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中国金融体系解决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压抑问题，但在推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也助长了持续的流动性膨胀，造成了人民币“内贬外升”的不对称压力。随着资本的国际化和人民币的国际化，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这必将推动中国金融改革朝着以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发展。
[关键词]金融体系 世界工厂 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3）02-0079-04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金融业不但没有成为“压抑”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且还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从经营角度看，无论银行还是证券公司，其经营管理水平都比发达国家要差很多，但却可以长期免于倒闭。显然，中国与发达国家的金融体制有重大区别，这些区别既不能简单地用“金融乱象”来概括，也不能不顾金融活动本身的规律，将所有差别都看作是中国特色。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现存中国金融体系的特点，将其纳入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之中，厘清问题，发掘共性，寻求规律，为中国金融改革找到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方向。
一、中国金融体系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支撑
（一）成功解决金融压抑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麦金农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因为金融业不发达和管制过度等原因存在着金融压抑问题，严重阻碍经济增长。要解决金融压抑问题，就需要采取金融自由化政策：放松管制，对外放开金融业，引进发达国家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等等。但是，麦金农也曾明确指出，虽然中国没有施行金融自由化，却也成功地解决了“金融压抑”问题。
银行和金融机构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是为处于成长阶段的企业提供融资，金融压抑问题存在与否，关键在于有成长潜力的企业是否可以得到融资。如果多数潜力企业得到贷款，经济就会持续增长，金融压抑就不会发生。改革以来，随着“拨改贷”和其他一些配套金融改革的陆续出台，金融部门曾经替代财政部门接管国营企业的资金供应，与此同时，也出现过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大发展的时期，而这恰好也是中国低端制造业大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得到贷款并不很困难。由于银行疏于风险控制，地方政府对银行贷款广泛干预等等，造成大量靠贷款成长的乡镇企业、改制的国有企业以及其他企业的迅猛发展。虽然这些企业良莠不齐，但确切无疑的一点是，得到贷款的企业中有一半成功，中国经济就必然高增长，而另一半就必然引起大量呆坏账。
金融压抑在中国被转化为如何处理呆坏账的问题，而呆坏账问题是通过银行倒闭和金融危机来解决，还是通过“剥离”来解决？中国选择了后者。所以隐藏在这一现象背后的本质是：中国的国有银行可以长期承受呆坏账而不破产。其中的逻辑极具理论上的挑战性。
（二）隔断呆坏账与金融危机的必然联系
从历史上看，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经常周期性陷入经济衰退或停滞。相对于这些国家，我国的经济增长进程持续了数十年而未间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被真正的金融危机打断过。
1998年，我国国有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已经达到了33%，2001年，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曾经高达42%。如此高的呆坏账率并没有引起银行的倒闭，巨额不良贷款可以公开挂在银行账上，既不引起恐慌和挤兑，也不影响银行正常业务。这是因为中国的银行信用就是国家信用，这与欧美有本质区别。在欧美，银行信用与国家信用是分开的，只有在严重的金融危机爆发，银行信用面临崩溃时，才通过货币当局持股、注资等手段用国家信用来支持银行信用，使金融体系免遭崩溃。此外，中国不会因流动性奇缺导致金融危机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流动性充斥。中国现金M1总量占GDP的比例2011年为61%，远远高于美国（12%）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会有流动性奇缺引起的金融恐慌，呆坏账又不会引起银行大批倒闭，金融危机也就从中国经济中被删除了。中国经济迄今为止之所以能够持续高增长，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是功不可没的。
