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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女性是郁达夫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女性形象也风格各异。但是，郁达夫深受传统文化影响，残存着封建男权意识，缺乏开放的女性解放意识。因此郁达夫笔下的女性形象，没有深刻的生命意识，丧失基本话语权。郁达夫塑造的女性形象实是男性中心文化的产物，单纯从男性审美视角出发，参与小说情节的构造，被物化为满足男性一切需求的文本工具。
关键词：女性形象；女性主义；男性中心文化
作者简介：程鹏瑜（1991-），男，汉族，广西南宁人，广西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7-0-03
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了全面的思想启蒙思潮，重视女性地位，争取妇女解放成为了思想启蒙的一部分。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开始关注女性问题，不断揭露封建主义旧思想对妇女的残害，实际成为中国女性解放的倡导者。五四新文化前驱者之一郁达夫在作品中大胆描绘人类的欲望和性欲，执着的探讨人性的真实，呈现了“一个完全特殊的世界[1]”。郁达夫小说除了刻画了一以贯之抒情的“零余者”之外，女性描写成为重要方面。郁达夫是从时代和民族的深厚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在父权制文化的熏陶下，继承了封建的男权主义意识，无法回避男女文化上的对立。这些封建的残留思想体现在郁达夫对女性歪曲变形的描写当中。
古今中外，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异彩纷呈，在作品中表现出独特的艺术价值。然而这种价值大多并非女性真实的自我，更多是作家根据需要赋予的。郁达夫早年留学日本，异地求学的孤寂，民族自卑的心理，迫切需要的是安慰和同情，而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为对于爱情如饥似渴的需求。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够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中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2]
这种需求都投射在他笔下的众多女性身上，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主要分为：天使型、恶魔型以及区别于两者之间柔顺的女仆形象。
一、恶魔型女性形象与“厌女症”
“厌女症”是指女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歪曲的呈现，不符合历史事实，甚至有贬低妇女的意味把对人性某种破坏性因素的恐惧及罪过归罪于女性。郁达夫小说中的恶魔型女性形象就是典型的被歪曲被丑化的女性形象。之所以成为“恶魔型形象”是因为她们不仅有魅惑的外表，有一种驱人沦没的强大魔力，更甚于比作为传统文化里的“红颜祸水”，总把这些魅惑妖娆的女性和厄运祸害联系在一起。
留学期间，郁达夫对日本女人的美进行了精妙绝伦的描写，具有无法抗拒的魅力。《银灰色的死》中酒家侍女静儿，“她那一双同秋水似的眼睛，同白色人种似的高鼻，不识是什么理由，使得见她一面过的人，总忘不了”[3]《沉沦》中的主人公在“孤冷得几乎到将死的地步”唯有房东的女儿“可以牵引他的心”，还有“那一双雪样的乳峰！那一双肥白的大腿！这全身的曲线！”。[4]《南迁》中O小姐“玉丝般”纤手和她“悲凉微颤”圣母般的歌声，还有女房东放浪肥胖的肉体……郁达夫真诚的赞赏女性的善良、温顺、多情、魅惑。在父权文化观念中，郁达夫对女性的赞美，基本都是出于一个中心点——对肉体和精神的追求，从赞美中可以透露出郁达夫对爱的渴望。这类女性充满了妖魔般的魅惑，表现主人公对肉体和精神的渴望和追求，但随之带来的是悲剧性的结局和沉沦的迷失，郁达夫把在爱的追求面前遭受的失败，自卑、恐惧的心理全部折射在这类女性身上。
