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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了解“哥德堡号”传奇背后的历史真相，还要回溯到始于公元1700年，终于公元1721年的“大北方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北欧霸主瑞典输给了东欧新贵俄罗斯，从此失去了通向亚洲的陆路通道。长久以来，俄罗斯通过恰克图进口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再转手将其中大部分卖给瑞典等欧洲邻国，从中赚取巨额差价。为此，瑞典也成立了“瑞典东方公司”，与俄罗斯、波兰和土耳其等国家展开贸易。
由于“大北方战争”的爆发，俄罗斯自公元1700 年开始，停止向瑞典出口商品，瑞典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从英国、荷兰等国进口中国商品，又试图通过挪威、土耳其等国打开新的东方航道，但均未成功。久而久之，高昂的东方商品物价令瑞典国民不堪重负，怨声载道。瑞典政府只得将瑞典东方公司改组为“瑞典东印度公司”，仿效英国、荷兰等国的东印度公司，派船队绕过大西洋和印度洋，去遥远的东方与广州十三行展开贸易。
瑞典自古以“北欧海盗”闻名，哥特海盗与诺曼海盗都曾经从这块寒冷的国土出发，洗劫大半个欧洲，一直打到永恒之城罗马和圣城耶路撒冷，甚至曾经渡过大西洋，在哥伦布之前四百年就发现了北美洲的格陵兰岛和纽芬兰岛。不过自十字军东征以来，北欧海盗已经渐趋沉寂，“大北方战争”之后的瑞典严重缺乏远洋商船和有经验的海员，又没有任何东方殖民地可供补给，因此瑞典东印度公司起初只是个皮包公司，负责把贸易合同承包给英国、荷兰等国的东印度公司，托他们的船队代自己到广州去做生意。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十几年后，瑞典东印度公司终于决定，在西南部大港哥德堡兴建自己的远洋船队。公元1731 年6 月14 日，第一艘瑞 典东印度公司自主设计并建造的商船在哥德堡下水，顺理成章地被命名为“哥德堡号”。在许多瑞典人看来，这艘排水量1250 吨、比同期欧洲普通商船大好几倍、达到当时粤海关许可商船长度上限的大帆船，承载着国家经济复苏的神圣使命。
经过7 年多的磨合训练，“哥德堡号”于1739 年1 月离开波罗的海，展开第一次中国之旅，当年秋季顺利地抵达了珠江口。与漫长的颠簸旅程相比，“哥德堡号”上的瑞典东印度公司雇员们在广州面对着更多的困难：他们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不仅难以与中国人交流，还要面对其他国家商人的竞争和排挤。更有甚者，刚刚战败的瑞典经济凋敝，没有多少商品可以卖给中国，购买中国商品的白银货币也不充足，又没有东方殖民地可供勒索。看来，他们的第一次贸易注定不会顺利。
大概连瑞典东印度公司雇员们自己也没想到，他们在广州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生意做得异常成功，次年6 月就满载着中国商品返回哥德堡，卖出后获利丰厚。原因无他，这些远方的来客在广州有贵人相助。
如此慷慨帮助瑞典东印度公司的，是当时广州十三行的年轻商人潘振承。
外国的商船不来，咱们的商船能不能出去
后来以商名“潘启”或“潘启官”广为人知的潘振承，公元1714 年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同安县的一个渔民家庭。同安县依山面海，土地贫瘠，资源匮乏，民众主要以渔业和商业为生。潘振承是父亲潘乡的长子，自幼生活贫困，父母还给他生下了四个弟弟和多个姐妹，家庭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公元1727 年，雍正皇帝开放海禁，福建民众由此可以参予获益丰厚的外贸，一时应者如云。次年，年仅14 岁的潘振承就带着三弟潘振联出外打工。后来，潘振承的次子潘有为写诗解释说，当时潘振承“家无宿舂升斗储，风飧露寝为饥躯，”小小年纪出外打工糊口，实为饥饿所迫。
虽说海禁已开，但外国商船大多还是因约成俗地到他们熟悉的广州来做买卖，这里也就提供了最多的就业机会。所以，潘振承、潘振联兄弟进入社会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把一批武夷山红茶从福建运往广州，交给广东十三行。他们顺利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因此得到了十三行中一位福建籍老板的赏识，聘用为洋行雇员。这位老板姓陈，外国人称他为“Quigua”（ 音译，原名或为奎官）。
由于欧洲人对武夷山红茶的喜爱日甚一日，雍正一朝，福建籍商人在广东十三行内的比重越来越大。按照雍正皇帝本人在公元1732 年的调查结果，“洋行共有一十七家，惟闽人陈汀官、陈寿官、黎关官三行任其垄断，霸占生理。内有六行，系陈汀官等亲族所开，现在共有九行。其余卖货行店尚有数十家，倘非钻营汀官等门下，丝毫不能销售。（外商） 凡卖货物与洋商，必先尽九家卖完，方准别家交易。若非（ 粤海关）监督纵容，伊等岂敢强霸？”也就是说，公元1732 年广州共有17 家办理外贸牌照的洋行，其中9 家的老板都是福建人，且有垄断市场的迹象。潘振承、潘振联兄弟的老板陈奎官，无疑就是雍正皇帝所谓的“陈汀官等亲族”之一，属于广州的福建商会集团。
雍正皇帝在公元1732 年对广东外贸市场的调查结果，一则表明广州的外贸市场基本被福建商人垄断，二则表明广州洋行自公元1727 年开放海禁以来迅速增长，已经远远超过了“十三行”的传统数目，有外贸牌照的就多达17 家，还有数十家企业试图加入，外贸市场已经饱和、以至于过剩。再加上此时欧洲历经数十年战火之后，经济普遍凋敝，来华的商船数目也不如以往，这就使广州的外贸市场变成了一个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就连垄断广州外贸市场的福建商人自己，也经常苦于商品卖不出去，大量积压在库房里，加之广州气候湿热，天长日久难免变质腐烂，造成巨额亏损。
