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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而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没有出席党的一大。这是多年来不少人关切和疑惑的问题，认为还有什么事比建党更大，再大的事情也要放下，感到难以理解。有关论著在提及此事时，往往以“因公务繁忙”一语带过。100年过去了，有必要也应该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要说清李大钊、陈独秀未出席一大的来龙去脉，首先要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当时的客观条件以及两位创始人所处的环境作具体分析。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北洋军阀的联合统治，中国革命所处的社会环境复杂而又严峻，共产党的活动更是反动当局压制的重点。北洋政府曾发文惊呼共产主义的传播“其祸甚于洪水猛兽”，下令“严加防范，以遏乱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分析建党初期形势时指出：“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不得不处于非法的秘密状态，长期受到反动军警的严密搜捕和血腥镇压。这种极端严酷的环境，是中国其他政党很少遇到过的。”不仅是建党初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组织和党员身份都是保密的，直至1949年才向社会公开。那个年代的情况，是100年后的当代人难以想象的。所以我们不能以现在的观念，看待100年前的事情。
李大钊未出席中共一大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北京党支部未选举李大钊出席一大；二是当时李大钊正在北京领导八所国立院校展开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索薪斗争”。
1921年6月，北京党支部接到上海党组织的通知，要求派遣两名代表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当时北京早期组织正在西城区举办青年补习学校，于是就在补习学校里选举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当时在场的刘仁静回忆：“1921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
1979年9月14日和10月29日，笔者在这两次访问刘仁静时，都谈到北京党支部选一大代表问题。他对此作了更为详细的补充：“那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一大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觉得只是各地组织派代表去上海碰个头，不必惊动大钊先生了。第一个提名的是张国焘，此前他去上海就住在陈独秀家，为李大钊与陈独秀联络沟通，并参加全国学联的组织工作，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物，因此获得一致通过。第二个提名的是邓中夏，他自己说要到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年会，接着还要去四川演讲，时间上冲突了。第三个提名罗章龙，他也说暑期已安排好，不便改动。接着提名刘仁静，因没有特别的安排就定了，我就这样做了个不合格的一大代表。实际上當时并没有推举李大钊，大家心目中大钊先生是指导我们的，这样跑跑颠颠的事我们年轻人去做就可以了。”今天看来，会觉得这些理由难以成立并显得幼稚，如果联系到党的初创时期的社会环境，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也就不足为奇了。
1921年上半年，李大钊正紧锣密鼓地领导北京八所国立院校展开“索薪斗争”。“索薪”表面上是为解决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十分迫切的生活问题，而实质却是反对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
那个时期，大半个中国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各派军阀连年混战，政局动荡，法制废弛，民不聊生。1920年7月，爆发直皖战争，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配合下，与皖系军阀段祺瑞发生大规模战争，结果皖军大败，北京政府的统治权落入直系军阀手中，而受到最大伤害的还是平民百姓和教育界。1922年4月又爆发直奉战争。无论是扩军备战，还是战争消耗，都需要巨大的财物支持。那几年军费开支占中央财政支出的40%—50%，而教育经费只占1%。当时规定国立大专学校经费由中央财政支出，中小学校经费由省市财政支出。北洋政府的精力财力都集中于争夺地盘、攫取统治权，国计民生抛到脑后，教育事业更排不上议程。当局连续数月拖欠教育经费，教职员工发不出薪水，生活无法维持。
