费二万余金。但是“疏入，忤旨，命贬二秩，调边方”。万历皇帝并没有因为此二人的反对就停止内操。据《万历野获编》记载：“自内操事兴，至甲申岁（即万历十二年，1584）之午日，预选少年强壮内侍三千名，俱先娴习骑射，至期弯弧骋辔，云锦成群，有京营所不逮者。上大悦，赏赉二万余金。然是日酷热，当值候操诸踏，擐甲操兵，伺令于赤日中，因而喝死者数人。”董基被贬后，“南京等科给事中孙世祯等合词谏止内操，并还董基原职，上怒其党护，夺为首者俸一年馀谷五月，南京等道御史田一麟等言如之，亦夺俸。”之后又有“南京御史郭惟贤职以谏内操救董基也”。都没有成功。
端午过后一个多月，六月二十八日南京福建道试御史谭希思上疏“朝廷之上有大不可者三”第三条就是内操，“谓选兵操演内廷，是变环卫防御之制矣。陛下独不念祖宗防微之意乎？”神宗大怒道：“内臣及内操俱系先朝建置，为奉慈驾春秋二祀山陵及朕恭祀南北郊护从，已各有旨，谭希思沽名建白…南京都察院其究问以闻。”谭希思依据太祖祖制，神宗依据武宗祖制，君臣各有所依。可见内操一事万历皇帝并没有违背祖制，大臣们反对是有着自己的利益计算。万历皇帝为了减少阻力，防止宦官们的骄纵，被文官们抓着把柄，特意强调“谕都察院朕诣山陵行秋祭礼一应事务俱从省约，内外随行官员人等不许沿途生事，扰害百姓，违者，锦衣卫访孥，科道官参奏。”之后又在秋祭礼的前一天，又特意下旨“朕奉两宫圣母恭诣天寿山行秋祭礼，尔等率领中军等官并各队人等俱小心严肃，各守信地护卫，毋喧嚷错乱。”没想到第二天“福建道御史谭耀，言圣驾回自山陵至凉水河，忽有惊马冲入扈从前队，群马一时狂奔，内兵跌伤人众，相应查究。上日：马逸偶然耳勿问。”时任兵部尚书张学颜也借机上疏：“内操随驾军士，进止自悠。前至凉水河，喧争无纪律，奔逸冲突，上动天颜。”神宗以为此属偶然事件，不再问责。按旧制，这些营军在随驾祭祀后需要归还军事设备包括铠甲、武器等。但显然神宗皇帝并无此打算。之后群臣纷纷上疏请止内操，却被神宗一一责罚。
首先“兵科等科左给事中王三馀等，礼科给事中万象春合词止内操。”随之“南京刑科给事中阮子孝疏，救郭惟贤谏止内操，江西等道御史潘惟岳等，亦以為言。”万历皇帝仍不妥协，“上以事久处分恶其救扰，夺为首俸六月，其馀三月”。此事不了了之。
到了年底，“万历十二年十二月癸卯朔无逸殿灾。”兵部尚书张雪颜再次借机发难，暗示皇帝取消内操“兵部尚书张学颜，题无逸殿灾，宜严巡禁内皇城各门，昔止内使二三，今增四五十，昔犹住直房，今皆私建房各门皆然，西城尤甚，内操兵虽止三千，而仆从无算，地在内苑，守御者不敢问事，干近臣巡视者，艰于察宜一申饬，应送问者送问，应参究者参究。”不过皇帝也打擦边球，“上谓，尚书言是，皇城巡禁，事例依拟通行申饬，还著司礼监严行各门不许放游食无籍之人混入。”之后山东巡按吴定又上疏，“请内兵发京营操练”，神宗“责定不谙事体，夺俸五月。”不久后户部尚书也来上疏称“内操马匹又不知费兵工二部凡几，则营建织造内操，似当调停也。”至此内操一事己严重影响到六部，兵部尚书张雪颜项不住压力，“兵部尚书张学颜，以母老乞休慰，留不允。”群臣劝谏毫无效果，新就任的内阁首辅申时行釜底抽薪，出面游说司礼监：“此事系禁廷，诸人擐甲执戈，未明而入。设奸人窜其中，一旦缓急，外廷不得闻，宿卫不及备，此公等剥肤患也。”如果皇帝在内操中遭遇不测，宦官们也必自身难保，这一番危言耸听的说辞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中官惊然”，自请停止内操，神宗见宦官也反对，便有废止之意。