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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高铁出行，列车缓缓驶出高楼林立的城市之后，举目向窗外望去，除了由平房、二层小楼组成的村落之外，只有绵延不断的农田。列车已经跑了一阵子，但是能够看到的依然只有农田。这就是中国北方大部分乡村最常见的景象。
在日本乘坐新干线时，道路两旁的住宅街连绵相接，分不清楚哪里是城市、哪里是农村。即便是稍稍空旷些的农村，其间也散布着类似工厂一般的建筑物。
应该注意一点，中国提出的是“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中国所建设的并不是千篇一律以高楼大厦为象征的城市，而是希望建设吸引企业到农村、到内地有工业生产基础的镇。这样的镇是由原来的农村变身的“城镇地区”，可以提供原本农村所不具备的城市型服务，而并不是都要建设成大城市。正是这样的城镇化，构成了“新四化”的核心，构成了“新四化”的平台。换言之，“工业化”、“信息化”以及“农业现代化”这三化都将在“城镇化”之平台上得以推进、得以实现。
“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
现在，我们手头尚未拿到已经完成的、清晰明确的城镇化方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了由20多人组成的调研小组，正从事中国城镇化相关研究，据说这项研究所涉及的范围极其宽泛，预计将于今年6月完成调研报告。
不仅仅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机构也成立了专门小组，致力于研究城镇化相关问题、设计制定相应的政策制度。
城镇化是一项非常庞大的工程。因为这项工程关系到资源、人口以及公共设施等的地理分布、产业政策等，涉及众多方面的大量问题，牵扯复杂的利害关系，故而短期难以期待出台一个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完美方案。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城镇化仍属于“摸着石头过河”方式的大规模经济改革。
有一点可以明确，即现在的城镇化不同于2005年搞的“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被有些人认为是大兴楼堂馆所工程，由各地政府拿出大笔资金在农村修造道路，兴建住宅。当时也有人提出应该让农民移居到新建的“城市”中。但是，这样的做法效率可能较低，并且滋生腐败。
现在，中国舆论对城镇化所带来的投资抱有强烈的戒备心理。主流看法包括两点理由。第一，城镇化不应只是强调大兴土木。第二，应该厘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际，政府为了拯救经济，投入4万亿财政补贴后可能带来的一些后续问题。
从过去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看，可以推测必将在城镇化的名义之下大兴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不过，其规模应该不会过于庞大。
建设高质量的城市
现在，中国迎来了经济调整期，经济增长率下调已成为事实。外需减少，投资效率也随之降低，重复建设项目多，牵引经济增长的国内外因素均呈现出减弱的趋势。因此，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成为中国转换经济增长模式、谋求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关键点。这也是当前中国上上下下的共识。
过去，中国采取“做大蛋糕”的方式，通过投入大量资金征用土地等实现城市化。但是那样的做法效率不高，城市的房价也随之猛涨，激化了社会矛盾。同时，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也未取得太大的成效。的确，农民是进城工作了，但是他们的农民身份并没有改变，不能享受医疗保险、教育以及其他社会福利。受到过于低下的社会保障条件的限制，农民想消费也消费不起。
根据国家统计数据，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突破了50%。但是，这不是高质量的城市化。专家调查表明，当今的城市居住人口之中，至少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口，即大约两亿人是未享受到城市居民待遇的农民工。
因此，实现新型城镇化，至为重要的一点应该是实现“高质量的城市化”。据2012年12月26日的《上海证券报》报道，决策部门目前考虑从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住房政策完善、财税体制改革、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及行政区划调整六大方面着手，为今后的城镇化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体制和政策支持”。
如果在上述六个方面推进城镇化，估计中国将会出现两大变化。第一，应该是农民转移到城市，并且作为新的城市居民取得相应的市民权。为了使这些新的城市居民在社会保障方面也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必须进行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的改革。第二，产业向内地转移，尤其是从目前的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农民则随之得到就业的机会。
一旦出现这样两个变化，我们则可以清楚地看到城镇化实际上达到了怎样的程度。而且，只有数量达几亿人口的农民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之时，才可以保证中国市场继续发展扩大。另外，通过在内陆地区实施城镇化建设，也将推进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城市建设，进而为了提供相应的资源和能源，相伴产生出必须开发矿山与环境保护等新的课题。而这一切均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点。