不仅把日本妇女描写成为魅惑的诱人沉沦的对象，在《她是一个弱女子》和《迷羊》作品中，更透露出郁达夫封建意识中的“红颜祸水论”。《她是一个弱女子》中李文卿形象丑陋，高大魁梧，道德败坏。她认为“恋爱就是性交，性交就是恋爱，所以恋爱应该不择对象，不分畛域”。[5]她以金钱和物质为诱饵，大搞同性恋。她又同各种男性通奸，甚至发生乱伦关系。郁达夫从两性关系揭露李文卿的丑恶，忽视了对人物阶级性塑造，过度丑化成为性的欲望机器。《迷羊》中的谢月英爱慕虚荣，性情放荡，“旁人愈是厚颜无耻地对她注视，她愈强装出一种媚笑斜视和挑拨的举动来，增进她的得意。”[6]她与主人公王介成曾为爱私奔，然而在短暂的狂热生活之后，谢月英忽然离他而去。郁达夫从在男性中心传统文化否定谢月英的逃离，把她视为爱情的背叛者。在王介成对于谢月英的迷恋、向往、追求当中，我们始终只看到一个单纯的男性视角。而谢月英追求自由的生活以及重返舞台的渴望，始终处于失语的状态。
这类“恶魔型”女性形象包含了女性内心深处的原始欲望，而这种欲望在男性视角中是难以控制的，在作品中折射出主人公及作者在追求爱情时渴望却不可得的心理。郁达夫从传統男性视角出发，带着封建男权主义的偏见，用丑化、歪曲的手法描写这类女性，以男权社会的话语霸权定性了“恶魔性”特质。她们的形象缺乏生命力，缺乏丰富的话语、心理描写，反映出郁达夫的“厌女症”倾向。
二、天使型女性形象与理想化
为了使妇女依附于男性，乐于扮演符合男性期待的模范角色，由此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大批美丽、温顺、善良的天使形象。这些天使般的女性形象并不意味着在产生这类文学的社会中女人受到高度的尊敬，更多是放映了传统社会男性对女性的期待。
《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陈二妹，纯真质朴，真诚善良，正是天使型女性的典型代表。小说中的“我”事业一筹莫展，生活中一无所有。然而，一同蜗居在隔间的女工却给了莫大的关怀与宽容。在误以为“我”深夜外出偷盗的时候，陈二妹给予“我”巨大的包容。“你可知道这事情是靠不住的。万一被人家捉了去，你还有什么面目做人。过去的事情不必去说它，以后我请你改过了吧。……”[7]陈二妹对我发自于心灵深处真诚的关怀，充分信任“我”善良的本质。在事情真相大白的时候，“我”还曾动了欲望的邪念，拥抱这位善良的“天使”，可正义的理性制止了我龌蹉的思想，反而使我感到生活的希望“我觉得我的周围，忽而比前几秒钟更光明了，”[8]郁达夫笔下的陈二妹，有着水晶般晶莹剔透的心灵，如此善良、纯洁、富有同情心，尽管出身贫苦、遭遇艰辛，仍旧能够寄予“我”安慰和信任，并能够洗涤“我”罪恶的心灵，鼓舞“我”的振作的力量。 《迟桂花》中的莲姑纯真淳朴，健壮娇媚，也成为了郁达夫笔下至善至美的天使般女性。郁达夫笔下的莲姑，是一个似乎超脱于尘世之外，不受悲惨婚姻遭遇的折磨的农村中年寡妇的形象，这样的形象在当时传统旧社会农村家庭不可能出现。由此看来，郁达夫的描写目的是为那个从失意困顿中的翁则生，营造一块美丽宁静、光明澄净的乡村净土。莲姑则成为那净化灵魂，倾心相交的天使化身。
在旧社会的沉闷黑暗和冷酷无情中，郁达夫真诚的赞美陈二妹、莲姑这类天使般的女性，她们给“我”带来了善良真诚、相互关心的人间温情，在如此受苦的人间，给一切如同“我”这般落魄失意的人们，一股暖流，一丝慰藉。在这一层面上，作者所描写女性并不在于凸显女性的地位，讴歌善良的劳动人民，而主要是刻画出两位天使，她们纯洁善良、温柔质朴，能够慰藉男主人公失落的心情，凈化浑浊的思想，引领他们迈入圣洁的境界。她们并不是作为主体的人出现在男性面前，而是孤独愁苦的男性对于天使型女性的期待，表现了男性的集体理想，进而将女性从“人”升级为“天使”。
三、柔顺的女仆和“零余者”虚伪的强大