万历十三年（1585）三月六日，兵科都给事中王致祥又上疏谏止内操，神宗留中不发，敕谕内阁：“内操原有，祖制向录扈从南北郊及皇陵恭祀，事毕而止，殆无常操之理，而言者不知，妄引非喻，亦是其职，今已停止，卿等知之。”在这份敕谕中，神宗表明了重开内操是有祖制的，也给出了要停止内操的态度，而且再次做了让步“起原任刑部主事董基为南京礼部主事，基以言内操谪时，方叙建言诸臣，故有是命。”自此，万历年间再未举行，内教场亦逐渐被人们遗忘，到万历后期“内教场己鞠为茂草，想武事置不讲矣”。
二、内操事件的后续发展
万历时期的内操自开始至结束虽然只有短短两年，但其后续影响却长期存在。内操的罢停是万历皇帝的一次妥协，这对万历皇帝亲政造成了一次严重打击，万历皇帝出于摆脱群臣的制约，想要练一支独立的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军队，也有可能想要将此事作为一个整顿军队的契机，因为可以看到三千宦军训练确实辛苦，某些方面甚至强过京营，但这一切最终成为泡影。之后贪财的明神宗从这里面发现了生财之道或者最开始还想着拖延几年。万历十三年（1585）四月二十四日，户部上疏“太仓银库每岁加金花银二十万两，内操马三千匹，岁加草料银七万余两，此皆额外之数。岁可三十万，十岁则三百万矣，请金花之银仍复旧额，内操之马散归京营，上未之许也。”万历皇帝停内操，却不许内操马匹散归京营，并以此为借口多征银两。时任户部尚书王遴无奈之下只能往各省摊派。同年六月初二，户部以“内操马匹增派山东刍料银一万四千两有奇。时东省方旱，抚臣李辅疏争之，低尚书遴助天为虐，遴不得己，就派征数内减其七千八百两有奇，俟马归同寺仍复原额。从之” 万历十四年（1586）四月十六日，河南道御史杨绍程疏奏：“内操用马遂以加派省直赋额，今也内操罢矣，该监之马所存无几矣，其价银除裁减外，所征尚五万七千余两，纵有贡马等项，所费几何？而执三千之虚名，糜三千之实费，将焉用之？此价银之议，罢所当从也。”明神宗见疏大怒，以“掇拾余言，沽名读奏”为由将其夺俸一年，又告诫言官不得讪君卖直。御马监仓场原额每年四万七千石，三场草共一百七十四万束，自万历十三年“添增内操马三千匹，岁增料二万五千石草六十万束...乃今见在马匹止二千六百有奇耳，不惟原额无存且于增添之数不满，然则原派草料尚可议裁，况新增草料犹然不革乎，臣查该场...并无马匹及日支数目，虚冒显然，况该仓场见有馀料七万九百足支二年，馀草一百四十五万六千九百九束亦足支年半，若不及今支放必到腐朽，是以有用之物而置诸无用之地也，（上）不允”。
万历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户科都给事中杨询等奏称“内操暂增停罢之后，马数虽减而所派草料比原额更多…疏入不报。”马的黄金服役时间只有3-10年，从万历十三年算起，到万历二十二年，内操所用马匹剩余“二千六百有奇”，这个时候已大多不能用了，可见，内操虽停止，明神宗一直借其虚冒马匹等草料银来吃空响敛财。
内操事件可以说是张居正去世万历皇帝亲政后实施的很重要的一项措施，不论万历皇帝的动机如何，内操事件中万历皇帝与诸多大臣，包括刑部主事，兵部给事中，兵部、户部尚书甚至内阁首辅等近十几位大臣斗争，内宦也受到以首辅为主的文官集团的威胁。文臣反对的原因大概有几种原因，一是内操加强了宦官的势力，宦官手里直接有一支军队，这对外廷而言是极大的威胁。二是三千军队直接驻扎在禁内，容易发生宫变，对皇权危害大。三是费响，此前光是奖赏就花费了两万金，三千人的吃穿用度，三千马匹的刍料等花费巨大。四是防范皇帝側重武功，对武人地位的压制是文官集团的一致利益。以上原因足够文官团结一致，前赴后继的反对万历皇帝进行内操。
