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徽派雕刻艺术将中国传统文化与技艺自然交融在一起,通过雕刻装饰,把审美的情感体验与儒、道文化融合在一起。
　　关键词:徽派雕刻艺术 儒教文化 道教文化
　　中图分类号:J32 文献标识码:A
　　
　　当我们徜徉在精雕细琢、气势恢宏的徽州古建筑群中,那些镌刻在砖石和木材上的雕刻以其精美的工艺在街头巷尾向人们诉说着昔日的繁荣。旧式工匠人微言轻,只得将内心的情感和对生活的理解注入这精美的艺术品中。他们采用丰富的寄寓手法,或隐喻或联想,尽情抒发世俗生活的甜美。拟人则形神兼备,状物则如在眼前,镂花则生机勃勃,雕兽则呼之欲出,精致而有灵气飞扬,蕴涵丰富的情绪密码,将中国传统文化与技艺自然交融在一起,通过雕刻装饰,把审美的情感体验与儒、道融合在一起,正所谓“器以载道”。
　　
　　一 儒家文化的特点及对徽派雕刻的影响
　　
　　儒学的兴盛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完备的礼制,上至君王,下到贫民百姓无一不是按照这礼制来生活,包括他们栖身之所也是按照礼制规定的等级制度进行建造分级的。尤其各朝各代对于普通民众的房屋等级的控制是十分严格的,绝不允许出现越级现象。这是统治阶级为了保全他们的特权而设置的。这也将千年来的民居建筑面貌锁定在一个范围内而不可能有大动。虽然传统民居的文化内涵十分深远悠久,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形制一成不变,变化的只是集中在装饰装修、雕刻工艺等方面。
　　徽州民居的雕刻装饰是从中国儒家文化出发的。儒家文化是从社会伦理出发来建构的。在徽派雕刻中,潜藏着封建伦理道德的灵魂,其审美归结到一个“儒”字: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及仁、义、礼、智、信这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等封建社会的宗教伦理观念都从中得到充分印证。庐村木雕楼经典的《儿媳乳母》的雕饰将儒家提倡的孝道表现得淋漓尽致,饥荒之年,年轻的儿媳一边不顾羞涩袒胸露出干瘪的乳头喂老婆婆,一边用手中的树枝安抚一旁嗷嗷待哺的幼子,将亲情与孝道完美结合,看后令人不觉为之感动、辛酸。这种直观的表达方式,胜过千言万语,拉近了木雕建筑的亲切感,平易近人,将儒家倡导的伦理道德演绎得十分完美,如同拉家常一般娓娓道来,生动形象,深入人心。
　　在以儒家的礼制为社会主导思想的封建社会中,一切社会活动以及相关的用具,皆按照人们的社会地位,安排出一定的等级差别,并形成制度,相约遵守,即孔子说的“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治观念最早应是官方提出的制度沿袭,但随着时代的演变,它慢慢地潜移默化到人们的生活中,演变出许多种约定俗成的民间习俗。“无后为大”的思想在徽派雕刻中随处可见,这种寓教于美的潜在力量是巨大深远的。宏村树人堂莲花门胸板雕《瓜蝶图》,图中蝴蝶展翼须顶南瓜,瓜上枝叶缠绕,茂盛异常;两侧衬雕一对并蒂莲,象征子孙繁多、家族兴旺。《诗经·大雅·绵云》云:“绵绵瓜瓞。”疏云:“大者曰瓜,小者曰瓞。”“瓞”与“蝶”谐音,“瓜蝶”即是“瓜瓞”。外衬的“并蒂莲”象征夫妻和美,这是“多子多孙”的基础。
　　素有“民间故宫”之称的承志堂建于咸丰年间,其内部装饰非常绚丽,其中主梁上的《郭子仪祝寿图》极为经典,将儒家文化提倡的“格物、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观念达到认识的明确,再到内心的端正、人格的完善、家庭的和睦、社会的均衡,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物我共益的最高境界。雕饰的一刀一凿,活脱脱把儒家文化精髓渗透到每一个角落。郭子仪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功劳地位高却有好下场的人物,是多子、多福、多寿的一个理想榜样。它用整块樟木精雕而成,其雕花大梁长四米,宽约四十厘米,画面上宾主有序,高朋满座,侍从如云,杯筹交错,疏密协调;人物个个神态逼真,栩栩如生。由于空间有限,人物造型采用装饰变形的手法,动态拙朴、神态诙谐,具有浓重的装饰味道。在静悄无声的世界里将有生命的雕刻与儒家思想完美结合,当你的视觉不经意间滑过精美的雕花、柱头、梁身,儒教的回音顿时四散,令人神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建筑木雕装饰文化被赋予了社会礼治教化的作用,以其特有的形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另外,中国人十分崇尚刚直的道德品质,受儒家“比德”审美的影响,人们把植物的自然品质比作君子的为人品质。徽派民居的雕刻语言常常选用“梅、莲、竹、菊”来赞美人的刚直个性、高尚圣洁的品质和思想,并自奉品格的高尚,来表达自己的精神属性和心境。