郁达夫也关注了一些命运悲惨的女性，尤其是对旧社会黑暗肮脏的现实中最悲惨、最不幸的女性——妓女。但郁达夫笔下的妓女，并不单纯是一些妖艳淫荡、甘心堕落的性的工具，而是一些本性善良、命运悲惨的妇女。她们遭受传统社会道德的排挤，承受着生命最基本的痛苦，也最容易引发作者的同情。郁达夫对她们发自内心的同情和赞美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但从另一方面，也体现出郁达夫对这类女性无言的歧视，以及在同情中体现“零余者”虚伪的强大。
对于郁达夫作品中女性参与角色类型中，妓女、戏子这类深受传统社会偏见的角色，几乎都是为了满足男主人公肉欲的渴望。相反，能够寄予主人公精神慰藉，净化主人公灵魂的则是一类良家妇女。在这种小说人物角色分配当中，已表达了无言的歧视。
《茫茫夜》和《秋柳》两个作品中，以于质夫作为主人公，里面刻画了挣扎生活底层的妓女形象。海棠姑娘鲁钝忠厚，其貌不扬，又不善于谄媚奉承，生活十分困顿。 于质夫知道海棠客少，于是“心理便起了一种狭义心”，自己起誓：“我要救世人，必须先从救个人入手。海棠既是短翼差池的赶人不上，我就替她尽些力罢”。[9]他果真处处照顾海棠，鹿和班发生火灾，他也奋力帮助海棠抢救财物。翠云姑娘的命运也是一样悲惨，她曾嫁过人，但丈夫早死，只好再回来过着卖笑的生涯，可她人老色衰，早已失去青春和活力。他十分同情翠云，并尽量想办法帮助她。翠云遭遇火灾，于质夫还去看望她，并慷慨解囊相助。“男性自恋在女性形象上的投射除了表现为天使对沉溺肉欲的男性主人公的救赎，也更鲜明地表明在自命为现代人的男性主人公对沉沦女性的救赎中……”[10]于质夫在黑暗的现实社会中，经历了社会生活事业的重重打击排挤，他无处宣泄，只能将妓女作为满足欲望的工具。在同样遭到社会排挤、人世冷落的弱者面前，“零余者”依靠仅有的一些优势，从对更弱者的同情和救助中，获得人生落寞的些许安慰，证实着男性虚伪的强大和优越感。
作为一个“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人无损”的零余者，残酷的现实社会使他心理承担着巨大的落差感。这样的一个“人生失败者”，需要展示生命的价值，需要表达如饥似渴的需求。除了情欲的发泄之外，还需要发泄愤懑的对象。《茑萝行》、《还乡记》、《还乡后记》都是把失业、穷困的社会苦闷发泄于妻子、家庭之中。作品中的主人公“我”和妻子的结合是出于旧式婚姻，都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但他们婚后建立了相互爱怜、相互同情的夫妻感情。可是，生活的巨大压力和现实的残酷不断压迫着他们。主人公无力承担生活工作上的挫折，作为社会上的弱者，只能把妻子当做宣泄抑郁的对象，“在社会上受的虐待，欺凌，侮辱，我都要一一回家来向你发泄的。”[11]妻子善良忠贞，柔顺隐忍，用一种“优美的灵心”去承受丈夫在挫折失败之后的发泄，并尽力的给予安慰理解。“妻子”失去了作为人的个性，被男性赋予了“奴性”，她的形象成为了典型的女仆型女性，她们更像无奈的社会契约，扮演成社会悲剧的“避难所”，现实残酷的“出气筒”。
莱斯利.菲德勒明确的提出“事实上并不存在好坏两种女人，甚至也没有什么最初似乎坏，最终确证明是纯洁无暇的女人。存在的只是两种期望和夹在中间的不完美的女人：实际上只有不完善的女人，但艺术家们在他们的作品中却坚持要把她们当作女神或淫妇，并徒然地寻求，企图对她们的角色做出满意的界定”。[12]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妖娆魅惑的恶魔型女性，她们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表现主人公渴望却不可得的不安心理，以及在沉沦后的忏悔。第二类是圣洁的天使般的女性，她们善良质朴，能够寄予主人公灵魂上的安慰和鼓励，催人向善，净化心灵。第三类则是顺从的如女仆型的女性，她们是一群被旧社会所压迫的女性，她们被奴化成为脆弱的男主人公发泄情欲，施舍同情，排解愤懑的对象，丧失了人的个性，符合主人公内心虚伪的强大。女性在郁达夫笔下的女性形象是一群始终没有发言权的弱势群体，她们缺乏独特的精神世界，没有真实深刻的生命意识，失去了人物本质的核心。在传统男性中心文化的支配下，参与小说情节的构造，体现了男性自身的需求和恐惧。郁达夫关注同情女性，表现出人道主义的关怀，但深受封建男权意识的制约，在女性书写中带着浓重的男性文本的父权标记。可是，才华横溢、惊世骇俗的郁达夫却具备着深刻而自觉的自我批判意识，并由此延伸出的男性批判意识。郁达夫通过“零余者”进行着深刻的自我批判，在父权制主导、女性被奴役的社会现实，否定封建的男权制度，批判男性中心文化。这种深刻的男性批判意识实际上解构了男性作为启蒙者的强者基点，从另一个层面丰富了女性解放运动的内容，本文在此不展开深入探究。