（三）以四大国有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
银行掌握着资金配置权利，而资金在市场经济中是一种巨大的经济权利，银行是“公器”，应为公共利益服务，不能用来为少数人牟取私利。在欧美地区，除去中央银行和少数官方金融担保机构，银行都是与企业一样的盈利机构，欧美的整个金融系统基本上是为私人牟利的。但在中国，非国营银行虽依然可以成为私人牟利的工具，但整个金融系统尚不是为私人牟利的。因此，保持最低限度的国有银行，以保持金融系统“公器不被私用”还是必要的，这是中国金融体系目前最需要维持的特色，是中国金融体系避免金融危机的基本制度保证。
二、流动性膨胀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
从1998年起，中国经济就一直呈现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顺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国际收支顺差，简称双顺差。2000年中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仅有224.2亿美元，2010年则达到了5314亿美元。大量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使得中国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1999年中国外汇储备不过1546.75亿美元，而到2011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已经3.2万亿美元了。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基本上是国内没有产品对应的净资金流入，这些纯粹资金流入造成了中国境内持续的流动性膨胀。1999年中国的M1仅为4.6万亿人民币，到2012年已经增加到30.87万亿人民币了，M2则从12万亿增加到97.4万亿人民币，远远高于GDP的增长。在货币存量中，外汇占款发行的货币占M1的90%，占M2的33%。可见，外汇占款是中国货币数量增加的决定性因素。在中国，现金除去媒介GDP生产，其他交易要比美国少得多。每天证交所的债券交易额不过几十亿人民币，股市交易额也仅仅在3～5千亿元人民币之间，30万亿现金与这些交易相比，持续存在的流动性膨胀是显而易见的。
像中国这样的长期国际收支双顺差，在世界其它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出现。国际收支顺差会导致本币升值压力是几乎所有有关汇率理论的共同结论，而外汇占款引起的国内流动性膨胀则意味着人民币在境内贬值压力倍增。由此，形成了“人民币内贬外升”的不对称压力。从2008年至2012年，人民币兑美元官方汇率的期间平均值从1：6.98升值为1：6.28，升值率超过了10%。不断的升值使人民币在境外的购买力不断增强，而境内的流动性膨胀却使人民币在境内的购买力不断下降，加上境内资源价格膨胀，这就造成了中国资本走出去的巨大动力。 从2008年至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由559亿美元增长到了688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金额也由566亿美元增长到了922亿美元。此外，对外贷款、海外并购等也在不断增长。资本国际化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可以促进中国经济完成向“世界工厂”的转型，由世界的资源、技术、市场和人才来共同支撑。这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次重大转折。将中国经济增长与世界的资源、技术、市场和人才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就是国际化的中国资本和全球化的中国企业。同时，资本的国际化会带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而人民币的国际化会使中国资本与境外各种资源的联系渠道变得稳固。
三、中国金融体系未来的改革方向
输入性流动性膨胀会随着中国经济继续增长越来越严重，而要人为制造中国的贸易逆差，就如同自杀。输入性流动性膨胀就像洪水，其治理办法也不外乎“内蓄”和“外排”：内蓄就是通过有控制地发展虚拟经济，使其成为可以调节实体经济中资金流量大小的“流动性储备池”；外排就是大力推动“中国资本国际化”，引导中国资本有序地在境外寻求经济增长的资源。如此，既可减轻境内流动性膨胀的压力，又可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并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一）以债券市场为核心构建“流动性储备池”
根据虚拟经济的相关理论，当货币供应量增加的时候：如果虚拟经济不发达，就会发生物价上涨，如津巴布韦；如果虚拟经济比较发达，就会发生金融资产价格与房地产价格的膨胀和一定程度的物价上涨，如日本；如果虚拟经济很发达，就会通过金融创新和金融杠杆将任何收入资本化，导致金融产品的品种和数量膨胀，任何投资和投机者都可以在其中满足自己的风险偏好，大量资金会滞留在虚拟经济领域，这样的经济体既没有物价膨胀也不会有大幅度的资产价格的膨胀，如美国。中国的虚拟经济比津巴布韦大，却不如日本，更不如美国。美国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占GDP总量的比例为33%，日本为26%，中国为9%。显然中国的货币占GDP的比例比任何发达国家国家都多，而可供投资或投机的金融资产却比任何发达国家都少，因此，“炒大蒜”、“炒古董”等等这些发达国家百年不见的现象在中国却到处充斥。
