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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游击队》《红日》《大刀记》《苦菜花》《林海雪原》……一部部山东人书写或描述山东红色历史的作品，成为时代记忆。那一代作家，大都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城市工业化建设和农村集体化运动，重大历史事件中所形成的人生体验深深地打动过他们，成为他们永志难忘的记忆。
很多作品，依然有着时代的意义。比如，冯德英的小说，对爱情的细腻描写，感染了几代人；《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其坚毅、果敢，成为几代儿童的榜样；一部《林海雪原》，催生了诸多英雄故事。
齐鲁文化的“道德理想主义”
1944年，12岁的少年苗得雨成为沂南县苗家庄儿童团团长，并写出了著名诗作《旱苗得雨》。
1946年12月6日，《大众日报》发表牛玉华的文章《孩子诗人苗得雨》。她在这篇通讯中高度评介了苗得雨当时写作的两大特点：一是写实在事，二是用自己的话来写出群众感情。
同年12月13日，《鲁中大众》出专辑，发表鲁中青联与鲁中大众报社联合通知《向苗得雨学习》，1947年2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在二版头题发新华社山东5日电《十四岁的孩子诗人——苗得雨》，又讯中介绍了诗作《反奸诉苦》《走姑家》《参军段》等。
在此前后，解放区各报刊不少地方有作品转载与作品介绍，村里有胶东部队经过，战士都问：“这是苗得雨的庄吗？”评论家周良沛认为：“郭沫若的《女神》决不能顶垮刘大白的《卖布谣》；艾青的创作成就再大，也不能取代苗得雨。”
1944年的诗作《旱苗得雨》与1946年的《欢送哥哥上战场》《走姑家》等，产生较大影响，多次被报纸介绍，《走姑家》还收入战时和1949年后的语文课本。
直到2017年去世，苗得雨的文学生命长达70余年。
苗得雨之子苗长水，亦是著名军旅作家，曾创作轰动文坛的“沂蒙系列小说”。
“当代山东作家，如冯德英、刘知侠、郭澄清、王愿坚、峻青、王安友等人，以文化传承者的作家身份和使命担当，创作了大量反映山东革命历史题材和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新作品，为山东文学赢得了重要声誉。郭澄清的小说《公社书记》，塑造了一个‘枪杆子’‘笔杆子’和‘锄杆子’齐抓并举的新型乡村政治人，无疑是齐鲁文化‘道德理想主义’的典型。”评论家张丽军说。
其实，山东的红色文学，可以追溯到建国前。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刘一梦的《失业以后》引起反响，这部作品，有点儿类似现在的打工文学，以短篇小说集的形式，写了一批年轻工人的故事。鲁迅在《我们要批评家》中写道：“刘一梦的《失业以后》总还是优秀之作。”
1923年出生于龙口的曲波，以一部《林海雪原》闻名于世。小说曾先后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戏剧上映上演。电影《林海雪原》和根据小说改编的京剧《智取威虎山》在全国影响很大。
2002年，曲波去世，其作品的影响一直延续。2010年，根据曲波原著改编的电视剧《桥隆飙》上映，引起强烈反响。2012年，续集《狂飙支队》上演，再次引起关注。导演金姝慧认为：“在曲波原著中，桥隆飙作为胶东地区的英雄，齐鲁大地的侠义精神和孔孟之道的熏陶，在他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电影《智取威虎山》，重新诠释杨子荣，亦引发新的关注热潮。
非山东籍的作家们，或以山东为创作母体，或长期居住在山东，热爱这片土地，如吴强、刘知侠、李心田等。
吴强的长篇小说《红日》，书写了从涟水战役到张灵甫死于孟良崮这个“情节和人物都很贯串的故事”。1963年，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引起轰动，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传唱不衰，成为代表山东地方特色的经典名曲之一。2007年中国成功发射的“嫦娥一号”月球卫星搭载30首歌曲，第一首就是这支歌。2009年全运会期间，这首歌连同《沂蒙山小调》，又成为诠释山东的经典旋律。
那一代作家，往往以一部作品风行天下，这些作品成了作家的符号。比如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曲波的《林海雪原》等等。但是，翻开云雾的遮蔽，尤其是在新时期，他们又创作出了大量有血有肉的力作，对过去的时代进行反思，典型的如李心田，他的《寻梦三千年》《结婚三十年》等长篇小说，对知识分子人格进行剖析，显示出了作家的人格魅力。
刘知侠背后的女人