→ 李大钊
1921年3月14日，北京国立八所专门以上学校（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医学专门、工业专门、农业专门、法政专门、美术学院、女子高师）统一行动，经各校联合协议，发表《停职宣言》，当日停止上课。八校联席会议推举马叙伦、李大钊等人，前往总统府和国务院呈递宣言，交涉教育经费，并将每日活动情况由《晨报》刊登，向社会公布，争取舆论支持。
4月底，马叙伦患病离职，由李大钊代理联席会议主席。这时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北洋政府悍然断绝北京八所国立学校的教育经费和教职员薪俸，成千上万的教职员工及其家属生活陷入绝境。李大钊临危受命，勇于担当，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斗争精神，亲临第一线，带病带伤坚守职责，努力为广大教职员工争取正当利益。“索薪斗争”期间，八校联席会议召开76次，加上临时集会共达百余次。当局仍以种种借口应付拖延，拖欠教育经费问题未能解决。
5月22日，李大钊仗义执言，对各报刊记者发表谈话，尖锐指出：“世界上断绝教育经费，使教育陷入一片黑暗的这种状况，除了我国，恐怕再没有第二个国家了”，“这种政府只能说是胡闹，谈不到责任。在这样的政府之下，教育事业不仅现在得不到真正的发展，也绝无真正发展的希望。这种教育机关即使关门也没有什么可惜之处。我国不能安于这种政府，对之容忍姑息，而应当彻底改变它，这一时刻的到来已经不远了”。李大钊这次讲话的矛头直指北洋政府，而且提出了“彻底改变”的战斗号召，含有实行革命，推翻军阀政府之意。 李大钊为了打破僵局，5月31日亲率50余名代表，赴教育部索薪。本想进行面对面的说理，但教育部官员回避不见，无人主事，未能取得任何成果。6月2日，北京公立学校学生代表29人，再赴国务院请愿，竟被政府官员扣留下来不许回家，冻饿了一整夜。消息传出后，引起广大教师学生的极大愤怒。
6月3日，八校校长、教职员工以及学生代表千余人，冒雨前往新华门总统府请愿，从上午九时一直坚持到下午四时，政府官员不但始终拒绝会见，还出动大批卫兵、军警进行武力镇压，刺刀和枪托一齐猛刺狠打。“北大校长蒋梦麟受伤不能行动，法专校长王家驹、北大教授马叙伦和沈士远头破颅裂，血流被体，生命危在旦夕。李大钊昏迷在地，不省人事。此外受重伤者30余人、轻伤者百余人，似以野蛮横暴虽土匪盗贼何以如此。”这次暴行造成震惊北京的血案，被报刊称为“六三事件”。
北洋政府无理拒绝高等学府教职员的正当要求，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手无寸铁的国家精英、知名教授痛下毒手，使人们进一步认清了北洋政府的反动本质，激起了社会的愤慨，纷纷对大学教职员工表示同情和支持。远在广东的孙中山先生也十分同情北京八校教工的处境，对他们的斗争表示声援，并电邀八校教职员南下就职，对此北京教育界深受感动和鼓舞。
→ 陈独秀
6月15日，李大钊主持召开第51次八校联席会议，决定一定要把斗争进行到底。次日，又决定“向京师地方检查庭依法起诉，状告靳云鹏总理、马邻翼教育次长、殷鸿寿警察总监。以戳穿‘文治总统’‘法制总理’的真面目。”虽然知道起诉不会有什么结果，但可以用法律武器揭露政府腐朽无能，唤起社会理解和民众支持。
1921年7月，“索薪斗争”进入关键时期，经过李大钊领导八校教职员工的坚决斗争，北洋政府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终于被迫接受了高校教职员工的合理要求，与八校代表签订了复课复职协议。这场“索薪斗争”终于取得了重大胜利，揭露了北洋政府的反动本质，显示出社会正义的力量。
李大钊因领导“索薪斗争”，此刻已经成为北洋政府关注和监视的人物，他知道即使自己想去上海，此时也是无法离开北京的。因此，“去上海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
李大钊未能出席中共一大，留下了历史遗憾，但他亲自带领八校教职员工队伍在总统府前英勇反抗，且负伤后继续坚持斗争。这种不畏强暴，甘冒风险维护广大教职员工切身利益的精神，激励了成千上万的教育界人士，并通过经济斗争，达到反对军阀统治的政治诉求。李大钊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光辉形象。
陈独秀未出席中共一大，同样有着身不由己的特殊处境和具体情况。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奇特的政治现象：一个国家两个政府，北京有北洋军阀政府，广州有孙中山领导的国民政府。
早在1920年1月初，广东军政府就决议，从广东海关余额中拨出100万银圆，筹办西南大学，当时就慕名邀请陈独秀共同筹办。
那个热情高昂的年代，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激励和影响下，人们的革命情绪很高，社会主义成了时髦的风尚和追求，连当时在福建漳州的粤军司令陈炯明也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一度还与苏俄政府建立联系。1920年8月，粤桂战争爆发，陈炯明兵分三路攻打盘踞在广东的桂军，10月29日攻克广州。11月1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孙中山也于11月28日由上海到广州，重建军政府（大元帅府），并于1921年5月就任非常大总统。