以债券市场为核心来建立中国金融体系，既是从根本上解决流动性膨胀的措施，也是适应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首先，建立发达的债券市场的核心问题是引入金融杠杆，这就意味着债市有了放大收入流的机制，也就有了创造不同风险金融产品的机制。只有公开、有序的不同收益不同风险的产品和交易方式丰富起来的时候，才能满足几乎所有风险偏好的投机者，投机资金才能被疏导到可以监管和控制的池子中来。其次，引入金融杠杆的必要性还表现在货币政策调节手段的有效性上。利息率可以调节资金配置的前提不是银行业对利息率敏感，而是企业、个人特别是持有大量资金的投机者对利息率的高度敏感。中国利息率的调节幅度往往要大大高于发达国家，这是因为在发达国家，利息率的微小变动会通过金融杠杆的放大作用变成金融投资者收入的巨大波动，他们既不能对这种波动造成的损失无动于衷，也不能抗拒这种波动造成巨大盈利机会的诱惑，这时利息率的调节功能充分发挥出来。第三，以国债为基础建立债市不但是各发达国家的经验，对中国来说更是金融系统稳定的压舱石，它会与四大国有银行一起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器。第四，利息率市场化的核心其实不是放开利息率的管制，而是建立规模足够大，且品种丰富的债券市场。只要债市足够大，债券的价格波动就会转化为实际利息率的波动，从而改变任何金融资产的收益率曲线，引导资产选择和投资行为。以国债为基础，适当引入金融杠杆，建立品种丰富，交易便捷的债券市场将是中国未来几年必然出现的大趋势。
（二）发展适应人民币国际化的大国货币与金融体系
在当前流动性膨胀以及中国向世界工厂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资本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中国资本国际化将会极大地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其核心是人民币成为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这不但要有丰富的人民币资产供国外投资者选择，而且还要变现方便。建立规模庞大、品种丰富、变现方便、交易活跃的人民币债券市场就成了人民币能否国际化的关键。
当年美国能够使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的基本条件：美国是世界工厂，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世界最大的黄金储备国。当美国失去这三个条件时，美元的霸主地位就不断动摇，世界货币体系的动荡也会越来越剧烈。世界工厂，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人民币国际化的外部条件和内部基础都已具备，所差的仅仅是企业和政府的顺势而为，特别是以债券市场为基础发展中国金融业，以适应中国进一步国际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
金融体系与经济发展的方式和世界经济地位有密切关系。英美都曾是高度工业化的经济，其货币都在世界上充当过或正在充当最大的世界货币。日元是除美元和欧元之外的主要世界货币，但是日本长期受到美元打压。美元和欧元目前各占世界外汇储备的大约60%和28%，可称为国际本位货币，当前美元一欧元的双本位国际货币体系十分类似于美国早期的“金银复本位”制度，是更加不稳定的货币体系。而日元和英镑的世界占比加在一起大约6%。8%，它们仍然是小货币。
美元和欧元这样的大货币，其内部的金融系统一定需要一个发达的债券市场做基础，虽然欧洲各国和欧盟并无计划，但欧元债券市场迅速膨胀则是不争的事实。用欧元发行的国际债券占国际债券的比例由2000年的29.74%迅速上升到2010年的44.73%，而美元债券则从50%下降到了37.35%。不是美元债券减少了发行量，而是在美元债券规模空前膨胀的同时，欧元债券比美元债券膨胀得更加疯狂。当然，这也为欧美债务危机埋下了祸根。欧元是马克、法郎、里拉、比索等欧洲货币整合之后的大货币，它一出现就引起了欧洲债市的迅速扩张。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一个经验性的规律：充当世界本位货币的国际货币（或超大国际货币）都需要发达的债券市场来构建其金融体系的基础。美国债市有着长期规范化发展的历史，问题相对小一些。欧洲发展与超大货币相适应的债券市场缺乏统一规划和监管，问题多一些。
人民币国际化不是要使人民币成为可以随时被“狙击”的小货币，而是要朝着超大国际货币（或本位货币）的方向发展。这必然要求中国金融市场具备可以适应这种货币和经济地位的金融体系。日本和德国的金融体系不适应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国金融体系必须朝着美国和英国式金融体系的方向发展，才能适应自己经济发展的未来需要。
中国金融系统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在维护和完善这些特点的同时，应尊重经济发展的规律，发展与大国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体系；熟悉国际规则，适应国际环境，发展境外业务，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在金融企业和金融监管当局高度融入当代世界金融事务的同时，寻求中国利益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之间的利益契合点，推动中国以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系统不断完善，近可以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持续流动性膨胀问题，远可以适应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既适应中国经济增长的需要，也适应世界经济稳定的需要。