不过，这点麻烦，难不倒广州十三行的商人们。经过近百年来激烈商战的洗礼，新一代广州十三行商人比老一代更加熟悉外贸事务。外国的商船不来，咱们的商船能不能出去，把中国商品直接运到贸易伙伴的家门口销售？
一天，陈奎官把年仅二十出头的潘振承叫去，交给他一个特殊的任务：带商船出海，到国外推销中国商品。第一次出国经商，陈奎官替潘振承选择了离广州最近的外国商港——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潘振承曾经三次到马尼拉经商，获利丰厚，后来潘振联等潘家子弟也多次前往菲律宾做买卖，有的一次就能赚几千两白银，有的则“贩货南洋，归帆遇风，全船不幸。”潘振承是幸运的，他一次也没有遇到台风，成功地赚了大钱，因此深受陈奎官赏识，被“委托全权”，成为这家洋行的“总账房”，相当于现代的总经理。 不抵制西班牙，但培养西班牙的对手
尽管财运亨通，但从马尼拉回到广州的潘振承却并不快乐，因为他在菲律宾经商期间，了解到一些令他愤懑的事情。
自公元1564 年起，菲律宾群岛便沦为西班牙帝国的海外殖民地，所以明清中国人称菲律宾为“小吕宋”，称西班牙为“大吕宋”。菲律宾群岛自从郑和下西洋开始，就与明帝国保持密切商业往来，西班牙占领之后，这种商业往来并未停止，反而因西班牙人带来大量美洲白银、农产品和欧洲工艺品而更趋繁盛，旅居菲律宾经商的华人渐渐发展到上万人的规模，以至于西班牙语称中国人为“生理”（ 华南方言，“买卖人”的意思）。起初，菲律宾华人与西班牙人关系友好，西班牙人认为华人比菲律宾人聪明能干，一些华人还成为政府官员。不过，双边关系很快就因华人数量激增、走私西班牙农场的玉米、西红柿、辣椒等美洲农作物种子潜回内地，以及西班牙船只与中国船只的相互海盗掠夺等事件，渐渐开始恶化。
读者不必为当时西班牙商船竟会被中国海盗洗劫惊讶，这种事可不是欧洲人的专利。那是大航海的时代，商船上都配备了武器，可以说，大部分外洋商船都从事过海盗行动，只不过有些海盗行动仅限于抢对方几桶淡水，有些则是计划缜密的攻城略地。自明朝中叶起，中国东部沿海长期受到倭寇的侵扰，公元1592 年日本执政者丰臣秀吉渡海攻朝鲜，被中朝联军击败，这些广为人知的事件都只是宏大竞技场的冰山一角而已。16 世纪开启了中日全面对抗的序幕，唱主角的其实不是两国政府，而是两国的非官方民间组织。从长崎到新加坡，几乎每一座岛屿都曾经洒过中日侨民的鲜血，他们大多因在家乡无法谋生而下海，许多都有商帮背景，常年在海船上出生入死，锻炼得极为坚韧强悍。与日本侨民不同，中国侨民几乎全是男人，极少携带女眷，这使他们在海外遇到很多困难，要么选择与当地人通婚，结果便是被迅速同化；要么选择尽可能快地赚钱，然后返回中国故乡盖房子、娶媳妇。大部分明清时期的海外华人选择了后一条道路，这使他们经常与其他民族发生冲突，难以融入当地社会，还不时涉及非法活动，但也使海外华人成为东南亚最令人生畏的政治、经济、军事集团之一。
和中日海盗相比，东亚和东南亚的欧洲殖民者经常处于绝对人数劣势，加之其船坚炮利的技术优势当时还不明显，所以反倒经常成为中日海盗的猎物，小则丢船亏本，大则失城丧命。
公元1574 年，中国海盗首领林凤在被明朝军队击败以后，出人意料地渡海突袭菲律宾首府马尼拉，将大部分城区焚毁，并占据菲律宾群岛的几座岛屿长达数月之久，才被西班牙军队赶走，西中关系从此急转直下。公元1592年，菲律宾华人水手潘和五等人刺杀时年74 岁的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戈麦斯·佩雷斯·达斯马里纳斯（Gomez PerezDasmarinas，明朝人称他为“郎雷敝里系朥”），带着船上的财物逃到安南（ 今越南）。死者的儿子路易斯·佩雷斯·达斯马里纳斯（Luis Perez Dasmarinas，明朝人称他为“郎雷猫吝”） 继任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向中国索要潘和五不获，认为是明朝当局故意包庇凶犯，于是大规模驱逐菲律宾华人，作为报复。11 年后，他也将死于华人之手，正应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中国古语。
公元1602 年，爱钱如命的万历皇帝听信商人张嶷建议，以为菲律宾群岛上有大金矿、大银矿，派官员到马尼拉，要求允许华人企业开矿。西班牙驻菲律宾当局判断，这是菲律宾华人与明朝政府里应外合，袭取菲律宾群岛的第一步，严词拒绝。公元1603 年，明朝使者刚离去，马尼拉城就发生大火，令西班牙人和菲律宾人联想到公元1574 年的林凤入侵。随即，有一群华人冲入退休总督路易斯·佩雷斯·达斯马里纳斯家中，将他和城中的数百西班牙人斩杀，在马尼拉街头悬首示众，史称“生理暴动”。当时的菲律宾华侨首领是泉州商人李旦，此人和其他几位大商人一样，实际上也是海盗头子，其船队多次与西班牙人发生冲突，被菲律宾当局认为是高度危险的人物。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佩德罗·布拉沃·德·阿库纳于是逮捕李旦等商人领袖，并联合日本侨民和菲律宾土著攻击华人，前后杀死2.5 万人左右，史称“第一次菲律宾屠华事件”。万历皇帝发现事情的严重性，将张嶷斩首送到马尼拉，向西班牙谢罪，这才保住余下菲律宾华人的性命，李旦也得以释放，被菲律宾当局驱逐出境。
因为遭到明朝当局的通缉，李旦只好带着船队辗转于安南、台湾、琉球、日本之间，时而经商，时而做些海盗勾当，最终于公元1624 年伙同荷兰、日本侵略者共同占据了宝岛台湾，不料次年却被副手郑芝龙取了性命，荷兰殖民者乘乱夺取了整个台湾岛。38 年后，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将光复祖业，把荷兰殖民者赶出台湾岛。