万历皇帝实行内操政策的失败，影响不仅在于三千内宦的解散和内教场的荒废，更为重要的是神宗与文官集团决裂的诱因之一，不难推测，一位雄心壮志的年轻皇帝刚开始亲政，企图加强集权，结果遭到大臣们的一致反对，对神宗皇帝打击可见一斑，这也为神宗皇帝中后期争国本事件中与文官集团的深度对立埋下种子，神宗故意虚冒内操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与朝臣长期对抗的紧张关系。
“内操”一词最早出现于正德十年（1515）六月十九日兵科给事中王良佐等选拔士兵和营官的奏折上，其中提到“内操西官厅六千六百四十二人。”当时这六千余人并非宦官。而西官厅本是由英国公张懋和太监萧敬负责，为宣府、大同紧急军情而建的“操练申令之所。”后来成为正德皇帝进行军事演习的内教场。正德十一年（1516），随着边军加入军事演习，明武宗也训练了一支从军官到士兵都由宦官组成的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天子亲军”，宦官内操也就登上了历史舞台。此后“内操”一词语义便缩小为专指宦官的军事训练。
一、万历时期内操的演变
明神宗幼年即位，朝政一直实际控制在张居正手里。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后，神宗真正开始亲政，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选宦官进行内操，“今上因癸未谒陵，始选内臣具军容扈从，旋跸后，益广其伍，俱江陵败后事也。”此事是万历皇帝企图摆脱张居正的影响，亲政以后着重要办理的事。癸未谒陵指的是万历十一年（1583），万历皇帝要参谒陵寝，借口参谒路上需要护卫，需要训练一支“天子亲军”。不过很快万历皇帝就遇到了第一个阻碍，万历十一年（1583）四月张雪颜升兵部尚书，“时方兴内操”，神宗“选内竖二千人杂厮养训练发太仆寺马三千给之。学颜执不与马，又请停内操，（神宗）皆不听”，万历十二年（1584），“帝集内竖三千人，授以戈甲，操于内廷，尚书张雪颜谏，不纳。”董基上书直接指出这三千人对皇帝的安全造成了危险，“轻以凶器尝试，实为陛下危之”，而且认为“不知此皆无当实用。”何况因为训练太重，因为中暑而死的已经有好几位了，三千护卫已有怨言，“危无逾此者”。更何况此事至少己花费二万余金。但是“疏入，忤旨，命贬二秩，调边方”。万历皇帝并没有因为此二人的反对就停止内操。据《万历野获编》记载：“自内操事兴，至甲申岁（即万历十二年，1584）之午日，预选少年强壮内侍三千名，俱先娴习骑射，至期弯弧骋辔，云锦成群，有京营所不逮者。上大悦，赏赉二万余金。然是日酷热，当值候操诸踏，擐甲操兵，伺令于赤日中，因而喝死者数人。”董基被贬后，“南京等科给事中孙世祯等合词谏止内操，并还董基原职，上怒其党护，夺为首者俸一年馀谷五月，南京等道御史田一麟等言如之，亦夺俸。”之后又有“南京御史郭惟贤职以谏内操救董基也”。都没有成功。