1991年，著名作家刘知侠去世。20多年来，《铁道游击队》的故事一次次被人们提及，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依旧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微山湖已和刘知侠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近年来，铁道游击队的故乡微山县，先后建设了铁道游击队纪念园和微山湖抗日游击大队英烈园，运用声光电等技术，建设了铁道游击队故事展览馆、微山湖区革命斗争图片展览馆、湖区革命烈士紀念馆等，再现当年战斗场景。
而《铁道游击队》的改编也在继续进行。2013年，由总政歌舞团改编的舞剧《铁道游击队》上演。舞剧分四幕，选取了小说中血染洋行、扒火车夺机枪、微山湖战斗等典型情节，运用现代舞剧的创作思维和艺术技巧进行重新构架。
除了舞剧，电视剧《铁道游击队2》《小小飞虎队2》，歌剧《铁道游击队》也不断与观众见面。可以说，“铁道游击队”已成为山东影视剧市场久盛不衰的经典。
沂蒙山区也曾被刘知侠一次次书写。1960年，他创作了短篇小说《红嫂》和中篇小说《沂蒙山的故事》等，后又将这些作品汇集成了《沂蒙山故事集》。他是第一个将红嫂故事写成小说的作家。1986年刘知侠定居青岛后，在垂暮之年又以超人的毅力，完成了40万字的长篇小说《沂蒙飞虎》。
而今，河南新乡建有刘知侠纪念馆，在青岛，刘知侠故居也得到很好保护。刘知侠以及他的作品，正以全新的方式被重新阐释。
近些年，刘知侠的夫人刘真骅，一位致力于发掘并弘扬其精神遗产的当代女性，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两个人的爱情故事，至今让人敬佩。 文革期间，他们相识。1969年，刘知侠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刘真骅留在城里。他们靠各自手中的笔，倾诉思念。他们寄信是要受种种盘查的。他把情书包在脏旧衣服里寄出，她把衣服洗干净，再把新的情书包进去寄回。从1969年他下乡到1971年回城，3年的时间里，他们靠彼此的情书温暖那段黑暗的日子。
3年，160万字，什么样的相思能转化为如此丰富的数字？
刘知侠回城，他们结婚，一直到1991年秋天。那一年，他73岁，她55岁。他们在一起，22年，有太多不为人知的辛酸，也有太多太多甜蜜的回忆。1991年，刘知侠在出席一次会议时突然发病，撒手人寰。他走后，她一度觉得天塌地陷，没有了方向。坐在他的遗像前整日整夜地抽烟，流泪，一头黑发一夜成霜。
后来刘真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作为社会的人，他（刘知侠）已经远去了，作为精神上永远的伴侣，他却仍与我朝夕相处，昼夜同行……”刘真骅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将刘知侠留下的遗憾一一补缀。
刘真骅每年完成一件大事：出版刘知侠封笔之作《战地日记》、播出电视剧《刘知侠与芳林嫂》、电影《红嫂》上映，历时八年，呕心沥血编纂的五卷250万字的《知侠文集》出版。梳理两个人当年的爱情故事，又有了一本厚厚的《黄昏雨》……2008年汶川地震后，刘真骅以刘知侠的名义，为震区捐款1万元。将自己以及刘知侠的著作权捐赠给河南卫辉一中。这所学校是刘知侠的母校，曾哺育他最初的成长。
冯德英：《苦菜花》中的爱情
1958年，小说《苦菜花》出版，至今已有60余年。多年来，这部小说被一次次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戏曲。而今，以《苦菜花》为代表的“三花”（《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成为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的成功范例，冯德英的作品对于当下的意义，还有待继续挖掘。
一位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朋友，谈起冯德英时，忍不住激动地说：“苦菜花对于我来说，完全是一部有着启蒙意义的作品。”
那个思想禁锢的年代，《苦菜花》中丰富大胆的爱情描写，无疑为人们渴望甘露的情感世界掬出了一捧山泉；多年之后，最令人回味的，恐怕也是这些触动人们心弦的章节。
1958年，《苦菜花》出版，立即风行全国。创作这部小说初稿时，冯德英才19岁，小说出版时，他也不过23岁。有人就怀疑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排级干部，是否是这部荡气回肠的长篇巨著的作者。这一点恰恰与20多岁便写出《静静的顿河》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类似，直到去世后，肖洛霍夫仍被怀疑是否有能力创作这部巨著。