郑芝龙接管李旦船队期间，菲律宾群岛上再度发生了针对华人的惨案。尽管西班牙驻菲律宾当局自公元1592 年起就对华人采取敌意态度，但由于明末天灾和战乱，崇祯时期仍有大批中国东南沿海的民众逃往菲律宾谋生，崇祯末年达到3.3 万人之多，引起菲律宾当局的高度恐慌，于公元1639 年发动了“第二次菲律宾屠华事件”，约1.9 万名华侨遇害。此后，西班牙驻菲律宾当局立法规定，长期旅居菲律宾的华侨商人数目不得超过6 千人，而且必须皈依天主教。公元1662 年郑成功占领台湾以后，威胁攻打菲律宾，结果又导致了一次规模较小的菲律宾屠华事件，数百人遇难。即便如此，明末清初战乱期间前往菲律宾的华人依然连年不绝，只是在清朝政府颁布《迁海令》以后，这股浪潮才得到短暂的遏制。不过，由于双方贸易依存度太大，中国很需要西班牙的白银，西班牙则需要中国的丝绸、瓷器和水银（ 用于生产白银），双边贸易从未完全停止并因广州十三行的兴起而再度繁盛。
公元1735年左右抵达菲律宾的潘振承很快就发现了西班牙驻菲律宾当局对华人的敌意，并了解到两次恐怖的“菲律宾屠华事件”，从此将对西班牙的深仇大恨牢记在心。当时，厌恶西班牙的华人很多，有些拒绝购买和使用西班牙商品，有些则在西班牙银币的国王像上盖戳，以示羞辱。不过，作为一个聪明人，潘振承不满足于使用如此简单粗陋的办法来打击西班牙，他的策略要高妙得多。 在广州和马尼拉期间，潘振承不间断地主动学习外语，靠着年纪轻、头脑灵，他终于掌握了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英语三门欧洲语言。虽然发音还带点闽南话的调子，却已经是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优秀翻译。与大部分翻译不同，潘振承不仅会说外语，还能用鹅毛笔写出一手很漂亮的花体拉丁字。
克服了语言关，给潘振承从事外贸带来巨大的优势，也使他能够比大部分同胞更准确地理解国际形势和中外关系。西班牙日不落帝国的确是在走下坡路，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依然控制着地球上的大部分银矿；康乾之治时期的中国固然繁荣昌盛，经济活动却严重依赖白银，而云南等省的银矿已经枯竭，中国境内几百年来都没有发现新的大银矿。所以，中国对西班牙白银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大。一旦与西班牙的贸易中断，中国必然会陷入通货紧缩的经济泥潭。有鉴于此，一切针对西班牙的商业抵制行为不论初衷如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潘振承一辈子都不排斥同西班牙人做生意，而且每天都接触西班牙银币。
作为一个商人，不进行商业抵制，又如何教训对方呢？潘振承给出的方法是：不抵制西班牙，但培养西班牙的对手。
16、17 世纪的欧洲局势纷繁复杂，欧洲人自己都经常搞不清楚，但潘振承经过多年的情报搜集，还是成功地将欧洲列强划分成了两个清晰的对立阵营。与西班牙代表的天主教阵营长期对立的主要欧洲国家有三个，即脱离西班牙独立的荷兰、无敌舰队征讨失败的英国，以及多年与西班牙争夺中欧统治权的瑞典，这三个新教（ 基督教） 国家构成了反西班牙的基本盘。在这三个国家中，荷兰自公元1620 年以来长期侵占中国领土，并吞并了爪哇等东南亚的原中国朝贡国，对东方各民族血债累累，而且近年来屡次败给英国和法国，国力虚弱；英国自“光荣革命”以来国力日增，公元1704 年攻占西班牙主要港口直布罗陀，奠定了其世界第一海军强国的位置，又三度击败荷兰，夺取了后者在东南亚的一些据点，虽然在亚洲的主要势力范围还局限于印度，但仍值得中国警惕；
瑞典先是在三十年战争中与西班牙主导的神圣罗马帝国打成平手，后又在大北方战争的败给彼得大帝的沙皇俄国，国力削弱，又没有任何海外殖民地，找不到经济增长点。这样看来，中国和瑞典是天然盟友，对英国应当优待，对荷兰则应当礼遇并提防。
其实，瑞典人手上也不干净。公元1662 年被郑成功赶出台湾岛的荷兰驻台湾末代总督揆一，原名弗雷德里克·库伊特，其实是个瑞典人，而且就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年轻时，揆一随不愿介入三十年战争的父母移居荷兰，成年后在荷兰东印度公司谋得一职，不料鬼使神差地被派到东南亚，还当上了台湾总督。尽管被郑成功打败投降，但揆一仍获准带走他在台湾搜刮的大批财宝，回到荷兰后买了许多房产，他的库伊特家族因此成为阿姆斯特丹的名门望族。限于信息局限，潘振承不知道揆一的来历，在他眼里，瑞典是没有原罪的国家。
以上便是潘振承基本的外交思路，历史也给了他实践这一外交思路的机会。1739 年底，“哥德堡号”成为第一艘抵达中国的瑞典商船，潘振承力劝老板陈奎官主动承揽了这一单看上去风险很大、利润却比较微薄的业务，自己跑上跑下，热情接待，多方打点，尽可能地让首次来华的瑞典客户此行利润最大化，这看似荒谬的行为在当时没少遭同行冷嘲热讽，潘振承却胸有成竹。果然，仅2 年之后，“哥德堡号”再度出现在珠江口，还带来了另二艘瑞典商船，并指名要和陈奎官的洋行做生意，把其他货物滞销的洋行嫉妒得眼红。
公元1741年底，“哥德堡号”从广州满载而归，高兴的瑞典商人向陈奎官和潘振承保证，会尽快第三次来广州贸易。可没过几个月，乐极生悲，陈奎官去世，洋行由其子陈Changua（ 音译，原名或为章官） 接任。时年28岁的总账房潘振承虽然年轻，却已是经验丰富的外贸商人，而且也积累了一定的资本，打算自立门户。一两年后，经过与陈章官友好协商，年方三十的潘振承向粤海关提出申请创立了自己的洋行，并给企业定商号为“同文”，即“同文行”。“同文”的意思是“翻译”，“同文行”的意思是“没有语言障碍的公司”，可见潘振承对自己语言才能之自负。他又给自己选了商名“启”，以显示其创业者的地位，从此人称“潘启官”。
拥有了自己的独立洋行，少年老成而又见多识广的潘启官可要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他的头几单生意仍是与瑞典东印度公司做的，后来又接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几单生意，很快开始盈利。可是谁也没料到，祸事突然落到襁褓中的同文行头上。公元1745 年9 月12 日，满载着同文行商品的“哥德堡号”在波罗的海触礁沉没，给瑞典东印度公司和同文行都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财力尚不充裕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失去了自己的主力舰，元气一时难以恢复，潘启官则丧失了重要的贸易渠道，因为其他瑞典商船都比“哥德堡号”小，而且“哥德堡号”还欠着同文行的一些款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笔小亏空可能会恶性循环，变成无底洞。