注释：
[1]《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
[2]郁达夫《沉沦》，《郁达夫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3]郁达夫《银灰色的死》，《郁达夫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4]郁达夫《沉沦》，《郁达夫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5]郁达夫《她是一个弱女子》，《郁达夫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6]郁达夫《迷羊》，《郁达夫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7]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郁达夫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8]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郁达夫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9]郁达夫《茫茫夜》，《郁达夫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10]徐仲佳《性爱问题——1920年代中国小说的现代性阐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1]郁达夫《茑萝行》，《郁达夫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12]王琨《解构男权传统——哈代小说创作的主导倾向》，《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关键词：女性形象；女性主义；男性中心文化
作者简介：程鹏瑜（1991-），男，汉族，广西南宁人，广西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7-0-03
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了全面的思想启蒙思潮，重视女性地位，争取妇女解放成为了思想启蒙的一部分。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开始关注女性问题，不断揭露封建主义旧思想对妇女的残害，实际成为中国女性解放的倡导者。五四新文化前驱者之一郁达夫在作品中大胆描绘人类的欲望和性欲，执着的探讨人性的真实，呈现了“一个完全特殊的世界[1]”。郁达夫小说除了刻画了一以贯之抒情的“零余者”之外，女性描写成为重要方面。郁达夫是从时代和民族的深厚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在父权制文化的熏陶下，继承了封建的男权主义意识，无法回避男女文化上的对立。这些封建的残留思想体现在郁达夫对女性歪曲变形的描写当中。
古今中外，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异彩纷呈，在作品中表现出独特的艺术价值。然而这种价值大多并非女性真实的自我，更多是作家根据需要赋予的。郁达夫早年留学日本，异地求学的孤寂，民族自卑的心理，迫切需要的是安慰和同情，而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为对于爱情如饥似渴的需求。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够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中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2]