冯德英的同代作家中，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在新世纪迎来又一辉煌。他的“三花”大受欢迎，接连被搬上银幕。
2005年，在电视剧《苦菜花》开拍时，冯德英亲自把关，对电视剧的态度是“基本肯定，宽容对待”，他同时表示担忧：“我们拍摄电影版《苦菜花》时准备了三年，春夏秋冬的外景都是真的；我们的演员体验生活用了一年多时间，这是如今拍电视剧无法比拟的。有些演员一遍剧本都没看就敢演，忘了台词就临时发挥。”
苏联编剧瓦西里耶夫说，看自己的作品被拍成电影是最大的痛苦。冯德英也有类似的体验，电影《苦菜花》是冯德英做的编剧，为了达到更好的影视效果，他在创作剧本时更像是一种重新创作，试着在文字和影像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郭澄清：《大刀记》背后的故事
郭澄清（1929-1989），山东宁津人，1975年出版的《大刀记》曾是一代人的经典记忆。
追溯郭澄清的文学生涯，可谓成也《大刀记》，败也《大刀记》。
1965年，凭借《黑掌柜》《公社书记》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走红的郭澄清，在全国青年作家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受到表彰。“那个表彰规格很高，十七年文学中只有两次，一次是1956年，表彰了王蒙、刘绍棠等人，再就是这一次，表彰了李準、茹志鹃、王汶石、浩然、金敬迈等人。”郭澄清次子郭洪志说。但是，表彰刚结束，“文革”来了，作家的一切理想化为泡影。
十年后，郭澄清遭遇了第二个“劫难”，这要从给他带来无尽荣光的《大刀记》说起。
早在1967年，郭澄清就写出了一个小长篇，具备了后来《大刀记》的故事雏形，然而因“文革”乍起，出版最终流产。1970年，他调到山东省革委会政治部，担任文艺领导小组副组长，工作一直不顺心，又惦记着计划中的小说，就请假回宁津农村写作《大刀记》。到了1972年初，100多万字的第一稿顺利完成。
1975年，在抗戰胜利三十周年之际，《大刀记》出版。接下来，郭澄清抵达了文学生涯的巅峰。这是一个无法企及的高度：《大刀记》累计发行400万套，连环画发行3000多万套，由薛中锐播讲的评书在全国20多家省级电台连播，七亿人次收听。
1985年，郭澄清最珍爱的《龙潭记》出版，这是《大刀记》第一部的完整呈现。第二年，莫言中篇小说《红高粱》横空出世，同样是山东，同样是农村的草莽英雄，旧时代的梁永生让位于现代思潮包装下的余占鳌。
《大刀记》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郭澄清的文学成就还在短篇小说，一本198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写作》教材，从数千年中国文学史中遴选了十几篇佳作，当代小说部分，只收录了郭澄清的《黑掌柜》。此一事例，足见其短篇小说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
这个写于1962年的短篇小说，歌颂了一个供销社营业员：一封检举信揭发黑掌柜王秋分卖酒短斤缺两，县供销社副主任“我”前去调查，发现黑掌柜熟练业务、想尽办法为农业生产服务，受到群众的欢迎。
在郭澄清的中短篇小说里，更多的是乡村图景下人性的朴素表达。评论家朱德发看到了他的骨气，“呈现出另一番现实的又是审美的境界，似乎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构成了异质相对的农村叙事话语”。那是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痛苦，也是发掘出别人无法抵达的文学桃花源的个人独享。
近年来，被埋没的郭澄清，又以新的姿态重新被挖掘了出来。
2005年，完整的《大刀记》出版；同年，郭澄清作品研讨会召开；2011年，大刀记文博馆开馆，郭洪志被聘请为名誉馆长；2012年，首届郭澄清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大奖赛举办；2014年，电视剧《大刀记》上演，郭澄清和他的小说再次受到媒体关注；同年，黄书恺、高艳国著长篇报告文学《风雨大刀魂》，记述了郭澄清辉煌而又落寞的一生。
2016年底，李宗刚教授主编的《郭澄清研究资料》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面世。这部五十多万字的研究资料汇编，对郭澄清的个人创作、评价研究等方面作了细致的勾勒，反映了郭澄清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基本面貌。