果然，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瑞典对华贸易量明显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瑞典东印度公司拖欠同文行的款项也越来越多，导致潘启官本人也一度生活相当拮据。后来，潘启官的次子潘有为写诗回忆说，当时潘启官的妻子黄氏“日课女红夜仍织”，长子潘有能“家贫葵藿苦不供，身披败絮雨辄烘，”日子过得丝毫不像富商的家属，反倒像贫民乞丐一般。
到哥德堡参加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大会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公元1748 年，欧洲列强签署《亚琛和约》，结束了多年的战争，经济从此复苏。春江水暖鸭先知，潘启官很快从复苏的外贸市场中得益，手头宽裕了不少。等到瑞典商船再度来到广州之际，他提出要对方清偿以前的全部欠款。瑞典人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瑞典东印度公司董事萨文格瑞只好亲自去找潘启官谈判，请求宽限，潘启官却给萨文格瑞提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
瑞典东印度公司是股份公司吧？
萨文格瑞回答说，是的，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样。
潘启官又问，我听说股份公司有债转股的先例，债权人可以选择把债权转为公司股权，是这样吗？ 萨文格瑞回答说，确实如此。
潘启官当即表示，鉴于贵公司长期拖欠本商行货款，一时难以偿还，我们选择债转股。
萨文格瑞目瞪口呆。
在瑞典，没有法律能阻止债权人选择债转股。
于是，潘启官成为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股东，进入公司董事会。亚洲企业参股欧洲企业，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潘启官此举不是为了恶意兼并贸易伙伴，正相反，他希望借此减轻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资金压力，提升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并增加自己的综合实力与投资多样性，实现双赢。
这还不算完，很快，经营头脑总是走在时代前列的潘启官又做出惊人之举：他把洋行的生意交给下属打点，自己登上一艘瑞典商船，飘然西去。
潘启官要到哥德堡去参加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大会。
身为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大股东，这的确是他的权力，瑞典人没法阻止，也不会阻止。但是，这种擅自出国的举动在清朝是严重违法的，何况潘启官像所有主要的洋行商人一样，早就捐了个红顶子，进入了官员集团。官员抛弃职守，跑到数万里外的蛮夷之地去折腾，这在士大夫眼中实在是伤风败俗、极端恶劣的行为。一经发现，肯定要严惩不贷。
可是，潘启官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大半年后，他顺利地抵达哥德堡，受到瑞典朝野的热烈欢迎。如果不算蒙古等游牧民族西征，以及马可波罗等曾经在中国当官的欧洲人返乡，潘启官应当是第一位造访欧洲的中国官员。此行让他大开眼界，也让他对贸易伙伴的上下游产业链和运营前景有了更准确的估量。不过，由于这是一次非法的出访，潘启官后来对此讳莫如深，以至于除了他的家人之外，中国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境，又是什么时候归来的。只有瑞典博物馆收藏的几幅字画能证明，这位同文洋行老板兼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大股东曾经到此一游。
过去很多材料称林则徐或魏源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实，这个头衔理应属于潘启官。也许他仍算不得“第一人”，但起码比林则徐和魏源早一个世纪。
自公元1752 年开始，同文行的生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年，有10艘英国船、6 艘荷兰船、5 艘法国船、3艘瑞典船、2 艘丹麦船抵达广州，还出现了一个新面孔——普鲁士的第一艘来华商船。除法国之外，所有这些来华商船都属于新教（ 基督教） 阵营，可见潘启官的外交策略已经收到成效。对于这些国家的商船，潘启官的态度是：对瑞典船、丹麦、普鲁士等没有亚洲殖民地的新教（ 基督教） 国家商人政策宽松，尽可能购买他们带来的全部商品，并允许他们赊账购买中国商品，价格还可优惠；对没有东亚殖民地的英国商人，购买他们带来的多数商品，禁止他们赊账购买中国商品，但可以略加变通；对荷兰与法国商人，则完全依照市场形势买卖，严禁他们赊账购买中国商品。
在新教（ 基督教） 商人的冲击下，西班牙的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几乎没有财力再向中国派遣商船了，少量来华商船也都不肯去广州。但潘启官并不愿看到新教（ 基督教） 国家完全垄断中国外贸，也需要获得更多的白银，所以在公元1757 年，他又和西班牙人做了一笔20 万银元的大单生意。
