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泉先生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他紧贴创作实践的小说评论尤其为我所喜欢。当我惊喜地捧读他的长篇纪实历史小说《千古风流—王安石与熙元变法》这部鸿篇时，当我获知他的写作念头萌生于半个世纪之前时，忽然对其评论特色有了一种“原来如此”的顿悟，同时，也强烈地感受到他驾驭这部洋洋洒洒多达150余万字长篇的非凡能力。
　　这部长篇纪实历史小说，其审美聚焦点落在王安石新法对宫廷官场、社会市井以及人的心理所带来的震荡裂变上。小说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展示了王安石变法的宏伟画卷，既对主人公心系天下、敢于任事、执拗率真、品格高洁的人物形象作了用心的刻画，又对变法中的君子之争、小人之计、朋党恩怨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它讲述的是一个巨大审美世界里的故事，呈现出壮阔、刚大、苍莽和雄奇的审美品貌，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真实。正如作家所言：“唯有关西大汉铁板大江东，才能把王安石倡导的千古未有的新法故事及其所孕含着的巨大而又深刻的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的审美容量淋漓尽致、大气磅礴地表现出来。”
　　我以为，这种娴熟的驾驭能力，得益于作家把握题材的历史理性。“王安石及其倡导的新法作为美学载体进入小说的审美世界，就与作为史学载体的王安石及其新法不一样了”，其“命运孕含的美学价值是极为巨大而又丰厚的，有种既振聋发聩又润物无声，既撬动人心又乱得如麻，既意味深长又扼腕叹息，既畅快淋漓又难以曲尽其妙的美学效应”。凭着这种历史理性，作品既生动表现了王安石新法宿命般的失败，又深刻揭示了王安石新法所蕴含对今人不可小觑的思想撬动力，这也是炎黄子孙“始终蓄藏着一种谁也阻挡不住的革旧创新动力”。
　　这种娴熟的驾驭能力，還得益于作家运用史料的文学想象。尽管作者把中国古代文论、诗词、小说、戏曲以及中国古代典籍、历史书读了个遍，并声称“作品主要人、事不虚，众多次要人、事无假，就是过场人和事也能在史料中找到根据”，然而，我以为，正是基于历史真实的文学想象，才使得王安石人品的光风霁月和诸多人物形象的脾性、情怀、性格跃然纸上，使得王安石变法时代的世风世情活色生香，令读者仿佛身临其境。
　　宋室开国之初火禁森严，而到了第六任皇帝赵顼登基时，“整个京都入夜灯烛辉煌，声光相乱，笑啼杂之，如同仙境。北食店、南食店、川味馆、素食铺，整个夜市，三更才罢，五更又起，通宵不绝”。寥寥数语，时代特征及其环境氛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同样，王安石的形象也是传神得很：“此公虎头牛耳，一身土气，为官二十多年，却和乡下人一个样：衣着太不讲究，补服已经很旧了，彩丝绣成的孔雀褪了色，与满朝百官鲜亮的补服相比，实在是显得太马虎了;乌纱帽后面，有几根乱头发露出来，也不塞进去。可以想象得到，此公平时不修边幅、邋遢到一个什么样子。只是那双点漆般黑得发亮的眼睛，顾盼之间，英气逼人，一种矫世变俗之态慨然而生。”
　　曾几何时，在连续拜读了多部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之后，我觉得当时这一题材创作的通病是：一旦追求全方位、多角度，往往会忽略在主要人物形象身上的聚光;对人物性格的把握依赖于史料而缺乏想象;历史的生活气息不足。其实就是一个字—化：如何把我们依据史料感受到的历史真相，化为笔下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和文学反映出来的社会现实，将读者带入鲜活的历史情境;如何把主人公所置身的历史事件，化作人物命运展开的舞台，并令其性格魅力和思想光彩得以充分绽放;如何把在我们文化记忆中已经定型的历史人物，化为性格鲜明、血肉丰满的文学形象。我在这部长篇中读到了这样的“化”。它是着力讲述王安石新法成与败、喜与忧及其引爆社会动荡的宏大叙事，却也是全景式描绘北宋熙元年间宫廷官场、社会习俗、边塞风光以及丰富日常生活的《清明上河图》。它是王安石以及同时代的司马光、苏轼、欧阳修等众多历史人物围绕新法上演活剧的舞台，他们各自的行状、性情、心地、气质、性格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同时，它又长于生活细节和微妙情绪的描述，作品因此有了血色、温度和脉搏。
　　尤能证明人物形象表现功力的是，作品对王安石、司马光和苏轼三人关系的描写。他们“三人都一心报效朝廷，想为民办好事，是惺惺相惜的好友，但在新法中却成了冰炭不相容的陌路人”。三人性格同样执拗，因一场经济变革三人拗在一起，演义了一场说不清、理还乱的千古绝唱故事。他们的脾性、情怀、性格，流露在各自的诗文中，更在作者细致入微的表达中。
　　当人物命运与时代生活纠结在一起时，王安石已经不仅仅是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更是活生生的艺术形象。陈金泉说得好：“在《千》的审美世界里，我成了王安石的一个无话不说、无所羁勒的同乡老表。”看来，在漫长的时间里，在深邃的思考中，作者已经出神入化地融入了自己的创作，融入了自己回眸历史的深情和哲思。于是，在历经十年辛劳后，他让江西文学收获了这部厚重的弥足珍贵的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