1920年11月初，陈炯明致电邀请陳独秀去广东，主持教育工作。陈独秀接电后，曾写信征求李大钊意见，李大钊认为领导广东教育的同时，还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可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带到广东；二是可以在广州发起成立共产党组织。
建党初期以及后来的秘密工作时期，党员都不是职业革命家，党组织也要求党员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一方面可以隐蔽党员身份，另一方面也能维持本人和家庭生计。
陈独秀出于办好新教育、新文化的社会责任感，对广东地区抱有希望，于是向陈炯明提出三个应聘条件：“（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广东全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作同一之趋势。”
12月11日陈炯明电促陈独秀来粤，并保证支持教育经费。于是陈独秀决定应聘，12月17日与袁振英等同行，由上海登船经香港转广州。在香港短暂停留时，还有个意外的收获：香港先进青年李义宝、林昌炽、张仁道三人慕名上船拜访陈独秀，并带来他们办的刊物。陈独秀鼓励三位青年深入学习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三人听后回到李义宝家中即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后来他们成为香港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陈独秀等人12月25日到达广州，始住大东酒店，后定居回龙里九曲巷11号三层楼房的第二层，并自撰“看云楼”，意指观察南国的政治风云。
离开上海时，陈独秀把上海党组织书记一职交给李汉俊（1921年2月由李达接任），《共产党》月刊由李达主编，《新青年》由陈望道主编。
陈独秀就此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相当于省教育厅厅长）兼大学预科校长。其间，会议、座谈、发文、演说十分活跃，“单是1921年1月间，大型演说就有七次之多”。以强烈的热情传播新思想、提倡新教育观。陈独秀上任后，仍保持惯常作风，观点激进，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先后制定出“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全省学校系统图”“教育经费概算表”，均被孙中山、陈炯明完全接受。同时，他还积极筹办编译局、宣传员养成所、贫民教养院、劳动补习学校等，大力传播新思想，倡导新文化。
要说清李大钊、陈独秀未出席一大的来龙去脉，首先要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当时的客观条件以及两位创始人所处的环境作具体分析。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北洋军阀的联合统治，中国革命所处的社会环境复杂而又严峻，共产党的活动更是反动当局压制的重点。北洋政府曾发文惊呼共产主义的传播“其祸甚于洪水猛兽”，下令“严加防范，以遏乱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分析建党初期形势时指出：“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不得不处于非法的秘密状态，长期受到反动军警的严密搜捕和血腥镇压。这种极端严酷的环境，是中国其他政党很少遇到过的。”不仅是建党初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组织和党员身份都是保密的，直至1949年才向社会公开。那个年代的情况，是100年后的当代人难以想象的。所以我们不能以现在的观念，看待100年前的事情。
李大钊未出席中共一大的主要原因
李大钊未出席中共一大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北京党支部未选举李大钊出席一大；二是当时李大钊正在北京领导八所国立院校展开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索薪斗争”。
1921年6月，北京党支部接到上海党组织的通知，要求派遣两名代表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当时北京早期组织正在西城区举办青年补习学校，于是就在补习学校里选举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当时在场的刘仁静回忆：“1921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