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郭澄清一直生活在农村，省里领导为他在济南安排了房子，他坚决不要。他深信生活是创作的惟一源泉，把自己的家安在乡村的老屋（也是他唯一的房产）里，与泥土为伴，正如评论家梁鸿鹰所说，“赵树理、柳青、浩然、郭澄清这样的作家具有的意义，不应该只是成为标本，供在博物馆里”，而应该让更多的艺术家扎根生活，书写出时代的典型意义。
很多作品，依然有着时代的意义。比如，冯德英的小说，对爱情的细腻描写，感染了几代人；《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其坚毅、果敢，成为几代儿童的榜样；一部《林海雪原》，催生了诸多英雄故事。
齐鲁文化的“道德理想主义”
1944年，12岁的少年苗得雨成为沂南县苗家庄儿童团团长，并写出了著名诗作《旱苗得雨》。
1946年12月6日，《大众日报》发表牛玉华的文章《孩子诗人苗得雨》。她在这篇通讯中高度评介了苗得雨当时写作的两大特点：一是写实在事，二是用自己的话来写出群众感情。
同年12月13日，《鲁中大众》出专辑，发表鲁中青联与鲁中大众报社联合通知《向苗得雨学习》，1947年2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在二版头题发新华社山东5日电《十四岁的孩子诗人——苗得雨》，又讯中介绍了诗作《反奸诉苦》《走姑家》《参军段》等。
在此前后，解放区各报刊不少地方有作品转载与作品介绍，村里有胶东部队经过，战士都问：“这是苗得雨的庄吗？”评论家周良沛认为：“郭沫若的《女神》决不能顶垮刘大白的《卖布谣》；艾青的创作成就再大，也不能取代苗得雨。”
1944年的诗作《旱苗得雨》与1946年的《欢送哥哥上战场》《走姑家》等，产生较大影响，多次被报纸介绍，《走姑家》还收入战时和1949年后的语文课本。
直到2017年去世，苗得雨的文学生命长达70余年。
苗得雨之子苗长水，亦是著名军旅作家，曾创作轰动文坛的“沂蒙系列小说”。
“当代山东作家，如冯德英、刘知侠、郭澄清、王愿坚、峻青、王安友等人，以文化传承者的作家身份和使命担当，创作了大量反映山东革命历史题材和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新作品，为山东文学赢得了重要声誉。郭澄清的小说《公社书记》，塑造了一个‘枪杆子’‘笔杆子’和‘锄杆子’齐抓并举的新型乡村政治人，无疑是齐鲁文化‘道德理想主义’的典型。”评论家张丽军说。
其实，山东的红色文学，可以追溯到建国前。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刘一梦的《失业以后》引起反响，这部作品，有点儿类似现在的打工文学，以短篇小说集的形式，写了一批年轻工人的故事。鲁迅在《我们要批评家》中写道：“刘一梦的《失业以后》总还是优秀之作。”
1923年出生于龙口的曲波，以一部《林海雪原》闻名于世。小说曾先后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戏剧上映上演。电影《林海雪原》和根据小说改编的京剧《智取威虎山》在全国影响很大。
2002年，曲波去世，其作品的影响一直延续。2010年，根据曲波原著改编的电视剧《桥隆飙》上映，引起强烈反响。2012年，续集《狂飙支队》上演，再次引起关注。导演金姝慧认为：“在曲波原著中，桥隆飙作为胶东地区的英雄，齐鲁大地的侠义精神和孔孟之道的熏陶，在他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电影《智取威虎山》，重新诠释杨子荣，亦引发新的关注热潮。
非山东籍的作家们，或以山东为创作母体，或长期居住在山东，热爱这片土地，如吴强、刘知侠、李心田等。
吴强的长篇小说《红日》，书写了从涟水战役到张灵甫死于孟良崮这个“情节和人物都很贯串的故事”。1963年，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引起轰动，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传唱不衰，成为代表山东地方特色的经典名曲之一。2007年中国成功发射的“嫦娥一号”月球卫星搭载30首歌曲，第一首就是这支歌。2009年全运会期间，这首歌连同《沂蒙山小调》，又成为诠释山东的经典旋律。
那一代作家，往往以一部作品风行天下，这些作品成了作家的符号。比如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曲波的《林海雪原》等等。但是，翻开云雾的遮蔽，尤其是在新时期，他们又创作出了大量有血有肉的力作，对过去的时代进行反思，典型的如李心田，他的《寻梦三千年》《结婚三十年》等长篇小说，对知识分子人格进行剖析，显示出了作家的人格魅力。
刘知侠背后的女人
1991年，著名作家刘知侠去世。20多年来，《铁道游击队》的故事一次次被人们提及，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依旧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微山湖已和刘知侠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近年来，铁道游击队的故乡微山县，先后建设了铁道游击队纪念园和微山湖抗日游击大队英烈园，运用声光电等技术，建设了铁道游击队故事展览馆、微山湖区革命斗争图片展览馆、湖区革命烈士紀念馆等，再现当年战斗场景。
