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从来就具有政治内涵。入世，是所有哲人共同的情怀，即使老子也不例外。君王及其为政之道决定着国家的政治实践、政治面貌和政治走向，所以，哲人们的政治批判与政治理想都围绕着君王和治道而展开。老子的政治批判与政治理想充斥《老子》全书，然而，尤以《老子》之十七章、三十八章最为全面、集中。
　　一
　　关于君王的类型，各家各派各有说法，例如儒家将君王分为王、霸，孟子曾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孟子·公孙丑上》）。这里，划分的标准是仁。老子在《老子·十七章》中将其分为四类，他说：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这是说，从认知之维度看待君王，君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不知有之”，一类是“知有之”。即是说，一类是人们感知不到其存在的；一类是可以认知的。从情感的维度考察君王，“知有之”这一类君王又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亲而誉之”、“畏之”、“侮之”。也即是说，分别是人们亲近爱戴的君王、人们畏惧的君王、人们蔑视的君王。这样，结合认知与情感，君王划分为四类。
　　从“太上”、“其次”等文字来看，老子认为这四类君王有高下优劣之分。“不知有之”的君王，是老子心目中理想的君王，在老子心中地位最高，其他三类均是老子所批判的对象，在老子心中的地位依次降低，其中，“侮之”这一类，最为老子所不齿。由于“不知有之”这类君王是理想的统治者，老子称这类君王为“圣人”。其他三类君王不仅不是圣人，而且还是圣人所抨击的对象。
　　为何“不知有之”这类君王才是理想的君王？老子以“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作了解释。即是说，这类君王“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二章》），对其统治下的民众实行无为而治，在行动上无所为，在语言上无所教，不干涉民众的一言一行，所以，人们感觉不到这类君王的存在，以至于这类君王治理天下，实现天下大治，民众安居乐业，还以为是自己成就自己，本来就是如此。另外，这类君王一方面“功成事遂”，成就大业，实现其政治理想；另一方面顺应民众本性，满足民众愿望和需求，做到了君王理想与民众要求的天然一致，所以，是理想的君王。
　　在四类君王中，老子最反对的是“侮之”这一类。这类君王之所以遭到人们的轻蔑，是因为这类君王缺少“信”。老子的“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为何缺少“信”的君王是老子最为反对的，是人们所最为不齿的，老子在此没有深究，但是，在《老子·三十八章》中作了解释。我们将在下文分析。
　　二
　　关于治道的种类，各家各派也各有说法。例如儒家孔子将其分为仁与不仁这两类。他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引孔子语）。老子在《老子·三十八章》中将其分为五种。他说：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此是说，治道有道、德、仁、义、礼五种。由“失道而后德”这样的句式可知，五种治道也有高下优劣之分，其中，道是最理想的治道，为老子所推崇，在老子心中的地位当然最高，而礼却是所有治道中最被老子批判的治道。
　　由于“德”是得于“道”者，“德”可以纳于“道”，道乃自然之道，属于自然性的存在；“义”和“仁”均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属于伦理性的存在；“礼”乃政治制度范畴，属于政治性的存在，所谓五种之治道也就可以概括为道德、仁义、礼这三种。
　　在这三种治道中，为何道德是理想的治道？老子认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七章》），“上德无为而无以为”（《老子·三十八章》），具有“无为”特质。而“无为”恰是人们“不知有之”这类理想的君王治理天下所运用的方法。如此，理想的君王所使用的治道，理所当然就是理想的治道。
　　可是，在这三种治道中，为何礼是老子最激烈的抨击对象，是人们最为不齿的？老子的理由是：“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即是说，礼使君王丧失信，从而使民众丧失忠，是社会由治而乱的祸首和源头。
　　除却以上论述治道的文字，老子还说过：“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五十七章》），认为“法”也是治理天下之治道，不过，老子对于法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法治一方面造成民众生活贫困，一方面还使民众因贫困而偷盗，从而使天下趋于混乱。
　　这样，老子视界中的治道就有道德、仁义、礼和法这四种。在《老子·三十八章》中，道德、仁义、礼的高下优劣是确定的，其顺序是明显的。那么，法在四种治道中处于何种位置？由于道德是理想的治道，礼是最受老子诟病的治道，它们分别位于四种治道之首尾，应该是没有疑问的。问题是，仁义和法二者，谁优谁劣，谁排在前谁排在后。我们知道，老子虽曾云：“大道废，有仁义”（《老子·十八章》），要求“绝仁弃义”（《老子·十九章》），不满于以仁义为治道，但是，毕竟没有直接批评仁义的危害性，而对于法，如上文所述，却直接批评了法的社会危害性。据此，似可以断定，在老子那里，仁义优越于法，法应排在仁义之后。这样，治道四种，顺序如下：道德、仁义、法、礼。
　　三
　　人们“不知有之”这类君王，用“无为”的方法治理天下，而“无为”如前文所述，又是道和德的本质属性。君王以道治国，无为而治，人们对其自然“不知有之”。
　　老子最反对的君王是人们“侮之”这一类，并认为这类君王缺少“信”。为什么这类君王缺少“信”？联系老子批评礼的社会危害性时所说的“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可以知道，这类君王以礼治国，其治理天下的治道是“礼”。君王以礼治国，因而缺少对民众最基本的“信”。由于君王为政以礼，缺少“信”，并因此造成国破家亡，老子自然最为反对，人们理当“侮之”。
　　人们“亲而誉之”这类君王，之所以获得民众爱戴，是因为其行善积德，对民众关怀备至。据此可以推论，这类君王应是以仁义治国，其治理天下的治道是“仁义”。老子反对以仁义为治道，是因为仁义属于“有为”。老子云：“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老子·三十八章》），即是抽去仁义的具体内涵，从“有为”的维度解读仁义，并以此区别于无为的道和德。
　　人们“畏之”这类君王，之所以让民众畏惧，是因为其严刑峻法，对民众实施高压政策。据此可以推定，这类君王应是以法治国，其治理天下的治道是“法”。
　　由以上的简略分析可知，老子认为君王有四类、治道有四种，君王之四类取决于治道之四种，君王的优劣高下与治道的优劣高下是一致的；君王划分的标准，从君民关系的维度来看是民对于君王的认知和情感，从君王自身的维度来看是君王为政天下所选择的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