西班牙人早就开始提防潘启官，可这次却不得不与潘启官做生意，因为就在公元1757 年， 乾隆皇帝突然下令，从今以后，西洋各国只许在广州一口通商，不准前往福建、浙江等省港口做买卖。所以，西班牙人不得不来广州，而此时广东十三行中，只有同文行能够卖给他们充足的丝绸和南京布，他们别无选择。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这场战争中，北欧霸主瑞典输给了东欧新贵俄罗斯，从此失去了通向亚洲的陆路通道。长久以来，俄罗斯通过恰克图进口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再转手将其中大部分卖给瑞典等欧洲邻国，从中赚取巨额差价。为此，瑞典也成立了“瑞典东方公司”，与俄罗斯、波兰和土耳其等国家展开贸易。
由于“大北方战争”的爆发，俄罗斯自公元1700 年开始，停止向瑞典出口商品，瑞典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从英国、荷兰等国进口中国商品，又试图通过挪威、土耳其等国打开新的东方航道，但均未成功。久而久之，高昂的东方商品物价令瑞典国民不堪重负，怨声载道。瑞典政府只得将瑞典东方公司改组为“瑞典东印度公司”，仿效英国、荷兰等国的东印度公司，派船队绕过大西洋和印度洋，去遥远的东方与广州十三行展开贸易。
瑞典自古以“北欧海盗”闻名，哥特海盗与诺曼海盗都曾经从这块寒冷的国土出发，洗劫大半个欧洲，一直打到永恒之城罗马和圣城耶路撒冷，甚至曾经渡过大西洋，在哥伦布之前四百年就发现了北美洲的格陵兰岛和纽芬兰岛。不过自十字军东征以来，北欧海盗已经渐趋沉寂，“大北方战争”之后的瑞典严重缺乏远洋商船和有经验的海员，又没有任何东方殖民地可供补给，因此瑞典东印度公司起初只是个皮包公司，负责把贸易合同承包给英国、荷兰等国的东印度公司，托他们的船队代自己到广州去做生意。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十几年后，瑞典东印度公司终于决定，在西南部大港哥德堡兴建自己的远洋船队。公元1731 年6 月14 日，第一艘瑞 典东印度公司自主设计并建造的商船在哥德堡下水，顺理成章地被命名为“哥德堡号”。在许多瑞典人看来，这艘排水量1250 吨、比同期欧洲普通商船大好几倍、达到当时粤海关许可商船长度上限的大帆船，承载着国家经济复苏的神圣使命。
经过7 年多的磨合训练，“哥德堡号”于1739 年1 月离开波罗的海，展开第一次中国之旅，当年秋季顺利地抵达了珠江口。与漫长的颠簸旅程相比，“哥德堡号”上的瑞典东印度公司雇员们在广州面对着更多的困难：他们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不仅难以与中国人交流，还要面对其他国家商人的竞争和排挤。更有甚者，刚刚战败的瑞典经济凋敝，没有多少商品可以卖给中国，购买中国商品的白银货币也不充足，又没有东方殖民地可供勒索。看来，他们的第一次贸易注定不会顺利。
大概连瑞典东印度公司雇员们自己也没想到，他们在广州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生意做得异常成功，次年6 月就满载着中国商品返回哥德堡，卖出后获利丰厚。原因无他，这些远方的来客在广州有贵人相助。
如此慷慨帮助瑞典东印度公司的，是当时广州十三行的年轻商人潘振承。
外国的商船不来，咱们的商船能不能出去
后来以商名“潘启”或“潘启官”广为人知的潘振承，公元1714 年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同安县的一个渔民家庭。同安县依山面海，土地贫瘠，资源匮乏，民众主要以渔业和商业为生。潘振承是父亲潘乡的长子，自幼生活贫困，父母还给他生下了四个弟弟和多个姐妹，家庭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公元1727 年，雍正皇帝开放海禁，福建民众由此可以参予获益丰厚的外贸，一时应者如云。次年，年仅14 岁的潘振承就带着三弟潘振联出外打工。后来，潘振承的次子潘有为写诗解释说，当时潘振承“家无宿舂升斗储，风飧露寝为饥躯，”小小年纪出外打工糊口，实为饥饿所迫。
虽说海禁已开，但外国商船大多还是因约成俗地到他们熟悉的广州来做买卖，这里也就提供了最多的就业机会。所以，潘振承、潘振联兄弟进入社会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把一批武夷山红茶从福建运往广州，交给广东十三行。他们顺利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因此得到了十三行中一位福建籍老板的赏识，聘用为洋行雇员。这位老板姓陈，外国人称他为“Quigua”（ 音译，原名或为奎官）。
由于欧洲人对武夷山红茶的喜爱日甚一日，雍正一朝，福建籍商人在广东十三行内的比重越来越大。按照雍正皇帝本人在公元1732 年的调查结果，“洋行共有一十七家，惟闽人陈汀官、陈寿官、黎关官三行任其垄断，霸占生理。内有六行，系陈汀官等亲族所开，现在共有九行。其余卖货行店尚有数十家，倘非钻营汀官等门下，丝毫不能销售。（外商） 凡卖货物与洋商，必先尽九家卖完，方准别家交易。若非（ 粤海关）监督纵容，伊等岂敢强霸？”也就是说，公元1732 年广州共有17 家办理外贸牌照的洋行，其中9 家的老板都是福建人，且有垄断市场的迹象。潘振承、潘振联兄弟的老板陈奎官，无疑就是雍正皇帝所谓的“陈汀官等亲族”之一，属于广州的福建商会集团。
雍正皇帝在公元1732 年对广东外贸市场的调查结果，一则表明广州的外贸市场基本被福建商人垄断，二则表明广州洋行自公元1727 年开放海禁以来迅速增长，已经远远超过了“十三行”的传统数目，有外贸牌照的就多达17 家，还有数十家企业试图加入，外贸市场已经饱和、以至于过剩。再加上此时欧洲历经数十年战火之后，经济普遍凋敝，来华的商船数目也不如以往，这就使广州的外贸市场变成了一个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就连垄断广州外贸市场的福建商人自己，也经常苦于商品卖不出去，大量积压在库房里，加之广州气候湿热，天长日久难免变质腐烂，造成巨额亏损。
不过，这点麻烦，难不倒广州十三行的商人们。经过近百年来激烈商战的洗礼，新一代广州十三行商人比老一代更加熟悉外贸事务。外国的商船不来，咱们的商船能不能出去，把中国商品直接运到贸易伙伴的家门口销售？