这种需求都投射在他笔下的众多女性身上，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主要分为：天使型、恶魔型以及区别于两者之间柔顺的女仆形象。
一、恶魔型女性形象与“厌女症”
“厌女症”是指女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歪曲的呈现，不符合历史事实，甚至有贬低妇女的意味把对人性某种破坏性因素的恐惧及罪过归罪于女性。郁达夫小说中的恶魔型女性形象就是典型的被歪曲被丑化的女性形象。之所以成为“恶魔型形象”是因为她们不仅有魅惑的外表，有一种驱人沦没的强大魔力，更甚于比作为传统文化里的“红颜祸水”，总把这些魅惑妖娆的女性和厄运祸害联系在一起。
留学期间，郁达夫对日本女人的美进行了精妙绝伦的描写，具有无法抗拒的魅力。《银灰色的死》中酒家侍女静儿，“她那一双同秋水似的眼睛，同白色人种似的高鼻，不识是什么理由，使得见她一面过的人，总忘不了”[3]《沉沦》中的主人公在“孤冷得几乎到将死的地步”唯有房东的女儿“可以牵引他的心”，还有“那一双雪样的乳峰！那一双肥白的大腿！这全身的曲线！”。[4]《南迁》中O小姐“玉丝般”纤手和她“悲凉微颤”圣母般的歌声，还有女房东放浪肥胖的肉体……郁达夫真诚的赞赏女性的善良、温顺、多情、魅惑。在父权文化观念中，郁达夫对女性的赞美，基本都是出于一个中心点——对肉体和精神的追求，从赞美中可以透露出郁达夫对爱的渴望。这类女性充满了妖魔般的魅惑，表现主人公对肉体和精神的渴望和追求，但随之带来的是悲剧性的结局和沉沦的迷失，郁达夫把在爱的追求面前遭受的失败，自卑、恐惧的心理全部折射在这类女性身上。
不仅把日本妇女描写成为魅惑的诱人沉沦的对象，在《她是一个弱女子》和《迷羊》作品中，更透露出郁达夫封建意识中的“红颜祸水论”。《她是一个弱女子》中李文卿形象丑陋，高大魁梧，道德败坏。她认为“恋爱就是性交，性交就是恋爱，所以恋爱应该不择对象，不分畛域”。[5]她以金钱和物质为诱饵，大搞同性恋。她又同各种男性通奸，甚至发生乱伦关系。郁达夫从两性关系揭露李文卿的丑恶，忽视了对人物阶级性塑造，过度丑化成为性的欲望机器。《迷羊》中的谢月英爱慕虚荣，性情放荡，“旁人愈是厚颜无耻地对她注视，她愈强装出一种媚笑斜视和挑拨的举动来，增进她的得意。”[6]她与主人公王介成曾为爱私奔，然而在短暂的狂热生活之后，谢月英忽然离他而去。郁达夫从在男性中心传统文化否定谢月英的逃离，把她视为爱情的背叛者。在王介成对于谢月英的迷恋、向往、追求当中，我们始终只看到一个单纯的男性视角。而谢月英追求自由的生活以及重返舞台的渴望，始终处于失语的状态。
这类“恶魔型”女性形象包含了女性内心深处的原始欲望，而这种欲望在男性视角中是难以控制的，在作品中折射出主人公及作者在追求爱情时渴望却不可得的心理。郁达夫从传統男性视角出发，带着封建男权主义的偏见，用丑化、歪曲的手法描写这类女性，以男权社会的话语霸权定性了“恶魔性”特质。她们的形象缺乏生命力，缺乏丰富的话语、心理描写，反映出郁达夫的“厌女症”倾向。
二、天使型女性形象与理想化
为了使妇女依附于男性，乐于扮演符合男性期待的模范角色，由此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大批美丽、温顺、善良的天使形象。这些天使般的女性形象并不意味着在产生这类文学的社会中女人受到高度的尊敬，更多是放映了传统社会男性对女性的期待。