（责任编辑：廖令鹏）
[关键词]金融体系 世界工厂 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3）02-0079-04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金融业不但没有成为“压抑”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且还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从经营角度看，无论银行还是证券公司，其经营管理水平都比发达国家要差很多，但却可以长期免于倒闭。显然，中国与发达国家的金融体制有重大区别，这些区别既不能简单地用“金融乱象”来概括，也不能不顾金融活动本身的规律，将所有差别都看作是中国特色。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现存中国金融体系的特点，将其纳入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之中，厘清问题，发掘共性，寻求规律，为中国金融改革找到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方向。
一、中国金融体系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支撑
（一）成功解决金融压抑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麦金农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因为金融业不发达和管制过度等原因存在着金融压抑问题，严重阻碍经济增长。要解决金融压抑问题，就需要采取金融自由化政策：放松管制，对外放开金融业，引进发达国家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等等。但是，麦金农也曾明确指出，虽然中国没有施行金融自由化，却也成功地解决了“金融压抑”问题。
银行和金融机构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是为处于成长阶段的企业提供融资，金融压抑问题存在与否，关键在于有成长潜力的企业是否可以得到融资。如果多数潜力企业得到贷款，经济就会持续增长，金融压抑就不会发生。改革以来，随着“拨改贷”和其他一些配套金融改革的陆续出台，金融部门曾经替代财政部门接管国营企业的资金供应，与此同时，也出现过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大发展的时期，而这恰好也是中国低端制造业大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得到贷款并不很困难。由于银行疏于风险控制，地方政府对银行贷款广泛干预等等，造成大量靠贷款成长的乡镇企业、改制的国有企业以及其他企业的迅猛发展。虽然这些企业良莠不齐，但确切无疑的一点是，得到贷款的企业中有一半成功，中国经济就必然高增长，而另一半就必然引起大量呆坏账。
金融压抑在中国被转化为如何处理呆坏账的问题，而呆坏账问题是通过银行倒闭和金融危机来解决，还是通过“剥离”来解决？中国选择了后者。所以隐藏在这一现象背后的本质是：中国的国有银行可以长期承受呆坏账而不破产。其中的逻辑极具理论上的挑战性。
（二）隔断呆坏账与金融危机的必然联系
从历史上看，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经常周期性陷入经济衰退或停滞。相对于这些国家，我国的经济增长进程持续了数十年而未间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被真正的金融危机打断过。
1998年，我国国有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已经达到了33%，2001年，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曾经高达42%。如此高的呆坏账率并没有引起银行的倒闭，巨额不良贷款可以公开挂在银行账上，既不引起恐慌和挤兑，也不影响银行正常业务。这是因为中国的银行信用就是国家信用，这与欧美有本质区别。在欧美，银行信用与国家信用是分开的，只有在严重的金融危机爆发，银行信用面临崩溃时，才通过货币当局持股、注资等手段用国家信用来支持银行信用，使金融体系免遭崩溃。此外，中国不会因流动性奇缺导致金融危机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流动性充斥。中国现金M1总量占GDP的比例2011年为61%，远远高于美国（12%）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会有流动性奇缺引起的金融恐慌，呆坏账又不会引起银行大批倒闭，金融危机也就从中国经济中被删除了。中国经济迄今为止之所以能够持续高增长，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是功不可没的。
（三）以四大国有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
银行掌握着资金配置权利，而资金在市场经济中是一种巨大的经济权利，银行是“公器”，应为公共利益服务，不能用来为少数人牟取私利。在欧美地区，除去中央银行和少数官方金融担保机构，银行都是与企业一样的盈利机构，欧美的整个金融系统基本上是为私人牟利的。但在中国，非国营银行虽依然可以成为私人牟利的工具，但整个金融系统尚不是为私人牟利的。因此，保持最低限度的国有银行，以保持金融系统“公器不被私用”还是必要的，这是中国金融体系目前最需要维持的特色，是中国金融体系避免金融危机的基本制度保证。