一天，陈奎官把年仅二十出头的潘振承叫去，交给他一个特殊的任务：带商船出海，到国外推销中国商品。第一次出国经商，陈奎官替潘振承选择了离广州最近的外国商港——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潘振承曾经三次到马尼拉经商，获利丰厚，后来潘振联等潘家子弟也多次前往菲律宾做买卖，有的一次就能赚几千两白银，有的则“贩货南洋，归帆遇风，全船不幸。”潘振承是幸运的，他一次也没有遇到台风，成功地赚了大钱，因此深受陈奎官赏识，被“委托全权”，成为这家洋行的“总账房”，相当于现代的总经理。 不抵制西班牙，但培养西班牙的对手
尽管财运亨通，但从马尼拉回到广州的潘振承却并不快乐，因为他在菲律宾经商期间，了解到一些令他愤懑的事情。
自公元1564 年起，菲律宾群岛便沦为西班牙帝国的海外殖民地，所以明清中国人称菲律宾为“小吕宋”，称西班牙为“大吕宋”。菲律宾群岛自从郑和下西洋开始，就与明帝国保持密切商业往来，西班牙占领之后，这种商业往来并未停止，反而因西班牙人带来大量美洲白银、农产品和欧洲工艺品而更趋繁盛，旅居菲律宾经商的华人渐渐发展到上万人的规模，以至于西班牙语称中国人为“生理”（ 华南方言，“买卖人”的意思）。起初，菲律宾华人与西班牙人关系友好，西班牙人认为华人比菲律宾人聪明能干，一些华人还成为政府官员。不过，双边关系很快就因华人数量激增、走私西班牙农场的玉米、西红柿、辣椒等美洲农作物种子潜回内地，以及西班牙船只与中国船只的相互海盗掠夺等事件，渐渐开始恶化。
读者不必为当时西班牙商船竟会被中国海盗洗劫惊讶，这种事可不是欧洲人的专利。那是大航海的时代，商船上都配备了武器，可以说，大部分外洋商船都从事过海盗行动，只不过有些海盗行动仅限于抢对方几桶淡水，有些则是计划缜密的攻城略地。自明朝中叶起，中国东部沿海长期受到倭寇的侵扰，公元1592 年日本执政者丰臣秀吉渡海攻朝鲜，被中朝联军击败，这些广为人知的事件都只是宏大竞技场的冰山一角而已。16 世纪开启了中日全面对抗的序幕，唱主角的其实不是两国政府，而是两国的非官方民间组织。从长崎到新加坡，几乎每一座岛屿都曾经洒过中日侨民的鲜血，他们大多因在家乡无法谋生而下海，许多都有商帮背景，常年在海船上出生入死，锻炼得极为坚韧强悍。与日本侨民不同，中国侨民几乎全是男人，极少携带女眷，这使他们在海外遇到很多困难，要么选择与当地人通婚，结果便是被迅速同化；要么选择尽可能快地赚钱，然后返回中国故乡盖房子、娶媳妇。大部分明清时期的海外华人选择了后一条道路，这使他们经常与其他民族发生冲突，难以融入当地社会，还不时涉及非法活动，但也使海外华人成为东南亚最令人生畏的政治、经济、军事集团之一。
和中日海盗相比，东亚和东南亚的欧洲殖民者经常处于绝对人数劣势，加之其船坚炮利的技术优势当时还不明显，所以反倒经常成为中日海盗的猎物，小则丢船亏本，大则失城丧命。
公元1574 年，中国海盗首领林凤在被明朝军队击败以后，出人意料地渡海突袭菲律宾首府马尼拉，将大部分城区焚毁，并占据菲律宾群岛的几座岛屿长达数月之久，才被西班牙军队赶走，西中关系从此急转直下。公元1592年，菲律宾华人水手潘和五等人刺杀时年74 岁的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戈麦斯·佩雷斯·达斯马里纳斯（Gomez PerezDasmarinas，明朝人称他为“郎雷敝里系朥”），带着船上的财物逃到安南（ 今越南）。死者的儿子路易斯·佩雷斯·达斯马里纳斯（Luis Perez Dasmarinas，明朝人称他为“郎雷猫吝”） 继任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向中国索要潘和五不获，认为是明朝当局故意包庇凶犯，于是大规模驱逐菲律宾华人，作为报复。11 年后，他也将死于华人之手，正应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中国古语。
公元1602 年，爱钱如命的万历皇帝听信商人张嶷建议，以为菲律宾群岛上有大金矿、大银矿，派官员到马尼拉，要求允许华人企业开矿。西班牙驻菲律宾当局判断，这是菲律宾华人与明朝政府里应外合，袭取菲律宾群岛的第一步，严词拒绝。公元1603 年，明朝使者刚离去，马尼拉城就发生大火，令西班牙人和菲律宾人联想到公元1574 年的林凤入侵。随即，有一群华人冲入退休总督路易斯·佩雷斯·达斯马里纳斯家中，将他和城中的数百西班牙人斩杀，在马尼拉街头悬首示众，史称“生理暴动”。当时的菲律宾华侨首领是泉州商人李旦，此人和其他几位大商人一样，实际上也是海盗头子，其船队多次与西班牙人发生冲突，被菲律宾当局认为是高度危险的人物。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佩德罗·布拉沃·德·阿库纳于是逮捕李旦等商人领袖，并联合日本侨民和菲律宾土著攻击华人，前后杀死2.5 万人左右，史称“第一次菲律宾屠华事件”。万历皇帝发现事情的严重性，将张嶷斩首送到马尼拉，向西班牙谢罪，这才保住余下菲律宾华人的性命，李旦也得以释放，被菲律宾当局驱逐出境。
因为遭到明朝当局的通缉，李旦只好带着船队辗转于安南、台湾、琉球、日本之间，时而经商，时而做些海盗勾当，最终于公元1624 年伙同荷兰、日本侵略者共同占据了宝岛台湾，不料次年却被副手郑芝龙取了性命，荷兰殖民者乘乱夺取了整个台湾岛。38 年后，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将光复祖业，把荷兰殖民者赶出台湾岛。
郑芝龙接管李旦船队期间，菲律宾群岛上再度发生了针对华人的惨案。尽管西班牙驻菲律宾当局自公元1592 年起就对华人采取敌意态度，但由于明末天灾和战乱，崇祯时期仍有大批中国东南沿海的民众逃往菲律宾谋生，崇祯末年达到3.3 万人之多，引起菲律宾当局的高度恐慌，于公元1639 年发动了“第二次菲律宾屠华事件”，约1.9 万名华侨遇害。此后，西班牙驻菲律宾当局立法规定，长期旅居菲律宾的华侨商人数目不得超过6 千人，而且必须皈依天主教。公元1662 年郑成功占领台湾以后，威胁攻打菲律宾，结果又导致了一次规模较小的菲律宾屠华事件，数百人遇难。即便如此，明末清初战乱期间前往菲律宾的华人依然连年不绝，只是在清朝政府颁布《迁海令》以后，这股浪潮才得到短暂的遏制。不过，由于双方贸易依存度太大，中国很需要西班牙的白银，西班牙则需要中国的丝绸、瓷器和水银（ 用于生产白银），双边贸易从未完全停止并因广州十三行的兴起而再度繁盛。