而《铁道游击队》的改编也在继续进行。2013年，由总政歌舞团改编的舞剧《铁道游击队》上演。舞剧分四幕，选取了小说中血染洋行、扒火车夺机枪、微山湖战斗等典型情节，运用现代舞剧的创作思维和艺术技巧进行重新构架。
除了舞剧，电视剧《铁道游击队2》《小小飞虎队2》，歌剧《铁道游击队》也不断与观众见面。可以说，“铁道游击队”已成为山东影视剧市场久盛不衰的经典。
沂蒙山区也曾被刘知侠一次次书写。1960年，他创作了短篇小说《红嫂》和中篇小说《沂蒙山的故事》等，后又将这些作品汇集成了《沂蒙山故事集》。他是第一个将红嫂故事写成小说的作家。1986年刘知侠定居青岛后，在垂暮之年又以超人的毅力，完成了40万字的长篇小说《沂蒙飞虎》。
而今，河南新乡建有刘知侠纪念馆，在青岛，刘知侠故居也得到很好保护。刘知侠以及他的作品，正以全新的方式被重新阐释。
近些年，刘知侠的夫人刘真骅，一位致力于发掘并弘扬其精神遗产的当代女性，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两个人的爱情故事，至今让人敬佩。 文革期间，他们相识。1969年，刘知侠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刘真骅留在城里。他们靠各自手中的笔，倾诉思念。他们寄信是要受种种盘查的。他把情书包在脏旧衣服里寄出，她把衣服洗干净，再把新的情书包进去寄回。从1969年他下乡到1971年回城，3年的时间里，他们靠彼此的情书温暖那段黑暗的日子。
3年，160万字，什么样的相思能转化为如此丰富的数字？
刘知侠回城，他们结婚，一直到1991年秋天。那一年，他73岁，她55岁。他们在一起，22年，有太多不为人知的辛酸，也有太多太多甜蜜的回忆。1991年，刘知侠在出席一次会议时突然发病，撒手人寰。他走后，她一度觉得天塌地陷，没有了方向。坐在他的遗像前整日整夜地抽烟，流泪，一头黑发一夜成霜。
后来刘真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作为社会的人，他（刘知侠）已经远去了，作为精神上永远的伴侣，他却仍与我朝夕相处，昼夜同行……”刘真骅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将刘知侠留下的遗憾一一补缀。
刘真骅每年完成一件大事：出版刘知侠封笔之作《战地日记》、播出电视剧《刘知侠与芳林嫂》、电影《红嫂》上映，历时八年，呕心沥血编纂的五卷250万字的《知侠文集》出版。梳理两个人当年的爱情故事，又有了一本厚厚的《黄昏雨》……2008年汶川地震后，刘真骅以刘知侠的名义，为震区捐款1万元。将自己以及刘知侠的著作权捐赠给河南卫辉一中。这所学校是刘知侠的母校，曾哺育他最初的成长。
冯德英：《苦菜花》中的爱情
1958年，小说《苦菜花》出版，至今已有60余年。多年来，这部小说被一次次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戏曲。而今，以《苦菜花》为代表的“三花”（《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成为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的成功范例，冯德英的作品对于当下的意义，还有待继续挖掘。
一位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朋友，谈起冯德英时，忍不住激动地说：“苦菜花对于我来说，完全是一部有着启蒙意义的作品。”
那个思想禁锢的年代，《苦菜花》中丰富大胆的爱情描写，无疑为人们渴望甘露的情感世界掬出了一捧山泉；多年之后，最令人回味的，恐怕也是这些触动人们心弦的章节。
1958年，《苦菜花》出版，立即风行全国。创作这部小说初稿时，冯德英才19岁，小说出版时，他也不过23岁。有人就怀疑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排级干部，是否是这部荡气回肠的长篇巨著的作者。这一点恰恰与20多岁便写出《静静的顿河》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类似，直到去世后，肖洛霍夫仍被怀疑是否有能力创作这部巨著。
冯德英的同代作家中，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在新世纪迎来又一辉煌。他的“三花”大受欢迎，接连被搬上银幕。