端午过后一个多月，六月二十八日南京福建道试御史谭希思上疏“朝廷之上有大不可者三”第三条就是内操，“谓选兵操演内廷，是变环卫防御之制矣。陛下独不念祖宗防微之意乎？”神宗大怒道：“内臣及内操俱系先朝建置，为奉慈驾春秋二祀山陵及朕恭祀南北郊护从，已各有旨，谭希思沽名建白…南京都察院其究问以闻。”谭希思依据太祖祖制，神宗依据武宗祖制，君臣各有所依。可见内操一事万历皇帝并没有违背祖制，大臣们反对是有着自己的利益计算。万历皇帝为了减少阻力，防止宦官们的骄纵，被文官们抓着把柄，特意强调“谕都察院朕诣山陵行秋祭礼一应事务俱从省约，内外随行官员人等不许沿途生事，扰害百姓，违者，锦衣卫访孥，科道官参奏。”之后又在秋祭礼的前一天，又特意下旨“朕奉两宫圣母恭诣天寿山行秋祭礼，尔等率领中军等官并各队人等俱小心严肃，各守信地护卫，毋喧嚷错乱。”没想到第二天“福建道御史谭耀，言圣驾回自山陵至凉水河，忽有惊马冲入扈从前队，群马一时狂奔，内兵跌伤人众，相应查究。上日：马逸偶然耳勿问。”时任兵部尚书张学颜也借机上疏：“内操随驾军士，进止自悠。前至凉水河，喧争无纪律，奔逸冲突，上动天颜。”神宗以为此属偶然事件，不再问责。按旧制，这些营军在随驾祭祀后需要归还军事设备包括铠甲、武器等。但显然神宗皇帝并无此打算。之后群臣纷纷上疏请止内操，却被神宗一一责罚。
首先“兵科等科左给事中王三馀等，礼科给事中万象春合词止内操。”随之“南京刑科给事中阮子孝疏，救郭惟贤谏止内操，江西等道御史潘惟岳等，亦以為言。”万历皇帝仍不妥协，“上以事久处分恶其救扰，夺为首俸六月，其馀三月”。此事不了了之。
到了年底，“万历十二年十二月癸卯朔无逸殿灾。”兵部尚书张雪颜再次借机发难，暗示皇帝取消内操“兵部尚书张学颜，题无逸殿灾，宜严巡禁内皇城各门，昔止内使二三，今增四五十，昔犹住直房，今皆私建房各门皆然，西城尤甚，内操兵虽止三千，而仆从无算，地在内苑，守御者不敢问事，干近臣巡视者，艰于察宜一申饬，应送问者送问，应参究者参究。”不过皇帝也打擦边球，“上谓，尚书言是，皇城巡禁，事例依拟通行申饬，还著司礼监严行各门不许放游食无籍之人混入。”之后山东巡按吴定又上疏，“请内兵发京营操练”，神宗“责定不谙事体，夺俸五月。”不久后户部尚书也来上疏称“内操马匹又不知费兵工二部凡几，则营建织造内操，似当调停也。”至此内操一事己严重影响到六部，兵部尚书张雪颜项不住压力，“兵部尚书张学颜，以母老乞休慰，留不允。”群臣劝谏毫无效果，新就任的内阁首辅申时行釜底抽薪，出面游说司礼监：“此事系禁廷，诸人擐甲执戈，未明而入。设奸人窜其中，一旦缓急，外廷不得闻，宿卫不及备，此公等剥肤患也。”如果皇帝在内操中遭遇不测，宦官们也必自身难保，这一番危言耸听的说辞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中官惊然”，自请停止内操，神宗见宦官也反对，便有废止之意。万历十三年（1585）三月六日，兵科都给事中王致祥又上疏谏止内操，神宗留中不发，敕谕内阁：“内操原有，祖制向录扈从南北郊及皇陵恭祀，事毕而止，殆无常操之理，而言者不知，妄引非喻，亦是其职，今已停止，卿等知之。”在这份敕谕中，神宗表明了重开内操是有祖制的，也给出了要停止内操的态度，而且再次做了让步“起原任刑部主事董基为南京礼部主事，基以言内操谪时，方叙建言诸臣，故有是命。”自此，万历年间再未举行，内教场亦逐渐被人们遗忘，到万历后期“内教场己鞠为茂草，想武事置不讲矣”。
二、内操事件的后续发展