公元1735年左右抵达菲律宾的潘振承很快就发现了西班牙驻菲律宾当局对华人的敌意，并了解到两次恐怖的“菲律宾屠华事件”，从此将对西班牙的深仇大恨牢记在心。当时，厌恶西班牙的华人很多，有些拒绝购买和使用西班牙商品，有些则在西班牙银币的国王像上盖戳，以示羞辱。不过，作为一个聪明人，潘振承不满足于使用如此简单粗陋的办法来打击西班牙，他的策略要高妙得多。 在广州和马尼拉期间，潘振承不间断地主动学习外语，靠着年纪轻、头脑灵，他终于掌握了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英语三门欧洲语言。虽然发音还带点闽南话的调子，却已经是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优秀翻译。与大部分翻译不同，潘振承不仅会说外语，还能用鹅毛笔写出一手很漂亮的花体拉丁字。
克服了语言关，给潘振承从事外贸带来巨大的优势，也使他能够比大部分同胞更准确地理解国际形势和中外关系。西班牙日不落帝国的确是在走下坡路，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依然控制着地球上的大部分银矿；康乾之治时期的中国固然繁荣昌盛，经济活动却严重依赖白银，而云南等省的银矿已经枯竭，中国境内几百年来都没有发现新的大银矿。所以，中国对西班牙白银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大。一旦与西班牙的贸易中断，中国必然会陷入通货紧缩的经济泥潭。有鉴于此，一切针对西班牙的商业抵制行为不论初衷如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潘振承一辈子都不排斥同西班牙人做生意，而且每天都接触西班牙银币。
作为一个商人，不进行商业抵制，又如何教训对方呢？潘振承给出的方法是：不抵制西班牙，但培养西班牙的对手。
16、17 世纪的欧洲局势纷繁复杂，欧洲人自己都经常搞不清楚，但潘振承经过多年的情报搜集，还是成功地将欧洲列强划分成了两个清晰的对立阵营。与西班牙代表的天主教阵营长期对立的主要欧洲国家有三个，即脱离西班牙独立的荷兰、无敌舰队征讨失败的英国，以及多年与西班牙争夺中欧统治权的瑞典，这三个新教（ 基督教） 国家构成了反西班牙的基本盘。在这三个国家中，荷兰自公元1620 年以来长期侵占中国领土，并吞并了爪哇等东南亚的原中国朝贡国，对东方各民族血债累累，而且近年来屡次败给英国和法国，国力虚弱；英国自“光荣革命”以来国力日增，公元1704 年攻占西班牙主要港口直布罗陀，奠定了其世界第一海军强国的位置，又三度击败荷兰，夺取了后者在东南亚的一些据点，虽然在亚洲的主要势力范围还局限于印度，但仍值得中国警惕；
瑞典先是在三十年战争中与西班牙主导的神圣罗马帝国打成平手，后又在大北方战争的败给彼得大帝的沙皇俄国，国力削弱，又没有任何海外殖民地，找不到经济增长点。这样看来，中国和瑞典是天然盟友，对英国应当优待，对荷兰则应当礼遇并提防。
其实，瑞典人手上也不干净。公元1662 年被郑成功赶出台湾岛的荷兰驻台湾末代总督揆一，原名弗雷德里克·库伊特，其实是个瑞典人，而且就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年轻时，揆一随不愿介入三十年战争的父母移居荷兰，成年后在荷兰东印度公司谋得一职，不料鬼使神差地被派到东南亚，还当上了台湾总督。尽管被郑成功打败投降，但揆一仍获准带走他在台湾搜刮的大批财宝，回到荷兰后买了许多房产，他的库伊特家族因此成为阿姆斯特丹的名门望族。限于信息局限，潘振承不知道揆一的来历，在他眼里，瑞典是没有原罪的国家。
以上便是潘振承基本的外交思路，历史也给了他实践这一外交思路的机会。1739 年底，“哥德堡号”成为第一艘抵达中国的瑞典商船，潘振承力劝老板陈奎官主动承揽了这一单看上去风险很大、利润却比较微薄的业务，自己跑上跑下，热情接待，多方打点，尽可能地让首次来华的瑞典客户此行利润最大化，这看似荒谬的行为在当时没少遭同行冷嘲热讽，潘振承却胸有成竹。果然，仅2 年之后，“哥德堡号”再度出现在珠江口，还带来了另二艘瑞典商船，并指名要和陈奎官的洋行做生意，把其他货物滞销的洋行嫉妒得眼红。
公元1741年底，“哥德堡号”从广州满载而归，高兴的瑞典商人向陈奎官和潘振承保证，会尽快第三次来广州贸易。可没过几个月，乐极生悲，陈奎官去世，洋行由其子陈Changua（ 音译，原名或为章官） 接任。时年28岁的总账房潘振承虽然年轻，却已是经验丰富的外贸商人，而且也积累了一定的资本，打算自立门户。一两年后，经过与陈章官友好协商，年方三十的潘振承向粤海关提出申请创立了自己的洋行，并给企业定商号为“同文”，即“同文行”。“同文”的意思是“翻译”，“同文行”的意思是“没有语言障碍的公司”，可见潘振承对自己语言才能之自负。他又给自己选了商名“启”，以显示其创业者的地位，从此人称“潘启官”。
拥有了自己的独立洋行，少年老成而又见多识广的潘启官可要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他的头几单生意仍是与瑞典东印度公司做的，后来又接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几单生意，很快开始盈利。可是谁也没料到，祸事突然落到襁褓中的同文行头上。公元1745 年9 月12 日，满载着同文行商品的“哥德堡号”在波罗的海触礁沉没，给瑞典东印度公司和同文行都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财力尚不充裕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失去了自己的主力舰，元气一时难以恢复，潘启官则丧失了重要的贸易渠道，因为其他瑞典商船都比“哥德堡号”小，而且“哥德堡号”还欠着同文行的一些款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笔小亏空可能会恶性循环，变成无底洞。