如果并不是严格地区分城市和农村，人们能够在并非大城市的地区享受城市生活、工作的话，就可以避免人们单纯向大城市集中，可以提高效率，可以享受舒适的城市生活。目前，中国的水泥、钢铁、建筑机械等生产制造企业虽然面临经营上的艰难局面，但是却并未丧失对未来的信心。因而，我们可以确信，这些企业将扎扎实实地推进中国的城镇化建设。
在日本乘坐新干线时，道路两旁的住宅街连绵相接，分不清楚哪里是城市、哪里是农村。即便是稍稍空旷些的农村，其间也散布着类似工厂一般的建筑物。
应该注意一点，中国提出的是“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中国所建设的并不是千篇一律以高楼大厦为象征的城市，而是希望建设吸引企业到农村、到内地有工业生产基础的镇。这样的镇是由原来的农村变身的“城镇地区”，可以提供原本农村所不具备的城市型服务，而并不是都要建设成大城市。正是这样的城镇化，构成了“新四化”的核心，构成了“新四化”的平台。换言之，“工业化”、“信息化”以及“农业现代化”这三化都将在“城镇化”之平台上得以推进、得以实现。
“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
现在，我们手头尚未拿到已经完成的、清晰明确的城镇化方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了由20多人组成的调研小组，正从事中国城镇化相关研究，据说这项研究所涉及的范围极其宽泛，预计将于今年6月完成调研报告。
不仅仅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机构也成立了专门小组，致力于研究城镇化相关问题、设计制定相应的政策制度。
城镇化是一项非常庞大的工程。因为这项工程关系到资源、人口以及公共设施等的地理分布、产业政策等，涉及众多方面的大量问题，牵扯复杂的利害关系，故而短期难以期待出台一个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完美方案。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城镇化仍属于“摸着石头过河”方式的大规模经济改革。
有一点可以明确，即现在的城镇化不同于2005年搞的“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被有些人认为是大兴楼堂馆所工程，由各地政府拿出大笔资金在农村修造道路，兴建住宅。当时也有人提出应该让农民移居到新建的“城市”中。但是，这样的做法效率可能较低，并且滋生腐败。
现在，中国舆论对城镇化所带来的投资抱有强烈的戒备心理。主流看法包括两点理由。第一，城镇化不应只是强调大兴土木。第二，应该厘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际，政府为了拯救经济，投入4万亿财政补贴后可能带来的一些后续问题。
从过去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看，可以推测必将在城镇化的名义之下大兴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不过，其规模应该不会过于庞大。
建设高质量的城市
现在，中国迎来了经济调整期，经济增长率下调已成为事实。外需减少，投资效率也随之降低，重复建设项目多，牵引经济增长的国内外因素均呈现出减弱的趋势。因此，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成为中国转换经济增长模式、谋求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关键点。这也是当前中国上上下下的共识。
过去，中国采取“做大蛋糕”的方式，通过投入大量资金征用土地等实现城市化。但是那样的做法效率不高，城市的房价也随之猛涨，激化了社会矛盾。同时，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也未取得太大的成效。的确，农民是进城工作了，但是他们的农民身份并没有改变，不能享受医疗保险、教育以及其他社会福利。受到过于低下的社会保障条件的限制，农民想消费也消费不起。
根据国家统计数据，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突破了50%。但是，这不是高质量的城市化。专家调查表明，当今的城市居住人口之中，至少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口，即大约两亿人是未享受到城市居民待遇的农民工。
因此，实现新型城镇化，至为重要的一点应该是实现“高质量的城市化”。据2012年12月26日的《上海证券报》报道，决策部门目前考虑从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住房政策完善、财税体制改革、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及行政区划调整六大方面着手，为今后的城镇化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体制和政策支持”。
如果在上述六个方面推进城镇化，估计中国将会出现两大变化。第一，应该是农民转移到城市，并且作为新的城市居民取得相应的市民权。为了使这些新的城市居民在社会保障方面也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必须进行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的改革。第二，产业向内地转移，尤其是从目前的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农民则随之得到就业的机会。
一旦出现这样两个变化，我们则可以清楚地看到城镇化实际上达到了怎样的程度。而且，只有数量达几亿人口的农民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之时，才可以保证中国市场继续发展扩大。另外，通过在内陆地区实施城镇化建设，也将推进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城市建设，进而为了提供相应的资源和能源，相伴产生出必须开发矿山与环境保护等新的课题。而这一切均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点。
如果并不是严格地区分城市和农村，人们能够在并非大城市的地区享受城市生活、工作的话，就可以避免人们单纯向大城市集中，可以提高效率，可以享受舒适的城市生活。目前，中国的水泥、钢铁、建筑机械等生产制造企业虽然面临经营上的艰难局面，但是却并未丧失对未来的信心。因而，我们可以确信，这些企业将扎扎实实地推进中国的城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