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一幅南宋《蚕织图》长卷，至今已有800余年历史，曾经著名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刘九庵、王以坤等人鉴定，认为“此卷为文物一级甲品之最，视国宝而无愧，垂青史而不逊矣”。此卷原作者为宋朝画家楼瑞（shú）。后收藏于清官，《石渠宝笈·初编》及《故宫已佚书画目》中已有佐证，伪满时期由溥仪带至东北后遗落民间，1947年大庆市民冯义信购得，1983年他将此画捐献给黑龙江省博物馆。此卷无题诗，无款，人物线描风格也不尽一致，再根据跋语所记，可确定为翰林画院的摹本^[1]。《宋史·艺文志》中有相关所述，原图现已无寻。
　　此长卷为绢本，带卷轴，用线描、淡彩方法所制。画幅长度1100厘米，画芯纵向518厘米，横向27.5厘米，尾卷跋语纵向460厘米，横向28.7厘米。长卷无诗、无款，卷下为宋高宗之吴皇后以小楷题注。卷尾有郑子有、鲜于枢、明代宋濂、刘崧、清代乾隆帝、孙承泽等九家跋语。
　　从吴皇后的题注来看，使用的是非常科学化的语言，包含了长度、粗度、颜色和体态等方面信息^[2]。由此可知，此卷共分为二十四事，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从饲养蚕到织帛品制成的全过程，每事图画均以人物劳作的场景表现相应的工作过程，每事画幅下对应相应文字说明，分别为“腊月浴蚕”“清明日暖种”“摘叶、体喂”“谷雨前第一眠”“第二眠”“第三眠”“暖蚕”“大眠”“忙采叶”“眠起喂大叶”“拾巧上山”“箔簇装山”“燲茧”“下茧、约茧”“剥茧”“称茧、盐茧瓮藏”“生缫”“蚕蛾出种”“谢神供丝”“络垛、纺绩”“经靷、籰子”“挽花”“做纬、织作”“下机、入箱”，据考证，以上文字注解为宋高宗吴皇后所注。原作者楼瑞曾写过<织图二十四首》诗，每首诗的题目对应一道工序，分别为“浴蚕”“下蚕”“喂蚕”“一眠”“二眠”“三眠”“分箔”“采桑”“大起”“捉绩”“上簇”“灸箔”“下簇”“择茧”“窖茧”“缫茧”“蚕蛾”“祝谢”“络丝”“经”“纬”“织”“攀花”“剪帛”，此长卷的文字注释与作者诗中的劳动基本吻合，也印证了原图为作者所绘。
　　整幅长卷的构图是在瓦屋面的通长房屋内，每一工序图画均由木质的立柱独立分割而成，房屋两旁林立树木。全卷共绘制人物74人，其中妇女41人，中年及老年男子23人，少年3人，少女5人，婴儿2人。女子主要从事长卷前半部分的养蚕工作，男子主要从事长卷后半部分纺织工作。男子赤足，上着白衣，下着白裤，腰缚束带;女子长衫短袄、长裙短裙各异，以此可以看出来画面所呈现的皆是庶民百姓，生动展现出了南宋时期普通劳动人民的劳作之景。整卷画风写实，人物装扮、举止动作、仪态神情都刻画得惟妙惟肖，加上画面中的少男少女及婴儿，使得整体洋溢着生活的气息。
　　养蚕织丝是我国古老的工艺，相传从嫘祖时期开始已经从事养蚕活动，但是将养蚕织丝通过艺术的手段表现出来始于宋代楼瑞，其绘制的《蚕织图》以叙事连环的表现手法展现了蚕织生产的全过程，生动形象，情节具有连贯性和完整性，被誉为“中国最早完整地记录男耕女织的画卷”。在古代，连贯叙事是常用的艺术手法，从汉代的石雕和唐代的壁画到元代的戏剧和清代的小说都将这种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蚕织图》长卷的创作，据楼钥于《攻媿集》中记载：“伯父时为於潜县令，笃意民事，慨念农夫蚕妇之作苦;究访始末，为耕、织二图。耕自浸种以至入仓，凡二十一事;织自浴蚕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为之图。系以五言诗一章，章八句，农桑之务，曲尽情状。”於潜县位于今天浙江境内，作者楼璹作为当地的父母官，关心农业生产情况和农民的生活水平，通过深入调研后慨叹勤劳的百姓养蚕织丝之劳作，绘制了耕图21幅，织图24幅，合称《耕织图》。绘制此图的时间按《於潜县志》和《鄞县志》的记载来推算，当为作者在绍兴初的几年^[3]。