腊梅傲立雪霜,是公认的“节操风介”的花木,有“与松竹为友”和“先众木而华”的特点;莲,清代周敦颐的《爱莲说》可以佐证,“予独爱莲之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婷婷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莲,花之君子者也”。如徽派雕刻常见漏窗上有“松石”、“竹梅”图案,居住者借松的“松柏本孤直,难为桃要颜”、“彼如君子心,秉操贯冰霜”的刚劲本性,竹的杆直心虚“不学蒲柳凋,贞心常自保”的铮铮铁骨等来抒发自己刚直高洁的人生态度。正如徐渭所说:“景得人而益增,人因景而标致。”人们因潇洒飘逸的雕饰环境而具有了诗意的居住环境,颂花寓情,将人生的哲理层次生活化,将人内在品质形象化、具体化、生动化。
　　儒家文化曾有过形与质的精辟论述,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强调了内容与形式的并重。在徽派雕刻中,“狮子”的形象随处可见,小者盈寸,大者数尺,与建筑环境相得益彰,朴素中见大气,规范中显别致。尤其是梁托柱撑之处的“倒狮”,俯首帖耳,憨态可掬,栩栩如生,呼之欲下,惹人怜爱。雕刻流转妍丽,阳刚阴柔二美交织,显示造化心源,气足神旺,运动不息,一团和气,生生不已。
　　
　　二 道教文化对徽派雕刻审美意识的渗透
　　
　　徽派雕刻艺术令现代人玩味不止,它在创作构思上除了对孔儒的仁、礼、义等进行了阐述,也体现出老庄哲学的浪漫主义情结。雕刻运用大胆想象,跨越时空的局限,追求自由广阔的空间效果,以期表现特定的思想情感。追求形愈简意愈繁,刀未到气先屯,沧海横流,方见大师本色。
　　道家崇尚自然,得意于丘中,倘佯于林泉,重视清静无为。在老子看来,“自然而然,无为而治”就是追求个体自由,反对儒家强调的社会规范的桎梏。在人、自然的永恒无限中,达到“天人合一”,不计较功力得失,摆脱物对人的奴役,达到精神的绝对自由。因此,徽派民居主人为体现自己的浪漫情怀,崇尚隐逸题材,用精湛的手法表现出“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悠闲生活。庐村的《陶公醉酒》可说是这方面的代表,将主人渴望寄情山水、淡泊名利的心态体现出来。精美的画面中,远处横卧着小山,隐含着陶公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态;画面中间,陶公笑眯眯地横卧在床榻边,面额丰润圆亮,目光炯炯有神,独具超尘脱俗、仙风道骨之神韵,他手持荷叶,在书童的帮助下畅快享受着“碧筒饮”。整个雕刻神态浩然,慈祥安乐,充满无穷魅力。“山中多乐事,世上少全人”,浑然忘坐山水之间,使自己的身心与天地合为一体。面对天地宇宙,领悟生命真谛,并将之融化于精神,这是虚名的精神存在,融天地山水的物质存在,从而获得精神自由的生命意识和自然味象。
　　道教以“道”作为宇宙创生本原的思想,决定了人们把握宇宙方式的独特性,即道无法为感官所把握,它之大“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无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莫知其端”。因此,中国人注重修身养性,净化人格,提升情怀,使作品中表现的心境作为一种崇高生活追求,呈现出完美的境界。顾恺之称为“迁想妙得”,既要体现出自然之实,也要传神,将生命的本质与人的灵性融为一体,将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遥自炳称为“神超理得”,将作品的精神寓于雕刻中。
　　“有境界则自成高格”,意境的感知,必须是雕刻所具有的高品味打动了人的心灵,引发出人的深思、联想、寄情、比兴……把属于审美意识的主客观对象联系起来,情景交融,物我共化。西递村中雕饰精美的“叶形”石窗,不仅美观实用,还具有“叶落归根”的情感内涵,表达了远在他乡奋斗漂泊的游子思念故土之情。简简单单的叶形雕刻,抵过千言万语,把游子“木落归本,水落归末”的情感充分地表达了出来,极易引起观者的共鸣,让感动与唯美永驻心间。
　　徽派民居的雕刻艺术,其古朴、粗犷的风格和精湛高超的雕刻技术,不仅体现出古徽州人的传统民族精神,也充分显示出古徽州人的装饰艺术技巧和创新精神。我们期待,徽派民居的雕刻艺术在保留原有技术的基础上,结合新的设计理念、新技术、新材料大胆创新,让其雕刻艺术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风采。
　　
　　参考文献:
　　[1] 郭建国、田勇:《传统建筑装修》,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
　　[2] 汪森强:《走进老房子——西递宏村》,江苏美术出版社,2005年。
　　
　　作者简介:李泉涛,女,1971—,山东莱州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建筑艺术,工作单位:青岛理工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