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发端
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清政府内部逐渐分化，以洋务派为首的提出了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主张，他们打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以求富求强。在洋务派的影响下，清政府在教育方面做出了一些改革。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陆续开办了一些学习“西文、西艺”的新学校。如：京师同文堂、上海广文言管、福建船政学堂等，这是我国兴办近代学校的开端。从以上可以看出，虽然我国的封建传统教育事业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我国学校教育却是近代新兴起来的，距今约有一百多年。而学校音乐教育的历史则更短，也正是由于其起步较晚，才使得我国的当前的学校音乐教育仍处于摸索阶段，弊端重重。
（一）清末时期的学校音乐教育。
音乐课在全国中小学正式设立是1909年。1902年8月，清政府颁布了由张百熙奏呈的《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其内容 几乎全盘模仿日本，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学制、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入学条件等作了规定，但并未将音乐课列入课程设置之中且并未实施。1904年1月，清政府又颁布了由张百熙、张之洞等联名奏呈的《奏定学堂章程》史称“葵卯学制”，虽提及音乐教育的有关问题，却因种种原由仍没有将音乐课列入正式的课程设置之中。此学制是经中国政府法令公布，正式实施的第一个近代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标志着中国几千前的封建传统教育的瓦解，以及新的由西方移植的近代学校制度的建立。也正是这突如其来的西方教育制度，才使得我国当前的学校教育，在几千年传统教育思想支配下消化新事物时显现出来的种种弊端，而又不得不摸索前行的被动局面。
（二）民国初年的学校音乐教育。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年1月9日成立中央教育部，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同年7月，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央临时教育会议，并通过了新的教育方针。蔡元培提出将美感教育列入学校教育宗旨这在我国教育史上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创举，它对后来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12年9月教育宗旨颁布后，教育部根据这个法令，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学校教育的章程，其中对音乐教育作了明确的规定。从此音乐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得以确立。
此时期的音乐课称之为“乐歌”课，其教学内容单一，教学设施、资料、师资力量等都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中小学音乐教育多以单声歌曲为主，“遇不得已时，手工、唱歌亦可暂缺”；师范院校教授声乐练习和音乐理论且课时少，多则每周2课时。单以这种课业内容和课时量来培养未来的音乐教育的师资力量，其后果可想而知，这也正是我国到了五六十年代开办短期培训班来培养师资的原因之一。
二、学堂乐歌的兴起与发展
（一）学堂乐歌起源简况。
随着新式学校的兴办音乐教育自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康有为在上书光绪帝时，主张“远法德国，近采日本”兴办学校，在建议开设的数门课程中，就有“歌乐”一科。梁启超在逃亡日本时创办刊物积极倡导改革，在音乐教育方面，对学校唱歌教育给予高度重视，并发表了不少有关音乐教育的评论，这些无疑都为当时学堂乐歌活动具有重大影响。学堂乐歌是中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先河，它主要是由中国留日学生发起和推广的。20世纪初，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东渡到日本学习新知识。他们看到日本学校唱歌教育对于完善学生的人格、增强民族凝聚力、改良社会风气所起的作用，他们中的一些立志从事音乐教育的人便开始学习、考察日本的学校唱歌教育，学习写作新乐，这些人回国后对学堂乐歌的活动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成为我国新式学校教育的先驱，主要代表人物有曾志忞、沈心工、李叔同、萧友梅、刘质平、辛汉等。
（二）学堂乐歌的特点及所存在的问题。
