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华盖集·后记》中曾说；那时的文化人，“大抵长袍大袖，温文尔雅，正如一个古之读书人”。时下的一些学者，虽然西装革履，可是讲话、写文章，仍承袭书生的迂腐气。温文尔雅，引经据典，亦无可挑剔；但“口惠实不至”，让人多有微词。宋代才女李清照留有一篇《打马赋》，打马游戏，其来久矣。在易安居士的笔下，却不乏人生哲理。文中有道是，“说梅止渴，稍苏奔竞之心；画饼充饥，少谢腾骧之志。”国人中的社会精英，不着调的长篇宏论，往往是“说梅”“画饼”。聊以自慰不失为一种高尚；倘若借镜布道则是自欺欺人。
　　我在《南方周末》中读到一篇关于中国贫困人口现状的报道：由于官方对“穷人”的标准有望提高，因之中国“穷人”的数量可能巨量增加。2010年国家统计局的“穷人”标准是年均纯收入为1274元，全国贫困人口为2688万人。有消息传出国人今年的贫困线或将调至1500元，那末，贫困人口将增至9千多万甚至上亿都有可能。
　　“穷人”标准与时俱进因时而异是一种进步。物价上涨，CPI跑赢老百姓收入涨幅，如果“穷人”标准不跟进，生活艰辛程度肯定加重，社会也就无法和谐。“穷人”标准不是官僚或学者坐在办公室或书斋里想出来的，应该根据社会大众的最起码生存需求来判定和制定。食不果腹，衣不御寒，衫不遮羞，行者无履，居者愁屋，生无伴侣……往往会把人逼疯甚至起来“造反”的。古之先哲们讲的“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都是基于社会稳定和谐的经验之谈。当今制定政策的官员和研究政策的学者们，应当“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惟有感同身受者，方能“一枝一叶总关情”。
　　其实，国人都很清楚，如果按照国际“贫困”标准衡量，中国应有1.5亿贫困人口。两会期间曾有代表建议，将现有“贫困线”提高一倍，至2400元以上。意见正确与否当然还待研究，采纳与否也可另当别论，但有一种“论调”却值得关注。一位学者称，“如果提得太高，会导致贫困人口数大幅增加，从政治、社会稳定等方面考虑可能不太妥当，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也有学者为“体制”担忧，“经过20多年的扶贫，为什么贫困人口数量反而更多了？政府不大好解释。”这一脉相承的两种“体制内的论调”，玩弄的都是文字游戏，真是荒唐得无以复加，让人莫名惊诧。难道“牧民者”可以朝三暮四地耍猴愚民吗？贫困与否不是“高官”“学者”指鹿为马随意划定出来的，而是要看草民肚子里的“货色”，老百姓的“脸色”……那是“生命线”的最低保障。
　　一位经济学人义愤填膺地呐喊：“中国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政府年税收达8万多亿元，外汇储备高达3万亿美元，其拟定的贫困线标准却几乎是全世界最低的，这难道还不让我们觉得羞耻吗？”“那种试图用维持极低的贫困线标准来‘减少贫困人口’，这种做法和论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粉饰’的言行，简直就是一种‘罪恶’”！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把难以计数的贪官不义之财追缴回来，把高喊多年不见实效的“三公消费”降下来，把中石化等“共和国长子”喝天价美酒、装天价吊灯、盖高档酒店的钱节约下来……总之，把“体制内的庞大利益集团”丢失的灵魂——“大庆精神”召回来，减少“可爱的中国”贫困人口数量是完全能够办到的。如果连这一最基本的革命目标都达不到，“辛亥革命百年”又怎样向先烈们和当今的老百姓交卷呢？“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