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种地的“新型农民”
　　３０岁的周丽敏，是开封乡下的新型农民，其特征之一是，她不会种地。周丽敏是开封县范村乡人。这里的人，祖祖辈辈就种花生。除了花生以外，还种小麦、西瓜和红薯。这里是沙土地，种出来的西瓜脆甜，种出来的花生，拔出来一点土都不带，种出来的白薯又面又甜。
　　周丽敏上到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遂外出打工，又回来结婚。婚后，丈夫在外工作，她生孩子，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家里的几亩地，包给了亲戚种，地里的活，周丽敏基本不沾手。
　　随着城乡交流的频繁，农民工大量进城，如今乡下几乎已无传统意义上的中青年农民。８０后和９０后的青年，多是循着上学打工的路子往外走，他们在家的时候不会种地，打工的时候也不想再回来种地。
　　另外一种新型农民，即留在家里的中老年人，如今也不以种地为唯一职业。此外他们还跑运输，打零工。因为只靠地里的出产，是没办法养活一家几口的。周丽敏的乡亲们，几乎家家搞养殖，多数是养猪，少的养几头，多的养几百头，个别的养羊、养鸡。猪养肥了，该卖的时候，有人来上门收购，他们把肥猪装上车，有的走到外地，有的卖给本地肉联厂。因此，现在的农村里已没有纯粹的农民了，他们的身份是“兼业化小农”，从事着多元化的经济活动。
　　即使种地，农民也不愿像他们的前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摔八瓣地出死力。在周丽敏的村里，收麦有收割机，收花生有花生收获机。以前花生田里都是人工除草，大约从１０年前，农民开始买除草剂使用，因为人工除草太慢，人也受罪。这似乎是一个象征：能用药、化肥和机械的，就不愿意再用劳力。
　　这也表现在农民对农作物的选择上。他们喜欢选择管理省力、投入少、产出高、销量大的品种，而会果断地舍弃那些“不挣钱还难伺弄”的农作物。
　　或许我们可以换个说法：现在的农民，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对土地有深厚的感情了。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长期进行乡村建设实践，同时兼任河南开封市市长助理、兰考县委常委。3年前，笔者陪同她在开封某县搞调研时，当地一户农民告诉她：“我种了10亩花生，因为今年雨水多，杂草旺长，就大量往地里打除草剂，比往年多打了一倍还多。这些花生收获后，是卖给国内某大型食用油品牌企业的。但我有3 亩地没打农药，留作种子、自己吃以及榨油。我也不相信商场里卖的油。”
　　何慧丽认为，城市化、工业化把人异化了。城里人不与大自然接触，不从生命的层次上看问题，竟然发明了化肥、农药。中国5000年都一直肥沃的土地，改革开放30多年就不再肥沃了，地力用尽了。田里的化肥施到一定程度，已经不能提高产量了。农药在杀死害虫的同时，也杀死了益虫。土壤里的生命单一，生长出的农产品怎么会有营养？农民在大棚里种的蔬菜，供应城里人。被催熟的菜，城里人第一天没吃完，第二天就烂了。
　　传统耕作文化的丧失
　　今天留在农村的农民，大多数都已超过45岁，他们属于“剩余劳动力”，在城市无法生存，只能回家种地。农民的那种匮乏，不是经济上的，而是希望上的，他们在“希望的田野上”看不到希望，只能洗净脚板往外走。农民的流动性太大了，共同的凝聚力不在了，成了一个松散的，没有希望的群体，甚至不能说是一个群体了。
　　传统农民安土重迁，世代与土地联结，黄天厚土。土地不是被当做实体的物品，它是与宗族、家庭、个人传承联系在一起的，过去每个村子里都有土地庙，供养着土地爷。
　　从人民公社时期，耕种土地丧失了文化的内涵，生产不再有情感、文化、传承，而只是一个目标，土地资源变成了被剥削的物品。农民作为一个经济人，在做经济选择前，都是理性的，都有过对短期利益损失和长期利益损失的衡量。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从族群、生态的维系，变为只看到短期能赚多少钱，所有行为都是单纯的套利行为。种植者更感兴趣的是让他们的产品能更好地养活自己，但这看似轻易能够做到的事，却充满了艰难和风险。单靠种地尚不能使他们过上宽裕的日子，还不得不从别处找钱来弥补生活支出的不足，这限制了他们的选择，使他们无力在疲惫的农田里实验新品种和新技术，而只能采取最保守、最省力的种植方式，何况他们的土地随时可能被城市发展的推土机给碾平，变成宽阔的马路和高楼大厦。