果然，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瑞典对华贸易量明显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瑞典东印度公司拖欠同文行的款项也越来越多，导致潘启官本人也一度生活相当拮据。后来，潘启官的次子潘有为写诗回忆说，当时潘启官的妻子黄氏“日课女红夜仍织”，长子潘有能“家贫葵藿苦不供，身披败絮雨辄烘，”日子过得丝毫不像富商的家属，反倒像贫民乞丐一般。
到哥德堡参加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大会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公元1748 年，欧洲列强签署《亚琛和约》，结束了多年的战争，经济从此复苏。春江水暖鸭先知，潘启官很快从复苏的外贸市场中得益，手头宽裕了不少。等到瑞典商船再度来到广州之际，他提出要对方清偿以前的全部欠款。瑞典人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瑞典东印度公司董事萨文格瑞只好亲自去找潘启官谈判，请求宽限，潘启官却给萨文格瑞提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
瑞典东印度公司是股份公司吧？
萨文格瑞回答说，是的，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样。
潘启官又问，我听说股份公司有债转股的先例，债权人可以选择把债权转为公司股权，是这样吗？ 萨文格瑞回答说，确实如此。
潘启官当即表示，鉴于贵公司长期拖欠本商行货款，一时难以偿还，我们选择债转股。
萨文格瑞目瞪口呆。
在瑞典，没有法律能阻止债权人选择债转股。
于是，潘启官成为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股东，进入公司董事会。亚洲企业参股欧洲企业，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潘启官此举不是为了恶意兼并贸易伙伴，正相反，他希望借此减轻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资金压力，提升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并增加自己的综合实力与投资多样性，实现双赢。
这还不算完，很快，经营头脑总是走在时代前列的潘启官又做出惊人之举：他把洋行的生意交给下属打点，自己登上一艘瑞典商船，飘然西去。
潘启官要到哥德堡去参加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大会。
身为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大股东，这的确是他的权力，瑞典人没法阻止，也不会阻止。但是，这种擅自出国的举动在清朝是严重违法的，何况潘启官像所有主要的洋行商人一样，早就捐了个红顶子，进入了官员集团。官员抛弃职守，跑到数万里外的蛮夷之地去折腾，这在士大夫眼中实在是伤风败俗、极端恶劣的行为。一经发现，肯定要严惩不贷。
可是，潘启官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大半年后，他顺利地抵达哥德堡，受到瑞典朝野的热烈欢迎。如果不算蒙古等游牧民族西征，以及马可波罗等曾经在中国当官的欧洲人返乡，潘启官应当是第一位造访欧洲的中国官员。此行让他大开眼界，也让他对贸易伙伴的上下游产业链和运营前景有了更准确的估量。不过，由于这是一次非法的出访，潘启官后来对此讳莫如深，以至于除了他的家人之外，中国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境，又是什么时候归来的。只有瑞典博物馆收藏的几幅字画能证明，这位同文洋行老板兼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大股东曾经到此一游。
过去很多材料称林则徐或魏源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实，这个头衔理应属于潘启官。也许他仍算不得“第一人”，但起码比林则徐和魏源早一个世纪。
自公元1752 年开始，同文行的生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年，有10艘英国船、6 艘荷兰船、5 艘法国船、3艘瑞典船、2 艘丹麦船抵达广州，还出现了一个新面孔——普鲁士的第一艘来华商船。除法国之外，所有这些来华商船都属于新教（ 基督教） 阵营，可见潘启官的外交策略已经收到成效。对于这些国家的商船，潘启官的态度是：对瑞典船、丹麦、普鲁士等没有亚洲殖民地的新教（ 基督教） 国家商人政策宽松，尽可能购买他们带来的全部商品，并允许他们赊账购买中国商品，价格还可优惠；对没有东亚殖民地的英国商人，购买他们带来的多数商品，禁止他们赊账购买中国商品，但可以略加变通；对荷兰与法国商人，则完全依照市场形势买卖，严禁他们赊账购买中国商品。
在新教（ 基督教） 商人的冲击下，西班牙的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几乎没有财力再向中国派遣商船了，少量来华商船也都不肯去广州。但潘启官并不愿看到新教（ 基督教） 国家完全垄断中国外贸，也需要获得更多的白银，所以在公元1757 年，他又和西班牙人做了一笔20 万银元的大单生意。
西班牙人早就开始提防潘启官，可这次却不得不与潘启官做生意，因为就在公元1757 年， 乾隆皇帝突然下令，从今以后，西洋各国只许在广州一口通商，不准前往福建、浙江等省港口做买卖。所以，西班牙人不得不来广州，而此时广东十三行中，只有同文行能够卖给他们充足的丝绸和南京布，他们别无选择。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