2005年，在电视剧《苦菜花》开拍时，冯德英亲自把关，对电视剧的态度是“基本肯定，宽容对待”，他同时表示担忧：“我们拍摄电影版《苦菜花》时准备了三年，春夏秋冬的外景都是真的；我们的演员体验生活用了一年多时间，这是如今拍电视剧无法比拟的。有些演员一遍剧本都没看就敢演，忘了台词就临时发挥。”
苏联编剧瓦西里耶夫说，看自己的作品被拍成电影是最大的痛苦。冯德英也有类似的体验，电影《苦菜花》是冯德英做的编剧，为了达到更好的影视效果，他在创作剧本时更像是一种重新创作，试着在文字和影像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郭澄清：《大刀记》背后的故事
郭澄清（1929-1989），山东宁津人，1975年出版的《大刀记》曾是一代人的经典记忆。
追溯郭澄清的文学生涯，可谓成也《大刀记》，败也《大刀记》。
1965年，凭借《黑掌柜》《公社书记》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走红的郭澄清，在全国青年作家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受到表彰。“那个表彰规格很高，十七年文学中只有两次，一次是1956年，表彰了王蒙、刘绍棠等人，再就是这一次，表彰了李準、茹志鹃、王汶石、浩然、金敬迈等人。”郭澄清次子郭洪志说。但是，表彰刚结束，“文革”来了，作家的一切理想化为泡影。
十年后，郭澄清遭遇了第二个“劫难”，这要从给他带来无尽荣光的《大刀记》说起。
早在1967年，郭澄清就写出了一个小长篇，具备了后来《大刀记》的故事雏形，然而因“文革”乍起，出版最终流产。1970年，他调到山东省革委会政治部，担任文艺领导小组副组长，工作一直不顺心，又惦记着计划中的小说，就请假回宁津农村写作《大刀记》。到了1972年初，100多万字的第一稿顺利完成。
1975年，在抗戰胜利三十周年之际，《大刀记》出版。接下来，郭澄清抵达了文学生涯的巅峰。这是一个无法企及的高度：《大刀记》累计发行400万套，连环画发行3000多万套，由薛中锐播讲的评书在全国20多家省级电台连播，七亿人次收听。
1985年，郭澄清最珍爱的《龙潭记》出版，这是《大刀记》第一部的完整呈现。第二年，莫言中篇小说《红高粱》横空出世，同样是山东，同样是农村的草莽英雄，旧时代的梁永生让位于现代思潮包装下的余占鳌。
《大刀记》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郭澄清的文学成就还在短篇小说，一本198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写作》教材，从数千年中国文学史中遴选了十几篇佳作，当代小说部分，只收录了郭澄清的《黑掌柜》。此一事例，足见其短篇小说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
这个写于1962年的短篇小说，歌颂了一个供销社营业员：一封检举信揭发黑掌柜王秋分卖酒短斤缺两，县供销社副主任“我”前去调查，发现黑掌柜熟练业务、想尽办法为农业生产服务，受到群众的欢迎。
在郭澄清的中短篇小说里，更多的是乡村图景下人性的朴素表达。评论家朱德发看到了他的骨气，“呈现出另一番现实的又是审美的境界，似乎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构成了异质相对的农村叙事话语”。那是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痛苦，也是发掘出别人无法抵达的文学桃花源的个人独享。
近年来，被埋没的郭澄清，又以新的姿态重新被挖掘了出来。
2005年，完整的《大刀记》出版；同年，郭澄清作品研讨会召开；2011年，大刀记文博馆开馆，郭洪志被聘请为名誉馆长；2012年，首届郭澄清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大奖赛举办；2014年，电视剧《大刀记》上演，郭澄清和他的小说再次受到媒体关注；同年，黄书恺、高艳国著长篇报告文学《风雨大刀魂》，记述了郭澄清辉煌而又落寞的一生。
2016年底，李宗刚教授主编的《郭澄清研究资料》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面世。这部五十多万字的研究资料汇编，对郭澄清的个人创作、评价研究等方面作了细致的勾勒，反映了郭澄清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基本面貌。
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郭澄清一直生活在农村，省里领导为他在济南安排了房子，他坚决不要。他深信生活是创作的惟一源泉，把自己的家安在乡村的老屋（也是他唯一的房产）里，与泥土为伴，正如评论家梁鸿鹰所说，“赵树理、柳青、浩然、郭澄清这样的作家具有的意义，不应该只是成为标本，供在博物馆里”，而应该让更多的艺术家扎根生活，书写出时代的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