学堂乐歌是直接效仿日本学校歌曲而发展起来的，由于日本受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影响，且在发展过程中又与我国语言文化、社会进步要求、人们审美趣味相结合，形成了有别于传统音乐的一种新音乐体裁。
1.关于歌词。
由于学堂乐歌产生于“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这样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和救亡爱国运动并存时期。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它的作品必然反映时代要求，人民的需要，反映爱国精神、民主精神及反帝反封的革命精神，且主要体现在歌词之中。如：《中国男儿》《何日醒》《出军歌》《缠足哭》等。这些作品歌颂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揭露封建王朝腐朽，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思想。另有少数对少年儿童进行教育、培养其审美情绪的优秀作品，如：《勉学》《送别》《运动会》等。
音乐的本质是审美，是培养人认识美、感受美和创造美的艺术。由于学堂乐歌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产生，一部分有志之士为了达到振奋人心和救国图强的政治目的，使学堂乐歌成为了一种附庸于歌词的教化工具。可以想象，那种口号式语言或多或少都会影响音乐美的本质。此外，学堂乐歌是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之滥觞，就像一个幼儿时期的孩子一样，此时期音乐教育实施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整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成长。而恰是这么一个关键时期，教化性歌词为主的单声歌曲占据了整个音乐教育的课堂，造成今天大部分人们喜欢听单声歌曲，且依赖于歌词的含义，不注重其旋律线条，和声配置等。这也正是当今学生审美趣味低下，喜欢流行乐而遗落民族音乐的重要原因之一。
2.关于曲调。
（1）选曲填词。
选曲填词是学堂乐歌最主要的创作方式，由于学堂乐歌主要由留日学生发起，因此其大多曲调采用日本学校唱歌集的旋律，其中有日本的歌曲也有欧美的歌曲。这些歌曲中既有刚健有力、充满朝气、振奋民心适应时代要求的进行曲风格的军歌，又有旋律婉转、优美、浪漫清新的抒情歌曲，很受当时青年学生的喜爱，一时间改编歌曲活动大肆兴起。就在学堂乐歌活动发展过程中问题接踵而来，由于当时我国仅有曾志忞、沈心工、李叔同等少数人能够较好地运用创作技法进行选曲填词外，大多数乐歌编写者不熟悉西方歌曲的创作方法，因此存在着填词不当、词曲不配的弊病。这种现象在当时就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如李荣寿指出：“……乐歌书籍多是剪头去尾，非驴非马的四不像子。西洋名家乐曲填以不通乐理之文字，东洋鄙劣的乐曲，填以我国名家诗句……”其实，当时的乐歌活动者已经发现问题并提出一些很好的改良建议，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乐歌创作中的这些弊端在当时来说是难以避免的。
（2）传统音乐改编。
另有少数学堂乐歌是采用中国传统曲调或民歌曲调来填词的，如李叔同的《祖国歌》曲调来自民间乐曲《老六板》；沈心工的《缠足苦》、《采茶歌》其旋律分别来自小调《孟姜女》和民歌《凤阳调》等。这类歌曲对我国民间音乐的传承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由于中国传统曲调不适合表现昂扬亢奋的情绪，因此改编的甚少。从此人们开始遗忘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民族音乐，这也正是当下人们对民族音乐认识不足和偏差的根源。
（3）创作曲调。
国人自己创作的乐歌数量很少，主要有杨度作词、沈心工作曲的《黄河》；沈心工作词、朱云生作曲的《美哉中华》；沈心工词曲的《革命心先革人心》《采莲曲》；李叔同词曲的《春游》《早秋》《留别》等。暂不谈这些作品其他方面，单就创作歌曲本身来说，对我国音乐教育事业具有深远的意义。但这深远意义的背后，又要承担多少负面影响？“西方音乐一元论”从此深入人心；西方的记谱法、乐理、和声、曲式分析、配器法、音乐史传入无所厚非，关键是它的传入不是为我们所吸收、所融合、所本土化，而是同化了我们民族的音乐，把“西方音乐一元论”植入人心，忽略了我们的民族音乐，淹没了多元文化视角。时隔百年，我们认识到民族音乐的重要性，想尽一切办法来呼吁人们重新审视民族音乐，但收效却甚微。
（4）学堂乐歌的评价。
历史给了学堂乐歌以高度的评价，但如今看来，学堂乐歌并没有那么完美，因此有些人试图翻案，把音乐教育的不足归结于学堂乐歌，这样也未免有些过于苛刻。任何新事物的产生都是一个矛盾体，“学堂乐歌”也不例外，它也像一面双刃剑，在顺应历史的潮流之际它充当着一个英雄的角色，先他人一步拯救了当时的音乐教育，但同时它也对后来的学校音乐教育埋下弊端。但不论怎样，我们评价任何事物都要以一个客观的眼光去对待，尽管它有许多不到之处，但它对当时起到的作用是具大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编辑王影）