万历时期的内操自开始至结束虽然只有短短两年，但其后续影响却长期存在。内操的罢停是万历皇帝的一次妥协，这对万历皇帝亲政造成了一次严重打击，万历皇帝出于摆脱群臣的制约，想要练一支独立的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军队，也有可能想要将此事作为一个整顿军队的契机，因为可以看到三千宦军训练确实辛苦，某些方面甚至强过京营，但这一切最终成为泡影。之后贪财的明神宗从这里面发现了生财之道或者最开始还想着拖延几年。万历十三年（1585）四月二十四日，户部上疏“太仓银库每岁加金花银二十万两，内操马三千匹，岁加草料银七万余两，此皆额外之数。岁可三十万，十岁则三百万矣，请金花之银仍复旧额，内操之马散归京营，上未之许也。”万历皇帝停内操，却不许内操马匹散归京营，并以此为借口多征银两。时任户部尚书王遴无奈之下只能往各省摊派。同年六月初二，户部以“内操马匹增派山东刍料银一万四千两有奇。时东省方旱，抚臣李辅疏争之，低尚书遴助天为虐，遴不得己，就派征数内减其七千八百两有奇，俟马归同寺仍复原额。从之” 万历十四年（1586）四月十六日，河南道御史杨绍程疏奏：“内操用马遂以加派省直赋额，今也内操罢矣，该监之马所存无几矣，其价银除裁减外，所征尚五万七千余两，纵有贡马等项，所费几何？而执三千之虚名，糜三千之实费，将焉用之？此价银之议，罢所当从也。”明神宗见疏大怒，以“掇拾余言，沽名读奏”为由将其夺俸一年，又告诫言官不得讪君卖直。御马监仓场原额每年四万七千石，三场草共一百七十四万束，自万历十三年“添增内操马三千匹，岁增料二万五千石草六十万束...乃今见在马匹止二千六百有奇耳，不惟原额无存且于增添之数不满，然则原派草料尚可议裁，况新增草料犹然不革乎，臣查该场...并无马匹及日支数目，虚冒显然，况该仓场见有馀料七万九百足支二年，馀草一百四十五万六千九百九束亦足支年半，若不及今支放必到腐朽，是以有用之物而置诸无用之地也，（上）不允”。
万历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户科都给事中杨询等奏称“内操暂增停罢之后，马数虽减而所派草料比原额更多…疏入不报。”马的黄金服役时间只有3-10年，从万历十三年算起，到万历二十二年，内操所用马匹剩余“二千六百有奇”，这个时候已大多不能用了，可见，内操虽停止，明神宗一直借其虚冒马匹等草料银来吃空响敛财。
内操事件可以说是张居正去世万历皇帝亲政后实施的很重要的一项措施，不论万历皇帝的动机如何，内操事件中万历皇帝与诸多大臣，包括刑部主事，兵部给事中，兵部、户部尚书甚至内阁首辅等近十几位大臣斗争，内宦也受到以首辅为主的文官集团的威胁。文臣反对的原因大概有几种原因，一是内操加强了宦官的势力，宦官手里直接有一支军队，这对外廷而言是极大的威胁。二是三千军队直接驻扎在禁内，容易发生宫变，对皇权危害大。三是费响，此前光是奖赏就花费了两万金，三千人的吃穿用度，三千马匹的刍料等花费巨大。四是防范皇帝側重武功，对武人地位的压制是文官集团的一致利益。以上原因足够文官团结一致，前赴后继的反对万历皇帝进行内操。
万历皇帝实行内操政策的失败，影响不仅在于三千内宦的解散和内教场的荒废，更为重要的是神宗与文官集团决裂的诱因之一，不难推测，一位雄心壮志的年轻皇帝刚开始亲政，企图加强集权，结果遭到大臣们的一致反对，对神宗皇帝打击可见一斑，这也为神宗皇帝中后期争国本事件中与文官集团的深度对立埋下种子，神宗故意虚冒内操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与朝臣长期对抗的紧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