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眼光放得长远一些，为20年或者30年后做准备，这个准备主要就是土壤。将腐败滋生的土壤换掉，那将来腐败必然减少。
　　
　　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崔海容在今年的“两会”上透露，为防治腐败，国家将建立“公民信息库”，将公民的个人资料、财产、住房、收入信息，以及公民主要家庭成员的信息纳入其中，并实施全国联网，信息共享。崔海容预言，公民信息库“在未来能够有效预防腐败”，并举例说：“譬如一个官员原本有3套房子，但他只登记了1套，利用其他方式在他的特殊关系人上登记，这样的话我们不好查了。如果建立这个系统，他的亲属相关信息都可以显示出来，我们对官员的情况也会更了解。”
　　对此，各界质疑者多，支持者少。质疑者主要观点是：“为了反腐败，建官员信息库即可，为什么要建公民信息库？”也有人表示，公民信息库不可能开放，否则公民信息无从保障，如此将成为“内部掌握信息”，跳脱于社会的监督之外。另有批评者认为，“预防官员腐败，何必舍近求远地拉着全民一起陪绑？官员阻力大，老百姓好管理，显然是挑软柿子来捏，避重就轻。”
　　
　　信息公开是社会发展必然趋势
　　
　　“公民信息库”、“实名火车票”、“网络实名制”等近几年流行起来的词，再加上更早之前的政务公开、信息公开等，都与信息有关，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防止暗箱操作，减少违规、违法行为。这些措施的实施，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回顾历史，信息越透明，社会相对越和谐。而社会越动荡，内幕、黑幕就相对更多。信息公开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以腐败案件最少的丹麦、新加坡为例，国家信息得到了充分公开，每一个公民都自觉监督社会，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
　　在当下的中国，信息不够公开，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并直接影响着诚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而诚信又是整个社会良性发展的根基，是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充分满足的保障。因此，进入21世纪后，这种公开信息的速度不断加快。建立“公民信息库”，也就不足为奇了。
　　“公民信息库”并非新事物，“个人档案”就是“公民信息库”的初始版本。户口、档案、身份证，这最具中国特色的公民识别证件，在当代中国饱受争议。相对来说，身份证比较受欢迎，这与近年来其办证效率的大幅提升有关。而户口和档案则是名声不好，尤其是户口制度，被广大“愤青”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的最野蛮制度。档案制度的弊端目前尚未体现，但丢档、死档问题将成为日后的普遍争议，而且其并未准确记录公民的详细资料，并不具备太大价值，只是在政府机构应用较广。“公民信息库”无非是将“个人档案”电子化，从信息记录、节省资源、查询等方面，优势极为明显。
　　
　　“公民信息库”可以防患于未然
　　
　　由此来看，“公民信息库”的建立提议更应该由其主管部门来提出，而非国家预防腐败局，国家预防腐败局只是这一资源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提出这一建议，实属无奈之举。建立“官员信息库”提议由来已久，但确实阻力极大，很难实施。这与公车改革、政府采购自主品牌汽车一样，让既得利益者放弃自己的利益，很难。
　　而公民信息库恰是从远处着手。贪污腐败者这辈子也就这样了，让他不贪或者让他把赃款拿出来，似乎没有什么可能。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仍走自己的路，希望自己的儿女不要继续他们的那种提心吊胆的生活。毫无疑问，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成为贪官，成为腐败分子。公民信息库就是要起到这样的作用，防患于未然，这恰是国家预防腐败局的“预防”职责。这正如中国足球，近两代甚至三四代都没什么指望了，再努力也是白搭。苦海无边，回头无岸。有识之士不如将眼光放得长远一些，为20年或者30年后做准备，这个准备主要就是土壤。将腐败滋生的土壤换掉，那将来腐败必然减少。而已经长成的腐败，就让它自生自灭吧。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支持建公民信息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