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清政府内部逐渐分化，以洋务派为首的提出了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主张，他们打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以求富求强。在洋务派的影响下，清政府在教育方面做出了一些改革。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陆续开办了一些学习“西文、西艺”的新学校。如：京师同文堂、上海广文言管、福建船政学堂等，这是我国兴办近代学校的开端。从以上可以看出，虽然我国的封建传统教育事业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我国学校教育却是近代新兴起来的，距今约有一百多年。而学校音乐教育的历史则更短，也正是由于其起步较晚，才使得我国的当前的学校音乐教育仍处于摸索阶段，弊端重重。
（一）清末时期的学校音乐教育。
音乐课在全国中小学正式设立是1909年。1902年8月，清政府颁布了由张百熙奏呈的《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其内容 几乎全盘模仿日本，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学制、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入学条件等作了规定，但并未将音乐课列入课程设置之中且并未实施。1904年1月，清政府又颁布了由张百熙、张之洞等联名奏呈的《奏定学堂章程》史称“葵卯学制”，虽提及音乐教育的有关问题，却因种种原由仍没有将音乐课列入正式的课程设置之中。此学制是经中国政府法令公布，正式实施的第一个近代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标志着中国几千前的封建传统教育的瓦解，以及新的由西方移植的近代学校制度的建立。也正是这突如其来的西方教育制度，才使得我国当前的学校教育，在几千年传统教育思想支配下消化新事物时显现出来的种种弊端，而又不得不摸索前行的被动局面。
（二）民国初年的学校音乐教育。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年1月9日成立中央教育部，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同年7月，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央临时教育会议，并通过了新的教育方针。蔡元培提出将美感教育列入学校教育宗旨这在我国教育史上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创举，它对后来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12年9月教育宗旨颁布后，教育部根据这个法令，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学校教育的章程，其中对音乐教育作了明确的规定。从此音乐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得以确立。
此时期的音乐课称之为“乐歌”课，其教学内容单一，教学设施、资料、师资力量等都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中小学音乐教育多以单声歌曲为主，“遇不得已时，手工、唱歌亦可暂缺”；师范院校教授声乐练习和音乐理论且课时少，多则每周2课时。单以这种课业内容和课时量来培养未来的音乐教育的师资力量，其后果可想而知，这也正是我国到了五六十年代开办短期培训班来培养师资的原因之一。
二、学堂乐歌的兴起与发展
（一）学堂乐歌起源简况。
随着新式学校的兴办音乐教育自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康有为在上书光绪帝时，主张“远法德国，近采日本”兴办学校，在建议开设的数门课程中，就有“歌乐”一科。梁启超在逃亡日本时创办刊物积极倡导改革，在音乐教育方面，对学校唱歌教育给予高度重视，并发表了不少有关音乐教育的评论，这些无疑都为当时学堂乐歌活动具有重大影响。学堂乐歌是中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先河，它主要是由中国留日学生发起和推广的。20世纪初，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东渡到日本学习新知识。他们看到日本学校唱歌教育对于完善学生的人格、增强民族凝聚力、改良社会风气所起的作用，他们中的一些立志从事音乐教育的人便开始学习、考察日本的学校唱歌教育，学习写作新乐，这些人回国后对学堂乐歌的活动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成为我国新式学校教育的先驱，主要代表人物有曾志忞、沈心工、李叔同、萧友梅、刘质平、辛汉等。
（二）学堂乐歌的特点及所存在的问题。