二、流动性膨胀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
从1998年起，中国经济就一直呈现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顺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国际收支顺差，简称双顺差。2000年中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仅有224.2亿美元，2010年则达到了5314亿美元。大量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使得中国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1999年中国外汇储备不过1546.75亿美元，而到2011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已经3.2万亿美元了。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基本上是国内没有产品对应的净资金流入，这些纯粹资金流入造成了中国境内持续的流动性膨胀。1999年中国的M1仅为4.6万亿人民币，到2012年已经增加到30.87万亿人民币了，M2则从12万亿增加到97.4万亿人民币，远远高于GDP的增长。在货币存量中，外汇占款发行的货币占M1的90%，占M2的33%。可见，外汇占款是中国货币数量增加的决定性因素。在中国，现金除去媒介GDP生产，其他交易要比美国少得多。每天证交所的债券交易额不过几十亿人民币，股市交易额也仅仅在3～5千亿元人民币之间，30万亿现金与这些交易相比，持续存在的流动性膨胀是显而易见的。
像中国这样的长期国际收支双顺差，在世界其它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出现。国际收支顺差会导致本币升值压力是几乎所有有关汇率理论的共同结论，而外汇占款引起的国内流动性膨胀则意味着人民币在境内贬值压力倍增。由此，形成了“人民币内贬外升”的不对称压力。从2008年至2012年，人民币兑美元官方汇率的期间平均值从1：6.98升值为1：6.28，升值率超过了10%。不断的升值使人民币在境外的购买力不断增强，而境内的流动性膨胀却使人民币在境内的购买力不断下降，加上境内资源价格膨胀，这就造成了中国资本走出去的巨大动力。 从2008年至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由559亿美元增长到了688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金额也由566亿美元增长到了922亿美元。此外，对外贷款、海外并购等也在不断增长。资本国际化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可以促进中国经济完成向“世界工厂”的转型，由世界的资源、技术、市场和人才来共同支撑。这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次重大转折。将中国经济增长与世界的资源、技术、市场和人才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就是国际化的中国资本和全球化的中国企业。同时，资本的国际化会带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而人民币的国际化会使中国资本与境外各种资源的联系渠道变得稳固。
三、中国金融体系未来的改革方向
输入性流动性膨胀会随着中国经济继续增长越来越严重，而要人为制造中国的贸易逆差，就如同自杀。输入性流动性膨胀就像洪水，其治理办法也不外乎“内蓄”和“外排”：内蓄就是通过有控制地发展虚拟经济，使其成为可以调节实体经济中资金流量大小的“流动性储备池”；外排就是大力推动“中国资本国际化”，引导中国资本有序地在境外寻求经济增长的资源。如此，既可减轻境内流动性膨胀的压力，又可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并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一）以债券市场为核心构建“流动性储备池”
根据虚拟经济的相关理论，当货币供应量增加的时候：如果虚拟经济不发达，就会发生物价上涨，如津巴布韦；如果虚拟经济比较发达，就会发生金融资产价格与房地产价格的膨胀和一定程度的物价上涨，如日本；如果虚拟经济很发达，就会通过金融创新和金融杠杆将任何收入资本化，导致金融产品的品种和数量膨胀，任何投资和投机者都可以在其中满足自己的风险偏好，大量资金会滞留在虚拟经济领域，这样的经济体既没有物价膨胀也不会有大幅度的资产价格的膨胀，如美国。中国的虚拟经济比津巴布韦大，却不如日本，更不如美国。美国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占GDP总量的比例为33%，日本为26%，中国为9%。显然中国的货币占GDP的比例比任何发达国家国家都多，而可供投资或投机的金融资产却比任何发达国家都少，因此，“炒大蒜”、“炒古董”等等这些发达国家百年不见的现象在中国却到处充斥。