　　如果说在农业税取消之前，县乡政府就没怎么管过农民种地的事，或者他们曾经因为管错了而遭受农民抱怨的话，那么，你不能指望他们现在比以前做得更好。坦白地说，农业税取消后，县乡政府与农民的距离不是更近了，而是更远了。
　　在传统的耕作文化断裂后，在我们还没有机会深刻反省“旧的东西哪些好，新的东西那些坏”时，马上一切向钱看，连基本的抗衡力量都没有，农民变成了被资本主义最残忍剥削的一环，他们既是环境的受害者，也是加害者。由于城乡之间的剪刀差，农民的利益被城市拿走了。农民是被动的。他的命运只能在不健全资本主义市场的运作下。他还是孤单的，一个农民对抗一个市场体系，本身能够动员的资源又少，容易被市场各个击破。
　　农业自古就是个放贷的行业，从种到收，要在几个月之后。农民碰到了不公平的交易现象，没有力气对抗整个体制。不光中国，所有国家的小农经济都没有希望，他们就像是在大海里游泳，呛一口水就淹死了。但他们可以成为支配自己快乐生活的人。他们只要吃得好点，住得好点，有青山绿水就可以了。失去的不会再回来。由于中国传统耕作文化大断裂，社会生产模式有了根本改变，趋向于市场化了。以前农民只靠土地吃饭，现在一部分农民还是，但绝大部分人已不是了。经济形态、物质条件改变了，文化必然改变。
　　为什么合作社难搞？因为中国的农民已经有几千年不合作的习惯，他们的底子薄，土地零零星星，没有规模化，极度分散的小碎块经济，造成了农民合作难。农民不合作太痛苦，合作又太困难。但农民不合作，在经济社会中会遇到很大的风险，他们会有无力感、不安全感。
　　政府和企业要帮助农民
　　在全球化市场时期，中国政府怎么样用行政力量帮助农民，替中国的农民说话？为什么欧美国家的农民很富裕，但绝大部分欧洲、美国在WTO打的反倾销官司还是农产品官司？因为一个政权能够延续下去，必须替它的弱势群体讲话，有一个保护弱势群体的安全网。
　　台湾比香港更与大陆有类比性。３０年来台湾一直往前走。台湾的绿营政要，在台湾天天嚷嚷搞台独，但他们来大陆推销水果，一个个谦卑有礼，因为地方政府必须帮助本县的农民，他要代表农民与市场博弈。每一个资本主义市场，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它的对面要有抗衡的力量，有农业团体、公民组织、政府的行政力量。我们中国还没有这个东西。
　　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有非常大的集体化现象。美国农业人口只占２%，但每年在美国国会游说的最大力量就是农民的力量。它可以集体组织起来，透过大公司，花钱去游说。美国农民一个人吃的政府补助，远远超过中国农民１０年能从市场上得到的东西。
　　台湾的农产品价格也会波动，但当农产品价格跌破成本价时，农会、政府会按成本价把它全买下来，让农民不要赔钱。
　　我们有所谓的农业合作社，但除非是领导重视，通过官方力量推动，通过集体力量与市场对弈，不然农民永远是输家。而当农民被各个击破时，你就是要他们的命。有的地方农民响应政府号召，搞大规模耕种，搞产业化，借钱承包土地，到最后，辛苦一年，赔了，欠一屁股债。农民因此而自杀的也不少见。
　　“政府要帮助农民组织起来。”何慧丽说，“《合作社法》已经公布30年了，全国也出现了不少农民合作的联合体。如果政府的服务体系、支持系统再建立起来，就可以给农民提供些基本准确的情报，比如今年猪价很高，明年千万不要一窝蜂地养猪。今年菜种多了，按台湾农协的经验，就把一部分弄成榨菜、咸菜，有个分流的办法，你不能让市场充斥那么多菜。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国内农民没有组织起来，政府服务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不管种菜、种粮、养猪都没有计划性、没有宏观预测性，而是走到哪儿说哪儿。”
　　中国政府掌握着社会公器，政府作为农民组织起来的关键外力，具有合法性，是农民依靠的首要对象。在这个基础上，大企业也可以扶持农民，组成面向市场的共同体，集体与市场对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