学堂乐歌是直接效仿日本学校歌曲而发展起来的，由于日本受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影响，且在发展过程中又与我国语言文化、社会进步要求、人们审美趣味相结合，形成了有别于传统音乐的一种新音乐体裁。
1.关于歌词。
由于学堂乐歌产生于“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这样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和救亡爱国运动并存时期。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它的作品必然反映时代要求，人民的需要，反映爱国精神、民主精神及反帝反封的革命精神，且主要体现在歌词之中。如：《中国男儿》《何日醒》《出军歌》《缠足哭》等。这些作品歌颂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揭露封建王朝腐朽，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思想。另有少数对少年儿童进行教育、培养其审美情绪的优秀作品，如：《勉学》《送别》《运动会》等。
音乐的本质是审美，是培养人认识美、感受美和创造美的艺术。由于学堂乐歌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产生，一部分有志之士为了达到振奋人心和救国图强的政治目的，使学堂乐歌成为了一种附庸于歌词的教化工具。可以想象，那种口号式语言或多或少都会影响音乐美的本质。此外，学堂乐歌是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之滥觞，就像一个幼儿时期的孩子一样，此时期音乐教育实施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整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成长。而恰是这么一个关键时期，教化性歌词为主的单声歌曲占据了整个音乐教育的课堂，造成今天大部分人们喜欢听单声歌曲，且依赖于歌词的含义，不注重其旋律线条，和声配置等。这也正是当今学生审美趣味低下，喜欢流行乐而遗落民族音乐的重要原因之一。
2.关于曲调。
（1）选曲填词。
选曲填词是学堂乐歌最主要的创作方式，由于学堂乐歌主要由留日学生发起，因此其大多曲调采用日本学校唱歌集的旋律，其中有日本的歌曲也有欧美的歌曲。这些歌曲中既有刚健有力、充满朝气、振奋民心适应时代要求的进行曲风格的军歌，又有旋律婉转、优美、浪漫清新的抒情歌曲，很受当时青年学生的喜爱，一时间改编歌曲活动大肆兴起。就在学堂乐歌活动发展过程中问题接踵而来，由于当时我国仅有曾志忞、沈心工、李叔同等少数人能够较好地运用创作技法进行选曲填词外，大多数乐歌编写者不熟悉西方歌曲的创作方法，因此存在着填词不当、词曲不配的弊病。这种现象在当时就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如李荣寿指出：“……乐歌书籍多是剪头去尾，非驴非马的四不像子。西洋名家乐曲填以不通乐理之文字，东洋鄙劣的乐曲，填以我国名家诗句……”其实，当时的乐歌活动者已经发现问题并提出一些很好的改良建议，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乐歌创作中的这些弊端在当时来说是难以避免的。
（2）传统音乐改编。
另有少数学堂乐歌是采用中国传统曲调或民歌曲调来填词的，如李叔同的《祖国歌》曲调来自民间乐曲《老六板》；沈心工的《缠足苦》、《采茶歌》其旋律分别来自小调《孟姜女》和民歌《凤阳调》等。这类歌曲对我国民间音乐的传承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由于中国传统曲调不适合表现昂扬亢奋的情绪，因此改编的甚少。从此人们开始遗忘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民族音乐，这也正是当下人们对民族音乐认识不足和偏差的根源。
（3）创作曲调。
国人自己创作的乐歌数量很少，主要有杨度作词、沈心工作曲的《黄河》；沈心工作词、朱云生作曲的《美哉中华》；沈心工词曲的《革命心先革人心》《采莲曲》；李叔同词曲的《春游》《早秋》《留别》等。暂不谈这些作品其他方面，单就创作歌曲本身来说，对我国音乐教育事业具有深远的意义。但这深远意义的背后，又要承担多少负面影响？“西方音乐一元论”从此深入人心；西方的记谱法、乐理、和声、曲式分析、配器法、音乐史传入无所厚非，关键是它的传入不是为我们所吸收、所融合、所本土化，而是同化了我们民族的音乐，把“西方音乐一元论”植入人心，忽略了我们的民族音乐，淹没了多元文化视角。时隔百年，我们认识到民族音乐的重要性，想尽一切办法来呼吁人们重新审视民族音乐，但收效却甚微。
（4）学堂乐歌的评价。
历史给了学堂乐歌以高度的评价，但如今看来，学堂乐歌并没有那么完美，因此有些人试图翻案，把音乐教育的不足归结于学堂乐歌，这样也未免有些过于苛刻。任何新事物的产生都是一个矛盾体，“学堂乐歌”也不例外，它也像一面双刃剑，在顺应历史的潮流之际它充当着一个英雄的角色，先他人一步拯救了当时的音乐教育，但同时它也对后来的学校音乐教育埋下弊端。但不论怎样，我们评价任何事物都要以一个客观的眼光去对待，尽管它有许多不到之处，但它对当时起到的作用是具大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编辑王影）