《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陈二妹，纯真质朴，真诚善良，正是天使型女性的典型代表。小说中的“我”事业一筹莫展，生活中一无所有。然而，一同蜗居在隔间的女工却给了莫大的关怀与宽容。在误以为“我”深夜外出偷盗的时候，陈二妹给予“我”巨大的包容。“你可知道这事情是靠不住的。万一被人家捉了去，你还有什么面目做人。过去的事情不必去说它，以后我请你改过了吧。……”[7]陈二妹对我发自于心灵深处真诚的关怀，充分信任“我”善良的本质。在事情真相大白的时候，“我”还曾动了欲望的邪念，拥抱这位善良的“天使”，可正义的理性制止了我龌蹉的思想，反而使我感到生活的希望“我觉得我的周围，忽而比前几秒钟更光明了，”[8]郁达夫笔下的陈二妹，有着水晶般晶莹剔透的心灵，如此善良、纯洁、富有同情心，尽管出身贫苦、遭遇艰辛，仍旧能够寄予“我”安慰和信任，并能够洗涤“我”罪恶的心灵，鼓舞“我”的振作的力量。 《迟桂花》中的莲姑纯真淳朴，健壮娇媚，也成为了郁达夫笔下至善至美的天使般女性。郁达夫笔下的莲姑，是一个似乎超脱于尘世之外，不受悲惨婚姻遭遇的折磨的农村中年寡妇的形象，这样的形象在当时传统旧社会农村家庭不可能出现。由此看来，郁达夫的描写目的是为那个从失意困顿中的翁则生，营造一块美丽宁静、光明澄净的乡村净土。莲姑则成为那净化灵魂，倾心相交的天使化身。
在旧社会的沉闷黑暗和冷酷无情中，郁达夫真诚的赞美陈二妹、莲姑这类天使般的女性，她们给“我”带来了善良真诚、相互关心的人间温情，在如此受苦的人间，给一切如同“我”这般落魄失意的人们，一股暖流，一丝慰藉。在这一层面上，作者所描写女性并不在于凸显女性的地位，讴歌善良的劳动人民，而主要是刻画出两位天使，她们纯洁善良、温柔质朴，能够慰藉男主人公失落的心情，凈化浑浊的思想，引领他们迈入圣洁的境界。她们并不是作为主体的人出现在男性面前，而是孤独愁苦的男性对于天使型女性的期待，表现了男性的集体理想，进而将女性从“人”升级为“天使”。
三、柔顺的女仆和“零余者”虚伪的强大
郁达夫也关注了一些命运悲惨的女性，尤其是对旧社会黑暗肮脏的现实中最悲惨、最不幸的女性——妓女。但郁达夫笔下的妓女，并不单纯是一些妖艳淫荡、甘心堕落的性的工具，而是一些本性善良、命运悲惨的妇女。她们遭受传统社会道德的排挤，承受着生命最基本的痛苦，也最容易引发作者的同情。郁达夫对她们发自内心的同情和赞美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但从另一方面，也体现出郁达夫对这类女性无言的歧视，以及在同情中体现“零余者”虚伪的强大。
对于郁达夫作品中女性参与角色类型中，妓女、戏子这类深受传统社会偏见的角色，几乎都是为了满足男主人公肉欲的渴望。相反，能够寄予主人公精神慰藉，净化主人公灵魂的则是一类良家妇女。在这种小说人物角色分配当中，已表达了无言的歧视。
《茫茫夜》和《秋柳》两个作品中，以于质夫作为主人公，里面刻画了挣扎生活底层的妓女形象。海棠姑娘鲁钝忠厚，其貌不扬，又不善于谄媚奉承，生活十分困顿。 于质夫知道海棠客少，于是“心理便起了一种狭义心”，自己起誓：“我要救世人，必须先从救个人入手。海棠既是短翼差池的赶人不上，我就替她尽些力罢”。[9]他果真处处照顾海棠，鹿和班发生火灾，他也奋力帮助海棠抢救财物。翠云姑娘的命运也是一样悲惨，她曾嫁过人，但丈夫早死，只好再回来过着卖笑的生涯，可她人老色衰，早已失去青春和活力。他十分同情翠云，并尽量想办法帮助她。翠云遭遇火灾，于质夫还去看望她，并慷慨解囊相助。“男性自恋在女性形象上的投射除了表现为天使对沉溺肉欲的男性主人公的救赎，也更鲜明地表明在自命为现代人的男性主人公对沉沦女性的救赎中……”[10]于质夫在黑暗的现实社会中，经历了社会生活事业的重重打击排挤，他无处宣泄，只能将妓女作为满足欲望的工具。在同样遭到社会排挤、人世冷落的弱者面前，“零余者”依靠仅有的一些优势，从对更弱者的同情和救助中，获得人生落寞的些许安慰，证实着男性虚伪的强大和优越感。
作为一个“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人无损”的零余者，残酷的现实社会使他心理承担着巨大的落差感。这样的一个“人生失败者”，需要展示生命的价值，需要表达如饥似渴的需求。除了情欲的发泄之外，还需要发泄愤懑的对象。《茑萝行》、《还乡记》、《还乡后记》都是把失业、穷困的社会苦闷发泄于妻子、家庭之中。作品中的主人公“我”和妻子的结合是出于旧式婚姻，都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但他们婚后建立了相互爱怜、相互同情的夫妻感情。可是，生活的巨大压力和现实的残酷不断压迫着他们。主人公无力承担生活工作上的挫折，作为社会上的弱者，只能把妻子当做宣泄抑郁的对象，“在社会上受的虐待，欺凌，侮辱，我都要一一回家来向你发泄的。”[11]妻子善良忠贞，柔顺隐忍，用一种“优美的灵心”去承受丈夫在挫折失败之后的发泄，并尽力的给予安慰理解。“妻子”失去了作为人的个性，被男性赋予了“奴性”，她的形象成为了典型的女仆型女性，她们更像无奈的社会契约，扮演成社会悲剧的“避难所”，现实残酷的“出气筒”。