1979年9月14日和10月29日，笔者在这两次访问刘仁静时，都谈到北京党支部选一大代表问题。他对此作了更为详细的补充：“那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一大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觉得只是各地组织派代表去上海碰个头，不必惊动大钊先生了。第一个提名的是张国焘，此前他去上海就住在陈独秀家，为李大钊与陈独秀联络沟通，并参加全国学联的组织工作，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物，因此获得一致通过。第二个提名的是邓中夏，他自己说要到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年会，接着还要去四川演讲，时间上冲突了。第三个提名罗章龙，他也说暑期已安排好，不便改动。接着提名刘仁静，因没有特别的安排就定了，我就这样做了个不合格的一大代表。实际上當时并没有推举李大钊，大家心目中大钊先生是指导我们的，这样跑跑颠颠的事我们年轻人去做就可以了。”今天看来，会觉得这些理由难以成立并显得幼稚，如果联系到党的初创时期的社会环境，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也就不足为奇了。
1921年上半年，李大钊正紧锣密鼓地领导北京八所国立院校展开“索薪斗争”。“索薪”表面上是为解决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十分迫切的生活问题，而实质却是反对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
那个时期，大半个中国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各派军阀连年混战，政局动荡，法制废弛，民不聊生。1920年7月，爆发直皖战争，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配合下，与皖系军阀段祺瑞发生大规模战争，结果皖军大败，北京政府的统治权落入直系军阀手中，而受到最大伤害的还是平民百姓和教育界。1922年4月又爆发直奉战争。无论是扩军备战，还是战争消耗，都需要巨大的财物支持。那几年军费开支占中央财政支出的40%—50%，而教育经费只占1%。当时规定国立大专学校经费由中央财政支出，中小学校经费由省市财政支出。北洋政府的精力财力都集中于争夺地盘、攫取统治权，国计民生抛到脑后，教育事业更排不上议程。当局连续数月拖欠教育经费，教职员工发不出薪水，生活无法维持。
1921年3月14日，北京国立八所专门以上学校（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医学专门、工业专门、农业专门、法政专门、美术学院、女子高师）统一行动，经各校联合协议，发表《停职宣言》，当日停止上课。八校联席会议推举马叙伦、李大钊等人，前往总统府和国务院呈递宣言，交涉教育经费，并将每日活动情况由《晨报》刊登，向社会公布，争取舆论支持。
4月底，马叙伦患病离职，由李大钊代理联席会议主席。这时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北洋政府悍然断绝北京八所国立学校的教育经费和教职员薪俸，成千上万的教职员工及其家属生活陷入绝境。李大钊临危受命，勇于担当，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斗争精神，亲临第一线，带病带伤坚守职责，努力为广大教职员工争取正当利益。“索薪斗争”期间，八校联席会议召开76次，加上临时集会共达百余次。当局仍以种种借口应付拖延，拖欠教育经费问题未能解决。
5月22日，李大钊仗义执言，对各报刊记者发表谈话，尖锐指出：“世界上断绝教育经费，使教育陷入一片黑暗的这种状况，除了我国，恐怕再没有第二个国家了”，“这种政府只能说是胡闹，谈不到责任。在这样的政府之下，教育事业不仅现在得不到真正的发展，也绝无真正发展的希望。这种教育机关即使关门也没有什么可惜之处。我国不能安于这种政府，对之容忍姑息，而应当彻底改变它，这一时刻的到来已经不远了”。李大钊这次讲话的矛头直指北洋政府，而且提出了“彻底改变”的战斗号召，含有实行革命，推翻军阀政府之意。 李大钊为了打破僵局，5月31日亲率50余名代表，赴教育部索薪。本想进行面对面的说理，但教育部官员回避不见，无人主事，未能取得任何成果。6月2日，北京公立学校学生代表29人，再赴国务院请愿，竟被政府官员扣留下来不许回家，冻饿了一整夜。消息传出后，引起广大教师学生的极大愤怒。
6月3日，八校校长、教职员工以及学生代表千余人，冒雨前往新华门总统府请愿，从上午九时一直坚持到下午四时，政府官员不但始终拒绝会见，还出动大批卫兵、军警进行武力镇压，刺刀和枪托一齐猛刺狠打。“北大校长蒋梦麟受伤不能行动，法专校长王家驹、北大教授马叙伦和沈士远头破颅裂，血流被体，生命危在旦夕。李大钊昏迷在地，不省人事。此外受重伤者30余人、轻伤者百余人，似以野蛮横暴虽土匪盗贼何以如此。”这次暴行造成震惊北京的血案，被报刊称为“六三事件”。
北洋政府无理拒绝高等学府教职员的正当要求，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手无寸铁的国家精英、知名教授痛下毒手，使人们进一步认清了北洋政府的反动本质，激起了社会的愤慨，纷纷对大学教职员工表示同情和支持。远在广东的孙中山先生也十分同情北京八校教工的处境，对他们的斗争表示声援，并电邀八校教职员南下就职，对此北京教育界深受感动和鼓舞。