以债券市场为核心来建立中国金融体系，既是从根本上解决流动性膨胀的措施，也是适应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首先，建立发达的债券市场的核心问题是引入金融杠杆，这就意味着债市有了放大收入流的机制，也就有了创造不同风险金融产品的机制。只有公开、有序的不同收益不同风险的产品和交易方式丰富起来的时候，才能满足几乎所有风险偏好的投机者，投机资金才能被疏导到可以监管和控制的池子中来。其次，引入金融杠杆的必要性还表现在货币政策调节手段的有效性上。利息率可以调节资金配置的前提不是银行业对利息率敏感，而是企业、个人特别是持有大量资金的投机者对利息率的高度敏感。中国利息率的调节幅度往往要大大高于发达国家，这是因为在发达国家，利息率的微小变动会通过金融杠杆的放大作用变成金融投资者收入的巨大波动，他们既不能对这种波动造成的损失无动于衷，也不能抗拒这种波动造成巨大盈利机会的诱惑，这时利息率的调节功能充分发挥出来。第三，以国债为基础建立债市不但是各发达国家的经验，对中国来说更是金融系统稳定的压舱石，它会与四大国有银行一起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器。第四，利息率市场化的核心其实不是放开利息率的管制，而是建立规模足够大，且品种丰富的债券市场。只要债市足够大，债券的价格波动就会转化为实际利息率的波动，从而改变任何金融资产的收益率曲线，引导资产选择和投资行为。以国债为基础，适当引入金融杠杆，建立品种丰富，交易便捷的债券市场将是中国未来几年必然出现的大趋势。
（二）发展适应人民币国际化的大国货币与金融体系
在当前流动性膨胀以及中国向世界工厂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资本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中国资本国际化将会极大地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其核心是人民币成为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这不但要有丰富的人民币资产供国外投资者选择，而且还要变现方便。建立规模庞大、品种丰富、变现方便、交易活跃的人民币债券市场就成了人民币能否国际化的关键。
当年美国能够使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的基本条件：美国是世界工厂，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世界最大的黄金储备国。当美国失去这三个条件时，美元的霸主地位就不断动摇，世界货币体系的动荡也会越来越剧烈。世界工厂，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人民币国际化的外部条件和内部基础都已具备，所差的仅仅是企业和政府的顺势而为，特别是以债券市场为基础发展中国金融业，以适应中国进一步国际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
金融体系与经济发展的方式和世界经济地位有密切关系。英美都曾是高度工业化的经济，其货币都在世界上充当过或正在充当最大的世界货币。日元是除美元和欧元之外的主要世界货币，但是日本长期受到美元打压。美元和欧元目前各占世界外汇储备的大约60%和28%，可称为国际本位货币，当前美元一欧元的双本位国际货币体系十分类似于美国早期的“金银复本位”制度，是更加不稳定的货币体系。而日元和英镑的世界占比加在一起大约6%。8%，它们仍然是小货币。
美元和欧元这样的大货币，其内部的金融系统一定需要一个发达的债券市场做基础，虽然欧洲各国和欧盟并无计划，但欧元债券市场迅速膨胀则是不争的事实。用欧元发行的国际债券占国际债券的比例由2000年的29.74%迅速上升到2010年的44.73%，而美元债券则从50%下降到了37.35%。不是美元债券减少了发行量，而是在美元债券规模空前膨胀的同时，欧元债券比美元债券膨胀得更加疯狂。当然，这也为欧美债务危机埋下了祸根。欧元是马克、法郎、里拉、比索等欧洲货币整合之后的大货币，它一出现就引起了欧洲债市的迅速扩张。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一个经验性的规律：充当世界本位货币的国际货币（或超大国际货币）都需要发达的债券市场来构建其金融体系的基础。美国债市有着长期规范化发展的历史，问题相对小一些。欧洲发展与超大货币相适应的债券市场缺乏统一规划和监管，问题多一些。
人民币国际化不是要使人民币成为可以随时被“狙击”的小货币，而是要朝着超大国际货币（或本位货币）的方向发展。这必然要求中国金融市场具备可以适应这种货币和经济地位的金融体系。日本和德国的金融体系不适应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国金融体系必须朝着美国和英国式金融体系的方向发展，才能适应自己经济发展的未来需要。
中国金融系统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在维护和完善这些特点的同时，应尊重经济发展的规律，发展与大国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体系；熟悉国际规则，适应国际环境，发展境外业务，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在金融企业和金融监管当局高度融入当代世界金融事务的同时，寻求中国利益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之间的利益契合点，推动中国以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系统不断完善，近可以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持续流动性膨胀问题，远可以适应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既适应中国经济增长的需要，也适应世界经济稳定的需要。
（责任编辑：廖令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