莱斯利.菲德勒明确的提出“事实上并不存在好坏两种女人，甚至也没有什么最初似乎坏，最终确证明是纯洁无暇的女人。存在的只是两种期望和夹在中间的不完美的女人：实际上只有不完善的女人，但艺术家们在他们的作品中却坚持要把她们当作女神或淫妇，并徒然地寻求，企图对她们的角色做出满意的界定”。[12]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妖娆魅惑的恶魔型女性，她们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表现主人公渴望却不可得的不安心理，以及在沉沦后的忏悔。第二类是圣洁的天使般的女性，她们善良质朴，能够寄予主人公灵魂上的安慰和鼓励，催人向善，净化心灵。第三类则是顺从的如女仆型的女性，她们是一群被旧社会所压迫的女性，她们被奴化成为脆弱的男主人公发泄情欲，施舍同情，排解愤懑的对象，丧失了人的个性，符合主人公内心虚伪的强大。女性在郁达夫笔下的女性形象是一群始终没有发言权的弱势群体，她们缺乏独特的精神世界，没有真实深刻的生命意识，失去了人物本质的核心。在传统男性中心文化的支配下，参与小说情节的构造，体现了男性自身的需求和恐惧。郁达夫关注同情女性，表现出人道主义的关怀，但深受封建男权意识的制约，在女性书写中带着浓重的男性文本的父权标记。可是，才华横溢、惊世骇俗的郁达夫却具备着深刻而自觉的自我批判意识，并由此延伸出的男性批判意识。郁达夫通过“零余者”进行着深刻的自我批判，在父权制主导、女性被奴役的社会现实，否定封建的男权制度，批判男性中心文化。这种深刻的男性批判意识实际上解构了男性作为启蒙者的强者基点，从另一个层面丰富了女性解放运动的内容，本文在此不展开深入探究。
注释：
[1]《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
[2]郁达夫《沉沦》，《郁达夫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3]郁达夫《银灰色的死》，《郁达夫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4]郁达夫《沉沦》，《郁达夫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5]郁达夫《她是一个弱女子》，《郁达夫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6]郁达夫《迷羊》，《郁达夫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7]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郁达夫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8]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郁达夫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9]郁达夫《茫茫夜》，《郁达夫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10]徐仲佳《性爱问题——1920年代中国小说的现代性阐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1]郁达夫《茑萝行》，《郁达夫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12]王琨《解构男权传统——哈代小说创作的主导倾向》，《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