6月15日，李大钊主持召开第51次八校联席会议，决定一定要把斗争进行到底。次日，又决定“向京师地方检查庭依法起诉，状告靳云鹏总理、马邻翼教育次长、殷鸿寿警察总监。以戳穿‘文治总统’‘法制总理’的真面目。”虽然知道起诉不会有什么结果，但可以用法律武器揭露政府腐朽无能，唤起社会理解和民众支持。
1921年7月，“索薪斗争”进入关键时期，经过李大钊领导八校教职员工的坚决斗争，北洋政府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终于被迫接受了高校教职员工的合理要求，与八校代表签订了复课复职协议。这场“索薪斗争”终于取得了重大胜利，揭露了北洋政府的反动本质，显示出社会正义的力量。
李大钊因领导“索薪斗争”，此刻已经成为北洋政府关注和监视的人物，他知道即使自己想去上海，此时也是无法离开北京的。因此，“去上海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
李大钊未能出席中共一大，留下了历史遗憾，但他亲自带领八校教职员工队伍在总统府前英勇反抗，且负伤后继续坚持斗争。这种不畏强暴，甘冒风险维护广大教职员工切身利益的精神，激励了成千上万的教育界人士，并通过经济斗争，达到反对军阀统治的政治诉求。李大钊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光辉形象。
陈独秀未出席中共一大的主要原因
陈独秀未出席中共一大，同样有着身不由己的特殊处境和具体情况。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奇特的政治现象：一个国家两个政府，北京有北洋军阀政府，广州有孙中山领导的国民政府。
早在1920年1月初，广东军政府就决议，从广东海关余额中拨出100万银圆，筹办西南大学，当时就慕名邀请陈独秀共同筹办。
那个热情高昂的年代，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激励和影响下，人们的革命情绪很高，社会主义成了时髦的风尚和追求，连当时在福建漳州的粤军司令陈炯明也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一度还与苏俄政府建立联系。1920年8月，粤桂战争爆发，陈炯明兵分三路攻打盘踞在广东的桂军，10月29日攻克广州。11月1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孙中山也于11月28日由上海到广州，重建军政府（大元帅府），并于1921年5月就任非常大总统。
1920年11月初，陈炯明致电邀请陳独秀去广东，主持教育工作。陈独秀接电后，曾写信征求李大钊意见，李大钊认为领导广东教育的同时，还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可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带到广东；二是可以在广州发起成立共产党组织。
建党初期以及后来的秘密工作时期，党员都不是职业革命家，党组织也要求党员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一方面可以隐蔽党员身份，另一方面也能维持本人和家庭生计。
陈独秀出于办好新教育、新文化的社会责任感，对广东地区抱有希望，于是向陈炯明提出三个应聘条件：“（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广东全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作同一之趋势。”
12月11日陈炯明电促陈独秀来粤，并保证支持教育经费。于是陈独秀决定应聘，12月17日与袁振英等同行，由上海登船经香港转广州。在香港短暂停留时，还有个意外的收获：香港先进青年李义宝、林昌炽、张仁道三人慕名上船拜访陈独秀，并带来他们办的刊物。陈独秀鼓励三位青年深入学习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三人听后回到李义宝家中即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后来他们成为香港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陈独秀等人12月25日到达广州，始住大东酒店，后定居回龙里九曲巷11号三层楼房的第二层，并自撰“看云楼”，意指观察南国的政治风云。
离开上海时，陈独秀把上海党组织书记一职交给李汉俊（1921年2月由李达接任），《共产党》月刊由李达主编，《新青年》由陈望道主编。
陈独秀就此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相当于省教育厅厅长）兼大学预科校长。其间，会议、座谈、发文、演说十分活跃，“单是1921年1月间，大型演说就有七次之多”。以强烈的热情传播新思想、提倡新教育观。陈独秀上任后，仍保持惯常作风，观点激进，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先后制定出“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全省学校系统图”“教育经费概算表”，均被孙中山、陈炯明完全接受。同时，他还积极筹办编译局、宣传员养成所、贫民教养院、劳动补习学校等，大力传播新思想，倡导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