　　自楼瑞以来，每个朝代都陆续有画家或绘制或临摹《蚕织图》，比如南宋的刘松年、梁楷，宋末元初的程綮，元代的杨叔谦，明代的邝璠、宋宗鲁、仇英。清代则以御制《耕织图》为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不同朝代均有《耕织图》问世，而绘制人包括焦秉贞、冷枚、陈枚、何太青、曾逢吉、郝子雅、吴嘉尤等。每个时期的《蚕织图》在表现上也略呈不同，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特点，同时也体现出了不同作者的个人风格。如杨叔谦的《农桑图》就与楼瑞版的《蚕织图》在构图和色调方面有所不同;唐寅則是将《蚕织图》改变成山水画;仇英所绘的《蚕织图》浮华艳丽，与楼璹版的朴素务实相比各具特色。当中，除了宋代以外，当属清代是绘制《蚕织图》发展的鼎盛时期。康熙皇帝巡视江南时意外发现楼瑞的《蚕织图》，其画面精美，反映了社会生产生活的实际，康熙甚是欣赏，遂命宫廷画家焦秉贞以此为蓝图绘制《御制耕织图》，其中耕图23幅，织图23幅，共计46幅。自此，《蚕织图》的绘制在清代开始流行。清代中晚期，出现了《蚕织图》的衍生作品，《蚕织图》的画面被“移植”到其他载体上，或以其他形式呈现，如年画、瓷器、彩绣画、景区、彩廊、墨锭、屏风、外销画等^[4]。在此期间《蚕织图》也流传到了日本，结合日本的绘画风格和社会特点，产生了很多日本的临摹版本。
　　《蚕织图》的流行并广为传播是有其时代需求的。一方面，《蚕织图》反映百姓的日常，贴近生活实际，紧接地气，受到百姓欢迎。另一方面，由宋朝、清朝宫廷之中收藏《蚕织图》，以及两朝多次命宫廷画师临摹此图，可以看出《蚕织图》满足了统治者号召百姓勤劳务实、劝课农桑，体现皇室心怀百姓、兼济天下的治国之道。而且，由于统治者的喜爱又为《蚕织图》带来了良好的知名度，进而带动了《蚕织图》的广泛传播，更多的文人和画家创作或临摹此图，形成了冷枚版本、陈枚版本、乾隆袖珍版本，什邡版本等民间和宫廷的众多版本。
　　南宋《蚕织图》出现至今已有800余年，具有厚重的历史性。这种写实的艺术记录了古人在日常生产中的主要工序过程，充分反映了古人在生产生活中的聪明才智，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蚕丝技术的缘起和背景是不可多得的原始考证;同时，历代的《蚕织图》充分反映了普通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通过建筑的结构特点和服饰的装扮，能充分体现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民的风俗习性，而且《蚕织图》的画面精美，绘画内容生动形象，具备很高的艺术水准，这对于古代绘画形式的研究也是难得的素材。因此，这一兼备历史性和艺术性的古代艺术作品值得各方学者更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1]株桂英、刘锋彤：《宋<蚕织图>卷初探》，《农业考古》1984年第10期。
　　[2]朱秀颖：《南宋连环画<蚕织图>赏析》，《艺术教育》2016年第4期。
　　[3]赵丰：《<蚕织图>的版本及所见南宋蚕织技术》，《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4]向春香、李宜璟：《我国古代蚕织图的演进与流传探究》，《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